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臨終並沒說過那句話

王陽明

文:牛角魚

「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作為王陽明的臨終遺言,這句話被廣為傳播,而且傳得特別神,我看到的最邪乎的說法是,王陽明直到臨終才敢泄露天機,心學最核心的密碼,就在這句話裡。

呵呵,如果您是這類邪說的信徒,請就此打住,再看下去,只怕壞了您的心情。

因為我的觀點是,王陽明臨終並沒有說過這句話。

1.

有人可能會說,牛角魚,你丫為了流量什麼屁都敢放,這句話可是出自王陽明年譜,白紙黑字寫著的:

十一月乙卯,先生卒於南安。

是月廿五日,逾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鋪。」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時也。

有場景,有對話,有表情,這能是瞎編的?

別急,小夥伴們,咱們先來看看另外幾個版本的王陽明臨終遺言。

有個版本也是出自錢德洪(王陽明的親密弟子,年譜的編者),文章名叫《遇喪於貴溪書哀感》:

嘉靖戊子八月,夫子既定思、田、賓、潯之亂,疾作。二十六日,旋師廣州。十一月己亥,疾亟,乃疏請骸骨。二十一日逾大庾嶺,方伯王君大用密遣人備棺後載。二十九日疾將革,問侍者曰:「至南康幾何?」對曰:「距三郵。」曰:「恐不及矣。」侍者曰:「王方伯以壽木隨,弗敢告。」夫子時尚衣冠倚童子危坐,乃張目曰:「渠能是念邪!」須臾氣息,次南安之青田,實十一月二十九日丁卯午時也。

簡單翻譯一下:

嘉靖七年(1528)八月,陽明先生平定了廣西思恩、田州等地的匪亂後,病情發作。26號回師廣州,到了十一月初,病情危急,上疏求皇帝批准他辭官回家。該月二十一日,儘管還沒等到朝廷的批覆,他還是翻過大庾嶺,往浙江老家趕路。他的門人、時任廣東省長王大用同志,悄悄派人準備好棺材放在船上。二十九日病危,先生問邊上的侍者:「離南康還有多遠?」侍者回答:「還要過三個驛站才到。」先生說:「那怕是來不及了。」侍者說:「王大人已經準備好了壽材放在船上,只是沒敢告訴您。」先生當時穿戴好衣冠,靠著侍童端端正正地坐著,聽到這話後,他睜開眼說道:「怎麼會這麼想!」說完不久就斷氣了。去世地點是南安府的青田鎮,時間是陰曆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時。

錢德洪是在貴溪奔喪遇到喪船後,了解了王陽明去世和治喪的一些情況,然後趕緊寫這篇文章跟同門弟兄們說一下,寫得比較倉促,連去世地點都寫錯了,不是青田鎮,而是青龍鋪,但是,大家可以比較一下,王陽明與侍者的這段臨終對話,是不是更生動,更有畫面感?能告訴錢德洪這些信息的,是不是王陽明去世時在身邊的人?以王陽明的身分地位,當時在船上伺候他的,絕不會是一個兩個,這些侍衛仆童,敢在當時編這種瞎話?

又有什麼必要編這個瞎話?

如果您也覺得這個版本更可信,那就請判斷一下該文章提到的一個重要信息:

是日,贛州兵備張君思聰,太守王君世芳,節推陸君府奔自贛;節推周君積奔自南安,皆弗及訣,哭之慟。

也就是說,《年譜》中所提到的,聽到王陽明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的那位名叫周積的門人,是王陽明去世後才從南安趕過來的,當時並不在船上。

這是咋回事?

別急,我們再看看另一個版本,是出自好友黃綰為王陽明寫的行狀:

廿九日至南康縣,將屬纊,家童問何所囑。公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才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為可恨耳!」遂逝。

這個行狀寫於王陽明下葬後不久,儘管去世地點說的不準確,還沒到南康縣呢,但是,咱們不能因此就認為這個版本不可信。大家要知道,寫行狀,把逝者的生平事蹟記錄下來,是要作為撰寫墓誌或史官立傳的依據的,是極嚴肅的一件事,何況是給王陽明這樣身分的人寫,一定是慎之又慎的。還是那個問題:當時誰敢編這個瞎話?有什麼必要編?

從對話情景來判斷,這個版本更像是最後說的話。 

但是,這些說法都沒有被錢德洪收錄進年譜。

2.

好,現在來回答:憑什麼說年譜那個版本是瞎編的?

