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為什麼智商高 

文:輝格
自諾貝爾獎設立以來,猶太人共拿走了 19% 的化學獎、26% 的物理獎、28% 的生理與醫學獎、41% 的經濟學獎。在非科學領域,猶太人還拿走了 13% 的諾貝爾文學獎,1/3 以上的普利策獎,1/3 以上的奧斯卡獎,近 1/3 的國際象棋冠軍。諾貝爾獎得主中,超過 20%是猶太人為什麼猶太人能夠取得如此矚目的成就?

重視教育的傳統

重視教育恐怕是猶太人身上最顯著的文化特徵了。 一個有悠久重視教育傳統的民族,對傑出人才的誕生當然有很大説明。

猶太人重視教育的最直觀原因是宗教,猶太人的宗教傳統要求每位父親都應向兒子傳授《妥拉》和《塔木德》等經典——在識字率很低的古代,僅從經文學習中獲得的基本讀寫能力相當有用。

宗教傳統之外,猶太人的歷史處境,是另一個重要原因,甚至比宗教因素的作用更大。

猶太人在大流散之後處境悲慘;喪失故國、散居各地的猶太人,無論最初在羅馬帝國境內,還是後來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和東方伊斯蘭世界,皆屬於”少數民族”,那些拒絕改宗的猶太人,長期被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 猶太人不僅文化上受歧視,法律上也被剝奪了許多權利,屢遭迫害、驅逐、甚至屠殺。

• 大流散後散居各地的猶太人在不同年代被迫遷移示意圖

中世紀的歐洲,身為異教徒的猶太人不可能與基督徒君主建立領主-附庸關係從而承租土地,無法組織手工業行會,也無法與貴族通婚以提升社會地位,甚至無法由教會法庭來保障自己的遺囑得到執行…… 總之,封建契約關係和教會法,皆與之無緣。

留給猶太人的只有少數被封建關係所遺漏的邊緣行業,比如教會禁止基督徒從事(或至少道德上加以貶責)的放貸業、替貴族徵收租稅的包稅/包租人、與放貸和收租有關的私人理財業,以及少數未被行會壟斷的商業。

這些行當的共同特點是:因沒有壟斷權而極富競爭性,需要一顆精明的頭腦,讀寫和計算能力很重要。 因此,猶太父母可能更願意投資孩子的教育,提升其讀寫計算能力,以及運用理性解決問題的能力。

• 波多利亞一位猶太父親在陪孩子讀書

這一投資策略迥異於傳統農業社會的主流策略:提升家族地位最好的長期投資與積累,主要集中在土地、上層姻親關係、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 猶太人沒有這樣的機會,只能集中投資人力資本,而且在隨時面臨被沒收和驅逐風險的情況下,投資人力資本大概也是最安全的。

不過近代以來,大眾教育普及,由教育造成的文化差異已不再顯著。 實際上,現代傑出猶太科學家的教育和成長經歷中,猶太背景已無多大影響,甚至猶太認同本身也已十分淡薄了。

失去教育優勢的猶太人為何智力依然出眾?

進化出來的高智商

猶他大學的兩位學者格裡高列·科克倫和亨利·哈本丁在 2005 年提出了一個頗為驚人的觀點:猶太人的智力優勢是近一千多年中猶太民族在嚴酷選擇壓力之下進化的結果。

• 在 2009 年出版的《萬年大爆炸》一書中,格裡高列·科克倫和亨利·哈本丁專門用一章介紹了”猶太人的智力優勢有可遺傳的生物學基礎”這一理論

他們認為,猶太人中表現出顯著智力優勢的,是阿什肯納茲人的一個分支,其祖先是 9-11 世紀陸續從南歐和中東翻越阿爾卑斯山進入中歐的猶太移民。 和留在地中海世界的族人相比,他們遭受的排擠和限制更加嚴厲,職業選擇更狹窄,這些限制對族群的智力水準構成了強大的選擇壓力。

如此特殊的社會處境,更容易生存的自然是那些聰明好學、頭腦精明的個體,他們能留下更多後代。 經過近千年三四十代的高強度選擇,與高智商有關的遺傳特性在種群中的頻率顯著提高。 據保守估算,阿什肯納茲人的平均智商約 110,比美國同期平均水準高出 10 個點,相當於 2/3 個標準差。

對個體來說,10 個點的智商優勢並不大,但對於一個上千萬人的大群體,這一差距卻含義驚人。 假如智商確實在群體內正態分佈,那麼均值高出 2/3 個標準差便意味著該群體內智商高於 140 的個體比例,大約是基準群體(此處是美國總人口)的 6 倍。

