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拼盡全力，成為二本學生」

2020年，大學教師黃燈所著的《我的二本學生》，成為當時的現象級書籍。書中記錄了她所教的學生們的成長、就業、人生目標、所思所想，將數量龐大，但面目糢糊的二本及以下學历的學生們的真實樣貌，如實地呈現在公眾的視野中。

她提醒了我們一個早已存在的既定事實：二本院校學生的命運，是中國最基本的底色。

四年後，《去家訪：我的二本學生2》出版，不同於第一本局限在校園中的調查，黃燈在此書中，開始走訪二本學生的原生家庭。他們中的許多人，出身貧窮的农村，靠著父母（通常是母親）的勞作、一些運氣，與竭盡全力的學習，才終於走出閉塞的邨莊。他們常是邨裡唯一的大學生，小學班級裡唯一的本科生，與大多輟學的同齡人相比，他們是「有出息的人」。

然而，將尺度從邨子拉回到社會的層面上，他們是二本院校的學生，是在就業市場上並無多少競爭力的人群。

在大學裡，他們將「直面同窗之間的家境差異，真切感受到一種來自資源差距所致的無奈」。畢業以後，當學習「不再是丈量個人價值的唯一標尺，這種茫然，看似具體，但又如此虛無。」
 
下文摘選自《去家訪：我的二本學生2》，經出版社授權推送。小標題為編者所擬，篇幅所限內容有所刪減。

01  「我一路從最農村的地方爬到了城市」

張正敏1996年出生，來自廣東F學院勞經系，我沒有給她上過課，和其他孩子的拘謹不同，初次見面，正敏大方而坦然，她向我講明了來意：媽媽是越南人，小姨和嬸嬸也是越南人，她從小在越南人堆中長大，從小就感受到了外界對越南女人的成見。進到大學，她想和同學申請一個課題，研究 邨莊的越南媽媽。正敏說，她看過我寫的東西，認定我是全校最適合指導她的人，希望我能做她的項目導師。

紀錄片《迷霧中的孩子》

我想都沒想，答應了她的要求。這樣，因為寫作的機緣，我意外多了一個走得很近的學生。正敏聚焦的對象是越南新娘，其中包括自己的媽媽，在我看來，她選定這一群體，本身就隱含了回望和梳理自己成長經历的隱祕動因。在正敏的描述中，我大致能勾勒出她成長的若幹軌跡：一家四口，媽媽來自越南，爸爸是粵西山區的農民，哥哥初中沒有畢業，她是邨裡越南新娘子女中唯一的大學生，也是小學班級唯一的本科生。正敏家房子的層高，遠超一般住房。屋內幾乎沒有任何裝修， 牆壁裸露出原本的磚紅色，砌得極為平整、結實。

整體而言，房子又高又瘦，牆面整潔、挺括，地面幹淨，簡陋到極致。「裸露的家」。廚房是家裡唯一能看出裝修痕跡的地方。洗手臺保留了原始的預制板，燒火的灶臺上，貼了暗紅色瓷磚。正敏曾經提起，「我媽外出了幾年，覺得不妥，回來搭建了一間廚房，說是要將家裡的火生起來再說」，由此推斷，廚房的裝修，是媽媽刻意而為。火生起來了，媽媽走了。媽媽走了，家裡到處都是媽媽的影子。正敏和爸爸、哥哥一樣，七八年來，依然被媽媽一磚一瓦壘起來的房子庇護。這個家，媽媽再也沒有回來，家裡有她已經長大的兩個孩子。置身屋內，我第一次體會到「家徒四壁」的含義。當正敏告訴我，面前簡陋而堅固的房子，從地基到屋頂、從砌牆到廚房的裝修，全部由媽媽一個人徒手完成，我內心唯有震撼。

我突然理解眼前的女孩此前和我說過的很多事情。我也突然理解，她在邀請我去家訪時，為甚麼總有更多的猶疑。正敏嬸嬸的大兒子，和正敏同一年出生，小時候不幸溺水，導致不明原因的脫發，小夥子對家裡人無法給他提供有效治療耿耿於懷，他整日將自己關在房子裡，躺在牀上玩行動電話，啥事都不幹。前一陣，他想買一輛電動車，找正敏爸爸借錢，沒有如願後，一直生悶氣。正敏還有個堂弟，小學成績一直很拔尖，初中無人管教後，中考只得了二百多分，正敏竭力建議叔叔將堂弟送去廣州讀職校，叔叔嫌麻煩，將他留在了陽春一所技校。每次看到哥哥、堂弟和堂妹，很多時候，正敏會恍若夢中，她很難想象，自己竟然走出了如此閉塞的邨莊，來到廣州成了一名大學生。

