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幫嚮當當的「蜀二代」，一個能打的都沒有

作者：任譽任健

與家教無關、與基因無關、與個人稟賦無關……

蜀漢遠不是只有先主劉備之子資質過於平庸的問題，而是整個蜀漢高層的所有二代人物都不超群。

重複一遍，蜀漢所有頂級政治人物 —— 從劉備、諸葛亮到關羽、張飛、龐統、蔣琬、費禕等，他們的兒子們都不怎麼出眾――諸葛亮之子諸葛瞻、關羽之子關幸、張飛之子張紹、龐統之子龐宏、蔣琬之子蔣斌、費禕之子費承…… 所有這些蜀漢二代人物都遠遠談不上優秀，有的甚至表現得非常拙劣；

反過來再看曹魏，也決不是只有曹操的幾個兒子出類拔萃。實際情形是曹魏陣營裡的很多重臣之子都很超群，都有超凡脫俗的神奇表現――除了曹操的兒子之外，典型的還有司馬懿之子司馬師、司馬昭以及司馬昭之子司馬炎，鐘繇之子鐘會，夏侯淵之子夏侯霸、女婿羊祜，賈逵之子賈充等 —— 賈充在历史上名聲不佳，但他在魏末晉初的北方中樞也是神一般的存在。其女賈南風更是改寫历史進程的天後級人物，一手把民族帶入近乎滅種的深淵。

一樣一樣說 ——

嚴格說起來，在蜀漢二代人物中，表現最失敗的還不能算是劉備之子劉禪 —— 他在諸葛亮去世後獨立主政 30 年，期間曾經出現過 「邊境無虞，邦家和一」 的政治局面，史料所呈現出的蜀漢後主並不像演義小說或者很多後人評價的那樣不堪，這個話題爭議太大，暫不表。

蜀漢二代人物中表現最失敗的應該是諸葛亮之子諸葛瞻。諸葛亮不僅是三國時期表現最全面、人格最完美的人物，也堪稱中國史上形象最接近於完美的忠臣賢相。諸葛亮晚年得子 ——４６歲時生下兒子諸葛瞻，且對他寄予非常殷切的期望。千百年來，諸葛亮教誨兒子的一篇《誡子書》感動了無數後來人，「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已經成為東方文化裡最經典的人文品質。按說得到父親真傳的諸葛瞻應該是非常優秀的，至少不應該過於弱智。而历史上的真實情形是，在敵軍犯境、政權面臨重大軍事危情之際，作為蜀漢衞將軍、平尚書事（宰相級人物）的諸葛瞻既沒有領兵作戰經驗，又缺乏最基本的軍事常識，在最關鍵時刻犯下極其低級的軍事錯誤 —— 當時敵方鄧艾軍團成功偷渡陰平，諸葛瞻奉命前去截擊，由他率領的蜀軍本該占據各處險關要塞、阻敵於險關之外 —— 所謂 「錯守諸圍」，這是蜀漢沿襲數十年的軍事防禦戰略，軍中大將也都這麼建議，諸葛瞻卻不顧勸諫，自作主張地把主力屯駐在無險可守的涪縣，拱手把險關讓給敵軍，眼睜睜看著鄧艾軍隊進入平原腹地 —— 諸葛瞻如果略有一些軍事經驗和作戰常識，蜀漢集團當時並不是完全沒有任何翻盤機會。

諸葛瞻及其子諸葛尚在最後一場衞國戰爭中奮戰至死，其忠君報國的精神氣概非常感人，但若簡單分析當時的戰爭形勢，不得不說是由於他諸葛瞻在關鍵時刻犯下了極其低級的決策失誤，致使蜀漢錯失最後一次翻盤機會，從而一手造成政權最終的覆滅。

蜀漢集團另一位大佬級人物張飛，其子張紹後期擔任侍中，在後主投降過程中扮演著帶路黨的角色。當時鄧艾軍團尚在雒城，並未兵臨成都城下，後主聽從譙周建議決定投降。此時正是這個張紹代表後主從成都趕赴雒城，向魏將鄧艾遞交降書，然後在前面引路，把魏軍領進都城。鄧艾到達成都時，後主劉禪用繩索把自己五花大綁並帶著棺材前來相迎。投降書裡還有一段話尤其厚顏無恥：「每惟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於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遣緒，俯仰累紀，未率大教。」 翻譯成現在的話說，早在我剛當皇帝的時候，你們大魏帝國就祕密派人來勸我投降，但由於當時諸葛亮昏暗無德，再加上我本人糊塗，所以沒有投降成功……

蜀漢集團的二代人物都不超群，而曹魏方面很多 「官二代」 則普遍是叱吒風雲的神級人物。兩大集團之間對比如此懸殊，後人便不能把原因簡單歸結於劉備或者曹操等人的家教方式，或者單純歸於某個二代人物的個人才智、稟賦，而只能從魏、蜀兩方的政權稟賦和團隊文化上予以檢討。

蜀漢的 「官二代」 都不優秀，未必是這些二代人物在其家教及個人才智、先天稟賦上有甚麼重大問題。

同理，曹魏方面有很多二代人物出類拔萃，也不能說是因為他們的家教優越，或者因為其個人具有超異的先天稟賦。造成這種差異的最核心的原因在於，蜀漢與曹魏的政權稟賦和團隊文化完全不同 ——

