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渝，她被趙忠祥宣布為現行反革命

文：徐敏

她天生麗質，讀小學時便常被挑選出來，在外事活動中向政府首腦敬獻鮮花。她10歲時拍攝的電影《祖國的花朵》，其插曲《讓我們蕩起雙槳》被傳唱至今。17歲時，她因獨特的氣質和姣美的容顏，與趙忠祥一道，被中央電視臺挑選為我國第一代電視播音員。

呂大渝

她叫呂大渝。渝是重慶的簡稱，也是她的出生地。她家兄弟姐妹六人，名字都是在出生地的前面加個「大」字。

她被挑選為播音員時，正處於高考階段。早年，為了保證高考的生源和質量，高教部規定不能在高中畢業生參加高考前招工。輪到電視臺初創，周恩來以「特殊工種」為由，特批給了電視臺兩個名額，使電視臺可以在北京的中學生中挑選電視播音員。電視臺為此跑遍了北京市近百所中學，面試了一千多個高中生，最終歷經四個月的甄選，才完成了尋找電視播音員的工作。

一開始，選拔工作是在祕密狀態下進行的。那天呂大渝和十二中七八個女生被叫到電視臺播音室。一個帶耳機的胖姑娘，讓大家輪流在鏡頭前隨便說幾句話並且回答問題，還要朗誦一段詩文，然後再向左轉、向右轉。

呂大渝站在鏡頭前時，有點心不在焉。她想，不是讓我們來參觀電視臺的嗎？怎麼幹上這個了？她是領隊，她覺得自己該問問。所以，輪到她隨便說幾句的時候，她就問了：「不是讓我們來參觀電視臺的嗎？怎麼幹上這個了？」沒有人回答她的提問。接下來該朗誦點甚麼了，她就念了首唐詩：「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當每個人都這麼做完一遍後，就讓大家回家了。

過了不久，教導處的老師讓呂大渝再去一趟電視臺。第二次去電視臺的時間是在晚上，因為有了上一次的經驗，呂大渝輕車熟路就抵達電視臺了。和上次一樣，呂大渝又在鏡頭前說了、念了，再向左轉、向右轉。

呂大渝後來才明白，那是讓局領導作最後定奪的舉措。那天晚上，領導們都在二樓通過導演間的監視器審查她。直到梅益局長拍板，呂大渝對自己未來的命運，仍渾然不知。

回學校後，呂大渝仍按部就班地投入到緊張的總複習之中。直到有一天，學校領導找呂大渝談話，參觀電視臺的謎底才終於揭曉。對於一直夢想報考電影學院的呂大渝來說，最初是不免有著猶豫的。但她最後還是服從了祖國的需要。

中學階段，呂大渝因「不靠攏組織」、「不匯報思想」的缺點，一直不能入團。在她已經對入團失去信心，不再爭取的時候，她將服從祖國需要去電視臺當播音員的消息剛一傳開，她就讀班級的團支部書記聞嘉謨，就迅即啓動了安排她突擊入團的程序。很快，呂大渝便加入共青團，半個月後，就佩戴著團徽去電視臺報到了。

這一年，她16歲。時間是1960年6月20日。

不久，北京廣播學院首屆播音班開學，呂大渝作為調幹生，被送往廣播學院學習。因為屬於帶薪學員，每月可以拿到二十七元五角的工資。1961年春天，呂大渝結束了廣播學院的學習，重返電視臺，真正開始了電視播音員的生涯。

當時，整個電視臺就三個播音員：沈力、趙忠祥和呂大渝；沈力28歲，趙忠祥19歲，呂大渝17歲。三個人負責播出全臺的新聞、文藝、國際、專題、少兒等各類節目。開初的五、六年間，三個人的合作非常默契，從未發生過任何矛盾。那時候，大家都沒有一個完整的節假日，彼此因為私事而互相替班的事情時有發生，大家都不計較，只以工作為重，每個人的心地都是那樣單純、透明。

