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上班遲到會被扣工資嗎？當然，而且很嚴格

文: 講歷史的王老師

十裡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

臥聽竹屋蕭蕭嚮，卻憶滁州睡足時。

——歐陽修《集禧謝雨》

這首詩描述的是，歐陽修踩著泥濘冒雨上班時覺得很辛苦，不由得懷念起以前可以睡到自然醒的日子 。

01 古代也有「996」工作制嗎？

所謂「996」，是當下的一種工作作息制度，即早上九點上班，晚上九點下班，一周工作六天。這種糢式多流行於互聯網企業，成為一種加班文化。那麼，古人工作會加班嗎？古代也有「996」工作制嗎？

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需要知道古代甚麼人能上班。古代中國是農耕社會，大部分人都是個體務農，沒有上班的機會。有資格上班的，多是官員階層和衙門裡的胥吏衙役，另外還有奴婢和工匠。

「上班」一詞源於古人上朝。「班」最初的意思是排列，後來成為衡量隊列的量詞。官員們上朝排成不同隊列，分成文班和武班，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了「上班」一詞。明清時期，上班多指到官府工作，如《濟公全傳》裡就有「昨天我在衙門上班」的說法。

古代官員上朝糢型（位於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

接下來，咱們就來考察一下古代官員的上班時間。《詩經·雞鳴》裡曾用「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東方明矣，朝既昌矣」來描寫周朝官員上班的狀態。意思是說公雞打鳴時，官員已經到朝堂上站好了；東方陽光普照時，朝堂上已經開始忙碌了。這麼看來，周朝官員的上班時間完全取決於公雞幾點打鳴，要看公雞的心情。

今天的「打工人」為了能多睡會兒懶覺，上班往往會踩點打卡簽到。古代官員上班也要「打卡」。明朝《官箴集要》記載官吏衙役等人要「每日侵晨於上畫卯，至暮畫酉」。每天卯時，人們就要在簽到簿上「畫卯」簽到，這一環節又稱「點卯」。王老師在小時候常聽爺爺上班前說「到單位點卯去」，當時還納悶是啥意思，後來才知道這是源於古代的上朝制度。卯時是早上五點到七點，咱們取中間值，按照六點算。從「至暮畫酉」可知，古人是在酉時下班。酉時是晚上五點到七點，咱們還取中間值，按照六點算。這樣算下來，古代官員早上六點上班，晚上六點下班，一天的工作時間是十二個小時。

那麼，古代官員一周工作幾天呢？漢朝官員五天一休息，唐朝官員十天一休息。明朝最狠，洪武六年，朱元璋「令百官每月五日給假」，每月只有五日那天放假。平均算下來，古代官員一周要上六天班，再加上每天從早上六點工作到晚上六點，可稱之為「666」工作制，同今天的「996」工作制簡直如出一轍。

古人上班遲到或曠工也會被扣工資嗎？當然，而且更嚴格。《唐會要》記載，在唐肅宗時期，「朝參官無故不到，奪一月俸」。缺席一天就要罰一個月的工資，這已經非常狠了。還有更狠的！宋末元初著名畫家趙孟，任職兵部郎中時，因為上班遲到，被札魯忽赤（負責地方行政的蒙古官員）打了屁股。明朝皇帝也喜歡打官員屁股，這種處罰被稱為「廷杖」，官員上朝遲到或缺席就會被廷杖。魏忠賢當政時期，有個官員上朝時快遲到了，害怕被打屁股，就在紫禁城內一路狂奔，心想「只要我跑得夠快，就不會遲到」。不料，慌忙中這位官員失足掉進了禦河，淹死了。這真是怕遲到怕到「殉職」。

今人不滿「996」，古人對「666」也是滿腹牢騷。宋朝的歐陽修在《集禧謝雨》一詩中吐槽：「十裡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臥聽竹屋蕭蕭嚮，卻憶滁州睡足時。」歐陽修在描述自己踩著泥濘冒雨上班的辛苦之際，不由得懷念起以前可以睡到自然醒的日子。

除了官吏衙役外，古代的奴婢和工匠也要上班。他們的工作時長可能比一般官員還長。清朝的方苞在文章《婢音哀辭》中回憶自己的一位名叫「音」的婢女時，說她「夜四鼓臥，雞鳴而起，率以為常」，即半夜一兩點睡覺，早上六點又要起牀幹活，常年如此。一天裡除了睡覺時間，她都在幹活，還沒有節假日，可謂「247」工作制——二十四小時工作，一周幹七天，像工蜂一樣每天不停工作，直到生命的盡頭。今天的「打工人」感嘆上班太累，自嘲「上班『996』，生病ICU」。方苞的這位婢女由於工作太累，年僅17歲就去世了，可謂「上班『247』，生病就歸西」。