历史上的蜀漢政權有一個極其鮮明的文化特質，就是從其政權草創、勃發、鼎盛一直到期中守成和最終覆滅，在這個全過程中，蜀漢團隊的政權執行始終講究的是五湖四海、朝廷始終倚重於天下志士。因而在整體上始終能夠做到君臣互信、上下一心。其實際情況，是蜀漢君主對於諸臣僚始終能夠給予最充分的信任，而朝堂重臣對於君主則始終保持絕對忠誠。在這麼一種局面之下，從諸葛亮、蔣琬、費禕、薑維，這四任最高輔政者雖無不 「權傾一國」，卻無一例外地都沒有培植自己的家族勢力，更沒有讓其近親遠戚布滿朝堂。

諸葛亮的弟弟諸葛均只是一名普通官員 —— 長水校尉，諸葛亮因為晚年得子，在其嫡子諸葛瞻出生之前，他把東吳諸葛瑾之子諸葛喬過繼給自己，但是這個諸葛喬來到蜀漢後也只是一個帶兵五六百人的基層將領――諸葛瞻後來官至衞將軍、平尚書事，這是諸葛亮去世多年後的事情；諸葛亮的繼承者蔣琬、費禕也都能像諸葛亮那樣從不扶持任何私人勢力，蔣琬的兒子蔣斌到蜀漢亡國時也只是個中級將領，在最後一場衞國戰爭中鎮守漢城、戰鬥到最後一刻；費禕的費承只是在宮廷裡擔任一般性職務 —— 黃門侍郎。

至此，蜀漢政權的二代人物普遍都不優秀，問題的原因便有了相對清晰的解釋：蜀漢君臣恪守家國一體、五湖四海，從來不依靠 「自家人」 包打天下。因此在客觀上說，蜀漢自草創至、建國乃至最終的覆滅，二代人物始終缺乏有效鍛練機會 —— 這與曹魏方面的事情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

曹魏政權（包括後來代魏的晉政權），始終存在一個重大而根本無法克服的致命隱患，就是團隊內部始終缺乏忠誠和信任 —— 其問題的實質，是從曹操父子到司馬懿父子，他們在骨子裡根本不信任因而也從來不倚重於外姓人，由於團隊內部缺乏信任和忠誠，主政者只能依靠自家人包打天下。魏、晉兩朝在短暫鼎盛之後迅速敗落，問題其實都是出在這裡。

先從 「五子良將」 說起。張遼、徐晃、張合、於禁等曹魏名將給後人留下的印象，是這些人都是非常牛的 —— 他們在軍事、謀略上確實個個都是神級人物，但是認真翻看史料才明白，像張遼、徐晃這種超一流的名將，他們在曹魏政權中的軍事權力和實際地位其實都非常有限，雖然也得到了曹操的賞識，但曹操從來沒有把統軍之權交到他們手裡 —— 統軍大權始終掌握在曹家人或夏侯氏等自家人手裡。

曹操時代還要好一些，各種宗室人物普遍能夠得到重用，由曹仁、曹洪、夏侯敦、夏侯淵、曹真等組成的核心團隊實力非常整壯。但是到了曹丕繼位後，其團隊內部的信任狀況進一步惡化，天子對其自家兄弟也都不信任，只能倚重於宗室前輩而對於自家兄弟則予以嚴加防範，曹彰、曹植等親王級人物則近乎被軟禁。這種局面導致曹休、曹真等宗室重臣凋落之後，曹魏中樞根本無人可用，實在沒有辦法才把統軍大權交給司馬懿，又因宗室人物力量微弱，曹家皇帝沒有任何實力制肘權臣，權力因此很快落入司馬懿父子手裡。

到了司馬炎代漢立晉之後，司馬氏政權借鑒曹魏覆滅的教訓而大封諸王，所有重權全部集中到司馬氏氏自家人手裡。他們認為這樣搞下去，以諸王的強大實力拱衞中樞，皇帝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卻沒有意識到由此遺留的問題更加嚴峻 —— 司馬炎去世不久，天下便再次發生大規糢、高烈度的持續震蕩，司馬氏家族內部殺得天渾地暗。

至此，曹晉政權的二代人物普遍出類拔萃，問題也便有了很明確的答案：因為曹魏政權的團隊內部始終缺失信任和忠誠，當政者只能依靠 「自家人」 包打天下。無論是曹家的還是司馬家的二代人物，從曹丕、曹睿到司馬師、司馬昭、司馬炎等，表現確實都很卓越超群。

但是對比蜀漢，魏晉政權的這種團隊文化在客觀上存在著極大的風險和問題在於，政權內部既缺失信任和忠誠，則大行其道的便只有強權與陰謀。因此，政治人物一旦取得強勢地位，就必須要大肆殺戮、殘酷清洗，然後就只能獨斷專行、專橫跋扈，稍有不慎便被其對立勢力所清洗、殺戮。

翻閱魏、晉史料，動轍就是 「夷三族」，一殺就是一大片： 「曹操殺董承等，夷三族」；司馬懿誅曹爽黨羽，皆夷三族；王淩謀反案諸相連者悉夷三族；令狐愚被開棺戮屍，夷三族；諸葛誕兵敗被夷三族。史書記載當時滅族最多的一次是在高平陵事變後，被點名滅族的多達 10 人：「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

「夷三族」 這三個字，寫在史書上看似平常無奇，細想起來極其陰森恐怖。「三族」，主流的說法是父親一族、母親一族、妻子一族。三國時期的政治人物大都出身豪族，婚配講究門當戶對，無論父族、母族還是妻族無不根系龐大、枝連葉附。所謂的 「夷三族」，就是對於 「三族」 系統，無論男女老少，統統殺光、原則上一個不留。這麼一殺往往就是幾百、上千甚至數千口，場面之血腥殘酷，令人不寒而栗。