• 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在歐洲的遷移路徑

科克倫和哈本丁的假說還得到了一些遺傳學證據的支援,有多種與神經系統相關的遺傳病在阿什肯納茲人中比例奇高,這些疾病涉及一些與神經突觸形成有關的基因變異,它們傾向於增加神經元之間的突觸連接。 據兩位作者推測,這些變異在恰當組合下會導致高智商,而在不恰當組合下則帶來神經疾病。

這意味著,在偏愛高智商的高強度選擇作用下,阿什肯納茲人一方面提升了獲得高智商的機會,同時也承擔了罹患若幹神經疾病的高風險,就像在瘧疾肆虐的西非,一些族群獲得了一種與血紅蛋白相關的變異,在雜合子組合下,該變異將提高瘧疾存活率,而不幸的純合子組合則帶來致命的鐮刀型細胞貧血癥。

不過,這一假說尚未得到廣泛認可——將這樣一個重大優勢歸因於短短一千年內的進化過程,很難讓人接受。 通常生物學家在談論進化改變時,時間尺度至少是幾十萬年。 即便是農業起源後人類發生的顯著且意義重大的進化改變也經歷了一萬年。

理論上,只要選擇壓力足夠大,並且種群基因池裡有足夠多可供自然選擇起作用的遺傳多樣性,幾十代時間足以將一些原本罕見的變異的分佈頻率成倍提高,從而產生顯著的族群間差異。

• 馴化前後的銀狐。 俄國遺傳學家德米特裡·別列耶夫只用了二十多年時間便選育出非常溫順馴服的銀狐品種,它們在性情、毛色、耳朵、顱形等方面表現出一系列鮮明的馴化特徵。 原則上,沒有什麼可以阻止類似事情發生在人類身上

人類在走出非洲後的幾萬年裡,尤其是農業起源後的一萬多年裡,已經發生了許多顯著且有重大意義的進化改變,其中有涉及乳糖消化,抵抗瘧疾或饑荒,抵禦寒冷,維生素 D 代謝,黑色素合成,骨密度降低等等改變。

而阿什肯納茲的分化歷史畢竟只有千年,現有的遺傳證據也是間接的,尚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說明究竟何種變異如何提高了智力。

那麼,猶太人的聰明進化論還有其他理論加持嗎?

少數人的勝利

經濟學家馬裡斯泰拉·波第西尼和茲維·埃克斯坦提供了另外一個思路,他們註意到猶太人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現象,即從西元 1 世紀大流散時期到 15 世紀末,猶太人口在其所在社會總人口中的比例,始終在快速下降,從西元 65 年的 10%降至 1490 年的 1.1%。

但同時,並沒有證據顯示他們的生育率低於其他族群,很明顯,不斷有大批猶太人改宗為基督徒或穆斯林。 不過哪些猶太人更可能改宗,並非隨機。 據一些早期基督徒作家觀察,多數改宗基督教的猶太人都是窮人和文盲。

作為宗教少數派,流散的猶太人若要維持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傳統,保持身份獨特性,就需要花大量精力閱讀和向孩子教授宗教經典。

• 極端正統教派的猶太教徒(哈瑞迪)手持《妥拉》經卷在慶典上跳舞。 哈瑞迪不工作,以研習猶太教經典為畢生志業

對於從事精細手工業、商業、金融和管理類職業的家庭,由讀經而獲得的讀寫能力可以帶來額外回報。 然而,對於從事農耕等體力勞動的家庭,這些投入沒有額外價值。

所以,堅持不改宗的,大多是需要讀寫能力和精明頭腦的非體力城市職業者。 這一邏輯反過來也成立:那些天資聰穎,發現自己在讀寫學習上表現出眾,有望由讀經而獲得上述職業機會的孩子,更有可能堅持讀經而不改宗。

總之,保留猶太身份的,要麼是祖上智力較高因而有能力從事精英職業的,要麼自己智力較高因而有望並希望從事精英職業的。 這種”自我選擇”和科克倫與哈本丁的”自然選擇”解釋並不排斥,可以共同起作用。

由於中世紀的歐洲能讓猶太人發揮才智的機會非常有限,只有天資更卓越的人才能保持猶太身份,而改宗的可能性加速了這一選擇過程——這可以部分消除質疑者對「一千年是否足夠長」的疑慮。

不過上述理論僅僅是一種假說,尚缺乏經驗證據的支援。 然而,無論它是否能解釋猶太人的智力優勢,改宗權衡或其他自我選擇機制,在塑造少數族群文化特性上的作用卻有很多相同例子可為佐證。