到了近代，西方工廠制度傳入我國，出現了現代意義的「上班」。民國時期，上海工人的日平均工作時間為八至十一個小時。每月具體工作天數跟行業有關，紡織業最少，平均每月工作二十天；造船業最高，平均每月工作二十八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工人可以每周休息一天。即便這樣，周工時也長達四十八小時。直到1995年，我國才實現了一周雙休。

02 古代官員的工資高嗎？

有人統計過，當下的丈母娘在選女婿時，最喜歡的職業依次為公務員、醫生、教師。在古代，學而優則仕，最優秀的人才通常都以當官為自己的遠大理想。那古代官員的工資高嗎？

先秦時期，官員一般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有爵位的貴族官員，並且可以祖傳，老子當官，兒子、孫子也能當官；第二類是非貴族出身的官員，一般隨機任用。第一類官員的收入主要來自貴族爵位所獲得的採邑。所謂採邑，就是君王分封的土地，包括土地上的人口。從採邑上獲得的收入就相當於這類官員的工資了。這種世代做貴族、享有採邑的制度叫作「世卿世祿制」。第二類官員由於沒有「貴族編制」，也沒有採邑，因此只能從上級那兒領工資，叫作「稍食」。稍食的多少，由僱傭雙方協商決定。春秋時期孔子周游列國，到衞國時，衞靈公有意留下他做官，但不知道工資該給多少，於是就問孔子：「你在魯國的時候俸祿是多少？」孔子答道：「一年大概是粟六萬鬥。」於是，衞國也按這個標準給孔子發工資。

秦朝建立後，官員不再世襲，而是由國家直接任命，世卿世祿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礎。此後，官員的收入主要是國家給的俸祿。漢承秦制，不同等級的官員俸祿水平差距不大。以漢朝為例，根據《漢書》（顏師古註）和《後漢書》記載，漢朝官員從最高級別的三公到最低級別的小官，一共有十七個等級，官員的俸祿級別被稱為「秩次」。秩序的秩，反映了不可僭越的等級秩序，秩次也成了衡量官員官職大小的標準。漢朝根據官員的秩次發放相應數量的糧食（有時是半錢半糧食），糧食的計重單位為「石」。所以在不少漢朝題材的文學作品裡，官員的大小經常用幾百石或幾千石衡量。

漢朝三公（類似於今天的副國級官員）的年俸祿為萬石，但這裡的萬石只是個虛數，實際為四千二百石；郡守（類似於今天的省級官員）的年俸祿為兩千石，實際為一千四百四十石；級別最小的基層公務員，月俸祿為十一石，折合每日為一鬥二升，所以這種小官又叫「鬥食」。最高和最低級別官員之間的俸祿差了三十多倍，差距還是很大的。

漢朝官員的收入到底是高還是低呢？我們拿同時期的普通老百姓對比一下便可知。根據學者張兆凱的估算，漢朝三公級別官員的俸祿收入為普通民眾收入的四十七倍。這樣算下來，即便是最基層的「鬥食」，也是普通人收入的一倍多。2018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約六萬七千元。假設這個數字是漢朝普通民眾的收入水平，那麼漢朝高級官員的年薪大約為三百一十五萬元，基層公務員的年薪大約為十萬元。由此可見，漢朝基層公務員的收入與今天差不多，但高級官員的收入就很高了，屬於「高官厚祿」。除了俸祿之外，漢朝高官還能獲得名目眾多的額外賞賜。比如東漢皇帝在年底時給予各級官吏的賞賜，稱「臘賜」，類似於今天的年終獎。

唐朝官員的俸祿是真正的俸祿，分為俸和祿兩種。俸發的是錢和布匹，祿發的是糧食。除此之外，國家還會發給官員一塊耕地，稱為「職田」，官員可以租出去，獲得的收入即為工資。但唐朝官員的收入並不高。有學者估計，即使是一個唐朝的五品官員，地位相當於今天的廳級幹部，其收入與漢朝的基層公務員相比也高不了多少。另外，唐朝還經常扣工資。皇上修宮殿、打仗缺軍費，這些都要扣工資。