反過來再看蜀漢團隊，諸葛亮治蜀素以嚴刑峻法著稱，但是蜀漢在對待政治犯方面，甚至是對於那些叛逃敵國的罪臣家屬都顯得極其寬容。麋竺的弟弟麋芳在關羽攻打襄樊後期舉城投降，導致關羽兵敗身亡，蜀漢痛失荊州。麋竺為此向劉備面縛請罪。劉備不僅沒有怪罪，反而予以極力勸慰。夷陵戰敗後，鎮北將軍黃權走投無路，帶兵投降曹軍。當時有消息說其家人全部遭到誅殺。黃權深知蜀漢方面的文化氛圍，堅定認為不可能。事實表明他的家屬在蜀漢生活得很好，其子黃崇後來官拜尚書郎，在最後一場衞國戰爭中跟隨諸葛瞻抗擊魏軍入侵，奮戰至死。

蜀漢政權這種特殊的團隊文化形成的基本局面，是立國四十餘年始終 「侍衞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期間從未形成過權臣當道、肆意妄為的政治黨羽，從未出現過局勢震蕩和大規糢的清算、追殺，更沒有出現過把天子當成傀儡、隨意廢立的不倫之事。

蜀漢政權這種特殊的團隊文化，也使很多重臣、名將即使因流落於敵方，而仍然對於故主保持高度忠誠。演義故事和中國的戲劇舞臺濃墨重寫關羽千裡走單騎之事。其實按照《三國志》及裴註記載，像關羽這樣 「人在曹營心在漢」 的蜀漢舊臣始終不斷，除了關羽，還有袁渙、黃權、廖化、張裔等。廖化在關羽荊州戰敗後被吳軍捕俘，但他思念故主劉備，裝死避開官兵監視而帶著母親向西一路狂奔，最終見到先主劉備；張裔在出任地方長官時被當地叛亂勢力抓獲並遣送至吳國。兩年後蜀、吳通好，張裔抓住機會晝夜兼程地一路西奔，待吳方追趕時他已經進入蜀地。

在這種高度純淨的忠君文化感染之下，蜀漢重臣手握重權而未有任何非分之心、僭妄之為，更不謀取任何個人私利。蜀漢因而是中國封建历史上最清廉的政權，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 「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無異凡人」，「薑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財資無餘」，鄧芝 「為大將軍二十餘年，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進入薑維時代，衞將軍諸葛瞻、大將張翼、胡濟、閻宇等都與薑維政見不和 —— 他們之間的政治分岐很大，但是蜀漢方面從未發生過、也沒有任何跡象預示要發生軍事政變或者政治清洗（政變、叛亂，在魏、晉乃至孫權身後的東吳幾乎是家常便飯）。從薑維、諸葛瞻到大將張翼、胡濟、閻宇等，即使在蜀漢末期，其最基本的政治局面始終是君臣、同僚之間和衷共濟、和而不同。大將張翼、廖化等雖不贊同薑維的軍事路線，但他們都能恪守軍事紀律，忠實服從於大將軍薑維的指揮、節制。到最後階段，諸葛瞻、董厥等朝中重臣認為薑維好戰無功，曾經上奏皇帝試圖削奪他的兵權。但是由於內部沒有派系、黨羽之爭，諸葛瞻等只是向朝廷建議由大將閻宇取代薑維的大將軍職位，而讓薑維擔任益州刺史。

千百年來，中國人始終熱忱擁戴蜀漢政權，就是因為蜀漢方面的這種政治稟賦和團隊文化高度契合中國人最傳統的政治審美。這種建立在信任與忠誠之上的團隊才具有可持續性，因而大家始終認為這樣的團隊才有正統王氣，具有重構天下秩序的文化特質和內在稟賦。

這種亂世之中極為特殊的團隊文化和政權稟賦，使蜀漢政權雖偏居一隅而在後世始終具有壓倒性的民意基礎。宋代便有記載：「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此後千年，無論史家如何斷代（因為西晉最終完成了統 —，魏晉因而常被主流史界認定為封建正統），中國老百姓始終把劉備和他創建的蜀漢政權奉為正統，以一貫之、堅定不渝。東方文化圈至今盛行一句話：「身在曹營心在漢。」 如果單純按照史料推敲，這句話漏洞百出、謬誤重重。因為公元 200 年關羽投降曹操、「身在曹營心在漢」 時，當時能夠代表大漢政權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漢帝劉協，另一個便是大漢司空、錄尚書事、假節鉞的曹操 —— 假節鉞就是持有天子所授節鉞，可以代表天子殺伐決斷；而當時的劉備，本來是奉命到徐州討伐袁術，結果在徐州殺了朝廷命官車胄（時為大漢車騎將軍、徐州刺史）然後盤據在那裡，不久又被曹操大軍擊潰，不得已投靠河北的袁紹。後來見袁紹大勢已去，只好再次輾轉流離、客居荊州。無論從哪個方面說，當時的劉備都不能被認為是 「漢」 的化身。「身在曹營心在漢」 這句話，準確地說應該是 「身在曹營人在漢，心在劉備」。

可是，這實在是最權威的史家都無法勘誤糾正的事情，因為在历代中國人的心目之中，三國時期正朔分立、皇帝層出不窮，只有蜀漢政權才是真正的天命正統，只有劉備父子才是真龍天子，孫權、曹丕他們統統都是假皇帝。

