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其實是海禁政策的產物

鄭和下西洋

文:杜君立

1433 年,鄭和在古里去世。 1498 年,達·伽馬在卡利卡特登陸。中國人所說的古里,就是西方人所說的卡利卡特。

梁啟超據此發問:為什麼哥倫布與達·伽馬的遠航「 能使全世界劃然一新紀元 」,而鄭和下西洋卻幾乎沒有引起任何時代反響?

一、下西洋的目的

公元前210 年,剛剛完成大一統偉業的秦始皇,派遣齊人徐福數次下海,以求長生不老藥。最後一次,徐福率3000名童男童女,裝載穀種、連弩及匠人百工出東海,一去不回。

或許是接受了徐福下海雞飛蛋打的教訓,朱棣才特意選了一位太監,以絕其滯留海外或者獨立稱王的不歸念頭。

鄭和的目的地很明確,所謂「 西洋 」,就是印度洋(以南中國海為中心的西太平洋一般稱為「 南洋 」,「 東洋 」即東海)。鄭和的任務也很明確,就是作為皇帝的代表,傳播帝國的恩德與威嚴。

朱元璋洪武末年,只有琉球、真臘和暹羅三國來朝。朱棣奪位成功後,為營造合法性,極為看重朝貢之事,在維持海禁的前提下,加大了對貢舶貿易的激勵,一面「 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 」,一面賠錢賺吆喝,以「 厚往而薄來 」對友邦進行利誘和收買。比如一把日本倭刀,走私價僅為1000 文,明朝官府的官方交易價卻是10000 文,足足高出10 倍。 「 請進來 」的同時,還嫌不滿足的中央帝國進一步「 走出去 」,去邀請更多的友邦來朝貢。對於很多沒有路費、沒有交通條件的友邦,帝國就主動派出使臣「 賞賜 」友邦。這便是明朝四品高級使節「 三寶太監 」鄭和的使命。

官修正史認為,鄭和此行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全球通緝失敗潛逃的建文皇帝朱允炆:

「 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蹟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 」(《明史·鄭和傳》)


♦ 《大明帝國之諸夷圖》)(部分)

鄭和船隊集中了中國古代造船和航海技術的最高成就,包括羅盤、計程法、測深器、牽星板、針路和海圖等。一般認為,鄭和船隊的主力船型是典型的方形中國福船。福船也是明朝海軍的主流戰船。這種尖底海船很早就行駛於南洋和遠海。福船高大如樓,底尖上闊,首尾高昂,兩側有護板,吃水約為4 米。全船分4 層,下層裝土石壓艙,二層住兵士,三層是主要操作場所,上層是作戰場所。遇到敵船時,福船居高臨下,弓箭火砲向下發射,往往能克敵制勝;再加上其首部高昂,又有堅強的衝擊裝置,乘風以船力下壓,還可輕易地犁沉敵船。

此外,鄭和之前,中國人的海上足跡已經遍及整個印度洋,掌握了印度洋的季風規律。蒙古化的中亞世界與元帝國之間的海上貿易頻繁,通商國家達到一百四十多個,中國海船成為阿拉伯海的常客。其中,元代航海家汪大淵從泉州出發,經南海和印度洋,遠達阿拉伯半島及東非沿海地區。他寫於1349 年的《島夷志略》中,記載的國家達96 個。可以說,借助歷史資料,鄭和在出發之前,就已經對印度洋的地理狀況了然於心。而且,某種程度上,鄭和下西洋就是按照汪大淵的路線,或者說是參考汪大淵的路線航行的。


♦ 汪大淵《島夷志略》,四庫全書本

作為泱泱大國的流動展示中心,鄭和船隊每次編隊航行都超過二百六十餘艘,其中大型寶船有六十餘艘。整個船隊除了作為主力艦的寶船之外,還包括馬船、糧船、坐船、戰船以及水船等補給輔助船。此外,總共27000 人的龐大船隊,包括了官校、旗軍、勇士、通事、買辦、書手等各種職業者,僅醫生就有180 名。

