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市場中的監管和度量衡管理

文:舞天玄姬  

度量衡是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是市場公平交易的基礎。

度量衡一經制度化,必然具有很強的法制性。實現度量衡的統一和準確,一靠技術,二靠政權力量和法制管理。

中國古代很早就有了市場交易,同時很重視公平交易。執政者頒佈各種長度、容量、重量的準器,稱作度量衡,作為市場交場的準據。而這些準器還要經常校正,以確保其準確度。這些度量衡制度由來已久,影響中華文化又深又遠,不僅僅是在器物的表面,同時還深入文化的內涵,譬如成語典故、日常用詞,都受到濡染、影響。

「市」出現於原始社會中期,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歷史了。

《易經·繫辭》中有:「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的說法。不過當時的交換僅處在以物易物的初級階段,直至傳說中堯舜時期也不過是「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淮南子·齊俗訓》)。相傳夏朝時王亥駕著牛車,用帛和牛當貨幣,在部落間做買賣。由於當時商品交換還沒有成為重要的經濟形式,貨幣也還沒有出現,人們對交換物品的輕重多少一般不甚計較。

據《周禮》記載中所說:凡建國營都,總要建立市,用度量衡來管理「市」上交易的官吏叫司市,他的職責是把丈尺、豆區等度量標準呈示出來,統一貨物的輻廣、匹長。 「司市」還掌管市上的治教、政刑、量度、禁令等事務。凡是運送貨物的商人,都要憑璽節出入官市。

「市」上對不合格的貨物的禁令十分嚴格,關於百姓、商人、賈者、作工者也各有規定。 「質人」除負責確定市上的各種貨物價格外,還負責考察各種量度之器:「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這樣豐富的商品經濟、嚴格的市場監督和度量衡的管理制度,足以說明西周時期度量衡器在民間的廣泛使用。

秦漢市場的度量衡管理

秦漢時期,人們的商品交換活動基本上是在「市」內進行的。 「市」是政府在城市裡設置的商業區域,和居民的住宅區「閭裡」嚴格分開。大城市裡,由於人口很多,往往設置有多個市。如漢時的長安就有九市,有東市和西市之分。

市區規劃整齊,四周都有垣牆,稱為「闤」(huan),與「閭裡」相隔。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店鋪、貨攤、作坊只能在市裡,買賣也必須在市內進行。

市門稱為「闠」,由官府派監門市卒看守,按時開閉:「市買者當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時便罷。」

市中的店鋪、貨攤稱為「肆」,商肆均按貨物的種類集中排列成行,稱之為「列」、「列肆」。市內儲藏貨物的倉庫稱為「廛」(chan),按《禮記·王制》鄭玄註解作「市場邸舍」。

1975年冬天,在湖北省雲夢縣火車站西北的睡地虎發現了12座秦代古墓,其中,在11號墓葬中,發現了大量的秦代竹簡,經過整理統計,共計1155枚秦代竹簡,殘片80枚。

經過整理,這批竹簡整理出了大約4萬字,內容相當豐富,其中大部分是與法律有關的,分類整理為十部分內容。其中,《編年紀》主要記錄了秦國的政治措施以及有名的戰爭;《日書》則記載了不同節氣的活動,反映了秦代人們的風俗習慣;《為吏之道》則是一本秦代官員的行為標準;而最重要的則是《秦律十八種》、《秦律雜抄》等一系列法律文書。

經過整理的《睡虎地秦墓竹簡》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1、《秦律十八種》,包括《田律》《金布律》《置吏律》等十八種法律,內容涉及刑法及行政、經濟、民事等方面的法律規定。這是《雲夢秦簡》的主要部分。