如果單憑文治武略，蜀漢即使在历次大分裂時代的割據榜上，也稱不上有甚麼大雄大奇。特異的是其以區區一州之地、幾次戰績平平且乏善可陳的北伐作戰，而能贏得後人無以複加的頌揚、感懷，乃至於有大批蜀漢人物（劉備、諸葛龐統、關張趙馬黃、魏延薑維等）在历代擁有粉絲無數，甚至連關興、張苞、廖化這樣二三線的人物也都婦孺皆知。幾位政權核心人物則極其罕見地同時在東方文化圈裡被尊聖、封神 ——

諸葛亮的一篇《出師表》，我們可以數一數文中包含有多少成語 —— 這個超級不容易，「成語」 不是由諸葛亮或者其他哪個學術權威指定的，而是經過無數人熟讀精研之後，大家說多用慣了的約定俗成；中國人遇到最吉祥喜慶的節日、盛事，老傳統是請戲就點《龍鳳呈祥》—— 其實劉備當年的這樁婚事一點都不美滿；關老爺的事情更無須多說――關爺在中國人心目中早已不是聖人了，而是神、絕對不可褻瀆冒犯的神靈，很多東方人每天都要敬、祭。一些劇種的關羽扮演者在裝束之前還要沐浴、齋戒，老戲班子還須在臉譜下方另畫一個符號，表明只是演員而並非關公本人，免得冒犯神靈。

中國戲劇的舞臺習慣，是主演出場後要先報家門（自我介紹）。諸葛亮在《失街亭》裡一出場先是道白：「憶昔當年居臥龍，萬裡乾坤掌握中。掃盡中原歸漢統，方顯男兒真英雄。」 然後朗聲自報：「山人，複姓諸葛，名亮，字孔明，道號臥龍，官拜武鄉侯之職。」

唯獨關羽與其他所有角色都不一樣。因為演員忌諱在舞臺上直呼關爺大名，其自報因而極其簡練。關公托刀上場，推髯亮相，道白只有五個字：「某，漢壽亭侯。」

中國历史上的強悍角色不在少數，除了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還有薑尚、老子、孔子、商鞅、韓信、王安石、張居正等 —— 三國當世的曹操、孫權、司馬懿等其實也都算是非常強悍的人物。但是像劉備、諸葛、關羽這樣令後人百般推崇、萬世敬仰愛戴，君臣之間能夠同步達到這種被尊若神靈、如詩如畫的，至少到目前為止空前絕後。從這點看，蜀漢的團隊必有其超乎尋常的特異之處。

本答文裡提出蜀漢的政治稟賦和團隊文化高度契合了中國人的傳統政治審美，這其實只是問題的表象 —— 忠君文化历朝都有，這個並不少見。蜀漢政權的特異之處，是從其肇始、草創到建國、鼎盛，始終張揚著一種激情澎湃、昂揚向上、直擊心靈的理想主義光芒。這一小股流失勢力因力量微弱、不堪一擊而屢戰屢敗、屢陷絕境。但是劉備團夥既有聖教徒般堅韌不拔、矢志不移的虔城執著，又有亡命徒般驃悍強大的心靈堅持，他們在屢次走投無路、幾近毀滅之時而仍能保持著超級旺盛激昂的進取意志，历經千挫百折、悲喜離合而始終不屈不撓、愈挫愈奮，終於在九死一生之後達到相對其身世、環境而言的人生至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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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一個與本答相關的爭議話題：

以 「匡扶漢室」 為人生最高理想聞名青史的劉備本人，在稱帝之前忠於大漢天子獻帝嗎？

我本人的觀點是否定的，並有確鑿的史料支持。但由此引出另外一個重大問題：既然連劉備本人都不忠君，那麼蜀漢團隊的忠從何來？

下面的論述歡迎各位批評。

在历史上，劉備（稱帝之前）對於漢天子的忠誠是存在質疑的。一個確鑿無誤的證據，是公元 221 年蜀漢眾臣策劃建國稱帝時提到的荊州玉璽事件 ——

當年關羽圍攻襄樊，有兩個名叫張嘉、王休的當地人前來進獻玉璽，玉璽據稱是他們從漢水的深潭之中 「打撈」 出來的。此事見之於《三國志先主傳》：「 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燿，靈光徹天。」 毫無疑問這是支持先主稱帝最為明確的天意之兆。眾臣據此勸進：「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

連瞎子都能看出荊州玉璽事件的人為策劃痕跡。

那麼我們再想想關羽是甚麼人？中國民間說關羽熟讀《春秋》—— 按照按《江表傳》裡的記載，關羽熟讀的是《左傳》：「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 這說明關羽具有很高的文化程度，用現在的話說得是北清至少 985 的水平 —— 知乎平臺大神林立，其中有幾個能熟知《左傳》、倒背如流？開句玩笑，回正題。

關羽既然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他不可能不知道當時的政治規矩： 像天子玉璽這種至高無上的天下信物、國家神器，是極端神祕而不可觸碰的，怎麼可能隨便就從河裡 「打撈」 出來 —— 當時真正的玉璽历經孫堅、袁術等人私藏，最終複歸於獻帝，事實上掌握在曹操手裡。

荊州玉璽事件毫無疑問為關羽所策劃。問題在於，像關羽這種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熟知政治規矩的地方軍事集團裡高層人物（劉備集團裡的男二號），如果沒有最高統帥、一把手的授意，他怎麼可能擅自去做這種足以導致殺身滅族的超級禁忌之事？

