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於5月17日的那個「 516兵團 」:表錯了忠心坑慘了人

江青

文:胡錦成 

1966年5月16日,少奇同志搬起了一塊大石頭,結果是砸了自己的腳。

這塊石頭就是「 五一六通知 」(見《5月16日,宣讀《通知》的少奇同志不會想到自己就是赫魯曉夫》)。

《五一六通知》通過時,中國的「 文革 」運動已經風起雲湧了,因此這個通知並沒有當天向全國人民公開,此文公開的時間是5月17日,但不是1966年的5月17日,而是1967年的5月17日。


1967年的5月17日《人民日報》

1967年5月17日晚七時,北京鋼鐵學院(今北京科技大學)教學樓。

如果是一年以前,這個時刻正應該是學生們埋頭苦讀的時間,如果有聲音,也是同學之間低聲的討論學業上的問題,但從去年的四五月起,這個校園裡就沒有寧靜的時刻了。

口號聲,歌聲、辯論聲、喝斥聲,有時還會間雜著棍棒或皮帶與皮肉接觸時發生的清脆或沉悶的打擊聲以及臭老九們發出的慘叫聲。這些聲音,交匯成了那個特殊時代北京鋼鐵學院的交響樂。

又豈止是北京鋼鐵學院呢?此時的中國已經沒有一個安靜的可以讀書的校園了。

三樓西側的一間小教室,因為正對著廁所,氣味很不好,平時就很少有人去,現在就更沒有人了,人們都到操場上去了。

小教室的燈是亮的,室內一片狼藉,到處是寫大字報留下的廢紙和墨跡。

十來個青年人圍在一張課桌的周圍慷慨激昂地在討論著什麼,如果你在場,不用去細聽,也能猜得出來他們要建立一個什麼旗號的組織。因為這個時候,中國的Red兵組織是多如牛毛。

給自己的組織起一個什麼名字呢?會議的召集人張建旗拿起一張當日的報紙,指著一年前的那個著名的《通知》說,我們的這個組織就叫「 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 」如何?

他的提議贏得一片喝彩聲。

「 好,我宣布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正式成立,哈哈哈哈。 」張建旗得意地大笑起來。

雖然都是同齡人,但張建旗明顯要比其它人老成世故也膽大得多。

這不奇怪,張建旗是乾部家庭出身,他的父親曾是林業部副部長、東北林業總局局長兼黨委副書記,文革開始後被打成「 黑幫 」。他的母親曾是黑龍江省輕工業廳副廳長,後被打成「 壞幹部 」,受到揪鬥。

副部級和副廳級,在北京也許算不了什麼,可是在他東北老家,那可就是高幹,張建旗從小到大耳濡目染,也知道該怎麼當領導。

此時,他的父母都成了黑五類,他想干點什麼才會抹去自己身上的污點。

「 公社 」成立了幾天以後,張建旗覺得這個名字還是不夠響亮,於是就改成了「 兵團 」,半個月以後,北外的劉令凱也拉起了一支七八人的名叫「 六一六兵團 」的隊伍,北京商學院的程鎮華也組建了「 火戰縱隊」.

6月14日,這三個隊伍兵合一處,將打一家,整編成了 」首都五一六兵團 」。兵團有一正二副三位司令,還有二十來位兵團戰士,這二十來位,都是三個司令的室友。

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自己的室友拉起了隊伍,怎麼好不幫個人場呢?何況在那個時候你要是不加入一個什麼「 軍 」或「 兵團 」,會有人把你當外星人。

如果你看過本號的《路遙走了28年了,可路遙筆下的人物還活著,路遙就沒有死》就該知道,農村孩子王衛國(也就是路遙)這時候已經是「 紅四野總部 」的「 軍長 」了。

「 首都五一六兵團 」成立了,他們要乾一票大的,此時的劉已經打倒了,還有誰是大的呢?毛?開什麼玩笑,林?這玩笑也開不得,那就是周了。

五一六兵團之所以選擇週,一個重要的依據就是1967年2、3月間,戚本禹公開說:老人家的司令部只有五個人,毛林陳(伯達)康江。

沒有周。

「 兵團 」第一仗是把張建旗於兩個月前寫的《給周總理的一封公開信》抄成大字報,公開貼在鋼院。

大字報稱周是「 二月黑風的總後台 」、「 搞資本主義復闢 」。「五一六兵團」說「 現在有三個司令部,一個是毛的,一個是劉的,還有一個是周的 」。 「 現在的鬥爭是新文革與舊政府的鬥爭,周是舊政府的人,我們不要聽他的 」

其同夥在鋼院、商院、體育場等地以「 五一六兵團 」的名義貼出《23個為什麼? 》,說老人家突然改變了作戰部署,又要掀起一個「 炮打司令部 」的高潮,「 還有一個活的赫魯曉夫 」。

此時的少奇雖然還沒死,但政治生命已經結束了,跟死也只差一口氣了。而沒死的赫魯曉夫指的是誰大家都心照不宣。

「 五一六兵團 」之所以敢這麼幹,其實是受到了關鋒、戚本禹的暗示甚至指使,但他們還是猜錯老人家的心思,老人家此時還不允許有人來打倒週。

是的,除了周,還有誰能收拾眼下這個亂攤子呢?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姚文元的《評陶鑄的兩本書》,老人家在這篇文章中加了一段話:「 五一六 」的組織者和操縱者,是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徹底揭露。