正敏曾用兩句話概括自己的求學過程，一句是「我一路從最农村的地方爬到了城市」，另一句是「我能上大學，都是因為我媽媽」。她小學二年級在小水小學讀，三年級到六年級在陂面小學讀，初中上的合水中學，高中到了陽春市，然後到廣州上大學， 历經了一個农村孩子最為常見的求學路徑，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現意外，都會中斷求學過程，正敏之所以能從偏僻的小水邨來到 廣州念大學，離不開媽媽的強大支撐。小學畢業，正敏考上了陽春市排名最好的實驗中學，因開支加大，考慮了很久，她決定放棄，「怕媽媽負擔不起，我選擇了一所折中的學校，回了合水中學」。同時，她向媽媽承諾：哪怕在普通初中，也盡力考上陽春市最好的高中。高中每年的學費是一千九百六十元，每個月的生活費需要五百元，為負擔這些硬性的開支，媽媽必須外出打工。爸爸對女兒念書的態度非常消極：「跟我呢，我不能保證有錢給你讀書，跟你媽，你就等於把你媽媽賣了拿錢讀書！」留守小水邨的叔叔，也曾旁敲側擊地追問正敏的成績，總是向她灌輸，女孩子念書沒甚麼用，希望她早日放棄高中的學業。在極大的學習壓力中，正敏不但無法從父親這邊獲得經濟上、情感上的支撐，還要花很多 心力對付這些負面情緒的幹擾。

紀錄片《迷霧中的孩子》

更讓正敏煩惱的是，初中沒有畢業的哥哥，從她念高中後，得知媽媽在支持她讀書，開始明目張膽地找妹妹要錢。大一時候，哥哥借車駕駛途中出事，一籌莫展中，想到的辦法，竟然是逼迫妹妹拿錢，正敏拿出僅有的生活費，很生氣地交涉，「我給你這兩千塊，我買斷跟你的關系，以後別來找我！」可事情沒有任何改觀，考駕照，找妹妹要錢；想換行動電話，還是找妹妹要錢。正敏幫爸爸緩解過一次迫不得已的債務危機後，哥哥仿佛看到了妹妹的能量，每次遭到拒絕，便聲嘶力竭地慫恿妹妹找別人借。正敏曾鼓勵哥哥去外面打工，讓他堅持做好一件事情。她通過朋友的關系，在寧波幫他聯繫了一份不錯的工作，但哥哥一句話就將她戧回：「去那麼遠幹嗎，有便宜撿嗎？」

正敏說：「每到此時，我內心特別害怕，充滿了恐懼，總感覺爸爸和哥哥，在拼命將我往下拉」。結束當天的走訪，我和她回到房間休息，正敏突然鄭重地和我說：「老師，我拿點東西給你看。」她熟練地打開一個舊櫃子，拖出一個破爛的紙箱，先是拿出上面的獎狀及證書，最後從底部掏出高三最後一個學期用過的「知心」牌原子筆，當紅紅的獎狀、證書堆滿一地，空管的原子筆呈扇形擺放在地面時，就如聽到房子是媽媽徒手建成，這個場景讓我感受到了電擊般的觸動。我仔細數了數：獲獎證書四十一個，獎狀四十九張，原子筆接近兩百支。在兩代女性之間，媽媽徒手建起的房子，正敏無意識保留的空管原子筆，就是一個女孩從「最农村」的山裡走向城市念大學，在世間打下的真實烙印。從小水小學到廣東F學院，只要三個小時的車程，但跨越這三個小時，卻要一個母親隱匿起來從事無數種卑微的職業，需要一個瘦弱的女孩竭盡全力優秀到無以複加的地步。

紀錄片《迷霧中的孩子》

對正敏的成長環境和家庭關系進行梳理後，可以看到，跨入大學前，她成長的每一步都要拼盡全力，每一步都是險棋，充滿了未知的風險：如果媽媽不去鎮上買房子，她就只能和其他越南媽媽生的孩子一樣，讀完初中去打工，落入十七八歲嫁人生子的命運；如果媽媽不離開陂面，不放棄那份只能換來三百五十元收入的卷鞭炮工作，面對每年一千九百六十元的學費和每月確定的生活費，在當時的條件下，她就不可能擁有機會讀高中。正敏的求學與媽媽背後的支持，構成了家庭的主要敘事，而爸爸和哥哥始終踡縮家中、被動遭遇社會變遷的狀態，顯然是更為基本的存在，兩者構成了鮮明對比，並產生了劇烈撕裂，而其中核心的張力，是教育作為一種外部力量揳入正敏的生命後，她必須直面個人的成長和家庭羈絆之間的矛盾。哥哥將自己的不求上進，歸咎於媽媽的離家出走，正敏從小目睹媽媽的努力和掙紮，認定一切事情只能「靠自己」。

