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小寶真的可以從懷裡掏出一大疊銀票嗎？

文：吳鉤 

金庸的其他小說極少寫到銀票，但在《鹿鼎記》裡，銀票成為最具殺傷力的「武器」，韋小寶的懷裡每天都揣著一大疊銀票，行賄時掏出幾張，不管是宮中太監，朝中大官，還是江湖好漢，幾乎沒有一個不被銀票降服的。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在韋小寶生活的清代前期，哪裡有什麼銀票？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發行銀票的票號呢。

中國第一家票號出現的時間，大約是在清代道光初年（1820年之後），比韋小寶時代晚了一百五十年左右。

據民國燕京大學陳其田教授的《山西票莊考略》，「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昇昌顏料舖的經理雷履泰，因為地方不靖，運現困難，乃用匯票清算遠地的賬目，起初似乎是在重慶、漢口、天津間，日昇昌往來的商號試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昇昌顏料鋪為後盾，兼營匯票，替人匯兌。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北京日昇昌顏料鋪改為日昇昌票莊，專營匯兌。」「日昇昌」就是中國的第一家票號。

票號的經營業務包括存款、放貸、匯兌、代辦結算、發行銀票等，跟銀行差不多。所謂銀票，就是票號開具的存款憑證。由於票號對銀票的兌現採取「認票不認人」的原則，即某票號發行的任何一張銀票，不管任何人持有，都可以到該票號的所有分號兌換成白銀。銀票因此獲得了流通的功能，人們都將銀票當貨幣使用。

雷履泰成功創辦「日昇昌」票號之後，眾多資本雄厚的山西商人紛紛仿效，開設票號，人稱山西票號，或晉商票號。這些晉商票號的總部，多設在山西平遙，這個不顯山不露水的小縣城，隱藏著一大批中國的早期金融家，以及大量金融機構，可謂是大清國的「金融中心」，「東方的華爾街」。

晚清京師的票號、錢店、香蠟鋪還發行一種叫做「錢票」的紙幣，「錢票寬二寸許，長約五寸，中記錢額，蓋方印，左角又蓋發行各鋪之圖記。票額至不等，都凡七種，有一吊者，二吊者，三吊者，四吊者，五吊者，六吊者，並有十吊者」（徐珂《清稗類鈔》）。

然而，由於錢票的價值全憑錢店、香蠟舖的信用，不具法償地位，一旦發行錢票的商家不講信用，錢票便形同廢紙。事實也是如此，每年年終或端午、中秋前，都有一些商家「歇業潛逃」。可以想像，這種無信用的「信用貨幣」必被使用者淘汰，果然到清末時，錢票已「日漸消滅」。山西票號由於信用極好，則在晚清迎來發展的輝煌期。

守信用，是山西票號的顯著特點，用梁啟超的話來說，「晉商篤守信用。」晚清庚子事變期間，北京的山西票號遭受亂民洗劫，連賬簿都被付之一炬。沒有賬簿，票號便無法核算存款數目，也難以核對儲戶資料。但山西票號還是決定：只要儲戶持存摺到票號，便可立即兌現存款，不用核實賬目餘欠，也不管銀兩數目多少。

山西票號雖然因此損失慘重，卻藉此樹立起響噹噹的公信力。經歷過此事的「尉泰厚」北京分號掌櫃李宏齡後來回憶說，「至是之後，（票號）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貨，首推票商銀券最足可信，分莊遍於全國，名譽著於全球」；「不獨京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場大員無不敬服。甚至深宮之中亦知西號（山西票號）之誠信相符，不欺不昧」（黃鑑暉等編《山西票號史料》，山西經濟出版社）。

我們想說的是，票號的輝煌期、銀票的興盛期，是在晚清。韋小寶要生活在清代中後期，懷裡才可以裝上一大疊銀票。而在「日昇昌」票號出現之前，至少從史料方面來看，中國是沒有票號的，當然也就沒有相當於貨幣的銀票。我們今天看以明朝為歷史背景的古裝劇，常常可以看到，劇中人動輒就掏出一疊一疊的銀票，這是創作人員不了解歷史所致。其實明朝人寫的《金瓶梅》等世俗小說，都只寫銀兩，從不提銀票。清代中後期產生的世俗小說，才常常提到銀票。

不過晚明時候，倒是出現了一種「會票」，明末的陸世儀說：「今人家多有移重貲至京師者，以道路不便，委錢於京師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師取值，謂之會票。」（陸世儀《論錢幣》）會票實際上就是甲地匯款、乙地兌現的票據，功能與銀票差不多。

但是兩者的差別也非常大：其一，開具銀票的票號，是金融匯兌專營機構；會票則是個別商號兼營，這些商號在京師與家鄉之間常有錢款往來，因而順道兼營白銀的匯兌。

其二，票號打出的廣告是「匯通天下」，一些大的票號，分號遍布國內各大城市與商埠，甚至在日本、朝鮮、俄羅斯、印度、新加坡、英國等華商密集的國家，也設有票號分號，因此銀票的匯兌非常方便，差不多可以作為貨幣流通；而會票由於是個別商號順便兼營，分號有限，匯兌不便，流通功能也就受到限制。不妨說，會票乃是銀票的初級形態。

總而言之，那種可以像貨幣一樣使用的銀票，韋小寶時代是見不到的。從明代中後期到清代前期（韋小寶生活的時代），人們的日常瑣碎交易一般都是使用銅錢，佐以碎銀；大宗交易則用銀錠。但以白銀為支付工具，使用起來的麻煩程度超乎我們的想像，不但因為白銀沉重，異地搬運困難，而且，白銀在中國基本上都是以稱量貨幣的初級形態流通於市場，明清政府似乎一直都未曾設想將白銀鑄成規定了面值的銀幣、銀元，以政府信用發行，直至清末時才出現光緒銀元。

作為沒有完成標準化的稱量貨幣，有一個天然的缺陷：交易時需要鑑別銀子的成色、稱量銀子的重量。因為一些私鑄者在銀子中加入錫、鉛等普通金屬，冒充足銀。高純度的銀錠在熔鑄—冷卻過程中，會形成水紋一樣的紋理，因此稱為「紋銀」，但市面上許多「紋銀」卻是偽造的，給交易造成了額外的麻煩。就算不計較作偽的問題吧，由於鑄造技術與衡器本身的原因，民間各個爐房、銀號各行其是私鑄的銀錠，成色與重量都不一樣，號稱足銀的未必就是足銀，號稱十兩的也未就是十兩。交易的時候，還得驗看、衡量。

而且，各地、各行業用於衡量銀子重量的衡器標準也不統一，比如在湖南號稱「一兩」的足銀，按清代的國家庫平，卻只有八錢一分一厘七毫。因此，在大宗交易中使用白銀結算，實際過程非常複雜，不但需要驗看銀子成色，稱量銀子重量，還要換算量衡標準。如果是長途貿易，更加麻煩，需要使用人工將沉重的白銀從一地搬運到另一地，為了保障途中安全，又需要雇請保鏢。

假如這個時候出現了以白銀本位的銀票，或者國家發行標準化的銀幣，那麼這些額外的交易成本將會大大降低。然而，從晚明至清代前期，在海外白銀大量流入、成為通用貨幣之後，居然沒有出現使用起來更便利的銀幣或銀票，所以我對所謂的「晚明資本主義萌芽」，對「康雍乾盛世」的商業發達程度，是非常懷疑的。

本文摘自吳鉤《原來你是這樣的大俠：一部嚴肅的金庸社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