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爺叔一般風光逼人的他，晚年卻在貧困凄凉中度過

《繁花》的爺叔，讓我想阿爸……

文/阿達

《繁花》熱映，第一集就把我的魂勾住。不為別的，乃因「爺叔」這個角色。

這是一個堪稱經典的鏡頭：當爺叔將阿寶鑄造成了寶總，讓他懂得派頭、噱頭、苗頭的重要性，還告訴男人應該有三只錢包，第一只是你實際有多少錢，第二只是你的信用，看你可以調動多少人家錢包裡的錢，第三只是人家認為你有多少錢。上完這番課後，爺叔帶阿寶去量身定制幾套西服。在爺叔對裁縫非常苛刻的要求下，終於等到了阿寶穿上西服的那一刻——

在和平飯店的高光裡，阿寶將很有派頭的挺括西裝穿上身。當爺叔看到阿寶穿上得體西裝瀟灑轉身變成寶總的一剎那，他的眼睛濕潤了，前世今生的種種湧上心頭。一個大特寫，寓意極其豐富，凝聚了千言萬語與無數历史。爺叔淚濕，我也淚濕。因為，爺叔讓我情不自禁想到了阿爸。

《繁花》劇照

爺叔這個角色的年齡與阿爸相近，阿爸生於1910年，在《繁花》發生故事的1993年到1994時，是阿爸留在世上的最後兩年。他沒能趕上像爺叔一樣做「老法師」的時代，倘若他稍微再年輕一點，身體稍微再康健一點，肯定希望看到他的子女稍微恢複一點他年輕時的樣子。

我之所以和爺叔「共情」，是因為我把爺叔想成了阿爸，把自己想成了阿寶。當年的十裡洋場上，阿爸在美國洋行裡當高管，風光逼人，肯定像年輕時的爺叔。於是我由此及彼地揣度：在《繁花》的彼情彼景裡，假如阿爸看到他的兒子（我）也能穿上挺括的西裝，再現一個曾經的他，該是多麼欣慰啊。

可惜阿爸沒能活到《繁花》呈現的好時日，也沒能看到我穿上挺括的新西裝。但是看看《繁花》裡的鏡頭，想象一下「可能的我」，雖然有點自作多情和自欺欺人，卻也暗合了影視劇的心理補償功能——角色代償。看劇的最大吸引力，不就是因為身臨其境嗎？

其實這些年來我常常夢見阿爸。據說隨著年紀變大，更容易記起早年的種種，我看來是老了。

我怎麼能不老呢，如果阿爸還活著，已經114歲了。我這個最小的兒子都拿到老年卡了。他老人家1910年9月26日出生於寧波，1994年4月13日亡故於上海，經历了三個朝代。他是我們全家的頂梁柱，一度意氣風發。可是他的晚年，差不多是在貧困悽涼中度過。當我們全家兄弟姐妹都過上好日子時，他已經無緣享福了。

所謂「子欲孝而親不待」，我們兄弟姐妹每想起父母終老於貧困時期，而無福消受子女的敬孝，都覺得心痛不已。

阿爸是我們全家的偶像。記得當年家裡牆上高掛著一張阿爸雙手插在派克大衣裡的神氣照片，大家都說像極了周總理。從穿著到神情以及照片的历史陳跡，完全是民國風範。可惜父母去世後，不知哪位兄姐收藏起來了，隨著時間的推移，竟然遍尋不著，我為此悵然不已。

如今唯一找到的阿爸比較接近「年輕」的照片，已是阿爸落魄以後的壯年留影，就是本文題圖上的那張。不是穿著西裝，而是中裝了。這大概是能找到的阿爸最年輕的照片了。其它的都是老年時和子女們的合影，比如這張父親去世前一年的合家歡。

1993年春節全家福留影

這張合家歡，看上去，我輩都好年輕啊，從穿著上看，已經有了一點「改革開放好日子」的糢樣。只是阿爸依然穿著幾十年一成不變的藍色中山裝，那個當年十裡洋場的「洋行帥哥」，經過艱難歲月的洗禮，早已消失和認命了。

我有點想象不出：當年面對他的洋行老板美國「長腳」（阿爸用「長腳」指稱他身高接近兩米的美國老板），阿爸是如何和他打交道的。究竟是美國長腳的中文好，還是阿爸的英文好？否則怎麼談業務和交流感情？阿爸說，美國老板用「劉備」指稱他，而不叫他真名劉成章，因為他熟知中國的《三國演義》，覺得用劉備稱呼阿爸更朗朗上口。

反正，在阿姆（媽媽）的嘴裡，美國老板是沒有名字的，只有「長腳」的代稱。而且阿姆說老美長腳基本不會中文，看來阿爸的一口「洋涇浜英語」還是蠻流利的，至少可以和老板對答如流。

