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10 月 1 日

不希望被找到的人

菲爾·尼科爾斯(Phil Nichols)常年在辛辛那提獨居,平時不會有什麼不請自來的訪客。然而,在2018年3月的一個下午,兩名聯邦法警突然找上門來,想問他幾個問題。他們身穿便衣,面帶微笑,向尼科爾斯保證不會找他的麻煩。

於是尼科爾斯招呼他們進門了。

所有人都挺熱情而有禮貌,很像中西部人。尼科爾斯一向愛睡懶覺,當時正值午後,但對他而言,清晨才剛剛開始。他對警察的到來顯然有些驚訝,但似乎並未因此惴惴不安。法警們提到了一個地址:中央街1823號。

尼科爾斯立馬了然於心。那是他奶奶在印第安納州新奧爾巴尼的住址。他爸爸在那裡長大,他在那裡度過了童年時光。

約瑟夫·牛頓·錢德勒三世(Joseph Newton Chandler III)也在俄亥俄州門托市的租房申請上登記了這個地址,此人是一位神祕的死者,法警正在加以調查。錢德勒把該地址所屬的城市填成了哥倫布,而房主則是妹妹瑪麗·R·威爾遜(Mary R. Wilson)。

這個女人和這個地址都是杜撰的——至少哥倫布沒有這個地方。

警官們給尼科爾斯看了錢德勒的照片,問他是否認識那個人。

尼科爾斯的確認識。

照片中的男子被抓拍的時候毫不知情。他頭戴寬邊帽,身穿細條紋西裝,站在一堆氣球前。

「那是我爸,」尼科爾斯對法警說,照片裡的人不是約瑟夫·錢德勒,是羅伯特·伊萬·尼科爾斯(Robert Ivan Nichols)。

父子倆在20世紀60年代初見了最後一面。自那之後,老尼科爾斯曾給十幾歲的他寫了一封信,信封裡有一便士。

當時是1965年。同年,羅伯特·尼科爾斯的家人報警說他失蹤了。他們永遠失去了他的音訊。

菲爾本以為自己永遠不會知道父親為何失蹤。但50多年後,法警們卻登門到訪,給他講了一個神祕男子盜用死亡男童身分,隨後又自殺了的故事。

2002年,76歲的約瑟夫·牛頓·錢德勒三世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附近的公寓內自殺身亡。美國警長皮特·埃利奧特(Pete Elliott)稱死者在銀行尚有8.2萬美元的存款。他是那天拜訪菲爾·尼科爾斯的法警之一。由於死者未立遺囑,執法人員必須要找到他的近親。然而找著找著,警察突然發現真正的錢德勒早在1945年就因車禍去世了,那天是聖誕節,他的父母正開車載著他、帶著滿車禮物前往祖父母家。

錢德勒死的時候才8歲。大家都在猜公寓裡的死者到底是誰。

2014年,法警開始一一比對神祕死者與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在逃案犯。刻意改名這一行為足以令埃利奧特懷疑他除了盜用身分以外,還犯有其他罪行。 

埃利奧特在電話採訪中說:「如果約瑟夫·牛頓……哦不好意思我說錯了,應該是羅伯特·尼科爾斯,如果他只是想逃離家人,也不至於做到這個地步。

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克利夫蘭的死者從1978年起就自稱是錢德勒。除了留下了熟悉的街道地址(調查人員表示不少冒名頂替者都會有此行為),老尼科爾斯還竭盡所能抹掉了自己的痕跡。

某些線索暗示老尼科爾斯有黑暗的過去,至少埃利奧特是這樣認為的。神祕死者曾在俄亥俄州東北部當過合同工,其職業是繪圖員與電氣工程師,以前的同事都說他非常聰明,但有些不合群。他們說他有一個打包好的行李箱,似乎做好了隨時走人的準備。他突然消失過,直到幾個月後才重返工作崗位,在離開之前,他對同事說:「他們馬上就要來了。

早些年,當他還是羅伯特·尼科爾斯,還住在肯塔基州和印第安納州時,說話也神神祕祕的。他曾對其妻說:「我要離開你了,總有一天你會知道為什麼。」 埃利奧特懷疑背後有什麼邪惡的勾當,遂深挖了該地區的懸案,但最終一無所獲。他還試圖調查其他似乎與尼科爾斯有關聯的懸案,但也徒勞無功。他找不到任何證據,這或許是因為尼科爾斯隱藏得過於巧妙。