官員工資最高的要數宋朝。宋朝官員的工資分為兩部分：俸錢、祿粟等基礎部分稱為本俸；第二部分是各種職務補貼，稱為「添給」。據《宋史·職官制》記載，宋朝宰相、樞密使等高官，每月俸錢為三百貫，折合成今天的購買力大概是三十萬元。另外還有春、冬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祿粟月一百石。地方的縣令級別官員每月二十貫，祿粟每月五石，另外還有鹽、茶、薪、酒等各種添給。綜合算下來，宋朝最高級別官員的月收入在百萬元上下，基層公務員每月也在萬元以上。除此之外，宋朝政府還給官員配僕人。最低級別的官員可以配一個，宰相可以配一百個，僕人的衣食開銷全由國家報銷。所以，宋朝官員的收入是歷朝歷代最高的，清代文學家趙翼就曾在文中驚呼「宋制祿之厚」。

很多朋友都認為明朝官員工資低，我們來看看具體有多低。明朝官員分九品十八級，正一品官員每月俸祿發米八十七石，級別最低的從九品官員每月發米五石。在人均收入普遍都低的明朝，這已經不少了。當時江南一個五口之家的年消費折米五十五石，九品官的年發米是六十石，二者相當，最小的官也能養得起全家人。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明朝官員的工資經常不夠發，沒米的時候就折成其他東西，比如宣德年間折過布匹。有人會問：布匹拿出去賣不就完了？沒那麼簡單，折換的時候政府往往把價格定得比市場價高出好幾倍，出去賣就賠錢。最荒唐的時候，政府還把蘇木、胡椒等香料當俸祿發放給官員，滿朝文武走路時都飄著十三香的味道。

清朝官員的工資比明朝還低。清朝一品的總督年俸銀為一百八十兩，祿米為一百八十石。按照康乾盛世時期的米價計算，其俸祿折合大米六萬斤，按照今天超市中等價位的散裝大米四元一斤計算，清朝一品的總督年薪大約是二十四萬元。以此類推，七品知縣的年薪是六萬元。這個工資水平真心不高，要知道這些俸祿還包含了手下沒有編制的幕僚的工資，以及所有的辦公費用。所以清朝政府就允許地方官員搞一些制度性的腐敗來貼補，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耗羨銀制度。

所謂耗羨，就是地方官收稅的時候以損耗的名義加收的賦稅。為甚麼會有損耗呢？清朝徵收的稅賦主要是糧食和銀子。糧食在儲藏、運輸過程中有發霉變質的，還會有被蟲鼠鳥雀吃掉的，所以會消耗一部分；徵收銀子時，民眾交的大多是碎銀子，地方官府要將這些碎銀子熔鑄成官制的銀錠，熔鑄的過程也會有損耗。這些錢糧的損耗自然要讓民眾承擔，所以政府徵稅的時候一般要多加收一部分損耗，這就是耗羨。耗羨制度在漢朝就有了。清朝的耗羨加徵率一般是10%，因此耗羨成了地方官腐敗來源。雍正時，為了打擊地方官吏腐敗並減輕民眾負擔，實行了耗羨歸公制度，將全部耗羨固定為正稅並上交中央，取而代之的是給地方官員的養廉銀。總督的養廉銀一萬六千兩，加上俸祿，折合今天的年收入超過一千萬元；地方知縣的養廉銀一千二百兩，加上俸祿，年收入約合今天的八十萬元。

至於不能收稅的京官，就靠地方官的送禮了，而且套路極其繁多。比如冬天的時候要送「炭敬」來買炭取暖，夏天的時候要送「冰敬」來買冰降溫，過年時要送「年敬」來買年貨，京官領導家裡有喜事的時候還要送「喜敬」賀喜，甚至領導家的門衞都要送「門敬」來慰問打點。所以，清朝官員的額外收入非常高，並不靠基本工資過日子。

03  古人是怎麼出書的？

1990年，小說《百年孤獨》的作者馬爾克斯到訪中國。當看到街頭的書店、書攤到處都在賣他的盜版書，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可被氣壞了。據說他放下狠話，稱自己死後一百五十年內不授權中國出版他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獨》。的確，對作家和出版社來說，最害怕的就是盜版。古代也有盜版書嗎？古人是怎麼出書的呢？這一篇咱們就來聊聊古代的出版行業。

在彫版印刷術出現之前，圖書的拷貝全靠人工抄寫，這就是歷史上的「寫本時代」。在漢代，專門以抄書謀生的人被稱「傭書」。東漢軍事家班超早年家貧，就靠抄書贍養母親。他們或受僱於人，或自己抄完再拿到市場上出售，這就是中國圖書出版業的源頭。私人抄本沒有版權概念，所以寫本時代的圖書多是「盜版書」。當時也有一些官方編撰的正版書，漢朝的蘭臺就是官方的圖書編纂機構。對於一些經典書籍，官方還會將其內容刻在石碑上，供大家抄寫和勘校抄本的謬誤。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漢朝的熹平石經，官方將《論語》等七部經典刻在了四十六塊石碑上，可視為最早的正版教科書。