由於年齡和個性的原因，在播音組裡，呂大渝和趙忠祥相處得比較隨意。趙忠祥家住在北京火車站旁邊的一條胡同裡，呂大渝曾跟他去過一次。趙忠祥的母親在北京租賃公司工作，是個很端莊、很有風度的老人。

文革前的幾年，電視臺鑽研業務的氣氛很濃厚。在孟啓予臺長的倡導下辦起了英文班，呂大渝和趙忠祥都報了名，跟著國際組的陳維熙學習英文。電視大學中文系開課的時候，兩人也利用近水摟臺之便，直接坐在演播室裡聽課。兩人還經人介紹，師從中國歌劇舞劇院的王嘉祥老師學習練聲，上課地點在北海公園少年水電站旁邊。

前後整整三年時間，呂大渝和趙忠祥不管晚上值班睡得多晚，第二天早上五點，都會準時在19路公共汽車站集合，乘坐頭班車，一起趕到北海公園練聲。無論春夏秋冬、還是雨雪風霜，兩人從來沒有間斷過。

然而，一場文革，卻使原本友好親切的關系，遭到重創。

運動一開始，呂大渝便深感震驚。那天她乘車路過王府井，看見紅衞兵正在砸「同升和」鞋鋪的招牌。到了西單，只見滿街的紅衞兵追著行人剪長辮子和細褲腿，嚇得她逃回宿舍，躺在牀上半天仍然驚魂不定。當天晚上，紅衞兵又在她住的廣播局新302宿舍的院子裡挑燈夜戰，批鬥一群據說是地主和地主婆的老頭老太太，把他們打得鬼哭狼嚎。第二天上班的時候，平日風度翩翩的女臺長孟啓予面色陰沉，被人剃了陰陽頭，只好戴了一頂藍布帽子前來上班。再後來批鬥走資派，各種低頭、彎腰、掛牌子、坐「噴氣式」的場景，無不使呂大渝膽戰心驚。

本性善良的呂大渝，看不慣這些摧殘人性、羞辱人格的做法，便選擇了站到溫和派的一邊。當時，中央廣播事業局八大部門分成了兩派。造反派叫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簡稱「戰鬥團」；保守派叫「兵團」，被稱為「老保」。文藝播出部的保守派成立了兵團下屬的「過大江戰鬥隊」，呂大渝屬於「過大江」的成員。

很快，廣播局的大權就被「戰鬥團」奪走了。趙忠祥是戰鬥團的造反派，奪權後擔任了文藝播出部的「勤務員」，相當於播出部主任。中央文革小組明確表態支持戰鬥團，三天兩頭有指示，還派人參加他們的大會，為戰鬥團鼓勁撐腰。

沒有上面支持撐腰的兵團保守派，也號稱堅持真理，不甘示弱，兩派鬥爭格外激烈。呂大渝所在的「過大江」，在電視臺地下室收拾了一間屋子做大本營。在那兒，胸無城府的呂大渝會常常公開議論，將矛頭直指到處煽風點火的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

這一天，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四個人，又來到廣播局參加「戰鬥團」在廣播劇場舉行的大會，他們規定呂大渝所在的「兵團」成員一律不得入內。呂大渝一氣之下，抄起一只筆就寫了個條子，大意是：你作為毛的夫人，應該註意影嚮，要遵照偉大領袖的教導，調查研究，不要「下車伊始就哇啦哇啦亂發議論。這段話就寫在廣播局的紅條稿紙上。

結果，「戰鬥團」的守門人連條子也不許呂大渝遞進去。也幸好沒遞進去，否則那張條子落到江的手裡，呂大渝不死也要脫層皮。

條子沒能送進會場，呂大渝一氣之下，順手就把字條扔進了花籃裡。

半年後，轉眼到了一九六八年初夏。有一天，趙忠祥在電視臺前廳召開文藝播出部全體大會，呂大渝像往常一樣拿著手工編織的毛線去開會。剛一坐下，就聽到趙忠祥一聲大吼：「呂大渝，站起來！」嚇得呂大渝一哆嗦。接著，趙忠祥遞給呂大渝一張紙，命令說：「念！」呂大渝認出字條上的字跡，是美工組一位張姓同事的字體，內容是半年前她寫過的那個條子。