鄭和的船隊不是一支普通的商船組團,說它是軍艦編隊似乎更貼切。

二、政治性遠航

永樂三年(1405 年)7 月11 日,鄭和船隊從南京出發,在江蘇太倉劉家港集結後,沿海南下,在福建長樂太平港暫時停泊,等候太平洋的西北季風。 11 月,季風準時到來,船隊便揚帆再度啟航,穿過台灣海峽和南海,第一站到達占城,再經東南亞各國進入印度洋,由此開始了亙古未有的豪華遠航。

這種遠航前後總共進行了7 次,持續了28 年。鄭和船隊出發時,滿載金銀珠寶和中國器物,歸來時滿船全是從世界各地蒐集的奇珍異獸——「 明月之珠,鴉鶻之石,沉南速龍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樓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 」

當然,每次也都帶回一大群不用買船票的四夷貢使,他們其實也是一種「 禮物 」。非洲東海岸的索馬里自古便以海盜聞名,當時稱「 麻林國 」。永樂十三年(1415 年),麻林國使者隨鄭和的船隊來中國,為永樂皇帝帶來一隻「 麒麟 」。麒麟是神話中的動物,中國人把它與龍、鳳、龜並稱為四神獸。傳說中的麒麟從不食肉,走路也避免踩到任何有生命的東西,甚至連草葉也不例外,只有在清明之地或聖人出現時,它才顯露真身。麒麟如此「 祥瑞 」,無疑給皇帝帶來「 新裝 」般的驚喜。其實,這只「 麒麟 」只是一頭長頸鹿。

當年趙高指鹿為馬,如今鄭和將鹿說成「 麒麟 」,似乎更加高大上一些。


♦ 明代沈度(1357-1434)題《瑞應麒麟圖》

此外,作為一支強大的遠洋海軍,鄭和艦隊據說曾四次海外用兵:第一次,在錫蘭(斯里蘭卡)遭遇國王軍的圍攻,鄭和船隊被迫自衛反擊,擒獲錫蘭國王阿烈苦奈兒,朱棣「 憫其愚無知 」,又禮送其回國;第二次,蘇門答臘王子蘇幹剌試圖謀奪王位,鄭和擒獲蘇幹剌送京伏法;第三次,爪哇西王都馬板殺害鄭和船隊170 名官兵後,朱棣要他賠款黃金6 萬兩,遭到拒絕,經鄭和嚴正交涉,最後以1 萬兩成交;第四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戰爭,是遭遇流落海外的中國海盜陳祖義,鄭和船隊毫不留情,予以全殲,5000 餘人被殺,陳祖義等三名海盜首領被押回國內正法。

與這些政治意義相比,鄭和船隊依靠指南針,從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而直達東非的航海探索,反倒算不得什麼——這支豪華艦隊連眼皮底下偌大的夷洲(中國台灣的古稱),都沒有詳細地勘察和記錄。如果僅從經濟角度來考量,會更乏善可陳。據記載:「 國初,府庫充溢,三寶鄭太監下西洋,齎銀七百餘萬,費十載,尚剩百餘萬歸。 」(王士性:《廣志繹》)由此可知,鄭和航海運動直接虧損白銀600 萬兩。

鄭和下西洋,絲和瓷是主要的輸出商品,進口以香料為大宗。一時之間,香料堆積如山,「 充溢庫市 」,朝廷只好以此折賞和折俸,作為文武官員和軍士人等的俸祿,一直到成化七年(1471 年)才用完,招致朝廷上下怨聲載道。

三、勞民傷財被叫停

永樂十九年(1421 年),鄭和第六次下西洋,恰逢耗費巨大的遷都,明朝財政瀕臨破產,「 勞民傷財 」的鄭和艦隊便成為眾矢之的。鄭和艦隊最後一次出航(1431年),是宣德皇帝下令將滯留在中國的十幾國供使送回他們各自的國家。再後來,官方保存的鄭和航海檔案不翼而飛。有記載說:

「 三寶下西洋,費銀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且萬計,縱得其寶而歸,於國家何益?……舊案雖有,亦當毀之,以拔其根。 」(明·嚴從簡《殊域週諮錄》)

