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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女文工團員的伴舞歲月

我是1956年參的軍,那年16歲,在杭州海軍療養院作衛生員。當時因為毛主席常來杭州,劉莊、汪莊是他經常療養的地方,又有很多領導同志來向他匯報工作,所以為中央領導們舉行的舞會規模就很大,一般都在杭州飯店,浙江歌舞團樂隊伴奏。

伴舞的女孩子都是從軍隊系統挑選的,要求出身好、表現好,舞當然也要跳得好啦。所以當時我們能被選拔出來,都覺得很光榮——跟中央首長跳舞對我們來說,不是去娛樂,而是執行政治任務。

那時候剛參軍,工資低,沒法兒打扮,我總是穿著軍裝、布鞋就去了,臉上也不怎麼化妝。

我們最願意跟周總理跳舞了。他人很親切,像老父親一樣,一邊跳著快四步,一邊問長問短,有時候跳著跳著還會唱起來,有時候笑話講得我們哈哈大笑……他很忙,一般到杭州來都是向主席匯報工作,匯報完了又要趕回去,所以女孩子們都排著隊要跟他跳舞,跳不著就會覺得遺憾。

周總理很會照顧人,跟誰跳過,沒跟誰跳過,都記得清清楚楚。如果還有時間,沒跳過的,他就主動去請人家。

毛主席不像周總理那麼忙,舞會他都是從頭跳到尾。他愛聽京劇,舞會的中間都穿插著京劇表演,這在他就是一種休閒吧。跟總理不同,主席很威嚴,我們跟主席跳舞,不敢說不敢動的,主席話很少,頂多問問你家裡情況,我們是問一句答一句。

959年,我參加了海軍戰士業餘文藝匯演之後,就從杭州調到北京,進了海政歌舞團。那時候海政、全總、空政、總政、北京軍區的女孩子,都經過嚴格挑選,去參加在中南海舉行的舞會,出身是非常重要的標準。

被挑選上的人作息時間也都重新調整——上午休息,下午練功,晚上跳舞。去的時候,我們海政的女孩子,是由海政保衛處的處長帶領,坐著專車,有專門的車證,才能進入各個舞廳的。

那些年如果我們不下部隊演出,幾乎每天晚上都有舞會——中南海、國務院紫光閣、三座門中央軍委,都是一週兩次。

而去中南海,跟毛主席跳舞之前,還有一道特別的手續:門前有個盛消毒液的盆,每個人都要在裡面洗了手才能進去。

記得在中南海又見到周總理的時候,他一眼認出了我,說:「小鬼,你調到北京來啦?」我說:「是啊,我調到海政歌舞團了。」總理的記憶力就是這樣好。

那時候毛主席和江青好像不住一塊兒——因為懷仁堂舞廳很大,有好幾個門,主席和江青每次都從不同方向的門進來,而且時間也不一樣。每回都是主席先到,江青後到。江青到了以後的第一個舞,主席總要跟她跳,這些我們都知道,所以那時誰都不湊過去。

江青總是前呼後擁的,而且非常注意打扮。記得她有一回穿著白紗的連衣裙,舞起來一飄一飄的。

那時候我們這些女孩子工資都不高,像我吧,每個月發了工資都要寄錢給父母,剩下的錢除了吃飯,很少有富餘,就是吃飯,也只能每頓買半個菜。這種情況下,別說香水了,能買瓶雪花膏擦擦就不錯了。

那時候女伴們都說我「臭美」,其實我的「臭美」不過是往辮子上扎了塊花手絹兒,我們的軍裝也有半長的裙子,藍色或是白色,也很好看,如果有人穿布的連衣裙,那已經是最漂亮的打扮了。所以當年江青的打扮給我們的印象很深。

劉少奇每次參加舞會,都是和王光美還有一個小女兒一起來。他跳起舞來很穩當,但人不像總理那樣隨便。和其他中央首長一樣,他也穿中山裝,常穿的是一身灰色的,腳上穿的布鞋,又叫「老頭鞋」。主席也是灰中山裝,腳上的皮鞋是磚紅色的。

