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偶入」佔領後,兩位鄉鎮精英的生死掙扎

文: 田毅 趙旭 

紅鞋城位於晉陝蒙交界處,現包頭境內,黃河邊。

這裡乾隆初年有了居民,後因移民實邊人口漸多,也因有渡口而貿易興盛起來,廟會上商販雲集,尤以糧食加工買賣為多。本地冬季漫長,夏季雨水集中,十年九旱。兩百多年來,有記載的大旱有37次,水災29次。

清末民初,這裡曾是一處繁華鄉鎮。 1920年代末,為防土匪築起了城牆,城牆蜿蜒彷彿一隻女人鞋子,就有了「 紅鞋城」之名。日本人佔領紅鞋城後,加高為4米城牆。

一、日本人「 偶入」

紅鞋城真正遭遇日本人,是1938年,有些意外。

那年農曆三月初二,下午。紅鞋城西北5里外的開來兩輛大卡車,跳下20多個日本兵,擺弄起奇怪的工具,像在勘測。

不多久,北面槍聲大作,子彈密集地射向日本兵。他們慌了,人與車一起退到不遠處的一戶大院內。雙方你來我往,竟打了一夜,相持不下。

偷襲領頭者陳秉義,陝西人,此時為當地第四騎兵隊隊長,說是國民黨部隊,但就是雜牌軍。陳為陝西人,頗傳奇。他愛馬,歷任騎兵隊長、旅長、師長。類似紅鞋城守城者民團團長薛大發,以「 武」穿梭於那個時代的各方勢力之間,游刃有餘。他年少入綠林,1935年轉投紅軍,之後加入這支國民革命軍抗日,但不久投降於日本人,日本人敗走後再入國民黨,1949年率部起義。而此刻,陳秉義聽說日本人來,從北面的山中下來偷襲。

日軍「偶入」佔領後,兩位鄉鎮精英的生死掙扎

♦ 1938年9月3日,賀耀組、戴笠提供情報稱陳秉義等部正與偽軍接觸。圖片引自台灣「 國史館」網站。

第二天——紅鞋城人日後清晰地記得這個日子——三月三,晌午,日本援兵趕來,槍砲齊加。陳秉義哪是對手,隊伍向東南的紅鞋城撤去。

「 快開門啊!」陳秉義站在紅鞋城西門外大喊。城門緊閉。

「 趕緊回去取鑰匙開門,讓咱們隊伍進來啊!」

「 關好門,不要開啊!」

後面兩句話來自同一個人——人稱紅鞋城「 大先生」的張繼英,他此時雖無官職卻最受尊敬,一言九鼎。他那前一句找鑰匙的話是朝著牆外的陳秉義大喊的,後一句關好門的囑咐則是小聲對城裡守門人說的。其實,城門鑰匙就在張繼英兜里,他擔心牽連無辜百姓,血洗紅鞋城。

大門依然緊閉。

陳秉義哪裡能等,溜著城牆從西門跑到南門,見城門還是關著,只好向東南逃去。紅鞋城娃娃聽見槍響,爬上房頂看熱鬧,眼見前後兩支人馬在大壩上交火,子彈還嗖嗖地飛過耳畔,大人們高喊才下來躲藏。

陳秉義部隊淌過一條河槽,等日本人到了,不知深淺,就此打住。

日本人折返回紅鞋城鎮時天快黑了,此時城牆大門洞開,主街上各家商舖門窗裡伸出一面面白布小旗。原來在此駐紮的一隊國民黨士兵不知去向。

紅鞋城古往今來第一次被洋人佔領了。日本人的汽車、馬隊與士兵從東門到西門,一字排開,然後挨家挨戶搜查。從此就不走了。

二、張繼英之死

大先生張繼英站在紅鞋城城牆上,他怕日本人也怕雜牌軍。前幾年他就深感有心無力,乾脆辭官,此時不做區長有幾年了。沒想到情形越來越糟,日本人佔了縣城,城外土匪更猖獗了,大戶更多遷入城內。張繼英乾脆舍城還鄉居住了。