埃利奧特說:「不管是活著還是死了,他都不想被別人發現。」

藉助基因族譜學和GEDmatch網站(一個利用基因組信息進行家系及親緣份析的美國知名網站,曾於2018年成功幫助警察鎖定「金州殺手」),加利福尼亞非盈利性組織DNA Doe Project(譯者註:一個與執法機構及法醫合作,以識別無名遺體為工作內容的機構)最終解開了尼科爾斯之謎。

執法部門的DNA數據庫只能在基因組內查看大約20個標記。而上傳到GEDmatch(23andMe和AncestryDNA等可創建基因檔案的公司均可將數據上傳到GEDmatch)的數據庫則可檢測60萬個標記。這就是只能識別兄弟姐妹及父母和甚至能識別遠親的區別。系譜學家可以利用這些信息建立家譜,DNA Doe Project的聯合創始人柯琳· 菲茨帕特里克(Colleen Fitzpatrick)和瑪格麗特·普雷斯(Margaret Press)就是藉此鎖定了菲爾·尼科爾斯

「金州殺手」約瑟夫·詹姆斯·迪安傑洛(Joseph James DeAngelo):美國連環殺手,強姦犯和強盜,他從1974年到1986年在加利福尼亞州犯下至少12起謀殺案,50多起強姦案和100多起盜竊案。2018年4月25日,美國加州薩克拉門托警局經DNA調查比對後,查出真凶為現年72歲的前警察約瑟夫·詹姆斯·迪安傑洛。© wikipedia

因為此事過於離奇,老尼科爾斯還登上了頭條。由於他曾在加州呆過,有人甚至認為他可能就是黃道十二宮殺手(譯者註:黃道十二宮殺手於上世紀60年代晚期在美國加州北部犯下多起凶殺案)。Reddit上有很多系譜及真實犯罪論壇,這起案件引起了業餘網絡偵探們的注意。儘管它挺有意思,但也只是過去兩年內藉助系譜和DNA數據庫破解的幾十起懸案之一。

DNA Doe Project僅憑一己之力就偵破了許多懸案。2006年,偵查員在得克薩斯州基爾戈發現了一具被燒焦的年輕女屍。她有一口好牙,身穿薰衣草色的襯衫,人們因而給她起了一個綽號:紫衣無名女(Lavender Doe)。在DNA Doe Project的介入下,人們終於得知了她的真名:達娜·林恩·多德(Dana Lynn Dodd)。此外,DNA Doe Project還成功識別出了「鹿皮女孩」(Buckskin Girl)的身分。1981年,人們在俄亥俄州特洛伊市發現了鹿皮女孩的屍體,當時她穿著牛仔褲和毛衣,身上披了一件鹿皮斗篷。她叫馬西婭·萊諾爾·金(Marcia L. King),來自阿肯色州,被害時只有21歲。 

照片中,右為受害者達娜·林恩·多德。© The Atlantic

「鹿皮女孩」馬西婭·萊諾爾·金。© Magnolia Reporter

人們也會利用類似的技術幫助某些家庭尋找未曾謀面的親人或私生子女、鑑別無名自殺者的真實身分、分析人們的族裔背景。

今年3月,馬修·斯塔拉德(Matthew Stallard)和曼徹斯特的歷史學家傑羅姆·德·格魯特(Jerome de Groot)在《家族歷史雜誌》(the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上表示,如今,家族史和社會史再也不會被刻意銷毀文件的行為及有選擇性的陳述所左右。找到不希望被找到的人,譬如老尼科爾斯,也可能導致戲劇性的後果,因為那些被費盡心機掩蓋的痛苦祕密會大白於世。倫理學家和系譜學家不禁為此感到疑惑:究竟誰有權利向我們講述祖先的故事?誰又有權乾脆利落地隱藏自己?