哥哥怪罪媽媽的離開讓他沒有心思做事，正敏反問：「我和你同一個媽媽生的，為甚麼我這樣子，你卻成了那樣子？」正敏剛上大學時，看到小學的好幾個同學，年紀輕輕便生養了幾個孩子，她深切感受到了命運輪回的恐懼，忍不住審視自己的家庭：「我爺爺那樣子，我爸那樣子，我哥又那樣子，那我哥的下一代，會不會還是那樣子呢？」她不敢想下去，也無法理解哥哥為何對命定的結局毫無感知，意識到哥哥缺乏擺脫現狀的認知後，正敏提醒自己：「一定要走出來，一定要不顧一切地往前跑。」正敏坦言，進入大學失去高考目標的牽引後，那種因逃離生命暗礁所滋生的力量，好像突然消失，她的人生陷入了新的迷茫狀態。說到底，正敏面臨的挑戰，和我教過的很多女生一樣：入學的興奮期一過，伴隨考上大學自信的稀釋，現實中洞悉到的種種真相，諸如同學之間的貧富懸殊、城鄉之間的教育差異，總是很容易將她們推向無力或虛無的境地。

以往的努力，在正敏看來，不過一個無物之陣，就算能夠幸運地走出邨莊和小鎮，能夠來到廣州，她依然無法掩飾以往過多防禦性行為帶來的傷痕。過去的日子，終究讓她看清了內心的殘缺，事實上，多年來，正敏一直處於無邊的恐懼中：她害怕媽媽去越南探親不回來；害怕哥哥在她求學時無休無止地要錢；害怕爸爸高三月考前總是說一些烏七八糟的事；害怕一個人在山上的橘樹林中無助地拖動柴油機；害怕男朋友知道家裡的真相後頂不住父母的壓力提出分手；害怕家裡的親戚隨時隨地對媽媽的衊視和輕賤；害怕媽媽生病讓自己失去世上最珍貴的人；害怕大學同學知道家裡的情況傷害脆弱的自尊；害怕大學畢業找不到好工作滿足不了家人的期待；更害怕日漸衰老的父親、無所事事的哥哥成為她一輩子的負荷和放不下的牽念。

而今，當正敏邁進大學的校門，她沒有想到，當初給媽媽帶來驕傲的「上大學」，意味著她需要直面另一重壓力。一方面，相比媽媽的處境，正敏時常為自己的好日子感到羞愧，她可以找心儀的老師聊專業，可以隨時參加同學策劃的周日活動，而遠在異鄉的媽媽，可能正在偏僻的竹林中，過著「滾石砸腳、蠟燭照明」的原始生活；另一方面，直面現實中同窗之間的家境差異，她真切感受到一種來自資源差距所致的無奈，「他們整天想著玩，也不幹正事，好像始終沉醉在爸爸媽媽疼愛的世界裡，畢業後通過家人介紹，就能很順利地找到工作，而我很認真地學習，很認真地實習，很認真地跟各種人打交道，拼死拼活地找工作，畢業之後，有可能甚麼都找不到」。從小到大引以為傲的成績，大學期間不再是丈量個人價值的唯一標尺，正敏的茫然，看似具體，但又如此虛無。

對正敏來說，她大學期間所處的精神困境，源於一名年輕人獨立自主的意識增強後，對個人經驗的清理、對生命來路的正視。只不過，落到她身上，聚焦到了如何直面千瘡百孔的原生家庭。在中學階段，因為有大學目標的強烈牽引，年輕人的情緒暗礁，容易處於被遮蔽的狀態，實際上，據我觀察，很多孩子，尤其是女孩子，盡管到了大學，但她們並未化解掉中學時代留下的暗傷，以致大學畢業後，依然背負家庭的窠臼，在沉默中走向社會。

我對正敏課題組的期待，除了按照結項的要求，完成規定的調研報告，更希望她在實地考察和交流之外，寫一些感性的文字，比如非虛構作品， 我知道她擁有大量的一手材料，同時也對調研對象投入了強烈的情感，寫寫自己的越南媽媽，已經水到渠成。

