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五四」的四個維度

五四運動

文:加西亞   編輯:先知書店店長、李強

1919年的5月4日,下午2:00,北京。

3000多名北京高校學生衝出校園,喊出口號——外爭主權、內除國賊、還我山東、還我青島。

他們原想前往東郊民巷的使館區請願,孰料被軍警阻攔。憤怒的學生調轉方向,去了曹汝霖家。

在曹家,他們砸了東西,打了人,最後,一把火把「賣國賊」的家燒了個精光,這就是著名的「五四事件」。

在中國近代史的語境下,「五四事件」常與「新文化運動」並舉。前者被稱為「小五四」,後者被稱為「大五四」。但無論怎樣界定「五四」,毫無爭議,它都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界標。

101年過去了,五四運動的真相到底是什麼?我們又該如何反思?為此李強好書伴讀從四個角度,還原、重新理解和反思這段歷史。

世界局勢扇一扇翅膀」    在中國引發一場龍捲風

五四運動的導火索是一戰結束後,巴黎和會上有關山東問題的決定。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人類正要從這場巨大的浩劫中走出,可以說,巴黎和會處在歷史的轉折點上。美國總統威爾遜帶著「十四點和平原則」而來, 他主張「民族自決」「公理戰勝強權」,在那個弱肉強食的國際秩序中,威爾遜如一股清流,給全世界點燃了希望。

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各界更是一片歡騰。北洋政府放假3天,上萬人上街提前慶祝。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撰文歡呼,蔡元培拉北大的一班兒教授,做了1天的公開演講,蔡元培的題目是《黑暗與光明的消長》。

誰也沒想到,幾個月後,同樣這些人,換了一種心情,滿懷被拋棄的悲憤,有人還割破手指,寫了血書。

事實上,一戰後的世界,不是美國那位理想主義的學者總統威爾遜所能左右。

《締造和平》這本書裡寫到一個細節:

巴黎和會正式召開之前,法國總理克列孟梭去倫敦見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克列孟梭開門見山就問:「和我說說你想要什麼?」勞合·喬治說:「我想要摩蘇爾(今天伊拉克一帶)。」克列孟梭說:「它是你的了。還要別的嗎?」勞合·喬治說,「是的,我還想要耶路撒冷。」克列孟梭說:「它也是你的了。」然後就是反過來,勞合喬治承諾支持法國控制黎巴嫩和敘利亞。

在那個信奉叢林法則的時代,在一個歐洲殖民帝國的眼中,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事,就是歐洲強國內部的事。

巴黎和會上,每個戰勝國都可以提出各自的利益要求,只有中國反而要失去利益

最終,巴黎和會開成了一地雞毛,理想敗給了現實。不僅德國人覺得上當了,中國人本來指著美國人主持公道,可以收回被日本占領的山東,最後也是一瞬曙光之後,迅即陷入黑暗。五四由此爆發。

外部大國政治博弈改變中國歷史命運,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同樣的邏輯,在隨後長達半個世紀的中國近代史上不斷重演。  

1945年,二戰結束,雅爾塔會議召開,三大巨頭並未把世界重新轉到真正和平的軌道,而是開啟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兩種意識形態、兩大陣營對抗的歷史。中國的內戰、前三十年的計劃經濟時代、以及1978年開啟的改革開放,都是這一秩序的投影。(1949年後,世界格局對中國歷史邏輯的影響,可參考《雅爾塔》《峰會:影響20世紀的六場元首會談》) 

過去,我們常認為內因決定歷史,可把歷史的鏡頭拉得更遠時,會驚異地發現,歷史,還存在另一個面向。

當理智被激情裹挾   歷史開始轉彎

我是一條天狗呀 !

我把月來吞了 , 

我把日來吞了 ,

我把全宇宙來吞了。

我便是我了 !

……

我如烈火一樣地燃燒! 

我如大海一樣地狂叫 !

我如電氣一樣地飛跑!

……

我便是我呀 ! 

我的我要爆了! 

郭沫若的詩歌,或許是那個時代青年精神最好的寫照。

而舉目四望,周圍的生活沒有任何光亮和色彩。國內政局混亂,國際公理難伸,巴黎和會導致的情緒落差,讓學生們的愛國激情一股腦迸發出來。

這股激情,讓任何當時的人,都無法不為之動容。

五四當日,當遊行隊伍行進時,街道兩側的行人,都默默佇立,認真傾聽學生呼喊的口號,熱淚盈眶。一些小學生,也來加入遊行隊伍,幫忙散發傳單,或維持秩序。

甚至連本來應該阻攔學生的軍警,在五四運動中,也表現得相當「軟弱」。在曹家,當手無寸鐵的學生動手打人時,十幾個荷槍實彈的軍警,竟然束手無策。當鬧夠了的學生大隊人馬離去,才抓了幾個掉隊的學生交差。

站在道義制高點上,五四學生獲得各界支持。以至於即使學生的矛頭直指北洋政府,政府也不得不承認學生愛國的正當性,說他們「純本天良」。

然而,當人被激情裹挾時,理智往往被迫沉默,而激情則會以崇高的名義,提升至真理的位置。

當時,學生們闖進曹宅,沒有找到曹汝霖,卻誤將來找曹汝霖談公事的章宗祥當作了曹,於是動手就打,甚至用鐵棍打他的頭部,下手之狠,簡直想置他於死地。

對於這種運動中的暴力,當時的輿論,基本上沒有譴責的。只有梁漱溟等少數兩三人公開發表異議,卻立刻引起學界精英一連串的批評。隨後,北京14所學校學生一起罷課,要求釋放被捕學生,與此同時,人們瘋傳曹家的火是曹家為了掩蓋罪證,自己放的,試圖掩蓋事實的真相。