2、《效律》,這是有關官府物資賬目檢核制度的法律規定。

3、《秦律雜抄》,這是對法律和單行法規的摘抄,其中有法律法規名稱的計有《除吏律》《捕盜律》等11種,其他都沒有名稱,摘抄的內容也相當廣泛。

4、《法律問答》,這是官吏對法律法規的解釋和補充說明,以及有關訴訟程序的說明等,其中引用了不少過去的判例作為解答的依據。

5、《封診式》,這是有關案件調查、檢驗、審訊等程序的準則和法律文書程式的規定,其中收錄了不少有關偵查和勘驗的案例。

6、《為吏之道》,其中記述了對官吏的各種要求,以及任用考核官吏的標準等,是官吏必須遵守的準則。

7、《語書》,這是當時南郡的郡守頒發給本郡各縣、道,告誡官民奉公守法的文告。

《秦律十八種》包括《田律》《廄苑律》《倉律》《金布律》《關市律》《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置吏律》《效》《軍爵律》《傳食律》《行書》《內史雜》《尉雜》《屬邦》等。

雲夢睡虎地秦簡

《效律》部分特別對度量衡器的誤差範圍做了明確的規定。它是貫徹統一度量衡政策的法律保證。

《效律》竹簡,1975年12月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簡之一,共61簡,位於墓主腹部,簡長27厘米,寬0.6 厘米。標題寫在第一支簡的背面。規定了對核驗縣和都官物資賬目作了詳細規定,律中對兵器、鎧甲、皮革等軍備物資的管理尤為嚴格,也對度量衡的製式、誤差作了明確規定。

效律是關於核驗官府物資財產的法律。效律詳細規定了核驗縣和都官物資賬目的一系列制度。對於在軍事上有重要意義的物品如兵器、鎧甲及皮革等,規定尤為詳盡。特別是對於度量衡器,律文明確規定了誤差的限度,這是貫徹統一度量衡政策的法律保證,對鞏固國家經濟有很重要的作用。目前可見效律除〈秦律十八種〉外,同墓另有出土更完整之〈效律〉。此外,〈二年律令〉中亦包含〈效律〉之部分條文,可將三者進行比對研究。

《效律》共有六十支簡,和《語書》、《秦律雜抄》、《為吏之道》三種簡書一起發現於人骨腹下。 《效律》和《秦律雜抄》可能是同一個人書寫的。但是兩篇的簡長有差異。

《效律》:「衡石不正,十六兩以上,貲官嗇夫一甲;不盈十六兩到八兩,貲一盾。甬(桶)不正,二升以上,貲一甲;不盈二升到一升,貲一盾。」

【白話文】
衡石不準確,誤差在十六兩以上,罰該官府嗇夫一甲;不滿十六兩而在八兩以上,罰一盾。桶不準確,誤差在二升以上,罰一甲;不滿二升而一升以上,罰一盾。

《效律》:「鬥不正,半升以上,貲一甲;不盈半升到少半升,貲一盾。半石不正,八兩以上;鈞不正,四兩以上;斤不正,三朱(銖)以上;半鬥不正,少半升以上;參不正,六分升一以上;升不正,廿分升一以上;黃金衡羸(纍)不正,半朱(銖)以上,貲各一盾。」

【白話文】
鬥不準確,誤差在半升以上,罰一甲;不滿半升而在三分之一升以上,罰一盾。半石不準確,誤差在八兩以上;鈞不準確,誤差在四兩以上,斤不準確,誤差在三銖以上;半鬥不準確,誤差在三分之一以上;參不準確,誤差在六分之一升以上;稱黃金所用天平法碼不準確,誤差在半銖以上,均罰一盾。

我們看到《效律》中規定:衡石不準確,誤差在十六兩以上,罰該官府嗇夫盔甲一副;不滿十六兩在八兩以上,罰盾牌一副。桶(斛)不正確,誤差在二升以上罰鎧甲一副,不滿二升而在一升以上,罰盾牌一副。稱黃金的天平、砝碼不準確,誤差在半銖以上,罰盾牌一副等等。大量出土文物經過實測,秦權、秦量單位量值都比較統一,絕大部分誤差未超過《效律》所允許的範圍。