最終，這種來自對家人的重新審視和體恤，讓正敏獲得了充沛的情感，並促使她拿起筆，以非虛構的方式寫出了爸爸、 媽媽、哥哥的生命史，在家庭成員的換位對視中，實現了對自己的真正接納，避免了大學階段陷入煎熬和虛空的危機。更重要的是，正敏赤誠的表達，通過新媒體的傳播被很多人獲悉，前面提 到的三篇作品，《我的媽媽，是兩千八百元買來的越南新娘》《忘記我名字的父親，終於與我和解了》《無所事事的鄉鎮年輕人》，引起了很多討論和關註，她由此感受到了書寫和「看見」的神奇， 感受到了坦然接納自我的力量。她對此深有感觸：「對我而言，我一直害怕自己的過去和經历會引來他人異樣的眼光，我並沒有意識到這種恐懼本身就是一種自我規訓。我愈是想要逃離、擺脫『農二代』的身份，愈是容易與現實脫嵌，並陷入自我認同的游離狀態。而赤誠地接納自己，是人一生必經的功課。」

紀錄片《迷霧中的孩子》

作為正敏大學時光的見證者和介入者，她身上所發生的變化，讓我看見了一個年輕人的成長和蛻變，也激發了我很多思考：以前，我總是從原生家庭牽絆的角度，去理解他們成長的困境，更傾向於認定原生家庭對他們根深蒂固的影嚮，並對堅硬的現實 感到無能為力，至於教育到底能否改變這種狀態，我並無堅定的認知。但現在，通過正敏帶給我的近距離觀察，當我意識到，「上大學」事實上是他們人生最大的依仗和機會時，如何激活個體的能動性，比之簡單地體恤他們的難處要更為重要。

02   畢業後，他才發現「吃飽」並不理所當然

我與源盛的第一次見面，是在 2016年9月的課堂上。那個學期，我被教研室安排給1516045、1516046兩個班上專業課。依照慣例，初次上課，我們會自由討論一些問題，也會讓學生隨意發言，講講各自求學過程中印象深刻的事情。莫源盛頭戴一頂淺色的棒球帽，大大的眼睛分外精神，坐在教室左側的後面，清瘦的身板套著一件素色襯衫，他淡定地站起來，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語氣平緩地講起了他和姐姐打火把上學的情景。我當場和源盛約定，一定要找個時間，去他走過的山路看看， 師生之間的承諾由此達成。

源盛所在的內翰邨算得上緊挨廣昆高速，坐在源盛家的天臺上，可以從樹叢中隱隱感到車流的聲浪。只不過，受制於高速公路的封閉性，邨莊並未受益於修路帶來的便捷。在源盛記憶中，邨莊以前的路都是泥巴路，超過手扶拖拉機體量的機動車，都很難開進來，近十年隨著國內高速公路的快速發展， 加上政府對鄉邨基建的重視和投入，路面的硬化逐漸變為現實。 當然，這種硬化目前尚停留在機耕路層面，因邨莊依山而建，地勢高高低低，連接各家各戶的小路崎嶇不平，還沒有條件完全鋪設水泥，為了防滑，和幾十年前一樣，只能依靠泥巴路底子上鋪設的碎石。也由於身處大山，交通不便，內翰邨1998年才順利通電，直到今天，源盛依然記得七歲之前，邨莊照明主要依賴煤油燈，剛剛通電的時候，因電壓不夠，過年打火鍋，想開個燈管照明，都不能擁有穩定的光源，不少邨民家裡都保留了祖祖輩輩用慣了的煤油燈。電視機也是很遲才有，至於空調，哪怕到現在，對於邨民都是稀罕物，除了山裡涼快，也和供電不穩有關。

紀錄片《出·路》

對他的家人們，年幼時，源盛感受到的唯有愛，等到長大，負載在濃濃的親情中，他卻隱約覺察到了一種難言的尷尬：考上大學，為家族爭光固然讓他自豪，但親人對大學的隔膜，對他不切實際的期待，卻讓他壓抑、不自在。爸爸一直堅信兒子的光明未來，「考上大學，工作穩了，前途也穩了」。大伯甚至以為源盛畢業後，國家能夠包分配，有些遠房親戚受到網路資訊的誤導，對本科生的真實收入並不了解，經常試探性地問源盛，是否可以拿到五六萬一個月？

他們一直堅信源盛會輕易在廣州獲得工作，自然，他們無法想象年輕人立足城市所面臨的真實挑戰。對這些善意的關心，源盛無所適從，他仿佛找不到一個契機，將大學的真實境況告訴他們。和室友一樣，每到春節，源盛盡管渴望回家，但又害怕親人的詢問。進到大學後，源盛對同齡人的狀態，頗為震驚。他想象中的大學生活，是同窗聚在一起，一起玩耍，一起討論問題，而不是 現實中的沉默和隔膜，「大家好像沒有太多熱情，沒有交流的欲望，都在忙著看行動電話」。與高中生活相比，源盛明顯感到，高中階段因目標明確，班上很容易凝聚起一種昂揚的氛圍，進到大學，個體如脫線的風箏，不少人會陷入一種真實的迷茫。「大一時， 我們不知道以後能幹甚麼，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大三時，想法慢慢清晰，很多人會去考會計證、教師資格證」。作為網路原住民一代，源盛貌似有很多選擇，諸如不同的行動電話、不同的圈層、不同的玩法，但諸多的自由選擇，並不能祛除內心的疑問，「不知道甚麼叫信仰」，「不知道未來的路該怎麼走」，「更不知道我們這一代人在想甚麼」。

