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案：最後一個無姓之人

文：冰橙

2004年8月31日，美國佐治亞州列治文山，淩晨五點。

此時的城市尚未蘇醒，朝陽正努力地從地平線遠處的雲縫裡探出頭來，幾縷微弱的光束映射著天空，泛出淡淡的金色光芒——大部分人此刻仍在沉睡，馬路上也見不到甚麼來往的車輛。

當桑·尤·奧爾（Son Yo Auer）揉著惺忪的睡眼提著一大袋垃圾走向後門時，他並沒有預料到自己會在那裡發現甚麼：一個裸身的男子匍匐在垃圾桶旁，他周身滿是紅色的疹子和瘀痕，看上去像是一只受傷的梅花鹿。

奧爾嚇得扔下垃圾，連滾帶爬沖回店內報警。當警察趕到時，男子已經坐在後門的階梯上了，好心的店員給了一杯水，他仰著脖子一飲而盡，吞咽的樣子活像沙漠中渴了幾天的旅者。

警察厭惡地看著男子，這種饑一頓飽一頓的流浪漢他見的可不少，連衣服都不穿的倒不常見，看起來還是個道德敗壞的家夥。他不耐煩地拿起了手中的表格，「先生，你的姓名？」

男子迷茫地看著他，像是沒聽懂對方在說甚麼。沒好氣的警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嘿！先生，我在問你的姓名！」但對方依然沒有回應。

這時候警官才開始仔細打量起這個怪人——男子身上有不少血痕和瘀傷，像是剛從刀山劍海中死裡逃生一樣。他這才意識到這個遍體鱗傷的流浪漢可能是被混混搶劫了。出於人道主義精神，他並沒有按照慣例把這個衣不蔽體的流浪漢直接送入收容所，而是通知了醫院。目送救護車離去的警官對自己的善舉非常滿意，腹中空空的他決定在這家漢堡王好好大快朵頤一番。

薩凡納聖約瑟夫醫院的當值醫生從未見過這麼奇怪的病人。他周身皮疹，兩只眼睛都患有嚴重的白內障，但是其他身體指標都很健康，大腦也沒有受到甚麼沖擊的樣子——如果穿上衣服，這就是個隨處可見的中年白人男子。

但是這個病人始終一言不發，只有冰冷的醫療診器貼近他的軀體時，他才會發出痛苦的哀嚎，並且四肢瑟縮成一團，像是一只試圖保護自己的刺蝟。

當護士拿著病人的表格找到醫生時，他才犯了難，病人身上沒有任何能確認身份的東西，該怎麼填寫呢？最後醫生只得給他取了一個「Burger King Doe」（漢堡王的無名氏）的代號，不曾想見，這個半開玩笑的稱謂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竟成了這個男子唯一的標識。

入院五日後，男子終於開口說話了，「我……我，我住在叢林……住了十七年……」

醫生哭笑不得，他沒想到這個病人居然還幻想自己是叢林泰山，「那你叫甚麼名字？」

「我……我，我叫BK。」

醫生皺了皺眉，「BK是我們給你取的名。你的真名叫甚麼？」「B……BK。」

看著病人癡癡獃獃的樣子，醫生也只能放棄與他繼續交流的打算。結果到了第八天，這個男子突然又變成了另外一副糢樣，開始在病房裡大聲咆哮，斥責想要給他換藥的護士是「魔鬼！」他還高呼著要見到神父，因為「這個地方統統都是魔鬼！」

妄想癥，精神分裂的癥狀。醫生在BK的病例裡寫道。對於這種精神病人，他並沒有甚麼合適的治療方法，只能開具了氟哌啶醇（Haloperidol），通過藥物的安定平息病人的狂躁——在男子精神狀態慢慢穩定之後，他被轉移到了精神衞生中心。

根據精神科醫師的判斷，男子的病根很可能是出在心理層面，而非肌體受損。所以談話和催眠療法成為了首選。這些治療手段取得了一定成效，BK開始慢慢回憶起一些東西。

「你來自哪裡？你還記得你的家人嗎？」

BK閉著眼睛，「我的老家在印第安納波利斯。我家裡是三兄弟。」這個描述太過於寬泛，醫生只得繼續追問，「那你還記得其他甚麼東西嗎？」

BK的腦海裡閃過一些場景：一個老舊的電影院，泛黃的幕布上正在放映著掉色的啞劇，自己正對著銀幕笑逐顏開；一片金黃色的玉米田，他試圖用手撥開比自己還高的玉米稈，找到前行的道路；丹佛市的大街上，他靠著欄桿望著車水馬龍的街景。

除了這些雜亂無章的記憶，BK的腦子裡還印刻著一個日期：1948年8月29日，這是他的生日，比大名鼎鼎的邁克爾·傑克遜正好早了十年。

「你知道邁克爾·傑克遜？」醫生好奇的問道。BK點了點頭，「他是一個大明星。」

精神科醫生懷疑眼前這個病人在裝傻，因為除了邁克爾·傑克遜，他還知道喬治·布什和剛剛爆發沒多久的伊拉克戰爭——這不是一個失憶癥患者該有的表現。況且，BK說話的語速和用詞都很流暢，並未像那些真正的精神病人一樣顛三倒四胡言亂語。

