馬伯庸：從一份民國逮捕令說說青霉素的歷史

最近我接觸到一份民國資料，很值得聊上一聊。

它只是一頁薄薄的信箋，不涉任何名人，亦無關任何重大事件，史料價值極為有限。但在其中，卻深藏著一個頗為有趣的細節。

這是一份 1938 年日據上海時期，上海憲兵司令部簽發的一份逮捕令。（圖一）

逮捕令用日文寫成，附有一男一女兩張照片。大概意思是：男子叫許明傑，46 歲，是許氏牙科診所的所長；女子叫夏菁，44 歲，沒有工作。他們被逮捕的罪名，是給中國軍隊提供盤尼西林。他們在白克路 21 弄 5 號的住所，也遭到了搜查。落款時間是 38 年 11 月。

這個白克路，就是現在的鳳陽路，路名是為了紀念租界工部局董事艾伯特白克。21 弄的位置，大概位於今天第二軍醫大學長徵醫院隔壁。

其時已經是全面抗戰的第二年，廣州、武漢剛剛失守，雙方進入戰略相持階段。而上海華界已經淪陷兩年，只有法租界和半個公共租界尚在。從這份資料來看，似乎講的是一對愛國人士的悲劇。

讓我們暫停兩分鐘，大家可以再看看這份文件，仔細想想，有甚麼問題沒有？

其實還真是不少。

比如這個抬頭，「だいにほんていこくりくぐん」 就是大日本帝國陸軍」，「けんぺい」 是憲兵，最後還接了一個漢字的 「部」。把部隊名稱的漢字寫成假名，就顯得很不正規。

而落款更奇怪了。姑且不論 「上海憲兵部」 的用法是否正確，最起碼紀年應該用 「昭和十三年」，即使用公歷，也該寫成 1938 年，而不是 「38 年」 這麼一個不倫不類的寫法。

還有甚麼 「牙」、「隊」 等中文漢字摻雜其中，就不提了。

當然，這些都不是致命錯誤。畢竟這是一份普通的逮捕狀，經手人一時犯懶少寫幾個字，也不是沒有可能。我不懂日文，也沒研究過二戰日軍文書格式，姑且不在這揪錯。

真正的致命破綻，存在於正文裡。

許明傑夫婦被逮捕的罪名，是給中國軍隊提供盤尼西林。盤尼西林即青霉素，在當時是極為貴重的抗生素藥物，但它到底有多珍貴呢？

這裡有一個熱知識裡的冷知識。

英國人弗萊明在 1928 年因為一次實驗室的失誤，偶然發現了青霉菌對葡萄球菌的殺菌作用，這個故事大家耳熟能詳。我小時候一直覺得，這麼偉大的發現，接下來應該是震撼了整個世界，拯救了無數病人吧？

事實上，在接下來的十年裡，弗萊明一直沒有辦法解決青霉素的提純和量產問題，很快放棄了。醫藥界在經過初期的興奮之後，很快把註意力轉向另外一種殺菌神器 —— 磺胺。

1932 年，德國科學家從一種叫 「百浪多息」 的紅色染料裡分離出氨苯磺胺，它對於侵入人體之內的細菌有奇效。雖然磺胺不及青霉素殺傷力大，但架不住量產技術成熟，迅速成為時代寵兒，青霉素則被扔在角落裡發霉，字面意義上的……

直到 1938 年，牛津大學的 Howard Florey 和 Ernst Chain 才想起來這個被遺忘的小可憐，重新撿起來進行研究，並在 1940 年 5 月才成功制成了第一種提純青霉素 —— 盤尼西林 F；1941 年，他們的論文《對青霉素的進一步觀察》 發表在醫學期刊《柳葉刀》上，才重新引起了學界的關註。

那時候歐洲已經快被打爛了，量產的研發任務便交給了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數個大制藥公司聯手足足忙活了兩年，終於在 1943 年實現了青霉素的量產，1944 年達到了工業級的產量，開始源源不斷地供應歐洲戰場。這也就是為甚麼，弗萊明 1928 年發現青霉素，要等到 1945 年，才與錢恩共享了諾貝爾獎。

至於日本人，他們對於盤尼西林的興趣始於 1942 年。當時德國潛艇會定期給日本運送一批歐洲醫學期刊，日本軍方讀到 Florey 和 Ernst Chain 的論文之後，意識到這是個好玩意兒，但一直沒怎麼上心。