紀錄片《青春》
 
初入大學的興奮期過後，他觀察和了解到的現實，開始讓他莫名失落，他隱約覺察到了同學之間的差距，「我再怎麼努力，也比不上有後臺、有背景、有財富的人。」大多數同學不會關註廣州房價的變化，源盛卻深感學校周邊房價飆升帶來的壓力，「畢業後，我就算打個一萬塊的工，也很難買得起房子，弄不好，連個睡覺的地方都沒有」。

同齡的舍友，大多沒有源盛敏感，也很少留心現實，除了完成基本的學習任務，有些會沉湎追星，有些則明確表態，在追女孩和打游戲之間，會選擇打游戲，「追女孩好累啊，還要花好多錢」。這種種真實的困惑，促使源盛思考一些問題，「我會追問生和死，會追問人的一生到底能幹甚麼，也會看一些哲學方面的書。」直面現實的困擾，源盛的應付方式是，「將它們寫下來，將想要表達的東西寫出來」。從初中開始，他堅持寫日記，高中時候，他立志二十二歲之前寫一本書，到大學，他開了一個公眾號，為鍛煉文筆天天更新。

大二時，他曾交給我一份二十多萬字的文稿，算是提前實現了寫書的願望。也許，大學對源盛的意義，就是在專業的庇護下，能理直氣壯地堅持文學的夢想。他曾經想過「建立一個文學流派」，但現在，他最大的願望，是從事的工作，能夠和文字有關。 2019年6月，畢業季如期來臨。臨近離校，源盛不像廣東F學院的往屆校友，提前在龍洞尋找住房。隨著地鐵的開通，龍洞的房租年年看漲，為節省開支，他和舍友羅益鵬在二號線的嘉禾望崗，找了一間月租五百元的老房子。「房租是真的便宜，但地方也是真的偏僻，看起來像在荒郊野嶺，有一種被遺棄的感覺。」對於工作，源盛的要求很明確：和文字有關，自己真心喜歡。以A 機構為界，他的求職，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網路海投，進入A機構。

平心而論，盡管沒有受到疫情影嚮，源盛這一屆求職並不順利。考研失敗後，他沒有二戰，選擇了就業。他整體的感受是「小公司offer隨便拿，感覺還挺缺人，但說倒閉就倒閉，沒有任何確定性，大公司、正規一點的單位，要進去就很難，至於考編和考研，難度則更大」。源盛面試過一家小公司，說是面試，其實就是敷衍地聊幾句，沒有談到任何實質性的問題，就宣布將他錄用，「太簡單了，一點難度都沒有，這種公司，我就算畢業三四年，都能隨便進，要是這樣，那我讀大學有甚麼意義？」他觀察過公司的員工，大都是一些中專甚至小學都沒畢業的人，源盛坦承：「不是看不起他們，而是覺得既然念了大學，起碼和他們應該有點不同。」他拒絕了這家小公司，通過兩次面試，進到了A 機構，「原本沒有機會，因為我是男生，A 機構權衡了好久，最後錄用了我。」A 機構是一家教育培訓機構，算得上行業內的翹楚。源盛進去以後才發現，他們對外宣稱的教育理念都是套路，「最大的特點，就是不斷制造焦慮，將老師變成機器後，招生時，再通過打擊孩子的自信，將他們說得一無是處，讓家長相信，只有報班孩子才有希望」。

源盛負責語文教學，他沒有堅持多久，「頂不住了，良心上過不去，感覺太赤裸裸了，和我想象的教育完全兩回事，想想還是算了」。「累，我倒不怕，但真不喜歡這樣的工作方式，讓我別扭、不舒服。」當然，源盛也承認，機構的好處是人際關系簡單，同事都是剛畢業的大學生，好相處；其次，待遇也還不錯，第一年受應屆生條款保護，年薪不低於八萬元；另外，以後如果謀求去公立學校發展，教育機構的工作經驗，也會提供一些競爭優勢。爸爸得知源盛找了一份教職工作， 非常開心，他不能理解教培機構與學校的關系，無論兒子怎麼解釋，他都堅持，只有進到公立學校教書，才能稱為老師。對剛走出校門的年輕人而言，父母對子女的薪水多少有一些期待，盡管源盛的爸爸媽媽對他的收入沒有要求，但家庭的真實處境，讓他不敢懈怠。在無法說服自己堅持 A 機構的工作後，源盛沒有告訴父母實情，果斷離職，投入了另一場求職之路。離開 A 機構，源盛才真正意識到就業的難度，他由此進入求職的第二階段。付完兩千元違約金後，房租、夥食費、交通費瞬間變成刺眼的數字，變為真切的經濟壓力，讓源盛感受到了生存的艱難，「有時候真的是吃了上頓沒下頓，下頓沒有著落時，就突然明白了粒粒皆辛苦的含義」。從小到大，源盛從沒覺得吃個飽飯有多難，畢業後，他才發現「吃飽」並不理所當然，「如果不去努力，不去幹活的話，真的會餓飯」。