這些證明,秦始皇統一度量衡時沿用了商鞅統一秦國度量衡時所製定的標準,如戰國時秦國製造的商鞅銅方升、高奴禾石銅權上均有加刻的秦始皇統一度量衡詔書,而秦統一後發至各地的度量衡器單位量值亦皆與戰國時秦國保持一致,即1尺=23厘米,1升=200毫升,1斤=250克。這一單位量值從商鞅到東漢末年,幾乎延用了四、五百年。

秦除了在《效律》中嚴格規定度量衡器具的誤差範圍以外,還規定了器具定期檢定的製度。如在西安出土的高奴禾石銅權,器壁上有多次刻銘。

第一次銘文:「三年,漆工巸、丞詘造,工隸臣,禾石,高奴。」是戰國時所鑄。

第二次銘文是秦始皇統一全國度量衡後,雖仍沿用秦國舊制,但是器具則需要經過檢定,加刻四十字詔書後才能繼續使用。

第三次刻銘是秦二世時加刻的。二世繼位後,表示繼承始皇遺志,在器物上再加刻二世詔書,表彰始皇帝統一度量衡的功績並要求製造器具應合乎標準。

從銅權的三次刻銘可以看到它的承傳關係和秦度量衡制度的嚴格性。此外,文獻中也有關於度量衡檢定制度的記載。

《呂氏春秋》:「仲春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均衡石,角鬥桶,正權概。」、「仲秋之月,日夜分,則一度量,平權衡,正均石、齊鬥甬(斛)」指明每年在仲春、仲秋之月檢定度量衡器,以便減少因溫度變化而產生的檢定誤差。

唐代坊市度量衡管理

從字義上來分析,「坊」與「市」是兩個概念。

坊,又叫裡,或稱坊裡,是古代城市最基本的單位,也是中國古代城市組織的基本單元。唐人蘇鄂在《蘇氏演義》中指出:「坊者,方也。言人所在裡為方,方者,正也。」

「市」則為商品交換的場所。

在先秦稱為「裡」,「閭」或「閭裡」,從北魏開始出現「坊」的稱呼,從隋朝開始正式將「坊」固定化。裡坊居住呈現階層分區居住和職業分區居住兩個特點。坊市製度,既是政府管理城市居民的製度,又是政府管理經濟活動的方式之一。

坊市製至遲在西周時便開始萌芽,「凡居民,量地以製邑,度地以居民。」,春秋戰國時期,坊(裡)市製度逐漸形成,「匠人營國,方九裡,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坊市製主要表現為將住宅區(坊)和交易區(市)嚴格分開,並用法律和製度對交易的時間和地點進行嚴加控制。

一般而言,「坊」是居民區,「市」則是交易活動場所。坊市是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一經出現便成為城的有機組成部分。

我們從《墨子·七患》「城者,所以自守也」可知,防禦是城的最基本職能,故城牆是冷兵器時代城所必須具備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等因素,城逐漸發展成為除防禦功能之外還有經濟等功能的城市。

「城」與「市」是產生於不同歷史階段的兩個不同的事物,其職能不盡相同:《說文》「城,以盛民地」;「市,買賣之所也」。

坊市製或市坊制,是我國古代政府對城區規劃和市場管理的製度。坊市製從西周一直維持至唐代。唐代是我國古代坊市製發展和轉型的重要時期。

從西周至唐代,一直是作為居住區的坊(裡)與作為商業區的市分設,一般是市內不住居民,坊內不設店肆。自城中有了市區之後,居民居住與商品流通缺一不可,城市由此誕生。

市區內的活動受到官府的嚴格規定,城市成了商品交換與商品生產集中之地,其經濟功能日益凸顯。

到漢代坊市製進一步完善,坊市佈局比較規則齊整,漢代長安城內「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傍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

魏晉以降坊市製度進一步鞏固發展,北魏時期,洛陽就已形成了棋盤式的格局,「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為一裡……」這種制度於唐代達到了頂峰。