張繼英知曉日本人的到來對紅鞋城意味著什麼,無奈緊壓心頭,他努力不作為——日本人幾次請他出任縣府要職,他都婉言相拒。

走在三十年代的紅鞋城街頭,張繼英很是顯眼,他圓頭杏腦,臉色黝黑,身著少有人穿的長衫。

大戶張家據說是祖上從山西用毛驢馱著銀子來到紅鞋城的。他家做糧油買賣,很快就參股了縣城大糧商五合堂。張繼英兄弟老二,從小讀書識字,詩書禮易,在張家「 跑外」做貿易,往來本地與京津。他眼界寬,交友廣。 [1]賣了糧,買回農民需要的布匹、鞋襪等等。他不食言,重義氣,幫著娶過媳婦的長工就有四五個。

1920年代,這位經驗人脈豐富的大戶青年不到30歲就成為五區區長,這是平城人所任的最高職務了。也成了紅鞋城背後的關鍵人物——官方有背景,民間有威望。張繼英略有口吃,故少言,但思維縝密。本地人凡有大事每每向他請教。

日本人入城後,佔了紅鞋城幾個大戶人家,侯家、韓家,還有張繼英的張家大院。張家大院住著日本軍官,侯家東院住砲兵,人們瞟見幾門砲、兩挺重機槍,還有幾支輕機槍。張繼英等家人只能偏居自家大院的一個角落。

不久,張繼英又發現,不遠的陳鐵家院內多了幾個日本女人,是軍妓,日本兵進進出出。旁邊有個隨軍的朝鮮人,開了家小飯館,羊腸子煮豆、菠菜、小蔥豆腐,肉不斷,米飯頓頓有。吃膩了大灶的日本兵來此消遣,而且也只有他們能進去。

一日,他們故意叫張繼英去飲馬,張正從井中打水,日本兵對他一頓拳打腳踢。

那晚張繼英回到家就開始跺腳,一跺一夜,一句話都說不出。

天明了張繼英才從牙縫裡迸出句話:紅鞋城是不能住了。第二日,他安排全家老小渡過黃河住進了一小村,臨別說,紅鞋城有我一個就行了。第二年,全家老小回歸縣城,張繼英依舊不離紅鞋城,無奈與無力加倍,不久自己搬了回來。從那後,張繼英就落下個毛病——上房轉悠。

現在,城牆還在,百姓還在,城門洞前多了兩個日本兵與一隻大狗,張繼英的紅鞋城不在了。

人過城門必須脫帽鞠躬,九十度,再掏出良民證。張繼英也有一本,那小本本上除了一張照片,還寫著年齡、住址與身份,比如農民或買賣人。日本人的標語警告:「 無證者均以匪論處」。

張繼英認得十一二歲的高德義,高每天夜間都會出現在四米高的城牆上,是為「 下夜」守城。 [2]張繼英還被抓了多次修路。清早來,夜間回,沒有飯食沒有休息,稍停一下就一頓狠打。路上塵土飛揚,要從四五里外的一個小湖擔來水,灑在路上,再拉石磨滾壓。日本人驅趕紅鞋城人修的這條路,連接縣城與紅鞋城城門。大家還深挖了城牆外那條壕溝,提防的主要是北山游擊隊與黃河南邊的國軍。

紅鞋城人聽說日本人在本縣屠殺了一村所有男女老少,婦女被割去雙乳,嬰兒被刺刀挑起。在紅鞋城,打人、劫貨與強奸不時出現。有次日本兵敲一戶人家大門,農民害怕開門遲了,結果被刺破肚子而死。還有幾個紅鞋城人裝死才躲過日本兵沒來由的一頓掃射。