到了 1944 年 1 月，日本人突然聽到個消息。英國首相丘吉爾罹患肺炎，被一種叫盤尼西林的特效藥治好了。他們才開始認真起來。1944 年 2 月，軍方召集了一批專家，成了盤尼西林研發小組，而且野心很大，要求 1944 年 8 月前要實現量產，為此撥款 19 億日元 —— 同期美國的撥款數字折算下來，是 635 億日元。

這個大躍進計劃雖然極不靠譜，但日本人特有的軸勁兒多少起到了一點作用，居然奇跡般地在 1944 年 12 月和 1945 年 1 月兩次在實驗室成功生產出了盤尼西林。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據我查到的一份病歷顯示，東條英機自殺未遂之後，胸部受傷嚴重，醫生給出的治療方案，是每三個小時註射兩萬單位的盤尼西林 —— 不用問，這自然是米英鬼畜的產品，而不是身土不二的國貨。東條英機在人生的最後時刻，就這麼髒了。

日本真正實現青霉素量產，要等到北韓戰爭爆發。當時美國為了減少後勤壓力，才在日本本土開始扶持抗生素產業。

所以在 1943 年之前，普通人能接觸到的最好的殺菌藥物，只可能是磺胺。倘若許明傑、夏菁這對上海牙醫夫妻能在 1938 年為中國軍隊提供盤尼西林，日本人絕不會只是發出一張簡陋的逮捕令了事，應該派航空母艦把他們接回本土，然後嚴加拷問：「你們是從哪兒穿越來的？」

這一份資料，毫無疑問是偽造的。

我試圖去搜尋這對夫妻的蛛絲馬跡，並沒有任何結果。小人物想在大時代留下一點印記，實在是太難了。只能推測造假時間大概是建國前後。那時候盤尼西林已經在中國深入人心，造假者不諳藥品研發的歷史，大筆一揮，留下破綻。至於他們制造這份假逮捕令的動機，更是無從揣測，也許是為了急於洗清自己身上的歷史污點，也許是為了爭取某種榮譽或獎勵，那將是另外一個故事。

查完這一圈之後，我忽然產生了另外一個興趣。

1938 年的盤尼西林是假的，那麼中國人甚麼時候開始見到盤尼西林的？

帶著疑問，我又去找了一番。盤尼西林進入中國人的視野，最早只能追溯到 1941 年一本科學雜志上的兩篇科普級文章。後來隨著西方研究成果的深入，這邊的介紹也日漸多起來。Penicillin 的譯名五花八門，有盤尼西林、配尼西林、本尼西林、班尼西林、潘尼西林，潘納西林、貝尼西林等等…… 反正吧，這位住在西林的尼姑一點沒閑著，不是被盤，就是被配。當然，我最喜歡的譯名，叫做 「片彌西靈」，西靈，西方來的靈丹妙藥，還挺符合它的性質。

拋開公眾認知不提，中國的醫藥學界對盤尼西林的關註並不晚。Florey 和 Chain 那一篇在《柳葉刀》上的論文才發表不久，便被中央防疫處的技術人員關註到了。

在戰爭期間，中央防疫處被疏散到了昆明，無論人員、設備與資金都極其缺乏。幸運的是，亂世從來不缺國士。當時主持防疫處工作的處長叫湯飛凡，湘雅畢業、哈佛進修，英倫深造，履歷金光閃閃，是中國第一代醫學微生物專家，極具才華與眼光 —— 順帶一說，他岳父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王何鍵。

當時中國尚可以通過滇緬公路與盟軍聯繫，除了物資之外，各種學術成果也可以交流。在 41 年的一次工作會議上，一個叫魏曦的工作人員把 Florey 和 Chain 的論文拿出來做報告，湯飛凡立刻意識到，這對於中國來說意義重大，遂決心著手進行研發。

前面講了，美國幾大藥企拼盡全力，尚且花了數年時間才實現量產；日本調動各路精英，一年時間也只勉強在實驗室裡做出成品。憑著湯飛凡手下這二十幾號人，困守在昆明城外一處簡陋的實驗室內，手裡只有十幾個試管、燒杯和一臺時好時壞的鍋爐，想要研發出青霉素，簡直是天方夜譚。

