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嫌棄的文科生的前世今生

文藝復興
文科生被侮辱被損害,在這片土地上,是一項光榮傳統。

文科生又被黑:「異化」不是一天兩天了

文/聞溪

4月14日,央行官方微信發布了一篇名為《關於我國人口轉型的認識和應對之策》的工作論文,提及重視教育問題的時候,作者稱,要重視理工科教育,「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

關於這一表述,作者倒是沒有給出結論的引用來源,這篇嚴謹的論文為何唯獨在這個問題上直接拋出一個如此荒謬的結論,對文科生以及人文學科著實侮辱性極強。

不過,翻翻人文學科被黑的歷史,可以說不是被黑,就是在被異化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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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人文教育體系中,數學、物理等「自然科學」最初是屬於人文科學的

古希臘,人文學科是指 自由的學科或培養自由人的學科,作為自由人,既要有關於他生活的世界、人性和宇宙的知識,也要有能力將他們表達出來。所以,人文學科的範圍十分廣泛,包括文法、修辭、邏輯、數學、音樂等。

在古羅馬時期,學習文法、修辭、邏輯學等西塞羅所說的humanitas(人文學術),是成為律師、進入政府部門的必備條件,與「四書五經」在儒家中國的地位類似。這裡的雄辯家已超出了其字面意思,而是指一種「完人」式的教育理想。儘管 古典人文學科包括數學、語言、歷史、哲學和其它,統攝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為一體,但是它們的目的是一致的,即 培養 「完人」的全面發展的教育,沒有職業目的

生活在公元4世紀、出生於北非的外省青年奧古斯丁,正是通過學習和教授「七藝」(文法學、修辭學、邏輯學、算術、幾何學、天文學和音樂)才來到帝國的大城市米蘭和首都羅馬,進入權貴圈子。如果不是因為他最終放棄了世俗生活、皈依基督教,也許人類歷史上會少一位偉大教父,而多一位帝國時期的西塞羅。從古希臘到羅馬帝國晚期,各個學派迭出不窮,學說紛呈,門徒廣眾,相互爭論不休,不亞於今日的國際學術討論,學者們在一些城邦的統治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全知全能」型神學家奧古斯丁

中世紀人文學科被神學所統治,成為神學的婢女, 成為為神學服務的手段而不是以培養完人為目的。此時,人文學科遠離了它所具有的培養「完人」,使人的精神更加高尚,使人性更加豐滿的教育目的。因此,可以說在漫長的中世紀,人文學科和它所體現的人文精神在人類歷史上遭遇到第一次異化。

文藝復興打碎了中世紀神學強加於人身上的枷鎖,對人性的高貴發出了由衷的讚美。「人是多麼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麼高貴,力量是多麼無窮!儀表和舉止是多麼端正、多麼出色!論行動,多麼像天使!論了解,多麼像天神!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人文學科被當作培養巨人的手段,被作為教育綱領。 貶低神性弘揚人性,以理性代替神啟,人文主義者設想的人依然是古代百科全書式的天才。

文藝復興最重要的觀念,便是歌頌人本身、歌頌世俗生活,而反對宗教控制

經過文藝復興運動,人文學科在第一次的異化後又重獲新生,放射出了其無究的魅力和熱情。然而,人文學科和人文精神的高漲並沒有無限地持續下去,隨著17世紀的科學革命、18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的開展,近代自然科學不斷上升,逐步形成一種逼人之勢, 科學成為一種信仰和崇拜的力量,科學不僅代替了神,也代替了人,成為萬物的尺度

這時期,在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和牛頓四位巨人的帶領下, 自然科學從自然哲學中脫穎而出。不僅傳統的哲學部門相繼被自然科學接管了, 而且諸如經濟、政治、法律之類的人類行為研究也脫離了哲學人文科學的範圍, 在論題和方法上被自然科學化了, 從而產生了所謂的「社會科學」。人們認為, 人文領域的課題是可以通過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來加以說明的, 自然科學被樹為知識典範和科學榜樣。凡是不能通過自然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加以處理的, 就都不配享有「科學」之名。

「現代科學之父」伽利略

到19世紀後半葉,科學主義已成為西方占主導地位的思潮, 20世紀邏輯實證主義的出現使它發展到更加完備更加精緻的形態, 邏輯實證主義完全把科學與價值對立起來。在近代西方科學主義盛行的過程中,人文學科在大學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被自然科學所取代,其生存和發展空間越來越小,走向邊緣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現代技術工業加速發展,核能、互聯網、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不斷推進, 成了當代全球人類生活的統治形式。 在此技術浪潮中, 人文科學的空心化愈演愈烈,人文與科技的相互背離和相互不信任日益加劇