大先生張繼英出門也少了,紅鞋城人盡量不走主街,女人幾乎不出門,一早就將鍋灰抹上臉,難辨面相。

日本人還打光了農家的狗。紅鞋城的夜,安靜得怕人。

紅鞋城周邊那些小村子開始燃起大火。日本兵逼著農民搬進大村,稍有遲疑就拆房甚至放火,有的連牆基都挖掉了。紅鞋城成為「 大鄉」,「 三光政策」「 併鄉」利於日本人管制與徵稅。他們甚至砍掉路邊的樹木,擔心有人放冷槍。日本人集中在紅鞋城城牆內,單個士兵從不出城。

紅鞋城人將佔領者分成兩類:「 真日本」與「 二日本」(偽軍)。真日本在紅鞋城僅僅駐紮了一年多,除下一兩個大多繼續西去,現在是中國人治中國人。

警察署於是成了紅鞋城最高行政與軍事機構。內有日本指導官1人,署長1人,警長9人,警察20多人。紅鞋城還設保甲自衛團,20餘人。警察多是本地人,警長則是日本人從東北或華北帶來的,其一高秀山。高是河北人,帶著老婆與小女兒至紅鞋城。此人愛吃豆腐,但從不付錢,頭一次豆腐坊師傅碰見他還開口要錢,高立即貓腰,做撿石頭狀,對方拔腿就跑。以前每天早上農民二喜喜總背著小女兒出來,邊轉邊哼小曲,高警長聽到了,大喊「 再唱老子斃了你!」

紅鞋城的白天也靜下來了。

日軍「偶入」佔領後,兩位鄉鎮精英的生死掙扎
♦ 1937年,日本人在通州成立的「 警察署」。圖片引自《良友》雜誌1937年第126期。

張繼英在房上轉悠的時間越來越長。鄰居老友只聽見他反复念叨著一句話:

「 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治世秦始皇。」

那幾年,張家也遭遇一系列災難。不僅貿易停業了,更不幸的是老大、老大之子,還有老三相繼過世,張繼英心痛不已。

張繼英不知從哪找了個算命先生李玉亭,常駐家中,「 兼濟」紅鞋城。此人神叨,據說屋內聽音就知來人的意圖。他告訴張繼英,張家所有人必須「 倒睡」倒運,不是老習慣頭北腳南,而是頭枕南黃河腳連北大山。十年後,李神仙突然舍下所有錢財離去,以致紅鞋城有傳聞他是地下黨。

幾年後,縣城日軍司令派一人盯梢張繼英,一日張剛到家,那人隨後跟進來——

「 日軍司令官要找你談話。」

「 你回去就說沒見到我,我虧待不了你。」張惹不起人家,好言相對。

「 去不去是你的事,司令的話我是傳到了。」來人對答乾脆。

張繼英恭恭敬敬將來人送出大門,一回屋就又開始不住地跺腳,來回走動,一句話也說不出。他自知大禍還是臨頭了。

張繼英從屋裡轉進院子,又轉上房頂,最後乾脆一個人轉上了城牆。這城牆再熟悉不過了,沒有自己點頭,紅鞋城的大戶們豈能打起城牆?但這城牆防不住土匪,更擋不住日本鐵馬。

整整轉了兩天兩夜,親友實在看不下去了,將張繼英強拉進屋。大夫馬上紮針,但他很快就斷了氣。

三、睡不著的李耀庭

除了背後的大先生張繼英,紅鞋城明面上有權勢也最富裕的要數李耀庭了。

李耀庭臉闊鼻挺,個高身寬。他生於1908年,乳名富發,少時家貧,八歲喪母幫父做活。他讀過六個「 冬學」,小小年紀常以三綱五常與人理論,化解糾紛。 1926年18歲時,早熟、極講義氣的李耀庭成為村長。

與大先生張繼英的富裕出身完全不同,李家祖輩為乞丐,李耀庭與父親為人耿直,力大過人。李父從十三四歲起開始扛長工,一天竟能拔一畝麥子,紅鞋城人說拔麥子最見男人苦力,「 男人拔麥子,女人坐月子」。然後李家攢錢買地。二十年代末已相當富裕。擁地500畝,騾馬車輛俱全,縣城還有三處宅子,全家三四個長工,農忙時十多個短工。李家年產糧十萬斤,兩萬斤留種及食用,五六萬斤出售,另兩三萬斤放起高利貸。大旱與瘟疫肆虐紅鞋城時,仰仗以糧放貸,李家興起。 [4]