紀錄片《偷》

在沒有找到滿意的工作以前，源盛拼命兼職，做過很多短期工：「先是到一家快遞公司，通宵分快遞，工資當日結算，每天一百到一百二十元。隨後又去了長隆天鵝餐廳當服務生，根據排班負責擦桌子，也是按天結算。最後還去了野生動物園園區當保安。」其中，當保安讓源盛最為難忘，因個子瘦小，他穿的衣服很難合身，哪怕小碼，套在身上都松松垮垮，袖子更是長出一截，當保安同樣是日結工，每天一百二十元。「這份工作給我一種荒謬感，我發現保安根本保護不了任何人。」此外，源盛利用空隙，還曾去科學城當過研學的帶隊老師，「非常好玩，也很有意思，工資也超級高，但不穩定，沒有任何確定性」。

不斷變換的短工只是權宜之計，源盛一直堅持網上求職，他曾親历過一個編劇崗位，按要求投遞劇本後，才發現是一場騙局，「他們的目的，就是騙點子，騙內容，騙到內容後，等你找過去，人家根本不接待，隨便應付你」。幸運的是，網上的求職，終於有了結果。在畢業半年後的春季，源盛通過智聯招聘，找到了一份編輯工作，「我將簡历掛在網上，公司和我聯繫後，第二天就通知我上班，我頻頻去找找不到，沒有刻意找的時候，工作竟然來了」。源盛不知道公司挑選他的原因，但良好的文學功底和文字處理能力，顯然助了他一臂之力。

公司是一家國企，位於蘿崗的高新技術區，源盛的職責是編輯一本科技類的雜志。他對新的崗位非常滿意，「工作氛圍好，同事大都為剛畢業的碩士和博士，非常好相處。」領導也開明，對他客客氣氣，很認可源盛的靠譜和踏實。待遇盡管沒有達到邨莊親人想象的水平，但相比兼職的不穩定，也還過得去。工作確定後，源盛搬離了嘉禾望崗的民房，入住離公司更近的增城永和片區。對源盛而言，這是一份和文字有關、和學術有關的工作，完全達到了他的預期。文學夢在廣州濃厚的商業氛圍中，大都不合時宜，但源盛的堅守，顯示了生活蘊含的豐富可能。五年過去，我總是想起 2017 年暑假，與家人一起去源盛家，與他一起坐在天臺的情景，他興奮地向我們描述：「旁邊黑乎乎的，我將電燈接到天臺上，看看星星，看看月亮，聽聽風聲，一個人躲在這裡寫東西，特別安靜，特別美好，我的夢想就是當一個作家。」這是我所有學生中，對夢想最為具體、最為感性的描述。我無法斷定源盛的夢想甚麼時候實現，但相比更多孩子大學期間的慌亂，他對興趣和愛好的強烈堅守，讓他內心始終有著確定的錨點。相比找到一份解決生存的工作，我更看好他依附在夢想之上，內心牽引而出的力量和韌性。

03 农村女孩的教育機會，如此重要又偶然

文瑜是我1516045班的學生。自我2016年9月給他們班上專業課後，她就一直擔任班幹部，負責聯絡老師和同學。文瑜長著一副典型的廣東女孩糢樣：中等個子，清瘦身材，臉龐極為清秀，淡定的神情，看起來溫婉而堅定。2019年6月20日，臨近畢業，我們約好召開了最後一次班會，不少人在外實習或者求職，三十八位學生中，只有二十四位能參加班會。班上的孩子輪流走上講臺，紛紛講起了畢業的感受和境況，此刻，就業環境日漸嚴峻，真正「上岸」的學生鳳毛麟角，大都處於迷茫、紛亂的求職階段，不少女生在離別的傷感中夾雜著對未來的擔憂，文瑜是班上少有的確定了去向的學生，她受到環境的觸動，回顧了找工作「糾結到哭」的經历，也講起找房子的兩難處境，「便宜的，環境太差又不安全，感覺害怕，稍稍像樣的，價格又太貴」。