近代人文學科和人文精神被自然科學所異化,可以說是人文學科遭遇的第二次異化,而且比中世紀神學教育對人文教育的異化更加徹底。

如今,遍地都是傲慢的科學主義者,以為用量化方法與實證思維,能完全理解人類精神與行為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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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人文學科主要指儒家的「六經」,它是傳統人文學科的主要內容。其基本精神即「道」,即孔子的「先王之道」,道是先王以道德教化治天下的大政方針,道的有無與國家的治亂相聯繫。古人認為天文中蘊藏著王朝興衰、帝王遞嬗的祕密,而人文則關係到社會秩序的穩定,故《易傳》有雲:「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中國古代人文精神的特質是道德至上,大學教育在於追求一種 「止於至善」的道德境界

中國的文理分科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 20世紀初,清朝政府派人出國考察,效仿法國和德國的教育模式,實行了「文實分科」。所謂「文科」包括歷史、文學、外語、地理等等,「實科」包括算學、物理、博物等等。當然,當時的文科生跟現在一樣要學實科的知識,實科亦然。

這邊建議乾脆把孔子學院都改成魯班工坊哦

當時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與殖民,發起了民族獨立、民族自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科學與民主成為「五四」運動的兩面大旗。1923年在中國科學界、學術界、思想界和文化界爆發了中國現代時期的重要事件——「科玄論戰」(又稱之為「科學與人生觀論戰」)。

「科玄論戰」所涉及的人物在當時極具代表性。參加論戰的既有著名的哲學家,如梁啟超、胡適、張君勱、張東蓀、瞿菊農、范壽康等,也有著名的科學家和心理學家,如丁文江、任叔永、王星拱、唐鉞等;既有清末維新運動的領導人,如梁啟超,又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如陳獨秀、胡適;既有國民黨的元老,如吳稚暉,也有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如陳獨秀、瞿秋白。爭論的文章大多發表在北京的《努力週報》、《時事新報》、《晨報》,上海的《東方雜誌》、《學藝雜誌》、《中國青年》,廣州的《新青年》等擁有廣泛讀者的知名報刊上,影響巨大。

陳獨秀《科學與人生觀序》手稿

「科玄論戰」討論的問題可粗略概括為三個方面: 科學問題、科學與人生觀和科學的社會功能,但主題還是科學與人生觀(玄學)的論戰,最終論戰結果是「科學神」戰勝「玄學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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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進入民國, 大學基本都遵循美式教育理念,設立學院,下設若干系,強調「博雅教育」。 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的高等教育體制經歷了一次全面的「蘇聯化」。當時的社會主義建設亟需實用性人才,所以「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成了當時的流行語。

1950年6月8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來自蘇聯的專家阿爾辛傑夫帶來了他的「蘇聯模式」。 他認為蘇聯高等教育的特色就在為國家培養工程師、醫師和農業專家這樣的專門人才,而不是文科生這種大而無用的人

當然,我們的「文科」並不完全等同於英文中的「liberal arts」或者「humanities」,它其實泛指文史哲這類傳統人文學科,社會學、政治學這類社會科學以及新聞學、法學這類就業導向的專業,換言之,是高中分科時選擇文科的學生有資格報考的專業。

蘇聯不在了,其教育體系與種種觀念遺毒卻仍然強悍

阿爾辛傑夫的這套理論奠定了中國大學院系調整的基調,也決定了未來幾十年文科專業在中國的命運。儘管執行之初就有高校教師反對這種一刀切的政策,但是許多文科專業還是被直接砍掉。

社會學就是其中一個。在簡單粗暴的蘇聯專家眼中,社會學不屬於科學,既然跟歷史唯物論一樣是研究社會的,二者只能取其一,姓資還是姓社,就看你砍不砍社會學了。

1952年的院系調整中,全國高等學校從211所調整為201所,分綜合性大學、多科性工業大學和單科性學院三類,取消大學中的學院建制,改為校系兩級管理。綜合性大學由49所削減為21所。原來被稱為「綜合性大學」的學校囊括文法理工農醫師等學院,調整後,大多僅保存文科和理科。所有教會大學和私立大學走向終結。

屬於「舊社會」的輔仁大學等教會大學,在新中國都被註銷重組了

經過院系調整,全國20多個社會學系只剩下兩個,分別在中山大學和雲南大學,第二年最後這兩個也被取消了

南京大學的社會學系1949年就被併入政治學系,政治學系在1952年又被取消。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多名學者被迫離開, 潘光旦、費孝通去了中央民族學院。這兩位名氣極大的學者已經是結果非常好的,其他的教授要麼轉去教地理、外文,要麼轉行政,甚至有人直接被掃地出門。