德格魯特(de Groot)說,研究系譜學或家族史的那群人曾經又可愛、又慷慨、又樂於合作。只不過他們的研究成果略顯枯燥。

如今基因檔案已經不再保存於公共機構,供歷史學家查閱;它掌握在擁有DNA數據庫的民間組織手中。德格魯特說,最龐大的數據庫AncestryDNA存有2000萬人的遺傳物質。據他估計,23andMe約存有1000萬人的遺傳物質。

他說:「如果把所有的數據庫集合在一起,我們就會擁有5000萬至6000萬人的基因數據。通過不斷地推算,整個世界可能都會被蘊含其內。」

人們利用海量的數據來建立系譜,解決家族中和法庭上的各種謎團。互聯網只是讓系譜學家參與其中,並為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互動模式及眾包渠道。在Reddit及同類網站上,他們往往會與普通偵探通力合作,挖掘真相。

德格魯特說:「你可以單純地將人們放在一起進行匹配,但卻不必承擔後果。」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生物倫理系兼美國國立人類基因組研究所的員工本傑明·伯克曼(Benjamin Berkman)表示,金州殺手案表明數據庫已不再單純用於教育或信息檢索,也可用於鎖定罪犯,這是一個巨大的轉折點。然而,如何在不違反倫理道德的條件下使用數據庫卻成了一個難題。

伯克曼說:「在醫學領域,人們對遺傳學是否違背倫理的思考由來已久,但這類新技術卻鮮少吸人眼球,至少一開始很難獲得人們的關注。」

但這不代表新技術沒有倫理困境,畢竟人們一般不願意接受令人不快的真相。

他補充道:「對很多人而言,知道父母以前犯過罪會給他們帶來創傷。當你試圖挖掘真相時,那些人們想隱藏的真相會給周圍的人造成負擔。」

印第安納州獸醫出身的系譜學家邁克爾·拉科波(Michael Lacopo)最近在2019年出版的《高級基因族譜學:技術與案例研究》(Advanced Genetic Genealogy: Techniques and Case Studies)中,專門在某一章節中警示人們不要輕易揭露家族祕密。儘管拉科波很喜歡破解家譜之謎帶來的興奮感,但他也很擔心會導致不良的後果。

他說:「我覺得執著於真相會讓人忘記自己留下的痕跡和造成的連鎖反應。」

像羅伯特·尼科爾斯那樣冒名頂替可能會造成更大的麻煩。一個人因為犯了罪而隱姓埋名逃之夭夭是一回事。無辜的人為了逃離危險而隱姓埋名逃之夭夭是另一回事,伯克曼認為「他們有權制止別人挖掘他們的過去」。

在尼科爾斯一案中,警方只知道死者叫約瑟夫·牛頓·錢德勒三世,再加上死者從1978年起(即死者開始在俄亥俄州東北部工作的那年)才使用這個名字,警方不得不開始尋找他的親屬。警方無法獲取死者的指紋,他似乎也沒有朋友或家人。不過死者當年住院時,曾留下了一個組織樣本,這個神祕男子的DNA檔案還被上傳到了國家數據庫。尋找無果後,2016年,執法部門找到了科琳·菲茨帕特里克,她是法醫系譜諮詢公司IdentiFinders International的兩名員工之一。菲茨帕特里克追蹤到了一個匹配結果,但最終一無所獲。

差不多同一時期,加利福尼亞的系譜學家瑪格麗特·普雷斯也聯繫了菲茨帕特里克,她想利用自己多年來藉助DNA數據庫建立系譜的經驗,成立一個以鑑別無名死者身分為目的的組織。她和其他系譜學家也一直在藉助類似的手段幫助被收養者追根溯源。於是,兩名女士開始像23andMe為客戶創建基因檔案那樣,共同開發了存有無名死者基因檔案的數據庫。她們將這些數據上傳到了GEDMatch。一切準備就緒,就差實踐了。這時菲茨帕特里克想起了埃利奧特。他同意讓她再調查調查錢德勒的自殺案件。·

儘管尼科爾斯的DNA已嚴重降解,但她們利用自己開發的技術,成功獲得了比之前更豐富的遺傳信息,進而找到了許多死者的第三代、第四代表親。在志願者的幫助下,她們建立了系譜,將搜索範圍縮小到了一個有四個兒子的家庭——其中三個兒子有死亡證明,剩下那個叫羅伯特·伊萬·尼科爾斯的則沒有。一名志願者查閱了羅伯特·伊萬·尼科爾斯的出生證明,認出了上面的地址:中央街1823號。

印第安納州的新奧爾巴尼是這個家庭的起點。羅伯特·伊萬·尼科爾斯從二戰戰場歸來後,回到了肯塔基州俄亥俄河對岸的路易斯維爾。據菲爾·尼科爾斯回憶,他的父親當時是可口可樂的送貨員,與此同時,還在一個叫「鄉下人」的樂隊中演奏直立貝斯。菲爾的外公是個喜歡組織方塊舞的農民。羅伯特就在舞會上遇見了菲爾的母親拉維恩·阿古納斯·科蒂(Laverne Agnus Korty)。