父親常對李耀庭說一句話,「 不使民錢,不懼鬼神」。雖然李家沒有涉足征稅包稅,但以高利貸墊稅怎麼能不動民錢呢。

三十年代初開始,李耀庭夜間就翻來覆去睡不著了,大夫無法醫治,他開始吸大煙,企盼安神。那時李耀庭擔心的不是人,而是錢——自己放出的高利貸如何安全收回。同期發生的一件「 浮屍案」讓李耀庭愁上加愁。那是一家新錢莊開張的第一天,打開大門,老闆竟然見門樑上直直吊著一個破衣爛​​衫的乞丐!大家推測此乞丐走投無路,盼著收個全屍。李耀庭怕的要命,高利貸欠款越來越多,他繼續愛財如命,繼續神經衰弱,也繼續陷入鴉片煙霧之中。

現在,李家大院被日本人佔了。

男人女人住進西側幾間小屋裡。怕日本人欺負,李家的女人們每天用鍋底灰摸臉。一次李耀庭叔伯弟媳正在屋內給豬拌食,突然門口進來個日本兵,女人七竅飛出,躍出窗戶逃走。還有次,日本兵拿上李家一個尿盆就走,女人急忙說「 那是尿盆子」,日本人聽成她「 要盆子」,大打出手。那個尿盆被他們當了飯盆。 [3]還有一天,日本人要求大搞衛生,保長到李家院,見堆著糞土,催促李耀庭清理。李沒聽,警察罵了他一頓,還罰了款。李耀庭受了氣,不吭聲,繼續向神明禱告。

日本人佔領紅鞋城後,李耀庭開始視金錢如糞土,他嘴邊常掛著一句話,「 強不如熊,熊不如窮」。這很大程度上與「 一貫道」相關。

紅鞋城一貫道由日本人扶持而來,本縣設東西南北四壇,紅鞋城有佛堂22個,前人1名,點傳師5人,壇主21人,興盛堪比哥老會。一貫道宣揚死後升天,幾個道友騎上掃把從房頂躍起,摔死摔殘。神經衰弱的李耀庭則選擇性看到了教主給他的戒菸藥酒,定了心,能睡一會了。不久幾位家人的突然離世更讓他看穿生死,走向父親教誨「 不懼鬼神」的背面。虔誠又富有,李很快成為紅鞋城五名「 點傳師」之一。 [5]

從此,香壇取代算盤成為李耀庭生活的核心。李家大院西側小屋每每煙霧繚繞,家里村中大小事務,李都頂禮膜拜,求神靈指引。他四處傳道,勸人行善,求得死後不受地獄之苦——此景當然也是日本人樂於看到的。

日軍「偶入」佔領後,兩位鄉鎮精英的生死掙扎
♦ 1946年1月18日,《申報》刊文介紹「 一貫道」與日偽之間的關係。

對日本人的打罵,李耀庭只能忍著——日本人控制了紅鞋城一切的經濟與物資。

小貨郎不見了,紅鞋城只有城內有個別店出售必需品。那些曾掛出白旗的鋪子現在大半緊閉,日本人隨意拿物件,不給錢,動不動拳打腳踢。中國糧商不見了,糧食、綿羊、馬匹,甚至雞鴨,只能賣給日本收購點(「 組合」),價格很低。貨物出省、出縣必須開具「 運出申請書」。 [6]日本人取消了眾多小集市,集中交易,集中收稅。槍口與經濟管制壓榨著土地與市場上的最後一滴油。