劉少奇愛說話,有一回還跟我開玩笑說:「你是杭州人,那你是東施還是西施呀?」我說:「我當然是西施啦,怎麼能是東施呢?」王光美那時候很年輕,穿著很樸素,經常就是藍裙子。後來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王光美揮霍打扮,我們都覺得很納悶兒。

朱老總常穿一身黑色中山裝。他那時候年齡大了,怎麼也得有七十多歲了吧,我們請他跳舞,都要先把他從座位上扶起來,慢慢跳完了,再把他送回座位上去。他人老了,話不多,常常是拍拍我們的手,笑笑,像對待小孫女。

不過有一年國慶剛過,他見了我就問:「小鬼,你去遊行了嗎?」那年國慶遊行,我正好在文藝方陣裡,在海軍《紅珊瑚》劇組的彩車上,扮演劇中的一個角色,做出一個「前進」的造型,一直保持著那個雕塑式的姿勢,經過天安門廣場。

彩車這樣大,我雖然站在頂上,但從天安門城樓的位置看過來,卻一定是非常小的。所以我對朱老總說:「對呀,我參加了遊行——您老人家眼神兒真不錯!」朱老總笑了:「我是拿望遠鏡看的。」

國務院紫光閣的舞會,周總理是常去的。總理和各位部長都很辛苦,這樣的舞會,並非完全的休閒,倒有一半時間是在工作。常常是總理跟我們正跳著舞,來了一位部長向他匯報工作,總理就撇開我們,跟那位部長談話;談完了回來沒跳上一會兒,又來了一位部長,總理就又停下來,又去談工作……

軍委三座門那邊的舞會,休閒的氣氛就比較濃,因為將軍們大部分都攜夫人來,我們的舞伴也就多半都是警衛員和祕書們。

很少見到鄧小平,據說他愛打牌,休閒的時候,多半找搭檔打橋牌吧。賀龍也很少見到。陳毅是非常喜歡跳舞的,只要有舞會,中南海也去,紫光閣也去,三座門也去。他到了哪兒,四川話呱呱一響,哪兒就很熱鬧。

要說那時候天天都有舞會,我們也沒覺得膩煩,而是很想去,因為每場舞會下來,精神和物質的快樂都有。

精神方面,自然是覺得光榮自豪;物質方面呢,舞會中間有一盤盤的炒杏仁兒、大香蕉和其他水果點心,都是平常吃不著的東西。十一二點舞會散場,首長們都走了,我們就留下來吃夜宵。夜宵都很豐盛,有魚有肉。這一切,對於每頓飯只買半個菜的女孩子們來說,都非常美好。

有時候吃完夜宵還招待我們看參考電影,都是香港的左翼電影,夏夢主演的最多。

這樣的舞會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前。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停了有一年多。那時候我們正下部隊演出,從武漢至廣州,我們吃過用芭蕉根做的菜,饅頭每人每頓只有一個,女孩子都主動把自己的那個掰下一半,分給男同志吃——那時候真是階級兄弟的情義。

三年自然災害過後,舞會恢復了,但舞會中間的點心水果沒有了,我最愛吃的炒杏仁沒有了,只剩下了茶水。夜宵也簡單了,魚呀肉哇沒有了,就是炒菜。

後來文化大革命爆發,舞會自然就不再有了。我因為跳過《詠梅》和《酒歌》,也遭到了批判,說我跳「花鳥魚蟲」。《詠梅》雖然是根據毛主席詩詞改編的,可「梅」畢竟是花的一種;彝族舞《酒歌》裡面,我戴的帽子遠遠看去像只鳥,所以就又沾上一條。

我搞了一輩子舞蹈,退休後,參加了老戰士藝術團。回想起來,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對我自己來說,是很美好的回憶。雖然那會兒工資低,生活簡單,可是心理平衡,因為身邊的人們都是一個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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