穆罕默德·薩利赫 2013 年發表的一項研究指出,殘存於伊斯蘭世界的各種非伊斯蘭小教派,包括猶太人,祆教徒,希臘正教徒,亞述基督徒,亞美尼亞基督徒,其精英化程度全都遠高於穆斯林,表現為他們在醫生、工程師、機械師、外語教師等精英職業中的比例奇高,而且這些族群的 1/2 到 2/3 都居住在彙集著富人和精英的大城市。

薩利赫認為,這是伊斯蘭政權統治政策的結果,他們一方面不強迫被徵服者改宗,同時又對非穆斯林徵收歧視性的人頭稅(jizya),於是這些群體中付不起人頭稅的下層成員就只好 改宗,只有那些從其宗教與文化傳統中獲益最多且足以抵償人頭稅和其他少數派特有成本的成員,才願意堅守其傳統身份——歧視性政策實際上是在替這些少數族群不斷清除資質稟賦較差, 因而難以在精英職業中取得成就的成員。

除了社會地位低下,法定權利缺失,他們還要遭受多數派鄰居的歧視、排斥和攻擊,這個壓力在農邨比在城市高得多,和城市流動性社會相比,農邨熟人小社會的文化更單一和封閉,更排他,更難以容忍少數派的存在。

• 公認最有才華、可能也是智力最傑出的布爾什維克——列夫·托洛茨基,猶太富農的出身正是其革命熱情的原因之一

這些小教派在伊斯蘭世界的例子和阿什肯納茲人在基督教世界一樣,充分展現了特定社會條件下,基於個人稟賦差異而做出的不同自我選擇,在塑造少數族群的文化和遺傳特質上扮演了關鍵角色。

這一選擇機制也可通過另一條途徑——跨國移民——表現出來,它在美國這個移民國家有時會出現對比鮮明的有趣結果。

• 剛移民至美國紐約的歐洲猶太人

你能猜到在美國醫生這個精英群體中,哪個族群的相對代表率最高嗎(相對代表率,即某群體在某職業中的出現頻率與它在總人口中所佔比例的比值,基準值為 1)?

2015 年出版的《兒子照樣升起》中,格列高利·克拉克分析了美國社會一些少數族群的精英化程度,你可能絕對猜不到,來自埃及的科普特人高居榜首。 但是,用前面的自我選擇就很容易解釋了。

• 若幹精英度偏高的美國少數族群在醫生中的相對代表率

科普特人血緣上屬於埃及土著,羅馬帝國後期皈依基督教,直到阿拉伯徵服之前,是埃及人口的多數,在羅馬和拜占庭帝國統治下,科普特人長期處於社會底層,與”精英”二字完全無緣,但在阿拉伯人統治下,前述選擇機制將它從一個底層多數群體改造成了少數精英族群。

埃及科普特人向美國的移民過程又發生了二次篩選——科普特人儘管在埃及有著較高精英度,但相對於發達國家仍是貧窮者,只有其中條件最優越、稟賦最優秀者,才能跨越移民門檻而進入美國,可以說,他們是精英中的精英。

但不是所有移民群體都有著較高的精英化程度,拉美人、柬埔寨人、赫蒙人(越南苗族),在醫生中的代表率皆遠低於基準水準。

造成這一差別的關鍵在於移民機會和移民通道:拉丁裔移民大多利用靠近美國的地理優勢,從陸地或海上穿越國境而來,柬埔寨人和赫蒙人則大多是 1970 年代的戰爭難民,這兩類移民對個人稟賦並無特別要求,但是,上大學、工作簽證、投資移民、政治避難、傑出人士簽證,都有著強烈的選擇偏向。

觀察這一差別的最佳案例是非洲裔美國人。 同樣是黑人,南北戰爭前便已生活在美國的黑人,其醫生中的代表率僅高於美洲原住民,而南北戰爭後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黑人移民,其醫生代表率 4 倍於基準水準,5 倍於德裔和英裔美國人!

這種強烈的對比背後的選擇機制很簡單。 前者的祖先是被作為黑奴販賣來美國,而新黑人的祖先則是憑藉自身優勢或個人奮鬥來到美國,往往來自母國的精英階層。

有一個故事我們已耳熟能詳,一個肯亞的世代精英,第一代曾為英軍服役精通英語讀寫,第二代 6 歲便入教會學校,後留學美國在夏威夷大學和哈佛大學取得學位,他在美國期間,與一位後來成為傑出人類學家的白人女性結婚,這段短暫婚姻留下的兒子,就是美國第一任黑人總統奧巴馬。

來源:大象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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