進一步說，荊州玉璽事件發生在公元 219 年，劉備稱帝則在兩年之後（先主、後主用的應該就是這枚玉璽）。先不說劉備有沒有怪罪關羽 —— 關羽在荊州迅速敗亡，怪不怪罪都無所謂，但是 「玉璽」 在成都被私藏了兩年，這說明甚麼？

是先主劉備的主意。

如果說事情發生在曹丕代漢之後，那麼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劉備方面在曹魏廢漢之後策劃稱帝建國本身沒有問題，因為漢帝被廢而天下不可一日無主。劉備既力圖匡扶漢室，則客觀上需要漢室存在，否則就無從談起。問題的關鍵在於，荊州玉璽事情發生在公元 219 年關羽攻打襄樊期間，當時曹操尚且在世，更沒有出現曹丕代漢的政治變局。因此便有理由質疑，漢獻帝當時尚且在位，你劉備授意關羽策劃天子玉璽事件，究竟意欲何為？

單從這件事上看，劉備的忠君是值得懷疑的，非常值得懷疑！

那麼，既然連劉備本人都不忠君，此後的蜀漢團隊的忠從何來？

历史已經過去一千八百年。站在今天的角度檢討历史，在當時那種大動蕩、大轉型時期，對於名存實亡之君的忠誠與否不是問題的關鍵，因為政權既已到了衰亡關頭，表明其自身存在無法調和的根本矛盾。所有新政權的確立都同時昭示著對前政權的逆叛。如果單純以忠姦而概論，後世就無法評價历史。進言之，所謂的天命正統現在看來其實並不存在，更不用說漢室朝廷當時事實上已經無力主導天下局勢，天子早已不是評判天下是非的最高裁決者。因此，曹操當年究竟是忠義勇威的大漢賢相還是謀逆自立的漢室逆臣，他到底是 「奉天子以令不臣」 還是在 「挾天子以令諸侯」，乃至劉備本人是否是在打著匡扶漢室之名而行封禪自立之實，所有這些都無關緊要。

關於三國政治人物的是非評價既不再取決於他們是否忠君、是否忠誠於徒有虛名的漢室政權，則更重要的是看他們的團隊文化和集團性格是否契合當時的時代要求和民眾願望，擔當相應的時代使命。

劉備本人悲天憫人、體恤眾生，這在當時具有真情實意的內在流露。曹操占領荊州後，襄樊十萬民眾棄城離鄉追隨劉備倉皇南逃，體現了當時的民心向背。而劉備當時面臨的形勢十萬火急，稍有不慎便可能全面覆滅。但是他寧可冒著生命危險也沒有放棄隨行的荊州民眾。後來在當陽被擊潰，他的家眷悉數被敵軍俘獲，其中有他年幼的兒子劉禪。劉禪後來是由大將趙雲相救而幸免於難。在性命攸關的危急時刻，劉備說：「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應該說，劉備這種以人為本的思想是真誠的，遠不像演義故事寫的那樣虛偽。

历來有人質疑 「衣帶詔」 事件的真實性。「衣帶詔」 這件事發生在公元 200 年年初。《後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等諸多史書都有記載。其中《後漢書獻帝紀》：「五年春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種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洩。壬午，曹操殺董承等，夷三族。」《三國志》：「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資治通鑒》：「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

「衣帶詔」 事件之所以受到質疑，是因為密謀參與者中只有劉備當時帶兵在外而幸免於難，如果 「衣帶詔」 確有其事，這將使曹操 「奉天子以令不臣」 的政治優勢被完全消解，劉備則因此具有 「奉辭伐罪」 的法理正義。如此事關重大，劉備在此後抗擊曹操過程中應該高調宣揚才是。但是劉備在任何場合都沒有說過漢獻帝當年曾經授予他們 「衣帶詔」 的事情，因此傳言中的 「衣帶詔」 是不存在的。

翻閱史書，劉備於公元 219 年取得漢中後謀劃稱王，在眾臣的聯名上表中確實沒有提到 「衣帶詔」。表文只是籠統地說劉備曾經與車騎將軍董承等密謀誅除國賊曹操、安定天下，但是因為不慎機密外洩，結果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三國志》原文：「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

劉備稱王時又發布一份奏表給漢獻帝。劉備本人的表文同樣沒有到 「衣帶詔」，只是聲稱是他劉備曾經與董承私下謀劃鏟除曹操，但是由於洩密而使董承遭到陷害，而劉備本人也因此四處逃難、流離失所（《三國志》原文：「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

史書記載的母丘劍、鐘會等人叛亂時，事前都要 「矯太後遺詔」 為旗幟。已經亡故的太後遺詔尚且具有如此至高無上的政治感召力，如果劉備真的有 「衣帶詔」，就相當於他擁有當朝天子的號令，按照當時的政治規則具有無用置疑的法政正義。那麼，劉備為甚麼不把如此重鎊資訊大張旗鼓地昭示於天下？

從這個方面看，劉備 「弘毅寬厚」 源自天性、具有十足的誠意。因為在劉備自稱漢中王的時候，漢獻帝還在位，曹操也沒有死。皇帝當時被牢牢控制在曹操手裡，劉備的稱王奏表是無法直接呈報給皇帝的，只能起到昭示天下的作用。可以想見在 「衣帶詔」 事件敗露後，皇帝是斷然不能承認會有此事（曹操也不允許他承認這件事情，因為皇帝一旦承認有這個事，曹操的政治優勢頃刻間便消失殆盡：你曹操動轍打著天子旗號四處討伐，搞了半天天子最想殺的就是你本人）。其他密謀者董承、王子服等人已被誅殺而死無對證，天下唯一能夠說清楚這件事只有劉備一個人。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把天子血書衣帶詔的事情給抖出來，他劉備將置遠在許昌、如同身在牢籠般的天子於何顧？