 唐長安城坊市示意圖

作為歷代坊市製度發展的頂峰,唐代將城市居民按坊居住並進行管理,形成了統一的城市格局。

《唐六典》記載:「皇城之南,東西十坊,南北九坊;皇城之東、西各十二坊,兩市居四坊之地;凡一百一十坊」,可見,作為都城長安城,市坊佈局相當規整,而地方的市坊建造也很普遍,如蘇州有六十坊,益洲有金馬坊、書臺坊、錦浦坊、花林坊,揚州城有常樂坊、道化坊、臨灣坊、道仁坊等,敦煌、吐魯番出土文字證明唐代敦煌、西州也有坊市。

唐代市坊的內部構造更加完善,坊內的十字街道分別稱為東街、南街、西街、北街,由此劃分出的四個區域內再設小十字街,形成了十六個區塊,也分別有專稱,如此整齊的規劃有兩個目的:一個是統治者居高臨下便於控制;另一個是整齊的佈局使逃亡的罪犯無處藏身,官司機構、居民宅第與市場不相混雜,有利於維護社會秩序。

唐代的市場可以分為三類:

一是城市中固定的商業區,即官市;

二是鄉村中自發形成的草市或集市;

三是就是在邊境地區與周邊異族或外國商人進行貿易的互市監。

城市中的「市」與以前各朝的市是相同的,受國家控制較嚴,屬於封閉式的集市。

現存史料中這種封閉式市製最為典型的是唐朝的製度。市門朝開夕閉,交易聚散有時。市的設立、廢撤和遷徙,都由官府以命令行之。

唐對市的設置有明確規定:「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其市,當以午時擊鼓二百下,而眾大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下,散。」

市內店鋪按商品種類區分,排列在規定地點,稱為「肆」。

市的管理機構為市司,每月按旬公佈物價標準,分為上中下三等,稱「旬估」。市司還要維持市場秩序,檢查市內商品的質量,每年校正市內使用的度量衡具,私人的度量衡具要經過市司加蓋官印才能夠在市內使用。

在度量衡的管理上,以唐代的製度最為完善。

唐律在度量衡的規範化上也作了嚴格規定。凡市場通行的度量衡,如鬥、秤等,必須經管理市場官吏的鑑定,並加蓋官印,方準使用,違者,分別情節,給予笞至杖刑的處罰。

唐律規定,每年八月要到主管機構太府寺平校度量衡器,不在京的到所在州縣官平校。平校後加蓋印署,始準使用。如校斛鬥秤度不平杖七十;私作斛鬥秤度不平笞五十,因有增減者按盜賊論處,校平而未經官印者笞四十。
例如:

「凡官私鬥、秤、度尺,每年八月詣寺校印署,無或差謬,然後聽用之。」(《唐律疏議》)

「諸校斛鬥秤度不平,杖七十。監校者不覺,減一等。知情,與同罪。」(《唐律疏議·雜律門》)

「諸私作斛鬥秤度不平,而在市執用者,笞五十。」私自製造不合標準的鬥、秤、尺等在市場使用者,笞五十;

由此取得私利者,按其數額,準盜論,「諸私作斛鬥秤度不平,而在市執用者,笞五十;固有增減者,計所增減,準盜論。……其在市用斛鬥秤度雖平,而不經官司印者,笞四十。」(《唐律疏議》)

據《新唐書·柳仲郢傳》記載,柳仲郢當京兆尹時,「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禁私製者。」這相當於現代農貿市場所設的「公平秤」。

儘管坊市製是將市場交易局限在市中,交易地點有嚴格的限制,然而實際上,在唐代前期,即使是長安的坊中,也仍有一些私下的商業活動存在。

例如:長安宣陽坊有彩纈鋪,昇平坊裡有「胡人鬻餅之舍」。還有一些走街串巷、在坊內流動的小商人,如見諸史書的「鄒駱駝,長安人,先貧,嘗以小車推蒸餅賣之」。這些商業活動也有助於便利坊內居民的不時之需。

