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仁尼琴哀悼巴士底獄日,所有基督徒也應該如此

路易十六

(編者按:本文由芝加哥大學戈澤寧博士(Dr. Zening Ge)編譯自《Stream》。戈博士在原文基礎之上修改了一些內容,並增加了一些解釋文字。) 

每年的 7月14日,也許只是一個稀疏平常的日子,在今年是一個星期二,你家裡或周圍可能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發生。但這一天其實是法國的國慶日,也叫巴士底獄日。這一天,標誌著自羅馬皇帝戴克里先(244AD-312AD)以來,對基督徒大規模、有組織之大屠殺的開始。

巴士底獄日,是法國大革命的開端,也為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凶殘意識形態埋下了種子,這些意識形態將毒害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謀殺數百萬耶穌基督的信徒和無計其數的其他無辜平民。在這兩個意識形態的驅使之下,無數的政治運動留下了累累白骨。

在《謀殺的政府》一書中,學者R.J.Rummel 指出:

[ 在本世紀(即20世紀)的前 88年裡,幾乎有 170,000,000名男女和兒童被槍殺、毆打、酷刑、刀砍、燒死、餓死、凍死、壓死或勞作致死;或被活埋、淹死、吊死、炸死或以政府對手無寸鐵、無助的公民或外國人施加的任何其他方式殺死。]

在西方世界,第一次這樣的現代種族滅絕發生在法國,始於1793年。它是由現代進步主義啟蒙運動的忠實信徒們執行的,面向的目標是法國旺代地區的虔誠基督徒和普通農民。到最後,遭共和國軍隊殺害的平民多達30萬。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啟蒙運動的追隨者們在建立共和國時提出的革命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

這段歷史在法國很少被提及和討論。事實上,一位在法國大學任教的虔誠歷史學家曾對我說:”我們是不能提旺代的。凡是提起在那裡所發生的事情的人,都將沒有學術生涯的前景。所以我們保持沉默。”

但在旺代地區,殘存的記憶依舊。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法國的那個地方至今仍比其他地區更有宗教信仰,更保守。1993年,當地政府在這些暴行發生200周年之際開設了一個博物館,以紀念這一段暴行歷史。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參觀了該博物館,並參加了紀念館的貢獻儀式。他隨後在雄辯的演講中指出:「俄羅斯對基督徒的大規模屠殺直接受到了旺代地區的啟發。」 

他說:「布爾什維克以法國革命者為榜樣,而列寧本人也指出旺代的大屠殺是對付基督教抵抗的正確方法。」

「這場革命釋放了人類原始野蠻的本能,以及嫉妒、貪婪和仇恨的邪惡力量——這一點連它的同時代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們自己也為當時的大眾精神病付出了足夠可怕的代價。當時僅僅是溫和的行為,甚至是對這種行為的認知,就已經顯得是一種犯罪。但是,18世紀還盛行的革命的浪漫光澤,被20世紀所發生的一切塗抹殆盡。」

「幾個世紀過去了,人們從自己的不幸中認識到,革命破壞了社會的有機結構,擾亂了生命的自然流動,摧毀了人口中最優秀的成分,並讓最壞的成分自由發展;革命永遠不會給一個國家帶來繁榮,而只會使少數無恥的機會主義者受益。而對整個國家來說,它預示著無數的死亡、普遍的貧困,在最嚴重的情況下,人民會長期墮落。」

1793年,旺代和布列塔尼地區的普通農民奮起反抗控制國家的巴黎中產階級激進分子。當時,法國大革命的思想意識形態的信徒們已經:

  • 處決了國王和王后,讓他們的小兒子在獄中病死。
  • 奪取巴黎聖母院大教堂,除去基督教標誌,在其祭壇上供奉一名妓女為”理性女神”。
  • 宣布對歐洲大多數其他國家發動革命的”解放戰爭”。
  • 暫停所有的新教儀式,以尊重國家對理性的崇拜。
  • 從天主教徒那裡沒收了所有教會財產,驅逐了數以千計的僧侶、牧師和修女,讓他們自生自滅,然後把財產賣給革命者的親信,為他們的戰爭籌集資金。
  • 命令所有神職人員宣誓效忠於政府而不是教會;以及。
  • 發動了歷史上第一次全民徵兵,徵召普通人——他們中的大多數是虔誠的農民,被巴黎的革命口號所迷惑,為革命而戰。