劉備高調宣揚 「衣帶詔」 固然可以增強他自稱漢中王的政治優勢，然而此舉毫無疑問將陷害天子於更加深重的患難與不幸。正是為了顧及漢室天子的實際境遇，劉備在所有昭告文書中都刻意隱去天子密授 「衣帶詔」 的往事，而把事情說成是他個人的主動之舉：當年，是我劉備和董承等人密謀除掉曹操這個大姦臣。這件事情與皇帝沒有關系。可是由於洩密，董承他們慘遭滅族，我本人也被逼得流離失所、播越失據。

正像陳壽在《三國志》裡評價的那樣，劉備本人 「弘毅寬厚」、慈善仁德，由他所塑造的團隊赤膽忠心、精誠共進，蜀漢政權因此具有一種正統政權所特有的清明與振作。應該說，這正是曠世奇才諸葛亮赤誠追隨並為之鞠躬盡粹、不負重托的根本原因。劉備去世後，諸葛亮勤勉王事、不負重托，始終堅定不移地高揚 「嗣武二帝、龔行天罰」 的政治主旋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使蜀漢政權雖偏居一隅而不萎靡，反而形成一種積極向上、昂揚進取的的氣象，為殺戮四起、動蕩不安的三國亂世平添了一股生機勃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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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漢历史，尤其是中後期的很多事情，迷霧重重。下附個人一些探析思考，懇乞賜教！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在寫到諸葛亮去世之後，好像突然江郎才盡而失去創作激情，把此後很多情節寫得馬虎潦草，對於諸葛亮身後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一筆帶過甚至只字不提。這讓很多人產生錯覺，以為諸葛亮去世時把權力交給了薑維。薑維緊接著便大舉北伐，連年徵戰最終完全耗盡了實力，後主劉禪因此很快就舉手投降了。

後來的多數作史者在寫到劉備去世後，也是把諸葛亮治蜀、蜀漢北伐作為敘事重點，對諸葛亮身後的兩位繼任者蔣琬、費褘只作簡短交代。作家柏楊在他的《中國人史綱》裡說：「在郿縣近郊五丈原，諸葛亮逝世…… 他的軍事職務由大將薑維接充。」

历史上的真實情況，是在諸葛亮去世之後，蜀漢政權又延續了 30 年。諸葛亮擔任丞相的時間只有 12 年。 諸葛亮臨終前，也完全不是把權力直接交給薑維。

薑維當時的職務是中監軍、徵西將軍。徵西將軍在曹魏是重號，但在蜀漢方面卻是普通的雜號將軍（《宋書。百官志》引魚豢語：「四徵，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黃初中，位次三公。漢舊諸徵與偏裨雜號同」）。「中監軍」 是蜀軍一個方面軍的將領 —— 蜀軍共有前、後、左、右、中五部，「中軍」 主要是拱衞京師，但當時戰事頻發，中軍也時常要外出作戰。中軍首領共有五位，分別是中軍師、中監軍、中護軍、中典軍和中參軍。薑維作為中監軍具有協理軍務、督察將帥的權力，品秩不算低，但是距離接替蜀軍統帥的位置還差得很遠。

薑維在蜀軍從撤退時負責斷後並立功。薑維因此晉升為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 —— 爵位由過去的亭侯升為鄉侯，算是晉升；實際職務由中監軍變為右監軍，基本上是平調；統諸軍，應該是具有統籌、協調全軍事務的權力，算是得到了重用，但遠不是 「統帥諸軍」。薑維的輔漢將軍仍是雜號將軍，排在他前面的重號將軍還有很多：大將軍蔣琬、車騎將軍吳懿，前將軍鄧芝、左將軍向朗、右將軍輔匡、後將軍吳班、奮威將軍馬忠等，還遠遠輪不到由薑維來 「統帥諸軍」—— 薑維在公元 247 年（諸葛亮去世 13 年後）升任衞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成為排在天子和大將軍費禕之後的蜀漢第三號人物。但是直到此時，他仍然沒有統帥諸軍的權力，每次出兵作戰都受大將軍費禕嚴格節制。《薑維傳》載：「（薑維）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

因此，遠不能說薑維在諸葛亮去世後便接替諸葛亮軍職而成為蜀軍統帥級人物。

諸葛亮臨終前的政治安排，是建議後主把輔政大權交給丞相府留府長史蔣琬。蔣琬的留府長史，相當於諸葛亮的丞相府留守成都班子（即所謂的 「留府」）的祕書長。諸葛亮長期駐紮漢中前線，留府要承擔著統籌前線、後方事務及徵兵、後勤保障等諸多職能，留府長史因此兼具蜀軍後勤部部長的職責。

後主劉禪基本落實了丞相諸葛亮的政治交代，把大權交給蔣琬。蔣琬實際主導蜀漢政局大致有十年，後期因為身體不好，於公元 243 年把主要權力（大將軍、錄尚書事）交給尚書令費禕，第二年又堅持把所兼任的益州刺史一職也讓給費禕，他本人僅保留蜀漢大司馬的虛銜，作為名義上的第一輔相而事實上退居二線。