紅鞋城人的行動圈與經濟圈越縮越小,大戶、普通人都盡少出門,少做聲,目不斜視。

日本人剛佔紅鞋城那兩三年,天災少,糧價不高。進入1940年後,日本人那花花綠綠的票子就沒人用了,物物交換興起,物價也開始飛漲。 1943年初夏,黃河發水,「 橫溢氾濫,灘地被淹,或成深流,禾苗草木隨波北去」。大水不但灌進糧田,還湧入紅鞋城城牆。馬和耕牛開始被賣掉了,接著是賣土地,接著是賣孩子與女人。

四、血色「 黑金」

每個六月,縣城大商人賀殿榮就會找到好友李耀庭。

平常日子裡物資匱乏,市場冷清。但這個月的紅鞋城,卻總是異常紅火——六月,大煙市繁華,紅鞋城田頭湧來一堆一堆的人,有擺地攤的,有耍把式的,還有搭台唱戲的,都來掙這「 煙奶子錢」,成了「 洋菸市」。人也有錢了,割上手指頭大一點點(大煙),啥也能買,甚至買房買地。日本人年年來說「 多種洋菸少種糧」,不是災年,糧價和煙價就不會大漲。而哪地方種洋菸多,哪地方就紅火。 [7]

紅鞋城人感慨道,「 窮半年,富半年,單等六月割洋菸」。

賀殿榮來紅鞋城,是請李耀庭幫助從中撮合,他整畝整畝買下大煙地,然後自己僱人收割。

五月的土地上,一二尺高的罌粟頂著雞蛋般大的花朵,粉的、紅的,燦爛奪目。六月,花謝,「 煙工」開始「 割洋菸」,左手提桶,右手食指拇指輕握花朵,食指與中指同時夾著一枚磨出鋒刃的銅錢,一捏,一割,左一刀,右一刀,白汁滲出,刮入鐵桶。

收割總是正午開工,紅鞋城人認為罌粟汁如人血,沸騰時容易湧出。

民謠說「 咸豐登基十三年,外國人傳下個種洋菸,十畝田地種八畝,留下兩畝種雜田」。進了民國,所謂「 寓禁於徵」成了軍閥廣爭軍餉的藉口。價值幾十倍於小麥,本地煙土越種越多,遠銷平津。 「 煙土過境稅」成了國軍、土匪與日本人爭奪的一大利益,一時間大半軍餉竟來自煙土稅。 [8]煙館林立城鄉,催收員如狼似虎,縣府軍閥坐收捐稅。 [9]

日本人極力鼓動,不僅下達播種與收購任務,還將指標分解到每個保甲,完成的以布匹獎勵,由此形成了高效的計劃體制。大鄉紅鞋城給的指標數是14760畝,實際種植1300畝,可見指標之高。

有一年六月,大旱。三四個日本人花了17天考察了紅鞋城等村鎮的大煙收割。眼見「 菸苗受旱,枯死者甚多,收穫較往年減少而人民愁嘆」,他們依然要收「 禁煙特產稅」,水地每畝16元,旱地10元。 [10]

日軍「偶入」佔領後,兩位鄉鎮精英的生死掙扎
♦ 日本人在本地專購「 阿片」的票據

絕大部分洋菸只能交給日本人的收購所——「 土業組合店」——每畝繳10-15兩,之後才許可少量出售。 「 土店」成為日本人的「 新中介」,攫取「 黑金」。

意外地,資金充裕的李耀庭,竟然成了紅鞋城數一數二的洋菸收購中介。因為紅鞋城人多藉貸春種大煙,收割時則以大煙抵債。 [11]

繁重的洋菸種植指標被下壓至鄉長、保甲長,之後再級級進貢。大戶人家經常虛報畝數,降低等級,窮苦人免不了,但為了利益,有的甚至六月前偷偷收割別人家地裡的「 花朵」。分店收購後交予縣城土店加工成100元一塊的煙磚,打上印記,向東運去平津。本地成為了日本的鴉片基地之一。

那個年月,估計90%的非法鴉片與海洛因貿易經由日本人之手,而日軍從中國獲得的鴉片利益竟然相當於日政府海外戰時軍費的一半,足見「 黑金」大利。 [12]