 唐長安城古今對照圖

市坊制發展到後來,已不能繼續下去了。唐高宗時長安城已非常繁華,出現了兩市已無法容納的店鋪。開始向附近的坊及其它地方延伸,以至於東市西北的宗仁坊、西市東北的延壽坊,熱鬧繁華超過了東、西二市。

玄宗時雖對這種現象加以限制,但沒能阻止為了利益和方便而日益增加的沿街店舖的出現,坊內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夜市。當時,商業不再限制在專門的商業區,許多坊中出現了市場、店鋪、作坊,並且出現了私自拆毀坊牆,臨街開門的現象。到了後來,政府也默許了夜市,不再加以限制。

宋明清三代的市場度量衡管理

宋代

宋朝廷對度量衡的管理比較系統,基本上繼承了唐制。

據《雜令》規定:容量「十鑰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鬥,三鬥為大鬥一鬥,十鬥為斛」;重量以「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一兩,十六兩為斤」。尺度以「十分為寸,十寸為尺,一尺二寸為大尺一尺,十尺為丈」。

如果違反上述規定,依律「杖七十」;如監校司失職,「杖六十」。凡私作度量衡不符合規定,而又在市場上使用者,按情節依法治罪,笞五十或準盜論;即使符合規定,「而不經官司印者,笞四十」。

明代

明經濟發達,市場交易繁榮,為保護正常的貿易秩序,《大明律》戶律特設市廛一門共五條,對貿易市場進行規範。

市廛,本指交易之所,即市場。唐宋律中沒有關於市廛的專門條款,僅有斛鬥秤度和市司評物價等條目,明律則將其單列為一門,並增列了私充牙行埠頭、把持行市、器用布絹不如等條款。以這些條款保證市場交易公平合理。

明律還對交易市場上的度量衡、物價、商品質量等作了具體規定。譬如市場上使用的度量衡必須經過官方校勘後方可使用,「凡私自斛鬥秤尺不平,在市行使及將官降斛鬥秤尺作弊增減者,杖六十,工匠同罪」。為防止假冒度量衡在市場出現,令各地兵馬司每二日一次校勘市場上的斛鬥秤尺。

清代

清代城鄉市場進一步發展,相互之間的聯繫進一步加強,在全國形成了一個聯繫緊密的市場網絡。清代的市場管理法規基本上是承襲了明朝的舊制,可以說明清的市場管理法規基本一樣。明清的市廛律內容基本相同,只是清朝的市廛律在前朝的基礎上也有了進一步完善和發展,這主要表現在對牙行的規範上。

清律對市場交易中的度量衡也作了比較詳細的規定,其製度基本上沿襲前製。清律規定嚴禁私造度量衡器具,「凡私造斛鬥秤尺不平,在市行使,及將官降斛鬥秤尺作弊增減者,杖六十。工匠同罪。若官降不如法者,(官吏、工匠)杖七十。」

市場上使用的度量衡器具必須經過官府校驗,合格方許使用,如果「提調官失於較勘者,減(原置官吏、工匠罪)一等。知情與同罪。其在市行使斛鬥秤尺雖平,而不經官司較勘印烙者,(即係私造),笞四十。」

清律同時還對官吏在度量衡上違反法律有關規定的行為製定了處罰措施,「若倉庫官吏,私自增減官降斛鬥秤尺收支官物而不平(納以所增,出以所減)者,杖一百。以所增減物計贓,重(於杖一百)者坐贓論。因而得(所增減之)物入己者,以監守自盜論(並贓不分首從,查律科斷)。工匠杖八十。監臨官知而不舉者,與犯人同罪。失覺察者,減三等。罪止杖一百。」

另外,清朝關於市場管理的法規除清律中的市廛條外,清廷還通過頒行大量的「例」來規範市場,例的效力甚至已經超過了律。

 

來源 舞天玄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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