當巴黎人來抓走他們的兒子去當兵時,旺代人終於忍無可忍,奮起反抗,揭竿而起,以”上帝和國王”的名義發動了反革命的起義。起義迅速蔓延到法國西北部,極大地牽制了政府的職業軍隊。起義戰士們大都是未經訓練的虔誠農民,他們以游擊戰為主,其中許多人只裝備了適合打獵的火槍。

正如蘇菲.馬松——澳大利亞-法國籍作家,她本人就是參加過旺代抵抗運動的叛軍的後代——所寫的那樣:

[ 暴行沒有節制,系統性的滅絕人口,從最上層下達屠殺的命令,在最下層被高興地執行。期間至少有30萬人被屠殺,那些拒絕執行任務的共和國軍人要麼被槍斃,要麼被徹底抹黑。但在旺代,還是有人民在反抗。還是有一些人躲在森林裡埋伏,他們像獅子一樣勇敢地戰鬥,但被抓住後就像豬一樣被宰殺。毫不留情,所有的頭目都被槍斃、斬首或絞殺。許多人甚至不被允許安息;最後一個領袖的屍體被切開,分發給科學家;他的頭顱被醃在罐子裡,大腦被檢查,看看一個野蠻人心中的叛逆種子在哪裡……

“一個也不能留活口。” “女人是生育的溝壑,必須被犁在下面。” “那片土地上只能留下狼群遊蕩。” “火、血、死亡是維護自由的必要手段。” “他們的狂熱主義和迷信的工具必須被粉碎。” 這些是共和國國民大會在談到旺代時使用的一些話語。馴服的科學家們想出了各種各樣的新點子來殺人——在麵粉、酒精和供水中下毒,在昂熱建立一個專門處理人皮的製革廠;研究用大爐子燒死大批人的方法,以便有效地把他們的脂肪渲染下來。

共和國的一位將軍開利對這種研究嗤之以鼻:這些”現代”的方法需要的時間太長。最好使用更久遠的屠殺方法:將赤身裸體的男人、婦女和兒童從特製的船隻上大量溺死,這些人往往被綁在一起,他稱之為”共和婚姻”,這些船被拖到盧瓦爾河中央,然後沉沒;將男人、婦女和兒童大量刺刀刺死;將嬰兒的頭砸在牆上;用大炮屠殺俘虜;最可怕和最噁心的酷刑;焚燒和掠奪村莊、城鎮和教堂。]

1799年,拿破崙上台後,迫害才真正結束。他需要國內的和平,以便發動他的征服歐洲的戰爭。他與羅馬教皇拼湊了一個維和協議,旺代終於平靜了下來。

當然,事情不應該是這樣的。法國大革命以金融危機為開端,革命者們承諾要削減一個專制主義的君主制,也許是按照英國的方式設立一個立憲的政體。路易十六世國王是一位仁慈的國王,但他的確不是一位非常稱職的國王。他取消了他的祖先在一個更不寬容的時代對新教徒和猶太人施加的揮之不去的、可恥的法律懲罰。

他還為美國的獨立戰爭提供資金,這差一點使他的王國破產。(為了表示感謝,美國國會在國會大廈懸掛了一幅路易十六的肖像,並將肯塔基州的一個郡命名為”波旁”。威士忌就是在那裡發明的)。1789年,法國的立法者們在一個多世紀以來第一次召開會議,起初是想改革他們的政府,而不是取代它。

而一些改革肯定是需要的。正如托克維爾所觀察到的,路易十四和十五所強加給國家的無情的中央集權,已經掏空了法國人的政治生活,並將公民生活的權力幾乎完全集中在巴黎的技術官僚手中。可想而知,他們把事情搞得一團糟。

不像它在海峽對岸的姐妹王國,法國沒有現成的議會或其他形式的立法機構,沒有保護其臣民不被任意逮捕的普通法,而國家的經濟生活主要不是由自由公民而是由國家來驅動的。法國教會雖然仍與羅馬保持著聯繫,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國王的控制——國王任命其主教並制定其政策。

事實上,法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國王在1767年就安排鎮壓了歐洲的耶穌會教士——他們對羅馬的忠誠和對國王神權的拒絕使他們受到懷疑,而他們對新大陸印第安人權利的維護則妨礙了”進步”。