洋菸滲入太多農家——全縣三成人口種植,四成人吸食。 [13]鄉間農家大門上出現了「 清水淨煙」、「 香草美人」或「 煙雲學化」等奇怪字樣的燈籠,煙館「 多如糞蛆」。紅鞋城不遠處一渡口邊十分之七抽大煙,「 多遇煙窯,一炕之上,群聚村人,非吸食鴉片,即賭紙牌,煙氣喧聲,充盈滿室」。 [14]


♦ 1930年代,綏遠城北郊外的罌粟花。圖片引自《東方雜誌》1936年第17期。

六月煙市,繁華之下吸食者宛如敲骨吸髓。糧食種的越來越少,災荒瘟疫更難應對。煙土還引來各路人馬爭搶,土匪國軍晚上暗搶,白天是日本人要煙板子,人禍橫行。當然,危害最大的是紅鞋城人自己。賣妻賣子中最著名的是抽洋菸的張豁唇,他半夜綁了妻子兒子送去買家,沒想到半路被另一個認識的買家攔下。一番討價還價,老婆「 就地」被賣了。這次賣是「 死賣」,終身的。 [15]

紅鞋城老人把吸食者叫做「 洋癱」,常嘮叨,「 那塊地荒了,不用問,是’洋癱’,為甚?成天急哪狼嚎刨弄那口煙,有什麼力氣刨鋤呢?!」本地還有人參與鴉片走私,膽小的將鴉片夾牲口包裹內,膽大的更是包好,塞入肛門或陰道,乘火車到指定地點「 下貨」,冒這種危險的當然是窮人,若被抓,即成他鄉野鬼​​。

五、日軍投降之後

1940年代初的一天,紅鞋城正北20裡的紅沙口,一戶農家大院外突然槍聲大作,子彈密集射向屋內。

屋外有日本人及周圍三個警察署的兵力,屋內有土匪若干,外加李耀庭。

李耀庭是被綁票來的。

前一天,紅鞋城城牆外一院,李正帶領眾人「 傳道」,土匪聞得迅速趕來。當晚土匪燉牛肉,遞給李耀庭一碗,李拒吃,他吃素,喝了幾口點燈麻油。

日本人和警察的火力很重,土匪出不了屋,從後牆挖了個洞逃了,留下了李耀庭。警察在意李耀庭,在於他與幾個署長都拜過把子;日本人在意他,則因為他是紅鞋城煙土收購的大戶,是墊稅納糧的頭牌。 [16]

那時節,農民、保甲長,大人、娃娃,高壓之下,全民幾乎都成了應事者。所謂「 應事」,就是應對、應付,應了了事。應事的對像不止日本人,也不止土匪。還包括紅鞋城周邊的其他政治勢力。

應事的虧空越來越大,紅鞋城鄉與保沒錢了,於是張繼英、李耀庭開始出售公地應差應響。保長一般是指定大戶擔任,不過越來越沒人敢任,改成大戶輪流。這些精英的真實心態非常豐富,有忠心耿耿的,有應承的,也有表面敷衍暗地尋找退路的,不足一論。 [17]侵略者之外,國人欺負國人也是常態。 [18]

1945年趕走鬼子,李耀庭懷抱希望,激情重燃,應了鄉長之職,做起「 紅鞋城夢」。他的夢想很樸素,比如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有吃有穿,太平祥和。 [19]夢是良藥。李耀庭失眠的老毛病一下子好了。他依然每日燒香叩頭,祈求的是安生二字。

新鄉長胯著盒子槍的身影,時常出現在城牆上。這或許能給「 轉死」在城牆上的張繼英一點安慰。李興致很高,竟然帶領民團剿匪,氣勢壓人。一次,李耀庭等與15個土匪啪啪一接火,李就把身子藏進了泥頭,還問身邊人「 土匪看得見不了?」後來團丁總嘲笑他。土匪逃後,李阻止追擊。 「 趕跑就行了,咱們一個鄉的力量干涉不了,那得國家管。」[20]