週在1967年9月16日晚接見部份大專院校代表時表明了自己的觀點。他說:

第一,對「 五·一六 」不應擴大化。 「 五·一六 」就是靠造謠,陰謀活動,除此之外,沒什麼了不起的。不要在群眾中揪一派打一批。

第二,你們學校各組織真有這樣的人,你們應劃清界限,由本組織自己揪出壞頭頭,這樣我們歡迎。

第三,「 五·一六 」的頭頭揪出來了,不要因為有幾個壞頭頭就認為群眾都不好了,把群眾都推倒對立面了。這是群眾鬥群眾。

第四,「 五·一六 」兵團以極「 左 」面貌動搖主席的司令部,從內部挑撥我和中央文革的關係。

他又說,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一個口吻,如果談什麼事都是一個口吻,那就一個人講好了。

雖然週反對「 五一六 」擴大化,但他並沒有出面製止這種擴大化。

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 五一六 」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任組長,謝富治、吳法憲為領導小組成員。

8月27日,謝富治在接見工代會委員時說:北京有個「 五·一六兵團 」,下設八方面軍,這是拆中央的台,是反革命組織。不要因為派別就忘記了敵人來分裂革命派,因為派別就喝了迷魂湯,這是危險的。

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召開擴大會,週陳康江張謝等分別講話。

康提出,「 五·一六兵團 」出現不是偶然的,他們實際上是想整個推翻主席的司令部,有的人不自覺地上了當,幫了反革命組織的忙,這樣一小撮壞頭頭要立即鎮壓,要逮捕起來。

因為有了老人家的表態,1970年1月24日,林江等人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就抓「 五·一六 」問題作出「 新的指示 」。

林彪號召,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 五·一六 」徹底搞出來。江也大聲疾呼,要徹底清查「 五·一六 」。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 五一六 」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通知說:「 國內外階級敵人同我們的鬥爭是很複雜的,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是只有一個‘五一六’ 」,鼓動人們去抓更多的「 反革命 」。

李海文在《彭沖在「 文革 」中》一文所說,「 江蘇清查‘五一六’時,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竟有13萬餘人。 」。

江蘇師範學院(今蘇州大學)的《校史》上寫道:這場「 運動時間之長,受迫害的人之多,後果之嚴重,是學校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全校定性為「 五一六 」的有396人,而其時,全校教職員僅688人。列為「 五一六 」的,佔教職員總數的57.5%。

在江蘇師範學院,專案組為了取得口供,大搞逼、供、信,那個階段打人打得特別兇。世界經濟研究所在清查運動中搞車輪戰,對審查對象進行輪番轟炸,喝令交代問題。專案組曾讓一個「 五一六 」分子長時間地站在放滿水的浴缸裡,不許睡覺,逼他供出同夥。最後那個人實在受不了就自殺了。

經濟所張守一在「 文革 」初期參加了國家經委、計委的造反派組織「 鬥、批、批 」(鬥爭薄一波、批判余秋裡、批判谷牧聯絡站),並任該組織的副站長,結果在清查運動中被定為「 五一六 」骨幹分子。審查期間,他被拳腳、棍棒打得實在受不了,想一死了之,於是摘掉電燈泡,把手指捅進插口。可那天他恰巧穿的是膠鞋,與地面絕緣,結果沒電死,把一根手指燒黑了。活著挨打,死又死不成,最後他只好編造故事,把自己參加的那一派說成是一個完整的「 五一六 」反革命組織。

最慘的是數學部資料室的俄文翻譯馮寶歲。 1968年10月,馮被打成「 五一六 」分子,進而隔離審查。 11月中旬的一天,專案組的人讓馮寶歲脫掉毛褲,然後把她帶到法學所。一共有14個人參與了對她的毆打,一條腿當即被打斷。她扶著牆站起來,舉著毛主席語錄對那些人說:「 要文鬥、不要武鬥。 」而那些人把一塊木板壓在她胸口上,幾個人站上去踩,致使她心臟破裂當場死亡。

南京市清查「 五一六 」運動從1970年4月開始,到1974年5月正式宣布結束。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長,鬥爭之殘酷,危害之深遠,全國聞名。全市有2.61萬人被打成「 五一六分子 」,作為懷疑對像上「 大名單 」受到審查的人不計其數;被迫害致死的干部群眾多達250人,超過1967年夏天武鬥高潮中死亡人數的7倍多。至於在清查中被搞得精神失常、傷殘不愈、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更是為數甚多。

這裡說的只是一個江蘇,那麼全國一共有多少「 五一六分子 」這恐怕誰也說不清。

1973年10月21日夜,公安部部長、「 五·一六 」專案聯合小組副組長的李震吊死在公安部機關大院地下熱力管道溝內。

1977年3月,經公安部黨組向中央報告,中央批准了破案組關於李震自殺的結論報告。

報告稱:「 據調查,李震因追隨謝富治積極參與林彪、江青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在林彪問題敗露後,畏罪自殺。 」

李震是不是真的畏罪自殺,我們不知道,但李震死後清查「 五一六 」的活動也隨之冷卻了。

李震以他的死,救了很多人,這是真的。

只是那些為向老人家表忠心卻表錯而死的幾十個年輕人和被莫名扣上「 五一六 」分子帽子而被迫害的幾十萬人,是不是有點冤呢?天知道。

 

來源        花月滿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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