當年「劉備」的名號，可是在沿海港口城市的皮貨店裡大名鼎鼎的。據阿姆生前和兄姐的回憶，那時無論在香港或海外的皮貨店裡，只要是吉利洋行出售的皮貨，標簽上有「劉備檢驗」的字樣，那就一定是貨真價實的好貨。「吉利洋行的劉備」名聲在外，相當於是「品質」的代名詞。

（順便說一句，當時生女兒時，我就孤註一擲的決定：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一律叫劉備。這是對阿爸最好的紀念。）

曾經問過阿爸「鑄造品牌的祕訣」，阿爸的回答很簡單：有些皮貨，很難確定是一級還是特級貨，我的法則是，遇到可上可下的情況，一律降級處理。也就是說，一張介於特級或一級之間的皮貨，在其它皮貨行裡，很可能就處理成特級了，而到了老爸手裡，一律處理成一級，以此類推。試想一下，識貨的顧客豈有不趨之若鶩之理？

我又問阿爸，你的「長腳」老板會同意嗎？這不是損失利潤了嗎？阿爸說，也和老板爭論過，爭吵過，但最後「長腳」還是聽他的，估計看到不菲的業績，薄利多銷，總賬還是大賺的。

阿爸對往事的回憶總是輕描淡寫，好像沒有甚麼值得多說的。現在回想起來，我們真該刨根問底，多多追問諸多細節，勾勒出一幅「民國時期洋行清明上河圖」。

阿爸的經历，讓我強烈感覺到民國時期的個人上升渠道是暢通的。他一個「小寧波」，早早到上海灘闖蕩學生意，做過很多行當，甚至當過遠洋輪夥計，他說有一次掉進海裡，不識水性的他被工友救起，驚魂未定之餘從此下決心離開遠洋輪。然後就進了皮貨行，做著做著就做到了管理層。

一個僅有高小文憑的小寧波，就靠著勤奮和聰明，成長為一個美國洋行的高級管理人員，月薪300大洋。這是甚麼樣的社會機制造就的？我看到過一些研究民國的專家羅列的當年人們的收入狀況，說當時的警察「月規鈿」（月薪）是8元，而一個娘姨（保姆）和車夫的「月規鈿」只有2個大洋。有人寫到魯迅先生當年如何了得，也是說他每月有300多大洋。那阿爸當年的收入就是和這個大文豪大教授一個級別嘍。

記得阿爸去世後，母親和經历過民國生活的兄姐們，偶爾會在飯桌上聊起「曾經的好日子」，說他們住在法租界陝西南路的一棟別墅裡，兩三張巨大的圓臺面每天轉著「流水席」，各路遠遠近近的鄉下親戚和友人聚在家裡，名正言順地吃著咱家，父親還要為他們一一介紹工作，幫助他們成家立業。為此阿爸有「孟嘗君」的雅號。

不過這些窮親戚大部分都很不爭氣，後來過的都是貧困生活。新政後阿爸失業，管不起他們了，可是逢年過節，窮親戚們還是照例空著手牽家帶口前來蹭飯，像我這種沒過過「好日子」的小輩，看到他們反客為主狼吞虎咽的樣子，心裡並不舒服，然而習慣於「食客三千」的阿爸，根本不顧母親的勉為其難，看到窮親戚們前來拜訪就很高興，一個勁地「吃啊吃啊冒客氣」。

在阿爸阿姆的描述中，當年阿爸的美國老板基本上是和藹可親的，有時還會跟阿爸聊他喜歡的《三國演義》。在真實的世界裡，所謂僱傭和被僱傭者的關系，剝削和被剝削者的關系，並不是如今意識形態簡單粗暴解釋的「對立關系」，而是經常「溫情脈脈」的。從人際關系的細枝末節上去剖析當年的「階級關系」，或許更為準確。

我都沒有細細問阿爸，你在洋行裡的具體頭銜究竟叫經理、襄理、還是工頭、那摩溫？反正在文革初期，他是差一點因為「洋行高級職員」的身份影嚮到我們子女的前途。

可是历史的吊詭之處，就是個人命運總會因為某個細節而發生似乎與時代背景有所差異的某些結局。話說當年我的一位姐姐因為成分問題入不了紅衞兵，壓力山大，全家也都為成分問題憂心忡忡。這時阿爸開始了對「舊時老同事老部下」的緊密追尋和書面求證，結果給他找到了包括「老董」在內的幾位洋行夥計。他們給阿爸寫書面證明，說他在洋行裡並沒有任何幫助美帝老板的剝削行為，而是和工人一樣在勞作……