費禕由此開始主導蜀漢政局，到公元 253 年遇刺身亡，施政時間大致也是十年。

薑維是在費禕遇刺身亡之後才真正走上蜀漢政權首席輔政大臣的位置，這已是諸葛亮去世二十年後的事情。

蔣琬和費禕，都是三國時代的頂級政治人物。他們兩人先後施政二十年（公元 234 年至公元 263 年），占到蜀漢立國時間的將近一半，是在蜀漢政權史上發揮了關鍵作用並產生重大历史影嚮的重要历史人物。

蔣琬、費禕施政時期，蜀漢整體上以閉關殖穀、保境安民為施政要務，雖然很少出現那種壯懷激烈、波瀾壯闊的大規糢徵戰場景，但期間也出現一系列值得關註的重大決策和重要历史事件，並直接影嚮到此後的历史進程，像蔣琬的東徵計劃，蜀、魏興勢大戰，費禕遇刺等。但不知道甚麼原因，《三國演義》對於這些重大历史事件只字未提。《三國演義》在寫到諸葛亮去世後即把鏡頭切換到北方的曹魏，從魏明帝曹壑大興土木寫到公元 238 年的司馬懿平遼東，又一下子跨越十年描述曹魏方面的高平陵事變 —— 公元 249 年，司馬懿父子發動政變，誅殺主政的曹爽勢力並全面掌控曹魏政局。從高平陵事件引出夏侯霸投蜀 —— 夏侯霸是曹魏名將夏侯淵的兒子，高平陵事變後因為擔心受到牽連而投奔蜀漢。《三國演義》這才把鏡頭重新切換回蜀漢，這時距離諸葛亮去世已經長達十六年。

那麼在這長達十六年間，蜀漢方面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三國演義》未作任何交代，從而造成了多數人對於蜀漢方面認知的黑洞 —— 其實很多搞历史但不專門研究三國的學者也未必清楚：在諸葛亮和薑維之間，蜀漢經過過兩位最高輔政者（蔣琬、費禕），他們施政時間長達二十年，期間還曾經發生了一系列震驚历史的重大事件。關於蜀漢覆滅，历代都有人在苦苦探尋，其實根本原因正蘊含在《三國演義》完全回避的這二十年裡。

《三國演義》把蜀漢中期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一筆帶過甚至避而不談，一個很主要原因是各種史料關於蜀漢中期的記載都過於簡略。《三國志》更是一本糊塗賬。

陳壽在《三國志》裡的敘事布局有很多令人費解之處。陳壽生於公元 233 年（諸葛亮去世的前一年），他既是《三國志》的撰寫者，又是蜀漢中後期历史的親历人。按理說，陳壽編撰《三國志》，本來應該是把蜀漢历史寫得更加生動詳實，他至少應該把自己所親历的蜀漢中後期交待清楚才更合理。但實際情況是，《三國志》把魏、吳兩方的各種人物和大事小情寫得生動詳盡，而把蜀漢历史卻寫得極盡簡略。而在《三國志》裡的蜀漢部分，陳壽把他未曾經历的很多前期人物、早期事件寫得生動詳實，而把他曾經親历的中後期的事情反而寫得含含糊糊。

蜀漢後期，還發生了震驚历史的費禕遇剌案 —— 費禕是三國時代級別最高的被刺遇難者：在任大將軍、錄尚書事（不折不扣的宰相，天子之下、萬人之上的軍政最高統帥），是蜀漢政權的一線當家人。費禕遇剌，震驚三國政壇、改變了历史走向。當時陳壽已經年過二十，在蜀漢中樞做事。對於這一重大历史事件，陳壽即便當時不明就裡，也決不可能在數十年後著手撰寫《蜀書》時仍然一無所知。

但是陳壽在撰寫《費禕傳》時仿佛為了刻意避諱甚麼，關於這一重大历史事件，只交代了簡短一句：「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沉醉，為循手刃所害，諡曰敬侯。」

北宋司馬光主持編寫《資治通鑒》的時候，關於蜀漢中期的历史資料已經非常有限，因此只好反複把鏡頭在曹魏和東吳之間來回切換，幾乎把三國故事變成 「二人轉」。後世作史者再也找不到更加詳實的史料，又不能像《三國演義》那樣把期間的历史全部回避，只好把諸葛亮身後的兩位接班人蔣琬、費禕匆匆幾筆帶過，然後集中精力敘述薑維北伐事。

蜀漢的事情到了薑維時代頓時變得豐富生動起來。對於《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來說，在費禕遇刺案之後，他終於熬過了這段長達二十年索然乏味的沉悶時期，無須再在各種历史事實之間騰挪躲閃而把敘事筆觸重新回到那種波瀾壯闊的戰爭場面，從薑維北伐到蜀漢亡國，所有重大事件基本上都有相對完整的過程呈現。

然而由於缺乏蜀漢中期的連貫銜接，蜀漢後期很多事情顯得突兀而令人費解。

後人历來困惑，作為奉行 「嗣武二帝、龔行天罰」 立國綱領的蜀漢北伐戰爭，在政治上具有無庸置疑的絕對正確，在劉備、諸葛亮時代得到了益州全境的萬眾嚮應。為甚麼到了蜀漢後期，薑維卻因堅定執行劉備、諸葛亮的基本政治路線、力主北伐而遭到朝堂上下一致反對，最後幾乎眾叛親離。