大家知道,耶穌會教士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的事工就是辦教育。這個教團被摧毀後造成的教育真空很快就被啟蒙哲學家們填補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歷史正在美國重演,以宣揚基督真理所建立的大學現在都成了世俗、自由進步主義的大學)。

沒有耶穌會的第一代人在1789年成年。標誌著大革命的暴行——包括大規模處決神父和修女,得到了以狄德羅的誹謗性小冊子為認知基礎的年輕知識分子們的認可,這些小冊子充滿了關於僧侶和修女”祕密生活”的色情謊言。

事實上,為公眾準備掠奪寺院的反教士文獻和150年之後納粹散布的反猶主義論調之間有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相似之處。用於描述為國家偷竊寺院財產的委婉語——”世俗化”,在20世紀30年代找到了它的回聲。德國政府為搶劫猶太人所使用的術語是,”雅利安化”。這樣「世俗化「和」雅利安化」隔空對話,如出一轍。

既然猶太人確實是一個祭司民族,那麼存在這種撒旦式的相似之處也就不足為奇了。就像法西斯分子以猶太人在金融領域和新聞界的突出地位為自己的暴行開脫一樣,左派分子仍然以教會的政治影響力為迫害教會的行為辯護。現代社會不能讓他們如願以償、逍遙法外。我一直在等待著歷史學家寫出反猶太主義和反教會主義的全面比較,不過這一願望迄今未能實現。

1989年,我幫助組織了一場為所有法國大革命受害者舉行的葬禮彌撒。我們邀請了法國總領事,但他辯稱事先有約而不能前來。在旺代本身,一位法國朋友告訴我,有些人在他們國家的國慶節上仍然戴著黑色的臂章,他們對代表法國大革命的三色旗與一些美國黑人對南北戰爭期間南方聯盟戰旗的看法一樣。

當我們為美國宗教自由的未來而憂心忡忡時,讓我們記住那些在我們之前為捍衛自由和信仰而犧牲的人。

上帝保佑,我們將很有可能跟隨他們的腳步。

索爾仁尼琴在他的演講中繼續說道:

[希望革命能夠改善人性是徒勞的,然而你們的革命(即法國大革命),特別是我們的俄國革命,正是希望達到這種效果。法國大革命是在”自由、平等、博愛”這個自相矛盾、無法實現的口號的旗幟下展開的。但在社會生活中,自由與平等是相互排斥甚至是敵對的概念。

自由,就其本質而言,破壞了社會的平等,而平等又壓制了自由——因為否則,自由又如何能實現?同時,博愛的性質完全不同;在這種情況下,它只是在口號上加了一個吸引人的內容。真正的博愛不是通過社會手段,而是通過精神手段實現的。此外,在三重口號中加上了”否則死亡!”的不祥之語,從而實際上完全破壞了它的真實意義。]

法國大革命,就像後來所有的革命一樣,都有高貴美麗、激動人心的理想和口號,而現代理性主義和啟蒙運動在盧梭、狄德羅、伏爾泰等人的推動之下,演變成了今天的席捲美國的自由主義。

從黑人佛洛依德之死引發的一連串在一些大城市的騷亂和大學、娛樂、媒體、高科技公司裡的主流左傾自由主義文化倡導的「 cancel culture 」即不容許任何不同主張、把反對聲音從根本上抹掉的做法,其實只不過是法國大革命的暴力行為的一個現代翻版而已。

在一定的條件下,如果不加限制的話,這些破壞歷史人物的塑像、下架「種族主義」的書籍和影視、解僱持不同見解的員工、提出「沉默就是支持種族主義」的口號等等溫和的 Cancel 文化,最終會符合邏輯地演變成旺代般的屠殺。而這一切,是為了建成一個更加平等、充滿社會正義的社會!

索爾仁尼琴最後指出:「人們可能會認為,法國革命的經驗已經為俄國”人民幸福”的理性主義建設者提供了足夠的教訓。但是沒有,俄國的事件還比較嚴峻,規模也無比巨大。」

現在,輪到美國的左傾的民主黨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們,孜孜不倦地試圖在美國大地上重演許多法國革命最殘酷的場景,而且他們擁有比雅各賓派更強大、更系統的組織控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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