唐朝貞觀年間，彫版印刷術發展起來，歷史進入「刻本時代」，真正意義上的圖書出版業開始出現。彫版又稱刻版，操作時先將文字刻在木版上，印刷後裝訂成書。「出版」的「版」字，本意即古代的刻版。這種刻本圖書從唐朝一直流行到近代，興盛了一千三百多年。有的朋友可能會疑惑：宋朝的畢昇不是已經發明了活字印刷術嗎，為甚麼後來流行的仍然是刻本圖書呢？這其實是大家一直以來的一個誤區，活字印刷術在古代的實際作用一直被誇大了。活字印刷的印書質量遠不如刻版，且漢字太多，挑字排版很麻煩，在古代使用極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出版的《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一共收錄了古代圖書一萬一千多部，其中屬於活字印本的只有一百五十餘部。

古代的刻版圖書分為三種——官刻、私刻、坊刻。所謂官刻，是指官方刻版印刷的圖書。私刻就是私人出錢刻版印刷的圖書，這種書多是學生出資為老師刻版印刷，或是子孫為長輩刻版印刷。對古代圖書行業影嚮最大的，當數坊刻圖書。

所謂坊，即書坊，是專門編輯、刻版、印刷、售賣書籍的商業部門，類似於今天的民營圖書公司。本書的出版策劃公司讀客文化在古代就應叫作「讀客書坊」。書坊在唐朝就已出現，繁榮於宋朝，鼎盛於明朝。有學者粗略估算過，明朝共有四百多家書坊，集中在江南地區，尤以南京、蘇州、杭州為多。

書坊採取的是完全的市場化運營，多是前店後廠，前面賣書，後面刻版印刷。甚麼書好賣，書坊就刻甚麼書，市場針對性很強。甚麼書最好賣呢？查看當下的圖書暢銷榜，排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小說。古代的情況也如此，小說最好賣。清人金纓在《格言聯璧》中說：「賣古書不如賣時文，印時文不如印小說。」比如《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在明朝也是印了一版又一版。可惜古代沒有版權意識，作者一毛錢的版稅都拿不到。

盡管沒有版稅收入，但古代的作家可以通過「約稿」賺錢。明朝後期，很多文人兼職做暢銷書作家。比如參加應天府鄉試失利的淩濛初，為了賺錢，就應了書坊的「約稿」，編纂了針對通俗市場的小說集《初刻拍案驚奇》，結果大賣。幾年後，他又寫了續集，稱為《二刻拍案驚奇》。所謂「二刻」是指第二次刻版，即為續集之意。再比如明朝小說家許仲琳，沒錢給女兒置辦嫁妝，就潛心數月寫了一部長篇玄幻小說，給女兒當嫁妝。女婿把書稿拿給書商看，書商大喜，認為此書必定會大賣，遂重金購得。這部書就是《封神演義》。

古代書坊也深受盜版困擾，好不容易出版了一本暢銷書，市場上很快就會出現盜版翻印。宋人因此有了版權意識，刊印圖書時會在書中加一頁「牌記」，即版權聲明。比如《東都事略》的牌記就寫著「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這與現在圖書版權頁上寫著的「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是一個意思。

04   古人是如何逛街購物的？

今人酷愛逛街，每逢周末或節假日，約上三兩好友，不知不覺就能逛上一天。這得益於當下商場的全方位服務，不僅能購物，還能吃喝娛樂，還能美容理發，甚至還有睡覺的地方。那麼在古代，人們能去哪裡逛街購物呢？

人類最初沒有市場，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時代，吃飽飯都是問題，沒有剩餘產品用於交易。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剩餘產品增多，人們會把多餘的產品拿出去交換，換回自己需要的產品。這樣，出現了交易，市場也應運而生。《易經·系辭》裡說：「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思是說，神農氏（炎帝）發明了市場。這種說法牽強附會，因為商品交易是人類為滿足生活需要而產生的自發行為，早期市場是社會進步中自然形成的，並非官府或領袖創設的。

