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濟之死:這個世界會好嗎?

梁濟

 文:言九林

1918年11月7日早晨,梁濟出門去好友彭翼仲家。臨行前,偶然在報紙上讀到一段國際新聞,遂與已做了北大哲學教師的兒子梁漱溟閒談了幾句。末了,梁濟問兒子:

「這個世界會好嗎?」
兒子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
「能好就好啊!」
說完,梁濟就離開了家。

三天後,他留下一篇《敬告世人書》,在積水潭投湖自盡。

此時,距離他的六十大壽,只有四天。

一、以一人之殉喚起國人

梁濟字巨川,1858年生人,27歲中舉,40歲踏上仕途。清末民初,先後做過教諭、內閣中書,民政部主事等官職。參加過各種社會運動,也辦過報紙,生前的名聲,局限在京城之內,影響力有限。

他的自沉遺書中,有「此身之死,係為清朝而死」之語。但梁濟本人並不敵視共和,也不是帝制的擁躉。林毓生勾勒過梁氏的生平與主張,得出的結論是:

「梁濟並不是一個頑固的反動派,也不是腐儒。事實上,在中日甲午之戰以前,他已是一位深切關心中國命運的改革主義者。」

1892年,梁濟在日記中寫道:「洋務西學新出各書,深切時事,斷不可以不看」。

1898年,梁濟告誡家中子弟,要積極出洋求學:「務必以出洋當一件正大要緊之事。勿惜費,勿憚勞,即使竭盡大半家資亦不為過」。同年,兒子梁漱溟開蒙讀書,梁濟囑咐老師,不要讓他背誦四書,而代之以《地球韻言》。

戊戌年的變法,梁濟是贊成的,只是具體的變法意見與康、梁不同。他人微言輕,草擬的奏章沒來得及上呈,政變已至。

1902年,為開啟民智,梁濟和好友翼仲創創辦了北京第一份白話報紙《京話日報》。

……

如此種種。

故林毓生評價梁濟:

「他是一個堅決的改革家,在許多方面,梁濟是站在清季改革運動的前線。這些事實並沒有使我們得到任何輕微——如果清廷被推翻,他將以身相殉——的暗示。」
但梁濟不希望社會發生革命。
1911年,得知兒子梁漱溟參加了同盟會京津支部的活動,梁濟嘗試過勸兒子退出:
「立憲足以救國,何必革命?倘大勢所在,必不可挽,則疇不望國家從此得一轉機?然吾家累世仕清,謹身以俟候天命可已,不可從其後也。」
但,不贊成革命的梁濟,也無意挺身去抵擋革命的洪流——正所謂「謹身以俟候天命可已,不可從其後也」。

遺言中,梁濟對自己的死,有極清晰的解釋:

「此身之死,係為清朝而死。絕非反對共和,而且極贊成共和,因辜負清廷遜讓之心,不實行共和愛民之政,故憤慨而死。」「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父先父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後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
共和不是梁濟的敵人,民國也不是。梁濟的所願,是以自身的性命,在死水中激起一點微瀾,喚醒國人。

圖:梁濟

二、預謀已久的死亡

對於這場自殺,梁濟謀劃已久。

民國元年,梁濟已生過死心,但沒有付諸實施。箇中原因,他自己有一段解釋:

「壬子癸丑年,余有殉清之心,而念我舊君既以成立最良之民國為心,凡我大小臣工皆當共體此心。」

意思是:清帝退位而有民國。若民國「行共和愛民之政」,則殉清之舉形同辜負了清帝「成立最良之民國」的美意。

作為清廷舊臣,梁濟對共和的誕生,有著與革命黨不同的理解:

「當時清廷兵力非不能戰,只以不忍民生塗炭,故不惜犧牲大位,以統治權移轉於民國,原謂此為最良政體,俾國人民共得乂安也。觀辛亥冬與南方磋商數十次,皆不忍九夏沸騰、人民痛苦之語,歷次詔書具在,即辛亥十二月廿五日最末之詔書亦諄諄屬望大小臣工共以民生為重,齊心努力佐成民國之太平。」
這是一種遠離政治中樞的邊緣文化人,對時代變革的一種「浪漫化」的理解。雖然不符合史實,卻自有它邏輯上的內在自洽。
1918年,觀察了民國7年之久後,梁濟終於得出結論:民國沒有實行「共和愛民之政」,清帝退位以「以成立最良之民國」的美意已被辜負。
他決定執行自己的死亡。

三、殉清,亦殉中國

懷念往昔、美化往昔,俱是出於對現實的失望。

梁濟並不歡迎清廷重臨。1917年張勳入京,梁濟寫過好幾封長信給張,想要勸他放棄復辟計劃。在遺書中,他一再念及清帝退位詔書中「以成立最良之民國」的美意,也不過是想要提供一種批判現實的武器。

《伏卵集》裡,記錄有梁濟對民國政治的許多親身見聞。這些見聞讓梁濟對新時代生出了幻滅之感。

他說,議員本是新事物,是寄託「共和」的關鍵所在。自己的所見卻是:前門火車站,每當召開國會,各省議員下火車時,各政黨工作人員就會在火車站前,樹起本黨招待處招牌,竭力將議員拉扯至本黨安排的招待所中。

他還說,各黨拉扯議員的樣子,如同「上海妓女在街頭拉客人」。議員們前呼後擁先住到甲黨招待所,拿了好處與紅包,承諾投該黨之票,再前呼後擁住到乙黨招待所,又拿一份好處與紅包,答應投該黨的票。拿了所有的好處後,最後將票投給自己。

梁濟不是一個偏激的人。他承認,政治風俗的敗壞,並非始於民國,清末已是如此。他的幻滅,源於他對民國本抱有極高的期望:

「若民國有人提倡正義,注重民生,漸漸向好處做去,則世道有人補救維持,不至於黑暗滅絕。」

而現實,粉碎了他的這種期望:

「奈民國以來,專尚詭謀,不由正義,自上下下,全國風行,將使天理民彝喪失淨盡,至全國人不知信義為何物」。
所以,梁濟如此定義自己的死:
「雖可以謂之殉清,亦可以謂之殉中國。」
但積水潭的漣漪,終究只是漣漪。1918年的這場自沉,迅速湮沒於時代的嘈雜,如同沒有發生過。「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濟人生最後的問題,沒有迴響,也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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