有沒有可能錢德洪寫《遇喪於貴溪書哀感》時,太倉促,搞錯了信息,後來寫年譜時才得知周積當時是在船上?

不可能。我們可以想一下,如果周積當時在船上,那他就是唯一一個給王陽明送終的弟子,這在當時是不得了的事情,是會廣為人知的事情,周積是不是應該寫文章回憶一下當時的情景?沒寫。不光他沒寫,湛若水寫的墓誌銘和黃綰寫的行狀,在這兩個最重要的蓋棺定論的材料裡,也都沒提到這事兒。在年譜出版之前的數十年裡,王陽明成百上千的弟子當中,就沒誰提到有這一出,這合理嗎?

此外,按照年譜的描述,二十九號那天,是王陽明叫周積來的,大家要知道,王陽明去世的地點,那個青龍鋪,是南安府大余縣的一個窮鄉僻壤的碼頭,周積是南安府的推官,相當於市法院院長,他的辦公地點,南安府的府治,距離青龍鋪至少有四五十華裡的水路。古代找個人可不像咱現在這麼容易,接個電話開個車嗖地就來了,那可費老勁了,好嘛,人家吭哧吭哧地划著船趕來了,問他有啥話要交待,結果呢,只給人留下一句「亦復何言」,這正常嗎?

更重要的是,前兩個版本,我都不相信有誰敢瞎編,有必要瞎編,但是,唯獨年譜這個版本,我不敢這麼說。

為什麼?因為這事兒錢德洪真敢幹,也真的有瞎編的動機。

年譜中他瞎編或隱瞞的情節,可不止這一處,以後我會專門寫寫這方面。今天只是拋出觀點,拋磚引玉。

作為王陽明的親傳弟子,錢德洪的學術形象,後人比較靠譜的評價是「雖無大得,亦無大失」,他是個中規中矩的人,為傳播陽明心學做了很大的貢獻,但是,我認為,在編王陽明年譜這件事上,可以說他是既有大功,又有大失。他真的沒有「立誠」,太喜歡為尊者諱,把老師的形象維護得太好,塑造得太偉岸、太完美、太具有傳奇色彩。

相比家童說的「心有餘恨」,侍者說的「不以為然」,年譜裡的這句「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實在太圓滿,太超脫,太像一個神奇聖人、千古完人該有的完美告別,也絕對是心學門徒最樂於看到的一個版本。而這正是我說的瞎編的動機。

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畢竟還有可能是這樣一種情況:周積作為在南安做官的弟子,二十五號那天,王陽明到了他的地盤,他是一定去了船上,做了那番交流,也有可能王陽明就是在那天說了那句「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這種大境界的話,王陽明說過太多,那話也沒什麼高深莫測的,只不過,這不是他臨終說的最後一句話。錢德洪編年譜的時候,刻意在這種地方做文章,安排成了臨終那一刻說的,也許在他看來,王陽明對未能完成心學抱負的心有餘恨,以及對王大用避諱提到棺材的不以為然,都有損於先生的形象,此外,現在咱們想像一下,那無論如何都是有點悲情的畫面:一代聖人,走的時候,身邊不光沒有一個親人,連個門人都沒有,最終就是在那樣一條孤獨的船上,漂泊在異鄉的河裡。

可以想像,對於錢德洪來說,這是怎樣一個痛點。

除了「犯罪動機」,從時間來說,也非常從容。錢德洪完成年譜初稿的時間,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也就是王陽明去世三十四年後,到了隆慶二年,他又對書稿做了一番修訂,然後才正式對外發布。那時候,不光周積同志已經去世了,鄒守益、薛侃、羅洪先等惦記著年譜完成的愛較真的老兄弟,一個個都已經不在人世了,沒誰會在意這點善意的作偽。對於錢德洪來說,儘管做的是致良知的學問,但是,相比王老師的形象,相比心學的光大,自己少致片刻的良知,也算不得什麼吧。

這當然只是我的推測。至於錢德洪編的王陽明年譜,到底有多少錯漏,真實的王陽明是怎樣的,我希望大家能記住一個學者的名字:束景南。這位老先生是陳寅恪的再傳弟子,花了幾十年的功夫來考證王陽明的生平,有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真對陽明心學感興趣,一定要找他的書來看看。

除此之外,我還想告訴朋友們,相比造神,給後人留下了一個不真實的王陽明,我覺得更遺憾的是,以錢德洪的境界,他根本不知道陽明心學最牛逼的地方在哪裡。

在哪裡?咱以後再慢慢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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