更耐人尋味的是,不久,學生中盛傳,「賣國賊」曹家人打死了北大預科生郭欽光。郭作為五四運動中唯一的烈士,被全國各地各界人士弔祭。單單北京郭欽光的追悼會,赴會者5000餘人,各界送的輓聯3000餘副,追悼會現場,全場大哭。

但後來據參加運動者羅家倫回憶,郭欽光本來就有肺結核,死因乃參加遊行勞累過度。

啟蒙本身   仍需再啟蒙

毫無疑問,知識分子是五四的靈魂。

魯迅棄醫從文,為的是能夠「發出一些惡聲」,群眾響應,從此改變國家;錢玄同一心想要勇猛奮進、拯救中國的新青年;留美的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沒有這篇文章,就沒有現在的中國白話文歷史……

當時中國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識分子,主要聚集於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這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一本雜誌,以對「西學」的宣揚,擔負著「啟蒙」的使命。 

然而,對於五四一代的知識分子來說,啟蒙本身,仍然需要一個啟蒙的過程。

鄧曉芒曾說道寫道:啟蒙本意是「光照」「啟發」的意思,多半是一種思想上的個人覺醒,即首先是知識分子自身的啟蒙。而五四的啟蒙運動則特別賦予了啟蒙以「開啟民智」的含義,所以表面看起來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骨子裡包含著更深的政治倫理動機,即替人民說話,代人民立言,救人民於蒙昧。

於是,啟蒙成了救亡的工具,救亡壓倒啟蒙。其實,不但是救亡,任何一種別的口號,只要打著為人民」「為廣大勞苦大眾這一旗號,都可以壓倒啟蒙。所以,當知識分子發現隨著時局變化,啟蒙不再能充當合適的工具,另一些東西更能達到救亡的目的,於是就立刻拋棄了啟蒙理想。

為何五四啟蒙,沒有走到啟蒙的核心?歸根結底,「救亡」或許只是一種外部刺激。在思想的深層,五四一代的知識分子,在理解啟蒙、認知自身上,尚需深入。

在五四期間,儘管知識界讓「自由」等概念廣為人知,但這些概念,大多是從日本間接的引入,概念本身就帶有國家主義的色彩。陳獨秀把人類社會前進比作蝗蟲渡河,由個體的屍骸堆成一座橋。甚至連近代自由主義的標誌性人物胡適,都主張融小我大我,認為小我大我負有重大責任。但試問,失去了個人的基底,自由還是自由嗎?

中國   學習西方的時機很不幸

20世紀是人類不幸的世紀,在進步的表象下,激進主義思潮一度主導了世界。

在國際上,激進主義思潮,在極短的時間內,成就了多個世界強國,尤其是德國和蘇聯。但德國、日本等後發國家的崛起,也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西方幾百年建立起來的文明大廈變成一片廢墟。

在國內,激進主義思潮,也蒙住了胡適、魯迅等人的眼睛。胡適這樣的盜火先驅,曾把蘇聯人當做了理想主義的政治家,視他們正在做的,為一個空前偉大的政治實驗。魯迅先生也一反尖酸刻薄的文風,寫了好幾篇熱情洋溢的激賞文章。

偌大一個文壇,似乎只有二十四歲的徐志摩看到了激進主義的鬼魅之處:「俄國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實與那天堂中間隔著一座血海,人類得渡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於是,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1919年,《加拉罕宣言》簽訂,莫斯科宣稱無償放棄一切在華權益,較之日本的「二十一條」,中國各界都回以強烈的感激。在學習西方的關鍵時刻,蘇聯向中國知識分子拋出橄欖枝。

馮克利老師曾感慨地說,「五四運動」後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時機非常不幸——保守主義長期處於低潮,民族主義和烏托邦主義在全世界狂飆突進,作為後發國家的中國,自然無法獨善其身。

歷史會在每個時代人的眼中定格,但卻永遠不會耗盡它要向人們訴說的東西。

那五四精神到底是什麼?以及對我們後世有什麼影響?我至少讀到過四種詮釋:

1.德先生賽先生的追求和思想解放,繼而人的解放

2.德先生以及自由無關,其實就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運動;

3.五四運動是激進主義的濫觴,即以愛國和民族主義包裝下的不守法治,不守秩序的激進思想;

4.五四精神是共產主義傳入中國的開始,也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界線,也是社會主義的開端。

而作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先生也對五四有著兩面的解釋。在早年,給予五四高度評價:「從舊中國過渡到新中國底一個契機,是中國歷史前進最顯明的里程碑。」

晚年,殷海光先生卻不無反思道:「五四運動的聲勢大過它的實質,五四運動的火焰大過它的成就。」

五四運動雖已經過去101年了。在這些年中,中國經歷了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徹底的改變。但那個時代留給我們的問題,依然有待思考和解決。現在的我們應當立足於全球化視野,既要思考中西之辨,也要思考古今之變。我們才能真正理解這個國家以及我們每個人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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