後來，民眾交易日益頻繁，市場也從偶然的交易地點演變為固定的商業場所。此時，政府開始介入市場的管理。城內是市場的集中地，「城市」一詞也因此而生。西周以後, 官府開始管理城中的市場，對其地點、規糢、形制、時間等做了規定，這便形成了「官市」。依據《周禮》「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的城市布局規定，最初的官市都設立在王宮的後方。可能是王宮客戶群體較大，也方便進行採買，故而設立在附近。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官市的消費人群逐漸以民眾為主了。再加上考慮到王宮安保問題，官市都轉移到王宮外的城市中心位置了。

唐朝以前，官市被限定在固定的區域裡，周圍築有高大的垣牆，類似一座城中城。唐都長安，最初有嚴格的坊市制度。民眾居住在一個個坊裡，類似於今天的一個個居民小區。坊的周圍有坊牆，牆上開門，居民在早晚固定時間內出入。官市的形制也類似坊，只是內部並非居住區，而是店鋪林立的商業區。長安城主要有東西兩大官市，各有特色。東市距離皇宮、大明宮、興慶宮較近，周圍坊內居住的都是達官顯貴，所以多售賣高端商品，相當於今天北京的SKP；西市附近多是民眾和商人居住，售賣的商品更為親民，相當於今天北京的西單王府井。另外，西市在城市西面，是絲綢之路進入長安的最近市場，所以也售賣大量進口貨。西市內有專供胡商存放貨物的「波斯邸」，類似於今天北京東四十條外貿一條街。但是長安西市賣的可都是純正進口貨，並非忽悠人的「外貿尾單」。除了東西兩市，長安城還有個南市，以經營牲畜買賣為主，並非普通的百貨市場。

官市被限制在固定區域，還受到營業時間的限制，這都給民眾帶來了諸多不便。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在民眾旺盛的購物需求的催化下，更方便的社區市場應運而生。唐朝中後期，坊牆和市牆逐漸被毀，商業行為突破了官府設定的區域限制。坊內也出現了許多店鋪，很多坊還因店鋪而聞名。如以樂器鋪聞名的崇仁坊，絲絹鋪集中的宣陽坊，金銀玉器店林立的延壽坊，還有以青樓妓院吸引人的平康坊。從此，古代商業由「官市」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

到了宋朝，坊市制度完全消失，民眾皆可臨街開店。很多商鋪在門口擺攤經營，嚴重影嚮了城市交通和市容市貌。在整頓市容時，宋朝政府的管理頗為人性化，他們在店鋪五步之外立一個「表木」，「表木」之內的區域劃給店鋪，允許他們自由地設攤擺桌、種植樹木、搭建涼棚，大力發展地攤經濟。與唐朝坊牆外毫無生氣的街道相比，宋朝的街道充滿了熱鬧與煙火氣。

城市內交易便利，如果生活在偏遠的農邨，逛街購物是不是很不方便呢？完全不是。城市之外，古代還有名為「草市」的民間集市。草市是相對於官市而言，多存在於鄉邨和郊外。草市分布廣泛，交通便利處、人口集中處、商品生產處，都可能有草市的存在。草市的種類也很多，還因地制宜。比如茶葉產地附近有茶市，漁港附近有魚市，養蠶集中地有蠶市。白居易在《放魚》一詩中描述了潯陽江頭的魚市：「曉日提竹籃，家僮買春蔬。青青芹蕨下，曡臥雙白魚。」草市類似於今天農邨的集市，極大便利了鄉邨居民的生活。一些規糢較大的草市，在後世就發展成了小鎮或縣城。比如宋代延津縣的草市鎮，就是由隋唐五代時期的草市發展而來的。唐末五代至宋初，類似這樣由草市轉變為市鎮者多達二十四個。

古代也有類似今天「618」或「雙11」之類的購物節，這便是定期舉辦的廟市，也稱廟會。隨著佛教和道教的繁榮，寺廟道觀常有宗教集會，因此聚集了大量人群。人多的地方就有市場，廟市便是以寺廟為依托的定期性民間集市。廟市興起於唐朝中後期，在宋朝達到鼎盛。根據現存史料統計，北宋東京（今開封）每年一次的廟市就有二十五個。東京城內的大相國寺，一月內的廟市有五次之多。廟市上的商品琳琅滿目，有餐飲食品、日用百貨、文玩珠寶、飛禽走獸等。不僅有土特產，還有進口貨。宋人愛逛大相國寺廟市，使其成為網紅打卡勝地。公元1101年，一個十七歲的北宋才女，在大相國寺的廟市上遇見了她的一生摯愛——一位年長她三歲的太學學生。後來，二人終成眷屬，其愛情故事也成為千古佳話。這個愛逛街的才女，就是李清照。如果能穿越回古代，朋友們可一定要多出去逛逛街！

本文節選自《古代人的日常生活2》（典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