心理學也沒好到哪去, 僅僅是因為它「資產階級的出身」以及與「唯心論」的字面聯繫而不受待見,除了師範類院校有教育心理學的科目,綜合性大學裡只剩北大和南大還留著心理系。而南大心理系1952年後也沒有再招生,1956年併入中科院心理研究所。 北大的心理系也非常坎坷。按蘇聯專家的理論,心理學既然研究人,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基礎,最後淪為哲學系下面的一個教研室,卻成了全國唯一一個心理學教學單位。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燕大被拆撤,分八部分到北京大學等院校

表面上看只是院系調整,但 這種簡單粗暴的切割對學科的傷害是不可逆的。1952年開始,北大心理系本專業相關的課程少得可憐,哲學系課程占了大半,如「邏輯學」、「哲學概論」,甚至俄文。

原來的專業課程不上了,文科都學什麼呢? 政治課增加得最多,課程占比甚至超過了專業課。1957年和1959年,為了響應當時「聯繫實際」的號召,才增加了醫學心理學和勞動心理學兩門專業課。

同樣被貶為「資產階級人文學科」的人類學,得感謝遠在蘇聯的莫斯科大學把體質人類學歸到了生物學下面,所以復旦生物系得以保留一根人類學獨苗。只不過,這根獨苗是披著理科的外衣才生存下來的。

50年代,中國成了全世界文科生數量最少、文科教育比重最小的國家。文科、財經、政法這三個科類合起來的學生數比例從1952年的22.5%,降到了1957年可憐的9.6%。

與此同時,理工科又是另一番景象。高等工業學校1947年僅18所,院系調整後新設了鋼鐵、地質、化工等類學校31所,短短十年,工科學生所占比重從1947年17.8%漲到1957年37%,幾乎翻了一倍。

連清華大學這樣文科實力非常雄厚的學校,也被全部砍去了文科。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沒有文科照樣辦大學」的理念被推向了極致。到了「文革」期間,學科發展則遭受滅頂之災,本已殘缺不全的人文社會科學被大砍大並,各大高校院系開始搞所謂「三合一」「五合一」, 即把經濟、哲學、歷史3系合併為1個政治學專業,把經濟、法律、歷史、馬列主義教研室合併到哲學系,其間學生運動、政治運動、人身批判極為泛濫,學術研究無法開展,教學活動基本停滯,學科體系名存實亡

海因裡希·海涅1920年曾寫下名句「他們在那裡燒書,最終也將在那裡焚人」。圖為電影《不朽的時光》劇照。

而我們閉關自守的這幾十年,恰好是西方人文社會科學飛速發展的幾十年。以歷史學為例,二戰後西方史學發生了一場規模巨大的範式革命:僅從研究課題上看,戰前主要是研究政治事件史、戰爭史、外交史、軍事史、國家史、偉大人物史,戰後,研究方向則主要轉移到社會(日常生活)史、物質文化史、心態史、民眾史等方面來。

而同一時期的大陸史學卻與這股潮流恰相反背, 史學這時幾乎被完全、徹底地政治化,史壇這時的一系列所謂論爭,只不過是離群索居的自言自語。

直到80年代,文科才恢復重建,但重建談何容易。正像費孝通所說, 一門學科固然可以揮之即去,但不能招之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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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家各項工作的恢復,不少綜合大學的人文學科得以恢復和重建。如清華大學先後恢復和建立了外語系(1983年)、中國語言文學系(1985年)、社會科學系(1999年)、哲學系(2000年), 1993年12月成立了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恢復文科至今,清華的文科總體水平仍然與其數一數二的綜合地位不匹配。圖為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圖書館。

這一時期,對人文學科而言,主要是恢復;對社會科學而言,則完全是從無到有另起爐灶。其中,社會學的基礎學科如社會學理論、城鄉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人類學的主幹學科如體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政治學的主幹學科如中國政治、中外政治制度史、中外政治思想史、國際政治學、比較政治學、行政管理等,法學的基礎學科如法理學、法律史學、憲法與行政法學、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經濟學的主幹學科如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世界經濟、中國經濟史、外國經濟史等等,都快速重建起來。

但與大學人文學科的這一復興相伴隨的是20世紀90年代的 市場化浪潮,使大學人文學科教育世俗化商業化不斷加深 。大學校長扮演的主要角色類似於董事長,主要考慮的事情是爭取各種資源。 辦大學相當於辦企業,其終端產品是學生。現在不再是首先考慮如何將他們培養成符合人性理想的人,而是考慮如何將他們打造成能適應後工業經濟時代不斷變化的職業需求的勞動力。就業導向使得大學的標準更側重於直接的功利價值,因而與社會沒有直接利益關係的人文學科,就被理解成了屠龍之技,不再受到矚目。

如今的大學,更像打工人生產廠

與此同時,中國開始興起了綜合性大學的建設熱潮,不少理工科類院校也紛紛設立了文科,比如理工科學校裡也有中文系、社會學系甚至音樂系,不少專科的醫學院也有了法學系、中文系……