揭發者是同寢室的室友，這個人當時的身份是電視臺的放映員。呂大渝半年前寫的那張字條雖然早已扔掉，但字跡卻清清楚楚地印在了下面的稿紙上，告密者就把痕跡猶在的白紙交給了趙忠祥。

告密者因此受到了表揚，她原本也是「過大江戰鬥隊」的隊員，與呂大渝是同屬一派的戰友，但因為她揭發了呂大渝，趙忠祥表揚她能「反戈一擊」，將她吸收到自己的「戰鬥團」作為「依靠力量」，後來還讓她入了黨。

相反，呂大渝卻被趙忠祥宣布為「現行反革命」。作為前奏，廣播局西小院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襲來，然後序幕拉開，在廣播劇場舉行專場批鬥大會。登臺發言者個個慷慨激昂，宣稱「誰炮打中央文革誰就是反革命」，於是「打倒呂大渝」的口號，就成了憤怒聲討罪行後的標配。此後，每當批鬥廣播局和電視臺的「走資派」，就會把呂大渝叫上臺去陪鬥。走資派都是些老家夥，只有24歲的呂大渝是個年輕小姑娘，形成的風景很奇特。

隨著批鬥的深入，有的「過大江」成員迫於壓力，也站出來揭發呂大渝的反動言論，性質升級，呂大渝因此被內定為最具危險性的反革命。

這一來，呂大渝連電臺播音員也做不成了。她被勒令停職，關進了電視臺的「牛棚」。每天早上，呂大渝的任務就是洗廁所、掃院子，然後和電視臺的走資派、地富反壞右一道，寫反省材料交待自己的「反動思想」。

除了精神上摧殘，還有身體折磨。三秋時節，電視臺下鄉支農，去懷柔幫助秋收，會把呂大渝安排和男壯勞力幹一樣的農活。下雨後，地裡的大捆秫秸又濕又重，就連二十多歲的大個子複員兵都扛得齜牙咧嘴，卻要求呂大渝必須和他們扛得一樣多。

彎腰刨高粱茬子是很苦的農活，別人可以和上樹摘梨的工種輪換，卻硬要呂大渝刨了整整三秋的高粱茬子，幹到連腰都直不起來的時候，只好趴在地上接著刨。呂大渝從此落下了腰肌勞損的病根，連掃地、切菜、站著打電話都不能持久。

這樣的苦難日子，不知道甚麼時候才是盡頭。在陰冷、灰暗的日子裡，呂大渝也曾經有過輕生的念頭。有一天，呂大渝騎車回家，在新街口被一個戴眼鏡的男士攔下。這個人身材瘦高，戴一副眼鏡，書卷氣十足。印象中，他是廣播局對外部的編播人員，好像和趙忠祥都是造反派「戰鬥團」的成員，呂大渝不知道他的名字。他顯然是刻意在那裡等著呂大渝的。他對呂大渝說，不要看人們在大會上都呼喊打倒你的口號，其實大家心裡是有分辨的。他說只要耐心等待，事情總會過去的。他還囑咐呂大渝千萬不要想不開，他強調說，那樣就永遠說不清楚了。

像這樣私下關心和鼓勵呂大渝的同事和朋友，讓她終身難忘。

等到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電視臺以後，給呂大渝「落實政策」，她的處境才好了一些，重新被允許參加一般的播音工作，只播那些不重要的小節目，仍屬於控制使用的對象。

政治鬥爭，向來變幻莫測，正如《紅樓夢》說的那樣：「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1971年，文革早期奪權、掌權的趙忠祥，後來也成了「階下囚」，被關押起來。

有一天，呂大渝突然被黨小組長叫到電視臺前廳問話。兩人過去都是保守派「過大江」戰鬥隊的成員，關系不錯，所以問話時，一臉的和顏悅色。他說，趙忠祥有天在電視臺前廳攻擊了周總理，呂大渝當時在場，他希望呂大渝揭發檢舉趙忠祥反對周總理的罪行。