不知後來阿爸所在的上海手表廠是否派人去核實過，總之很快確定了阿爸的身份是「工人」（是否也與解放後阿爸一直是手表廠的工人有關？），於是我們這些差點成為黑五類的子女都松了一口氣，終於可以堂而皇之地在「成份」這一欄上填上「工人」二字了，子女們於是逃避了「成分歧視」。

唉，真實的生活才是历史的真實，大時代裡的小人物，命運各不相同，哪怕是文革時代，也會有不少漏網之魚。有時候「小環境」的重要性大於「大環境」。

阿爸後來的職業在上海手表廠，故此享受工人待遇，不至給子女帶來成分麻煩。

記得很多對我家情況的「知情者」在文革結束後經常問到，大家都知道你家阿爸是洋行高級職員，怎麼會變成工人的呢？我們也無法準確回答。其實历史上很多事情都是具體細節組成的，假如阿爸在洋行的管理中對底下的工人非常苛刻，甚至狐假虎威，有誰會寫那紙證明呢？況且阿爸也確曾一直在一線工作的，他對皮貨知識的熟練掌握，變得如此「識貨」，還不是因為自己就是「工人」嗎？也許他的聰明才智加上洋涇浜英語，被美國老板賞識，才升職的。

當年的美國老板並不是對下屬都兇神惡煞的，很多情況下是可以和他「論理」的。阿姆（我們祖籍寧波人都這樣稱呼母親）曾經說過一個細節，說阿爸被美國老板「長腳」派到香港去工作，一去就是很長時間，阿姆按捺不住了，抱著兒子（我大哥）就去找「長腳」論理，結果「長腳」招架不住，連忙安排阿姆和我大哥坐輪船去香港和阿爸團聚。

這才是真實的僱傭和被僱傭者的關系。哪裡有那麼多的階級鬥爭？聽老一輩回憶以前地主和佃農、資本家和工人間的關系，很多都不是你死我活的，而是人情味濃濃的。

還有一個「難忘的細節」是經常被我們兄弟姐妹在飯桌上用來調侃的。那就是：舊政權倒塌前的某一天，美國老板「長腳」在離開上海的前一天，親手將14根金條交到阿爸手上，讓他坐黃包車將金條送到某某路某號某家。阿爸自然執行如儀，絕無半分他想。他說這個「故事」的時候，沒有任何炫燿或遺憾等情感，只是在述說往事。

可是我們這幫「窮小囡」因為父親後來的收入斷崖式下降，物質生活日落西山，聽了這個故事，就情不自禁調侃阿爸：你要是坐著黃包車逃掉了，這些金條就是你的了。美國長腳自顧不暇，到哪裡去找你？阿爸和阿姆就笑罵我們這幫窮小囡窮得昏頭了，哪能這樣「爛污三鮮湯」？

大哥好命，經历過「萬惡的舊社會」，他所留下的舊照，都是小小年紀西裝革履，一副「和國際接軌」的糢樣。描述起在上海法租界的童年生活，都是「三個娘姨做家務，黃包車拉去上學」的圖景。下面這張照片不知甚麼時候存在我電腦硬碟裡的，今天找出來一看，大哥那時的樣子（中間那位），就是我想象中的「民國少年」。時代感不單從穿著上，哪怕從神情上，也能窺探一二。

記得我小時候因為沒有西裝短褲穿，阿姆把大哥的西裝短褲改縫後給我穿，那「全毛嗶嘰呢」就是挺括，穿上去立馬神氣很多，很多年我都穿著它，心裡美氣。

由於家境窘困，有時候我們還在飯桌上無端責怪老爸，當年美國老板派你去香港，蠻好不要回來了，幹嘛要急著回上海？如果留在香港多好！說不定我們現在一個個都在海外留學呢，香港歸英國管，憑我們這些子女的聰明勁，考上劍橋牛津也不是不可能。阿爸阿姆就笑我們幼稚：那時候的香港哪裡可以和上海比？誰願意獃在那個又熱又潮的鬼地方？

阿爸去世後，我們在飯桌上，還聽到了阿姆說的一個「隱情」：當時阿爸在香港的住所附近，住著很多年輕漂亮的舞女，經常和阿爸親熱的搭話。阿爸那時年輕瀟灑，如果長期單身，豈能坐懷不亂？所以阿姆一改溫柔形象，奮不顧身抱著大哥去和美國長腳交涉，終於很快與阿爸在香港團聚。原來如此。

嗚呼，上海，香港，這兩個與我家牽系緊密的城市，因為一個選擇，家族命運就被命定了。

又從電腦裡找到一張「退休工人劉成章」的照片，照片上的阿爸質樸、淡然，已經看不到任何「美國洋行裡的高管」的往日糢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