對此,黃仁宇先生也極為認可,即缺乏利潤支撐是鄭和航海悲劇的主要根源——海船的往返,找不到一種不可缺少的商品作大規模的載運,因之其勞師動眾,更為人指摘。這些船舶所載出口商品為綢緞、銅錢、瓷器和樟腦,回程的入口商品有香料、珍寶、刀剪、油膏、藥料及奇禽異獸,此類物品可以增加宮廷生活之色彩,卻不適用於大眾化市場。即使胡椒與蘇木被政府使用當作文武官員薪俸的一部分,其價格仍不值得建造和維持如此巨大艦隊。鄭和所率領的軍隊雖在海陸戰役裡獲勝,可是一次戰役也可能死傷數千。另外南京之龍江船廠曾造大小船隻數千,所有的人力和物料全係向民間徵用,此更招民怨。

明朝叫停航海的原因,與美國停止送宇航員登月一樣——那裡沒有東西能證明值得支付如此大的成本。

多年後回首這段歷史,鄭和下西洋的最大遺產,或許是帶動了一場持續幾個世紀的移民運動——不是殖民運動。沿著鄭和走過的海道,大批中國人走出了國門。在鄭和之前,中國人向南洋移民者寥若晨星,在鄭和之後卻如過江之鯽。 200 年後,明萬曆三十一年,已建城32 年的西班牙殖民地馬尼拉,當地的中國居民超過20000,而西班牙人不足1000 人。當時的整個南洋,幾乎成為華人的世界。

帝國體制下,這種民間自發的移民行為,從未受到官方的支持和鼓勵。相反,被視為離心叛國的行為而遭到明清兩代官府的嚴厲限制和迫害。鄭和以後漫長的歲月裡,這些棄民遭受了無數殺戮和屈辱,卻不能換來帝國的同情和諒解:

「 中國四民,商賈最賤,豈以賤民興動兵革;又商賈中棄家游海、壓冬不回,父兄親戚共所不齒,棄之無所可惜。 」(明·徐學聚《報取回呂宋囚商疏》)

萬曆二十一年(1593 年),菲律賓的西班牙當局為了爭奪香料貿易,強徵250 名華人,遠征南方摩鹿加,與荷蘭人作戰。據《明史·呂宋傳》記載:「 蠻人日酣臥,而令華人操舟,稍怠輒鞭撻,有至死者。 」華人不堪虐待,半夜舉事,殺死了西班牙總督拉維扎列斯,有郭惟太等32 人逃回中國。明廷聞報,將郭惟太等人逮捕後,送回了馬尼拉。

四、梁啟超之問

1433 年,鄭和於最後一次出海途中,在古里去世。 1498 年,達·伽馬在卡利卡特登陸。中國人所說的古里就是西方人所說的卡利卡特,東西方歷史在同一個地方不期而遇。

再後來,鄭和下西洋如同一場夢,很快就被人遺忘了。在以後的幾個世紀中,大多數中國人對外部世界幾乎一無所知,他們認為中國就是世界的全部。以致於梁啟超先生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中無限感慨地說:

「 何以哥氏(哥倫布)、維氏(達·伽馬)之績,能使全世界劃然一新紀元,而鄭君(鄭和)之烈,隨鄭君之沒以俱逝? 」

或許人們難以理解,鄭和下西洋竟然是海禁政策的產物。

《明史·食貨志》開篇就說:「 取財於地,而取法於天,富國之本,在於農桑。 」明帝國是在試圖以官方的貢舶貿易,來壟斷或者杜絕海上貿易。

海禁造成的經濟損失,要大大超過海盜的掠奪。但朱棣根本不把貿易放在眼裡:「 商稅者,國家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 」(《明史·食貨志五》)這種貿易封堵,最後演變成為一場災難——走私的暴利使人們鋌而走險,走私集團逐漸與暴力集團合流,演變為「 海寇商人 」。

其中,「 海寇商人 」汪直(王直)鼎盛時稱霸東海,領眾數千,船舶數百,其海上勢力無人望其項背。他在給嘉靖皇帝《自明疏》中寫道:汪直並非歹人,相反,從事海上貿易,與人同利,為國捍邊;政府應開放海禁,民可獲利,政府可收稅。汪直最後被明朝當做海盜設計殺害,落得身首異處。一處民間紀念汪直的塑像旁有一聯曰:「 道不行,乘槎浮於海;人之患,束帶立於朝。 」