1940年代的羅伯特。©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羅伯特從來不談論戰爭,但他的妻子卻與之相反。1944年,羅伯特剛從高中畢業就加入了海軍。1945年5月,六架日本神風特攻隊的飛機襲擊了他在南太平洋上服役的船隻。當時他是16人小組中的一員,該小組負責給裝甲炮或炮塔提供彈藥。羅伯特是炮塔上僅存的四人之一。在《新奧爾巴尼辦事處信使報》的某篇報道中,他將那段經歷形容為「地獄般的52分鐘」。

羅伯特對記者說:「等到一切都結束後,我滿腦子想的都是家。」

當時他才18歲。報紙刊登了他的家庭地址:中央街1823號。

菲爾從祖母那兒聽說,父親一回中央街就把制服扔進煤箱裡燒掉了。然後他又把小時候玩兒的木製飛機帶出了門,並用玩具機關槍對準了飛機。

嗒嗒嗒嗒。

木製飛機被玩具槍打壞了。這就是祖母當年跟菲爾講的故事。小時候,菲爾和弟弟查理(Charlie)、戴夫(Dave)經常與祖父母呆在一起。是某個弟弟發現了報紙上的那篇報道。最小的弟弟戴夫2015年死於癌症;父親失蹤時,他9歲,菲爾16歲,查理14歲。

2018年,法警們確認神祕自殺者就是羅伯特·尼科爾斯,媒體對此進行了報道。有幾篇報道還講了羅伯特燒毀軍裝的事。有些評論家誤以為羅伯特不愛國,這令菲爾非常難過。

他想讓人們明白他的父親不是不愛國,只是在戰爭結束後,變成了一名和平主義者。羅伯特回來的時候身戴紫心勳章,背部和臀部還留有彈片。在家中,他安靜、彬彬有禮,很少情感外露或動怒。

他對菲爾說:「我會經常寫信給你,講講我的近況。」那是最後一封信。

菲爾說:「即使父親在家,也跟不在家沒啥區別。」

父親在離開前的那一年,開始鼓勵妻子考駕照、找工作。他們先是分居,後又離婚了。羅伯特問菲爾想不想跟他一起走,菲爾不客氣地拒絕了。高中畢業後,菲爾參軍了。他想成為一名飛行員,但卻夜夜泡在酒吧。他想知道,如果他和父親一起離開,他的人生又會有什麼不同呢?

父親留給菲爾的最後一個訊息是一枚便士,當時菲爾駐紮在密西西比州。當時他收到了一個商務信封,上面蓋著加州的郵戳。裡面沒有一個字,也沒有寄件地址。

菲爾說:「除了硬幣,什麼也沒有。」

埃利奧特向Vox網站展示了羅伯特寫給父母的信,這些信的內容更加豐富。離開路易斯維爾後,羅伯特搬到了密歇根州迪爾伯恩。1964年8月,他告訴父母自己打算去教堂,看看能否碰見「合適的人」。

他寫道:「我認為這是重新開始人生的好時機,因為我搬到這裡就代表著新的開始。」

一年後,他又從加州給父母寄了一封信。

他說:「我會儘可能經常寫信給你們,講講我的近況。」這是他的最後一封信。

隨後,眾多應羅伯特之母請求幫助尋找羅伯特的組織紛紛來信。1966年,救世軍的成員波琳(Pauline)同情但堅定地回復到:如果失蹤的人不想被找到,那組織無法提供幫助。

她寫道:「我很難理解為什麼有那麼多人選擇離家出走,切斷了與家人的聯繫。」

DNA Doe Project的媒體總監弗朗切斯卡·韋登(Franchesca Werden)稱離家出走的人向來不少,20世紀初時,這樣的人更是數不勝數。在互聯網和DNA技術出現之前,「人間蒸發」很容易實現。韋登說,這種現象很常見。一個人可以跨越四個小鎮,搬到別的地方,不管改不改名字,他們都可以過上另一種生活。2004年,貝弗利·施瓦茨伯格(Beverly Schwartzberg)在《社會歷史雜誌》(th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中寫道,在19世紀,使用化名相對比較容易。他引用了一首在加州礦工中很流行的歌,副歌歌詞是:「在這裡你叫什麼名字?