野蠻生長的結果是,許多理工類學校的文科專業畢業生就業率極低——這反過來又落實了外界對於文科的歧視,諸如文科生就是比較差,文科生很難找工作。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文史哲的基礎學科中間,缺少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大師級的人物,談及群星閃耀時,令人稱道的往往是那個大師輩出的「西南聯大時期」。

西南聯大舊校門,至今還是國內教育成就的標誌

人文學科其實一直卑弱,文理之間教師的隔閡,也似乎深不見底,理工科的教授,不僅是看不起,而且鄙視文科教授。一位清華大學的法學教授曾告知張鳴教授,清華工科的教授,每當走過他們的辦公樓的時候,都會蔑視地說聲:賣狗皮膏藥的。很多工科的工程師和教授,至今不明白,學文科的人怎麼還能混到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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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的一邊倒、一刀切思維模式下,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市場」系統甚囂塵上;多重因素助推,人文學科在科學面前自慚形穢,人文的主體性斯文掃地:文學、美術、音樂都漸漸失去應有的想像力。與此同時,哲學失去了抽象力,歷史喪失了思辨性,倫理失去了持續性,道德淪為一片真空……

很顯然,貶低文科,異化文科的說法背後,不僅是文科在被冷落, 更是技術主義和實用主義價值的壓倒性勝利

但人文學科的邊緣化對社會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人們逐漸失去對豐富多樣的意義和價值的敏銳觸覺,整個社會價值趨向單一化與平面化。而「重理輕文」最直接的後果,那就是給大學生當頭棒喝:批判性思維差,差到學校要開課重新教。

而且這是一個惡性死循環, 由於批判性思維差,學生容易陷入極端化、情緒化、線性化思考問題,學生舉報、告密、「誘供」老師屢見不鮮,堂堂大學教師授課不得不有所顧忌,戰戰兢兢,還要時刻防範是否「因言獲罪」。

自覺審查並告發與自己立場不符的言論,有著非黑即白二極管思維的大學生,無處不在

在如今這樣一個日新月異、人工智能迅捷發展的時代,人文學科的價值愈加凸顯, 太多的技能性東西都可以被科技取代,反倒是那些讓人瞧不起的吟詩作賦、多愁善感、思想情懷是機器無法具備的

機器擅長運算、記憶、尋找規律。人類作為萬物之靈,我們的創意、靈感、想像力、審美、愛和被愛的能力、同理心、世界觀,正是文科,在努力守護著這些價值。列日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古埃及學家讓·維納德曾做過這樣一個演講《如果一個人完全拋棄人文學科會怎麼樣》,他如是說道:

我們生命的意義又是什麼?這樣的問題技術精英就無法回答了,需要人文學科的力量。人文學科試著尋找世界的意義,尋找各種符號,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符號化的世界裡,一切事物都有其符號化的意義……對人文學科的忽略對於我們的民主也是一種威脅,因為社會需要批評者,很多議題需要哲學式的討論……人類當然需要新的技術,但是我們也需要哲學家和語言學家。人文學科普遍關注的是,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裡,人類的過去與未來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生命的意義又是什麼?這樣的問題技術精英就無法回答了,需要人文學科的力量。人文學科試著尋找世界的意義,尋找各種符號,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符號化的世界裡,一切事物都有其符號化的意義……對人文學科的忽略對於我們的民主也是一種威脅,因為社會需要批評者,很多議題需要哲學式的討論……人類當然需要新的技術,但是我們也需要哲學家和語言學家。人文學科普遍關注的是,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裡,人類的過去與未來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作為人類發展史上的重要分水嶺,新冠這一場災疫,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思考方式、價值認同。心靈的兵荒馬亂、信仰的分崩離析、道德的無所適從,給予人類心靈慰藉的恐怕唯人文學科當仁不讓,人文學科的實質是「人文精神」(Humanism) 。人文學科是有別於「科學」的另一種文化。

科學與人文,從來不可分離,且應該相得益彰

科學和人文,實際上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缺少了任何一面,人類都會迷失。西方古典時代以來,「humanities」主要包括哲學、史學、語言文學、藝術等等,《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將它翻譯為「人文學科」。人文學科回答人生的基礎性問題,涉及人對社會、對政治、對自己的認知。

通過人文學科,人們才能意識到,科學技術可以幫助人類工作,但是我們不能讓他們奴役我們。技術日新月異,但技術的人文底色亘古綿長,這正是人類需要堅守和傳承的文明內核。正如弗吉尼亞大學英文系教授馬克·艾德孟森(Mark Edmundson)曾經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的一篇關於人文學科價值的專欄中所提到的:

人文學科並不教人如何成功,而教人如何質疑成。處在所有人文學科最核心的,是一場海納百川而深思熟慮的,關於我們應該如何生活與生存的討論。

編輯|徐元

來源:槍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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