萬曆二年(1574 年),在明朝軍隊的鎮壓下,另一位海盜首領林鳳,也率戰船62 艘、戰士2000 人(其中有許多是農民和工匠)、水手2000 人和婦女兒童1500 多人,裝載大量的農具、種子、牲畜離開澎湖,逃往了呂宋(今菲律賓)。林鳳船隊於當年11 月29 日抵馬尼拉灣。三年前,西班牙人佔據了馬尼拉,開設總督府。當林鳳軍隊與西班牙軍隊打得你死我活時,福建巡撫劉堯誨派遣把總王望高等來到呂宋,與西班牙人聯手。內外夾擊之下,林鳳此次移民活動流產,最後不知所終。

林鳳與西班牙人的呂宋爭奪戰,在中國史書上幾乎沒有記載,大概這對當時明朝來說,有點微不足道。但反過來看,林鳳卻讓遠道而來、立足未穩的西班牙人如臨大敵,驚恐不已,故此,這段事情被門多薩用相當篇幅詳細記載在他的《中華大帝國史》中。

讀歷史不能苛責古人,但以今觀古,難免讓人無限感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海禁製造了海盜,反過來,海盜氾濫又使帝國進一步加強了海禁。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 年),建造兩桅以上帆船即可被處死;25 年後,朝廷下令銷毀所有海船並逮捕船主。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浙江巡撫朱紈以鐵腕治理海禁,一次查獲走私後,將所有96 名船夫「 就地正法 」。明朝的海禁不只是不許造船和不許下海,還將沿海地區的人遷移到內地,使距海50 裡的沿海地帶成為「 無人區 」。

朝廷希望用這種辦法禁絕海上貿易,也讓海盜得不到給養和藏身之處。但結果是出現了更嚴重的倭寇之災。一些走私集團僱傭日本武士,襲擊中國東南沿海。一支50 人的倭寇小隊,竟能「 轉戰三千餘里,所向無敵 」。這些倭寇並不全是日本人,據說數万「 倭寇 」中,漳州和泉州人佔其大半——《嘉靖實錄》裡說:「 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 」一些奉命「 平倭 」的官兵比「 倭寇 」更兇殘、可怕,他們不僅濫殺無辜以冒軍功,他們中的有些人乾脆自己就是「 倭寇 」,他們利用自己在軍隊中的關係,通過走私或海盜活動發家致富。


♦ 明代嘉靖年間畫家仇英所繪《倭寇圖卷》

漢學家費正清在《中國:一部新歷史》中,對後鄭和時代如此評價:

「 明朝海軍力量式微,一度只准興建小船,因此為海盜橫行中國南方海岸開啟了大門。這些海盜表面上是日本人,實際上大多是中國人。明朝並沒有反擊,而是大費周章地強迫中國人撤離沿海,企圖餓死海盜,卻白花力氣。這種國防政策還包括限制外貿,規定所有外來商貿都要裝成進貢的模樣。……總之,反商和排外情緒佔了上風,中國從世界舞台上退下。 」

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 年),明廷終於決定「 鑑前轍,開市舶,易私販而為公販 」,史稱「 隆慶開關 」。持續200 年的海禁宣告廢止,倭寇之害隨之遠去,東南沿海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隆慶開關之後,中國很快就回到全球貿易的中心地位,中國的絲綢、瓷器風靡歐洲。晚明短短的數十年間,因海外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高達三億多兩,相當於全球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西方先進的科學文明和火砲技術進入中國後,也極大地改變了原有的軍事文化生態。

這一切,都是鄭和七下西洋所未曾實現的。

本文摘選自《歷史的細節:帆船、海盜與世界》,杜君立著,天地出版社2021年出版,原文較長,有刪節。大小標題系編輯所擬。已獲出版方授權。

作者簡介:杜君立,通識歷史寫作者。主要作品有《歷史的細節》、《現代的歷程》、《新食貨志》、《歷史的慰藉》等。

 

來源   短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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