呂大渝對那位小組長說：「這不是事實，完全是無中生有。」

小組長說：「當時大段也在場。」大段是廣播學院畢業的攝像師。

呂大渝反問說：「那你怎麼不去讓大段揭發？」

小組長提醒說：「你好好想想，趙忠祥當初是怎麼整你的？」

呂大渝急了：「那也不能因為他整過我，我就造謠呀！」

小組長沒想到呂大渝會替趙忠祥說話，頓時翻了臉：「你這是站在甚麼立場上？」

呂大渝急得跟他拍了桌子：「實事求是的立場。你敢把大段找來，咱們三家對質嗎？告訴你！我不是黨員，黨紀管不著我，但我是公民，如果真有那麼回事，我可以受國法處置。」

呂大渝火冒三丈，扔下那位小組長，連門都沒敲，就闖進緊挨著女廁所的黨支部辦公室大喊：「管不管你們的×××了？有他這麼說話的嗎？」一屋裡坐著七八個頭頭，正在開會。呂大渝把事情經過嚷完以後，也不等他們表態，就摔門扭頭走了。

呂大渝這種不管不顧的暴脾氣，擱在趙忠祥掌權時，料不定會闖下甚麼大禍。幸好當時文藝播出部掌權的又換成了保守派的「過大江」，這些人過去和呂大渝是一派的，所以後來再沒人對她提及此事，也沒人再來找她揭發趙忠祥了。

這一切，在後來那四個人倒臺後，都結束了，社會又基本回到了正常狀態。1996年「文革」三十年之際，海內外華人以及報刊、雜志紛紛溫故知新，推出了關於文革的記事和回憶，為的是記住歷史，珍惜今天。那年春天，英國《天下華人》雜志的總編輯吳真諦，向呂大渝問起文革年間趙忠祥把她打成「反革命」的情況，希望她能寫成一篇回憶。

這觸動呂大渝打開了回憶的閘門。她當時有過反思，她問自己：假如當年那張紙條是別人寫的而被我拿到了，我會不會拿它賣友求榮？答案是：我不會。

呂大渝進一步的反思是：假如自己當年是個造反派，也奪了權，成了相當於文藝播出部主任的人物，有人交來趙忠祥寫的一張對江青不恭的紙條，自己會不會也把趙忠祥打成「反革命」？呂大渝坦誠地剖析自己：「我想我是會的。」但捫心自問，呂大渝說：「假如不得不把趙忠祥打成反革命，我會心慈手軟，我會有所顧忌。在不予人口實的前提下，我會網開一面，對他多加關照。畢竟我們在中國社會尚且正常的年代裡，在中國電視事業初創的歲月中，曾並肩走過一段充滿朝氣的時光。」

從後來小組長要呂大渝公報私仇、誣陷趙忠祥被她斷然拒絕這件事上，可以看出，呂大渝是能秉持良知、堅守道德底線的，她「從來沒有為了保全自己而亂咬過任何人，哪怕是整過自己的人」。

1987年7月31日，在協助完成了首屆中國青少年航天飛機科學實驗活動頒獎大會後，呂大渝離開了中國，離開了她生活了35年的北京。行前，電視臺一位領導托人捎話說：「告訴大渝，此去就不要再回來了。她的個性不適合在中國生活。」

然而，即便走得再遠，哪怕天涯海角，那早已融入她生命中的故園情，今生今世是忘不掉了。故而有了機會，她總要回來走走。

1996年初夏，移民美國的呂大渝又一次回國，在中央電視臺電梯門口，巧遇和倪萍在一起的趙忠祥，兩人只是一般性地打了個招呼就擦肩而過了。

其實，兩人是應該有話可說的。畢竟，文革中的那場恩怨，終歸需要面對，需要一個良知的回歸，一個真誠的道歉，一個發自內心的懺悔。

然而直到趙忠祥死，兩人之間也沒等來這場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