對大學生而言，「家訪」說起來容易，落實起來難度卻極大，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雙方都忙，我和學生很難湊到一個合適時間，如果還要同時約好學生父母，難度更大；其二，班上的學生，尤其是女生，有不少顧慮。文瑜是我任教的班上，第一個接受我家訪的女生。比之女生，我留意到，男生仿佛更樂意老師前往自己的家鄉。文瑜 1996 年出生。爸爸和生母的婚變，讓她兩歲就離開家，開始跟隨奶奶生活。對於親生母親，因分開時年齡太小，她已沒有任何印象，多年來，甚至「沒怎麼聯繫」。親生父母離婚後，很快各自成家。文瑜三歲時，繼母生了妹妹，到文瑜六歲，繼母讓爸爸將她接回身邊，理由是「必須上學了」。在爺爺的觀念裡，文瑜是女孩，讀不讀書無所謂，「他想讓我在家幹活，讀兩年到十幾歲就外出打工」。繼母沒有依從爺爺的意願，堅持將孩子帶回。提到父母婚變對她的影嚮，文瑜坦誠，「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回到父母身邊前，見到邨裡其他後媽打罵孩子，我也有點害怕，但回到父母身邊後，發現繼母完全不是這樣」。在她心中，繼母早已獲得了母親的身份認同，「媽媽」這個神聖的稱呼，只屬於陪伴自己長大的母親。文瑜強調，她得以擁有機會念大學，最為關鍵的因素，來自繼母的堅持，而根據爺爺和爸爸的態度， 「自己不是留在邨裡，就是外出打工」。 

紀錄片《出·路》

初一暑假，媽媽帶文瑜第一次來到深圳，跟隨表姑在一家手袋廠打工，每天的日程從晚上八點開始，「一直幹到第二天中午十一點」，堅持了四十多天，掙多少錢，文瑜早已淡忘，讓她難以忘懷的細節，一是通宵熬夜倒班，每到淩晨就昏昏欲睡的疲憊；二是年齡太小，她拿著別人的身份證，每遇突襲檢查，就會被人藏起來的窘迫。初二暑假，文瑜沒有外出，在家跟隨媽媽織網。初三暑假，文瑜再次進廠，整整幹了六十天，「機器太高，必須站著，後跟磨掉了一層皮」，她清楚記得，「每個小時的工資是七元」，整個假期，她賺了四千多元。同行的一個女孩，受不了工廠的勞動強度，做了十幾天，「哭哭啼啼嚷著要回家，主管沒有理會她，我幫助她順利回去了，還答應將她未結賬的工資也寄回。」幫助同伴妥善處理辭工的經历，讓文瑜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是一個能幹的人」，多年的勞動，早在歲月的積澱中，不知不覺滋養了她的冷靜、韌性和擔事的能力。

初中期間，文瑜一直擔任班長，成績也非常出色，「每一科都考前幾名，總成績也很靠前。」更重要的是，「老師很疼我，一開始就指定我當班長，加上人勤奮，校長也欣賞我」。整個初中，文瑜算得上學校的名人，在老師眼中，她被敘述為「當班長、又勤奮、成績還好」的典型。文瑜中考的目標是湛江一中，但她所在的初中只考上了四名，在中考小小失利的情況下，她最後以全校第十的排名，進到了S縣一中。盡管高中階段的學習極為緊張，文瑜還是習慣了假期外出打工。高一暑假，她去了富士康，負責屏幕檢測，「工資高，夥食也不錯」，因住宿條件差，沒有地方洗澡，加上不想上夜班，「只幹了一個星期。」高三暑假，高考一結束，她再次進廠，哪怕即將踏進大學的校園，文瑜依舊堅持了中學時代的打工習慣。在我的學生中，文瑜是將個人打工經历說得最清楚的學生，也是堅持各類勞動最多的學生。

「回家就幹活，一有空就幹活」，成為她漫長求學階段的基本狀態，與城裡同齡孩子輾轉各類教培機構、不斷刷題的日常構成了鮮明對比。在媽媽的帶領下，作為大姐的文瑜，勞動的習慣早已深入骨髓，弟弟妹妹也極為勤快。以前，文瑜意識不到勞動的历練對自己的影嚮，直到進入大學，她發現自己總是比別人更有耐心，遇事不怕麻煩，也更願意擔當一些公共事務時，她隱隱約約覺察，恰恰是多年的勞動鍛煉，讓她獲得了精神的鈣質，加速了個人的快速成長。進到大學，生活上，「通過兼職，養活自己」是文瑜對自己的最低要求。大一暑假，她去一家百果園打零工，給老板留下了極好的印象，每到年前，水果店缺人，老板就會力邀她幫忙，保證假期的三倍工資，文瑜也能在短期內賺到幾個月的生活費，有兩年寒假，她因此放棄了回家過年。大二暑假，她去過藍月亮、奶茶店打短工，也去過超市做導購，甚至接過一次翻譯。文瑜的短期工作資訊，大多來自一些兼職群。大三上學期，她還做過課外托管，「下午四點過去，晚上八九點回來，包晚餐90元一天」。