李耀庭實踐自己的烏托邦。冬著布鞋,夏天光腳,不拿工資。不喝酒不抽煙,更不收受賄賂,一次兩個鄉干事下村,私收土布一匹,李關了二人的禁閉。

不過,很快,李耀庭與紅鞋城人的那些希望就消散在空中,再無影踪。內戰形勢趨緊。李耀庭發覺,除了一筆150萬元的打壩貸款,紅鞋城獲得的公共服務幾乎為零,幾次因災申請減免稅收、官糧與抓丁,也無一獲允。李耀庭還與其他人聯名要求將大廟田產作為小學經費,但縣府回信決絕:「 萬難減免。」

現在,政權的汲取——徵糧徵稅抓丁——開始高漲,不知翻了多少幾倍。李耀庭身後竟然還要跟著警察挨戶索要糧食!一次,不知哪裡來的軍隊要紅鞋城配一輛車、一個騾子、一個馬子,大家配不出,最終只有李自己出錢雇了車馬,親自送去。半路上遇戰火,李僥倖逃回。鄉長如此,保長就更憋屈了。保長王二亮徵稅緊急但就是收不上錢,最終只能殺了自家一口豬幫四鄰「 墊稅」;保長郝大二輪到「 應差」,他拿不出吃喝,官兵往死裡打了一頓,最終把村東40畝地賣了應事。 [21]

紅鞋城很少有人敢當鄉長與保甲長,大家說這是個「 挨耳光子的活兒」。 「 國民黨和日本人是一樣的」,這是李耀庭最常聽到鄉親們講的一句話。從1946年6月至1947年8月,任職剛滿一年,鄉長李耀庭就堅決辭職了。

他的烏托邦夢碎了。

 

參考資料

[1]這時本縣外銷的還有大炭與粗毛皮等,也都隨京綏鐵路運至綏遠和北平。見《滿鐵調查(1)》。

[2]來自與高德義的訪問。

[3]來自與李家幾個女性後人的訪談。

[4]李的有關內容,特別是精確的數字來自他兒子寫的父親小傳。

[5]這是九級序列中的第五級,已是很高級別。

[6]參見金海《日本在內蒙古殖民統治政策研究》,第231-233頁。

[7]來自與農民郭丙正的訪談。

[8]如1936年哥老會首領王英進攻綏東即是為奪取鴉片。日本人由東三省窺視綏遠時,就暗地許諾地方軍閥獲得洋菸稅收,誘其投靠。

[9]見《綏遠通誌稿(卷37)》P76-93。

[10]這明顯高過晉北此時種植大煙水地每畝5元,旱地3元,當是產量不同,見晉北《罌粟種植暫行辦法8條》。

[11]來自與農民王挨小的訪談。

[12]為1937年「 國聯」估計。

[13]紅鞋城臨近一鄉共有578人,吸食鴉片者有200餘人。還有鄰縣一鄉比例更是高達43%。

[14]見陳庚雅《西北視察日記》上冊P67,轉引自牛敬忠、鐘仁《近代綏遠地區的社會問題》P194。

[15]小掌財7歲,送飯,後繼父死,接回母親,這樣情況很多。

[16]李耀庭被「 請財神」的細節來自與其子李雙喜的訪談。

[17]日占區「 應事」的複雜性可參見卜正明《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

[18]紅鞋城警察杜毛杏的例子就足以證明。一天杜拉上一匹馬就走,說是為應差。大家知道這無非是想要點錢。只是新警察杜毛杏不知馬的主人,劉四爺爺與周邊一縣縣長要好。結果劉四爺爺大罵一頓,拉馬回家,杜毛杏從此就脫了警服。

[19]李耀庭的烏托邦夢來自他兒子的自述與訪談。

[20]李耀庭打土匪的細節來自與當時在場的一位團丁趙新與李耀庭之子李雙喜的訪談。

[21]這段,包括上面李耀庭趕馬應差的細節都來自與李耀庭兒子的訪談。

節選自《紅鞋城——在帝國與它的子民之間(1906-1976)》

來源      短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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