離家出走會對家人產生深刻的影響。在研究系譜的過程中,韋登發現祖輩父輩的行為會改變家庭發展的走向。1939年,有位父親趁外出買煙一走了之了,這對他的孫輩產生了影響。這種影響可大可小,因家庭而異。DNA Doe Project的聯合創始人瑪格麗特·普雷斯稱:正如托爾斯泰(Tolstoy)所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她還寫過真實犯罪和懸疑小說。

2017年與菲茨帕特里克共同創建DNA Doe Project之前,普雷斯曾致力於幫助被領養者尋親。(今年6月,菲茨帕特里克離開了DNA Doe Project,開始全身心投入於IdentiFinders。)她認為,尋親和鑑別無名者身分所涉及的倫理問題是一樣的,譬如「誰的權利優先於誰」?

就幫助被領養者尋親而言,被領養者了解身世的權利是否優先於親生父母的隱私權?普雷斯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儘管人們承諾不會透露捐精者和被領養者親生父母的姓名,但她認為「匿名不是一種權利」。

有時她又會猶豫不決。她承認在此類情況下,道德權利會彼此衝突,由於沒有相關的法律規定,DNA Doe Project只能自己做出道德判斷。普雷斯堅信親人有權得知真相,警察也有權調查案件,但她指出,DNA Doe Project只會根據調查結果提出建議,至於是否通知被調查者的家人則由執法部門決定。然而,該組織卻不得不經常聯繫被調查者的遠親,以縮小搜索範圍。有次,普雷斯本打算聯繫被調查者的第三代遠親,結果卻不小心聯繫了第一代。

 「當時我像踩了蛇一樣恐慌,」她說到,「我沒想到自己會搞砸。」

普雷斯還講了一個真實的案例:有個非裔美國人發現自己的生父是個白人,他有妻子,有兩個成年的孩子,還是一家鄉村俱樂部的會員。當這位父親拒絕相認時,普雷斯不知道是否應該把這件事告訴那兩個和當事人同父異母的孩子。還有人想知道,這位父親是否有權拒絕知道真相。

她說:「這類問題蠻有意思的。人們有不知情權嗎?我們該如何為他們做出決定呢?」

從某種程度上說,當事人已死亡更容易讓他們做出決定。其他情況就比較複雜了。普雷斯稱,在他們協助解決的30起案件中,精神疾病和家庭隔閡是很常見的要素。菲茨帕特里克說,在很多情況下,有些家庭甚至從未向警方報過失蹤案。這可能是因為親人過於疏離,或警方無法提供幫助,也可能是不具備在全國範圍內搜查的能力,很多30幾年前發生的案件就是如此。普雷斯稱,執法人員可能會受限於技術發展和自身偏見,某些家庭可能認為他們沒必要參與其中。雖然網絡偵探有時會指責家屬沒有報案,但她有不同的看法。

她說:「確實有母親在坐牢的家庭,也有根本不在乎,或似乎不在乎被調查者的家庭。但我們其實不了解他們的真實感受。」

她和其他從事這類工作的人通常會假設當事人親屬想要了解真相。如果當事人自殺或使用了假名,情況就會更加複雜。菲茨帕特里克還記得一個案例:有名女子似乎刻意逃離了原生家庭。她叫洛麗·埃麗卡·拉夫(Lori Erica Ruff),於2010年在得克薩斯州自殺了。後來,人們發現她一直在使用化名。直到2016年,人們才知道她的真實身分。1986年,因為與繼父關係惡化,17歲的她離開了費城的家。如果她不想被家人找到,她有讓家人知道自身想法的義務嗎?菲茨帕特里克陷入了沉思。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DNA和系譜學家已經在發揮作用了。

洛麗·埃麗卡·拉夫。© Houston Chronicle

調查記者詹姆斯·雷納(James Renner)不僅報道過錢德勒的案子,甚至還基於此案寫了一部小說。他認為,像拉夫那樣希望逃離黑暗的人應該有權利消失。

 「我們憑什麼揭開別人不想揭開的傷疤呢?」他問道。

當然,他認為強姦犯和殺人犯應該除外,而且他不是唯一一個認為尼科爾斯可能既是強姦犯又是殺人犯的人。因為羅伯特·尼科爾斯行為怪異且1960年末至70年初在加利福尼亞待過,不少網絡偵探乃至執法人員都認為他就是當時活躍於加州的黃道十二宮殺手,埃利奧特也曾懷疑過他。菲爾心裡有些沒譜。

他說:「他那麼溫和,真的不像殺人犯。」

他認為父親是在逃避責任,逃避撫養子女。當記者採訪他時,他彬彬有禮、坦誠相待,同時還會保護其他家庭成員。由於在匿名戒酒會中待了很多年,他還擅長內省,很有耐心。他不願意譴責或細想無法改變的事。不過他的確想知道他們家因此獲得了什麼。媒體有了勁爆的新聞,執法部門了結了懸案,Doe Project獲得了讚譽,但是他們家得到了什麼呢?