紀錄片《出·路》

整個大學，文瑜沒有找父母拿一分錢生活費，所有開銷都通過課外兼職解決，她有過因兼職耽誤了專業提升的遺憾，但也承認豐富的課外兼職，錘煉了她融入社會的能力。當然，也正是忙碌的大學兼職實踐，讓文瑜早早意識到，同齡人不同的家境，暗中決定了彼此不同的命運。她大學期間唯一的一次自助游，同行的旅伴來自惠州，在一所三本大學念書，父親做生意，「家裡房子很大，在家就是一個小公主，畢業後的工作隨便挑」。她還認識一個獨立學院的男生，「爸爸是領導，工作隨隨便便都能安排好，工資都很高，深圳一些有名的大廠，男生都不想去」。

畢業前夕的實習中，文瑜總能聽到一些家境和她類似的老鄉，在單位「無緣無故地被罵」，一個畢業半年的師姐，在單位的現狀，同樣是被「罵到麻木了」。文瑜不怕被罵，也不怕勞累，她將職場新人遭遇的人事磨合，視為進入社會的必修課程，但她希望單位的氛圍能夠讓人放松，希望領導能夠給予剛剛入職的小白，更多空間和包容。媽媽對於文瑜大學畢業的去向沒有明確要求，但廣州給她留下的美好印象，讓她對女兒留在大城市抱有朦朧的念想，當然，文瑜能夠在S縣找到好的單位，能夠考上公務員或者獲得編制，畢業回來，她也能接受。

我留意到，相比找工作，媽媽明顯更關心女兒找對象，我與她少有的聊天，話題都聚焦在文瑜的婚戀上，也許，對父母而言，孩子的婚姻大事，是比就業更為緊要的事情。2019年畢業季，我的辦公室門無數次被推開，一張張青春、困倦而又無所適從的臉，寫滿了迷惘、困惑和無力，滿意的工作機會越來越少，城市的生存壓力越來越大，而競爭的形勢愈演愈烈。和班上太多去向未定的同窗比起來，在「回 S 縣」和「留廣州」之間，大四一到，文瑜不再有任何糾結，她盡管對立足廣州沒有太多把握，但「小縣城一眼望到頭」的現實，讓她感覺家人從「邨莊到小鎮到縣城」 的路徑，應該有人再往前推進，「說到底，回到縣城，我還是有點不甘心」。

作為家裡的第一個大學生，文瑜認定自己應該想辦法在廣州留下，算是為弟弟妹妹畢業以後的選擇，提供一點點依靠和參照。2020年7月，文瑜認識了現在的男朋友。男朋友來自S縣，學的工科專業，父母都是鄉邨老師，下面還有個弟弟，大學畢業後，他原本在深圳工作，因文瑜在廣州，他轉來了廣州。在同一個城市相處幾個月後，他們意識到了立足廣州的難度，兩人決定，如果要在珠三角留下來，不妨將目光放到周邊的城市，這樣，男朋友又隨公司來到了佛山。在此以前，文瑜對到底能不能立足廣州，從來不敢多想，但男友來到佛山的選擇，讓她堅定了信心，「就算我在廣州上班，因佛山與廣州有直達地鐵，一切都很方便」。大學班上有好幾個女生， 來自佛山或深圳，在家人資助下，早已成家立業，解決了買房的大事。文瑜曾經很羨慕她們，但現在，她對自己和男朋友通過努力一步步立足佛山的現狀，感到踏實和滿意。很小的時候，文瑜認為家裡窮，長大後回望，她發現「家裡沒有想象中的差」。她爸爸的六個兄弟中，有不少和文瑜一起長大的堂姊妹，無一例外，他們都延續了「初中輟學——外出打工」的人生軌跡。整個家族，也只有文瑜三姐弟有機會進入大學校園。在文瑜的人生中，如果不是繼母的出現，她最有可能延續堂姊妹的命運路徑。對农村女孩而言，教育機會的獲得，如此重要，又如此偶然。我越來越意識到，在很多人眼中普通的二本大學，對任何一個农村孩子而言，都需要走過長長的路，需要历經更多看不見的偶然和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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