湯飛凡和其他科學家研發青霉素的過程，極為艱辛。他們一方面要千方百計獲得國外的技術資料，以確定研制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絞盡腦汁地用各種土辦法，來解決設備匱乏的窘境。比如制備青霉素的最後一步，需要用到凍幹機來做幹燥處理。昆明沒有這種設備，當時一個叫黃有民的技師在庫房裡翻出一臺真空泵，以它為核心，居然赤手空拳設計出了一臺幹燥機。所有部件全部手繪圖紙，交給昆明電廠機械廠來制造，黃有民再自己組裝。缺少硫酸鈣，就用石膏粉代替；缺少真空表，就用水銀氣壓表代替，再靠人工換算。

這個研發過程之艱苦，是可以單獨寫一篇文章來介紹的。這裡不多贅述，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徐丁丁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央防疫處的青霉素試制工作》，或者直接去看湯飛凡的回憶錄《吾國自制青霉素的回顧與前瞻》。

總之，在克服了重重艱苦之後，湯飛凡的團隊奇跡般地在 1944 年 9 月 5 日，生產出了中國第一批青霉素粗制品，只比日本晚九個月。當時一共生產了五瓶，分別送到重慶、英國牛津和美國威斯康辛進行檢驗，結論是每毫克含青霉素 177 牛津單位，越過了合格線。

與此同時，湯飛凡在昆明惠滇醫院和昆華醫院開展了臨牀試驗，效果十分驚人，在骨髓炎、積膿癥、新生兒眼炎、子宮內膜炎、背部癰疽、 蜂窩質炎和創傷感染 方面表現都頗為優異。

順帶一提，湯飛凡有一個學生叫張昌紹，他在 43 年 10 月的《中華醫學雜志》上介紹了國外的盤尼西林的研究進度，把它第一次稱之為 「青霉菌素」。後來這個詞演變成了 「青霉素」，被大部分學者接受，遂成定名。

湯飛凡團隊取得成功之後，士氣大振，再接再厲，到 45 年春天的時候，他們出產的青霉素已達到了每毫克 418 牛津單位，然後又提升到了 750 牛津單位。可惜的是，受制於物質條件，中央防疫處的產量十分有限。除了供應前線之外，他們不得不拿出一部分青霉素在市場上售賣，每五萬單位作價兩萬元，所得營收沒有給研究人員發工資，而是用於購買各種實驗設備。

國產青霉素研發過程，在抗戰勝利後也沒停止。到了 1947 年 4 月，重返北平天壇的湯飛凡團隊在報紙上刊出了一則廣告，宣布國產盤尼西林正式定名為青霉素，每毫克含十萬牛津單位，與美國產品效果相當，至此中國實現了自研青霉素，為建國後的青霉素工業發展完成了至關重要的前置技術。

以當時的惡劣環境，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飛凡之名，實至名歸。

最後說一個和盤尼西林有關的小八卦。

1946 年的大阪，出現了一個叫王芝客的中國人，他自稱是國民政府的將軍、蔣委員長的親切好友。他找到當地商人神祕兮兮地說，他從盟軍總部那裡拿到了一批日本陸軍、海軍在戰敗前藏匿的貨物，其中包括了一大批戰爭末期生產的青霉素。這些貨物應該賠償給中國政府，但運回去得不償失，蔣委員長要求他在日本當地把物資賣掉。

這些大阪商人哪裡了解青霉素的研發歷史，只知道這東西是特效藥，很值錢，如果能拿到這批藏匿物資的銷售權，利潤絕對不低。王芝客收了他們兩千多萬日元的預付款，允諾給他們優先銷售權，然後就…… 消失了。商人們等了很久都沒等到貨物，找到中華民國駐大阪辦事處詢問，才發現上當了。

好在警察十分機敏，很快將此人調查歸案。發現王芝客根本不是中國人，而是地地道道的東京人，叫大塚博國，和川島芳子還有點親戚關系。這家夥天生是個詐騙犯，戰前就曾經訓練日本兒童冒充中國人，專門去騙大阪商人。這次落網之後，警察在他家裡尋找贓物，結果搜出了價值七十萬日元的青霉素。

所以大家以後看抗戰題材的電視劇，千萬記住了，但凡有從鬼子手裡搶青霉素的橋段，編劇八成都是這位大塚博國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