他的父親仍然下落不明。菲爾只知道他的死因。除了那把用來自殺的槍,父親的公寓裡幾乎空無一物。埃利奧特想把槍留給菲爾兄弟。但他們拒絕了。在公布父親真實身分的新聞發布會上,菲爾覺得自己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環。他是少數願意公開發言的親屬之一。普雷斯不認為無名者有隱私權,但她覺得當事人家屬應該享有隱私。只不過她的工作可能會令這些家屬曝光。

羅伯特·尼科爾斯生前居住的公寓。© Eastlake Police Department

雷納說,如果沒有規則約束,基因系譜學領域就像蠻荒的美國西部。

德格魯特補充道:「DNA數據庫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只是在突然之間,業餘愛好者可以輕易參與進來並扮演重要角色,這就引發了各種倫理道德問題。

菲茨帕特里克想藉助智囊團來解決某些問題,這個智囊團將匯聚檢察官、執法部門、系譜學家、失蹤案專家、數據庫工程師和當事人家屬。(今年年初,GEDMatch開始要求用戶必須允許執法部門訪問他們的數據。)

菲茨帕特里克說:「我們已經揮別了刻意追求勁爆事件的時代。」

 「現在,我們必須決定我們的發展方向。」

尼科爾斯的案子一開始就很勁爆。雷納說,如果把它編成好萊塢劇本,羅伯特可能就會成為黃道十二宮殺手。但他也可以像《廣告狂人》(Mad Men)中的唐·德雷珀(Don Draper)那樣,在經歷了戰爭創傷後,過著雙重生活。

 「那麼羅伯特到底是哪種人呢?」雷納不禁問道。

警長埃利奧特仍在試圖找到答案。而菲爾可能永遠都無法得知真相。他已經72歲了,這個謎團一直困擾著他。退伍後,菲爾做過印刷工、開過卡車,干過各種臨時工。他結過四次婚,有五個孩子。除了某個住在路易斯維爾的女兒,其他人早已不再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這些年來,他搬過很多次家。在搬來搬去的過程中,他搞丟了父親的紫心勳章和二人的合照。

他住在距離路易斯維爾東北部100多英里的辛辛那提,小單人房裡的電腦還留有父親的照片。有些照片被歸為「約瑟夫·牛頓·錢德勒時期的父親」,有些則被歸為「羅伯特·尼科爾斯時期的父親」。房間裡有咖啡壺和微波爐,還有一個可以吸煙的平台。他已經在這裡住了近20年了。年輕時的他深受酒精和毒癮的困擾。

父親留下的8.2萬美金派上了用場。其中一些錢花在了私家偵探身上,另外一些給了擔任遺囑執行人的同事。一切都消失了。在自殺之前,羅伯特·尼科爾斯查出了結腸癌,還接受了治療。在生命即將結束之際,他再次回到了中西部,幾乎差點就回家了。他的最後一站是克利夫蘭,這個城市離長子的住處只有4小時車程,離他在印第安納州中心街的老家也只有5個多小時車程。

菲爾從來沒有對父親說過自己已經原諒了他的不告而別,也原諒了他自始至終的忽視。他從未去克利夫蘭看過存有父親骨灰的墓地。他不相信他父親在那裡。至少他的靈魂不在那裡。

從某種程度上說,他是對的。他父親安息的牆上寫著另一個人的名字:約瑟夫·牛頓·錢德勒三世。

作者簡介:Katya Cengel(卡蒂亞·森吉爾)曾為《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等刊物撰稿,並著有三部紀實小說。她的最新作品《切爾諾貝利的愛:來自蘇聯廢墟的報道》(From Chernobyl with Love: Reporting from the Ruins of the Soviet Union)獲得了獨立出版家獎和前言獨立獎。

文/Katya Cengel

譯/antusen

校對/boomchacha

原文/www.vox.com/the-highlight/21361536/dna-true-crime-robert-ivan-nichols-zodiac-killer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antusen在利維坦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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