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六九屆」學生少有成功人士？

提到「老三屆」這個特定詞語，很多人並不陌生。它專指文革期間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年共三屆初、高中畢業生。文革爆發後，大學停止招生，這三屆本應已畢業的而實際上並沒有完整結束學業的高中、初中生，在被毛利用完打倒黨內對手後，又被毛一聲令下，以「知識青年」的身份發配到了農邨或邊疆地區。當時，他們的年齡大多在15至21歲之間。1979年，這些數百萬「老三屆畢業生」才被允許參加高考，而一些人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已然永遠留在了被發配的土地上。

關於「老三屆」悲歡離合的故事，報章、書籍並不罕見。不過，與之相對的還有一個龐大的學生群體，即沒有多少知識的「新五屆」知青，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關註，他們專指的是1969至1973屆畢業的中學生，其中六九屆的初中生最為悲慘，因為他們連一天真正的初中課本都沒有摸過。

自身就是「六九屆」的徐小棣在《顛倒歲月》一書中，專門有一篇寫的就是《北京的「六九屆」》。在文章中，她是如此詮釋「六九屆」的：1966年文革禍起時，他們是六年級的小學生。那一年全國中斷了學校教育，6月裡小學相繼停課，他們受的正規教育就到那時候為止，只有小學六年級文化程度。小學沒畢業的他們，在失學一年多後，於1967年10月按照「就近入學」的規定被收入中學。

可嘆的是，六九屆初中生上初中後沒有自己的課本，主要學習內容分為三部分，一是學習毛著作和毛語錄，讀「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二是批判「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生造出來的「階級敵人」；三是到京郊參加農業勞動。

他們與前邊的「老三屆」和後邊的幾屆學生相比，幾乎沒有上過一天文化課，沒有系統地學過數、理、化等課程，偶爾會有老師借題發揮下講講修辭，講講典故和古漢語，講講計算方法……但這顯然是微不足道的。而就是這樣的初中，他們也只上了不到兩年，從1969年8月就開始大規糢「上山下鄉」。北京的「六九屆」的去向是黑龍江、內蒙古、雲南三地的生產建設兵團和地處黑龍江的嫩江國營農場。

在徐小棣看來，「六九屆」知識的匱乏不僅讓他們在「上山下鄉」中處於弱勢地位，而且在1977年恢複高考後，也無法像「老三屆」那樣把握機遇，通過考上大學改變自己的命運。很多人在回城後，只能在底層掙紮地討生活，鮮有人成為當今社會所認為的事業有成的「成功人士」。

在徐小棣看來，老三屆的問題常常出在政治方面，而六九屆知青犯事兒卻屢屢在刑事上。1974年她所在的內蒙古二師十五團有兩起要案轟動一時，作案的、受害的都是六九屆的。

一件是北京108中的一個六九屆知青為了一支價值120元的上海手表，殺死了北京一個六九屆知青，並將其屍體沉入水中，後屍體浮出。21歲的兇手被槍決。

另一件是1974年，她所在連隊的一個女生突然生了個足月的嬰兒，而嬰兒的父親竟然是在磚窯燒火的職工，一個70多歲的老頭。這個女生坐月子後，不僅被開除了團籍，還被發配到磚廠幹活。後來回到北京門頭溝礦區，據說一直沒有正式工作，靠給單身礦工洗衣為生。2009年徐小棣在參加知青聚會時，聽說她已經去世多年了。

1999年，是徐小棣們下鄉三十周年，她與中學同學聚會過一次，有近40人參加。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在1977年恢複高考後考上大學，惟有徐小棣因接受了成人高等教育，上了夜大，有文憑，而被稱為「知識分子」。但是徐小棣很難過，因為在她所工作的中學，她的學历很不「硬」，很拿不出手。而因為文化基礎太差，各種考核都得硬著頭皮去應對。徐小棣的同學中下崗的很多，有的提前退休。他們中很少有所謂社會公認的「成功人士」。北京的六九屆知青尚且如此，其它城市的呢？

對於六九屆知青的往事，相關資料甚少，除了當局的限制外，這不能不說與六九屆知青自身有關聯。徐小棣就寫道：2009年，北京有很多老知青的聚會，但很少有人能把聚會辦成嚴肅的紀念活動，以表達我們對上山下鄉運動的追問和反思。讓人痛心的是，我們付出了那樣巨大的代價，可是知青的回憶卻再度變成了麻醉自己的田園牧歌，大家喜歡輕松和浪漫，不喜歡把當年的種種真實告訴世人。而隱瞞當年的真相自然讓中/共如釋重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