薑維在取得蜀漢軍事主導權後，先後發動過六次較大規糢北伐戰爭，當時的蜀漢經過蔣琬、費禕施政二十年休養生息，「邊境無虞，邦家和一」，據此推辭當時的蜀漢社會狀況要比諸葛亮北伐期間要好。薑維北伐，其徵戰頻率相略低於諸葛北伐，整體作戰效能則要更好一些。但是，薑維卻最終因此在蜀漢朝堂完全陷入孤立。到最後，蜀漢重臣董厥、樊建和蜀軍高級將領廖化、張翼、胡濟、閻宇等都竭力反對薑維。連諸葛亮的兒子、衞將軍諸葛瞻也不贊同薑維用兵北伐。諸葛瞻、董厥等甚至密議要架空薑維。

公元 263 年 11 月份，魏軍南徵入境僅三個月，後主劉禪便委派使節出城遞交降書，蜀漢政權倏忽而亡，其中更是疑點重重、爭議不斷。

尤其令蜀人憤憤不平的是，後主投降的時候，敵軍尚未兵臨成都 —— 鄧艾軍團在突破綿竹之後，行進到雒城。雒城，位於今四川省廣漢境內，距離成都還有數十公裡，是蜀漢京畿防禦圈的外圍重鎮。先主劉備當年攻取益州時曾在這裡受阻，圍城強攻將近一年，而且付出慘重代價 —— 謀士龐統正是在此役陣亡。劉備攻破雒城之後，諸葛亮、趙雲等荊州援軍趕到，多路兵馬在成都城下強攻數十天而未能攻破。此時恰好趕上西涼名將馬超來投。劉備抽調兵力暫時配給馬超，形成馬超率軍參與攻城的強大震懾。劉璋這才決定開城投降。

蜀漢覆滅時的情形是鄧艾軍團 「進軍到雒」，是否突破雒城，史書沒有交代。他即使攻下雒城，前面還有堅固的成都防線，應該說，等待援軍的時間是充裕的 —— 薑維率領的蜀軍主力、約五萬精銳部隊當時行進到郪縣（今四川省三臺縣），急行軍數日即可趕到成都。後主其實也可以先到南方回避一段，因為蜀軍當時還牢牢控制著南中地區，南中地區完全不像譙周說的那樣 「倉促南逃，其變不測」。真實情況是那裡經過半個世紀治理，民眾順服、官民同心。得知魏軍入侵，南中守將霍弋（蜀漢名將霍峻之子）緊急請示蜀廷，要求調兵北上保衞成都。後主要求他們暫時不要動，成都方面已有安排。這表明皇帝對南中的情況是清楚的，他到南方暫時避一下在安全方面沒有問題。

然而皇帝最終還是聽從了譙周建議，派出使臣由成都出發前迎數十公裡，到雒城向鄧艾遞交了降書，然後由張紹在前邊帶路，把鄧艾軍團引進成都。

蜀漢光祿大夫譙周，他是蜀漢史上最複雜、最耐人尋味的官員。潐周自幼喪父，家境衰落，但他從不關心仕途經濟，而是醉心於鑽研學問，史書說他 「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譙周本人不修邊幅，不計小節、不善言辭更不會巧言令色。作為一個精研典籍、學識淵博的儒生，他不可能不知道投降者在正統道德語境裡意味著甚麼。譙周勸降後主，既沒有任何個人名利或宗族榮辱方面的動機，那麼他如此不計毀譽地葬送自己的國家，究竟又是為了甚麼？

蜀漢降魏是三國時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真實內情至今仍然疑點重重。這件事情上最有發言權的是陳壽。陳壽在《三國志》裡說蜀漢 「國不置史，註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這樣的解釋历來倍受質疑，後人不斷列舉各種史料予以反證。細想起來，其實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是隆中對。

現在看來，隆中對名揚天下其實是後來的事情。公元 207 年劉備在第三次拜訪並最終見到諸葛亮時，兩人的談話內容因為涉及到當時極其敏感的政治話題，在三國當世是始終無法對外宣示的。像 「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如果這種言論傳到蜀地，益州牧劉璋此後怎麼可能會把劉備主動迎邀到益州？進一步說，在整個蜀漢立國期間，隆中對都是高度機密的禁忌話題。因為劉備在入川後曾以不光彩的方式推翻劉璋，然後反客為主、據而有之。這是他一生揮之不去的道義污點。當年劉備與劉璋翻臉，之前確實存在劉璋誅殺張松、「敕關戍諸將文書勿複關通先主」 的客觀事實，蜀漢方面大可以解釋為當時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如果把隆中對裡的內容昭示於天下，這將勢必使先主陷於假仁假義、百口莫辯的非議漩渦：你劉備當初道貌岸然地拒絕與孫權共同伐蜀，後來假惺惺地應邀入川，說是要抗擊張魯卻在蜀地 「厚樹恩德、以收眾心」，原來所有這一切是早就預謀好的，搞了半天你們對劉表、劉璋根本就沒安甚麼好心。

總之，隆中對作為蜀漢政權的最高國家機密始終是無法對外宣示的。現在的問題在於，如果蜀漢國不置史、註記無官，陳壽又是通過甚麼渠道把幾十年前的陳年舊事記述得如此清晰詳盡？

陳壽把他曾經親历的很多事情寫得隱諱含蓄，自然有他自己不為人知的各種考慮，當事人寫當時的事，其中確實存在很多無法言明的苦衷和忌諱。蜀漢中後期的很多事情，陳壽沒有直接交代清楚，但是《三國志》及裴註等相關史料文本裡裡卻隱含著大量的關聯資訊，折射著關於历史真相的蛛絲馬跡……

來源：知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