失憶是一個告別過去的完美借口，尤其是對於某些曾經為非作歹的兇徒而言。精神科醫生認為這個病人不需要繼續治療，就把他送進了當地的收容所——JC路易斯初級衞生保健中心（J.C. Lewis Primary Health Care Center），這裡是整個薩瓦納市區無家可歸者的歸宿。在那裡，BK回憶起了自己曾經的名字：本傑曼（Benjaman）。

「你確定不是本傑明（Benjamin）嗎？本傑曼這個名字可真罕見。」當值護士再三和他確認的時候，他無比確信的點了點頭。可他怎麼也想不起自己的姓氏，只能翻到名冊裡的K列，隨便取了一個凱爾（Kyle）為姓氏——從此他不再是漢堡王BK，而是本傑曼·凱爾BK。

遺憾的是，整個佐治亞州都沒有叫這個名字的人。但凱爾並不以為意，他似乎對自己的過去並無太多執念，而是更加專註於當下的生活。在被發現的九個月後，當地一家慈善機構知道了凱爾的故事，為他捐獻了一筆善款用於白內障手術。術後恢複視力的凱爾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步履蹣跚地走到鏡子前，他迫切的想知道自己目前的糢樣——是否還和自己記憶裡的一樣？

答案是否定的。凱爾的眉頭緊蹙，眼前的這個男子瘦骨嶙峋，發色花白，凹陷的眼窩和密布的皺紋都在拼命扭轉著凱爾腦海中錯誤的自我認知——他一直以為自己才30多歲，然而眼前這個中年男子看起來已經五十多了——中間的20年時光像是被時光之神輕巧地帶走了一般，除了皺紋和疾病，再未給凱爾留下任何東西。

恢複視力以後的凱爾常常去保健中心的圖書館讀書，他最喜歡科幻小說和汽車雜志。此外，他還驚訝地發現自己掌握著許多他本以為從沒接觸過的技能，比如一坐上汽車駕駛位他就能熟練的點火掛檔，一站在爐灶旁邊他就懂得下廚做菜，而且他還對電器維修頗有心得，經常幫助身邊的人解決一些設備上的小毛病。

這些是否都是自己過去賴以謀生的技能呢？凱爾很困惑，但也很享受這樣的感覺，這給他一種曾經在這個世界上活過的充實感，證明了自己並不是一個徹頭徹尾失掉過去的可憐人。

當凱瑟琳·斯萊特（Katherine Slater）第一眼見到凱爾的時候，她就相信他沒有說謊。斯萊特是一個富有愛心的護士，她熱衷於幫助困境中的人們，這個新來的中年男子成了她最關註的目標——和收容所裡其他髒兮兮的流浪漢不同，凱爾既不嗑藥也不酗酒，他為人和善，思維敏捷，力所能及之處從不願意麻煩別人。

有一次斯萊特問他，你是怎麼清掃自己房間的？凱爾害羞的笑了笑，拿起了拖把，嘗試著以自己為圓心清掃一周，然後小心翼翼地挪動步伐，再清掃一周。這種柔弱而堅強的態度深深打動了斯萊特，她立即向上級申請，聘請凱爾作為中心的雜役，這樣他不僅可以免費住下去，還可以享受每個月100美元的津貼。

入駐中心兩年後，斯萊特決心將凱爾接回自己郊外的房子裡。在她眼裡，這個男人無論從生活的態度還是做人的方式都顯得無可指摘，他很可能是某個家庭的支撐，許多人的心靈支柱，她無法對這場骨肉分離的悲劇視而不見。

斯萊特聯繫了警方，很顯然，在沒有任何線索的情況下，警察並不會花費甚麼精力去幫助他們。但FBI特別探員比爾·柯克康奈爾（Bill Kirkconnell）對凱爾的故事很感興趣，決定為他試一試。

凱爾的指紋被上傳到了包含1.13億枚指紋數據的國家級數據庫進行對比檢索，他的資料和相片也輸入到FBI的失蹤人員數據庫中。這個數據庫裡的資料會同步給國際刑警組織和加拿大安全情報局——結局是徒勞的，這些國家級的資料庫裡無法找到關於凱爾的任何資訊，正因如此，凱爾也成了FBI數據庫中獨一無二的「身份不明的活人」。

2007年9月，斯萊特下定決心，將凱爾的故事告知了當地最大的紙質媒體，《薩凡納晨報》（Savannah Morning News）。報紙以「a real-life nobody」（現實中的無姓之人）為標題報道了凱爾的故事，以此次曝光開始，全美國的媒體和機構都開始對這個神秘的男人產生了興趣，凱爾甚至被人冠以「活著的John Doe」（John Doe通常被用於描述無法探明身份的死者）之名。

2008年，美國的電視名人菲爾教授（Dr. Phil）邀請凱爾參加了他的日間脫口秀節目。菲爾對他的故事半信半疑，在節目還沒開始前就派出了私人偵探哈羅德·科普斯（Harold Copus）對凱爾展開摸底調查。

科普斯曾在FBI工作，他是揭穿謊言和騙子的專家，臨行之前他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能拆穿凱爾的假面具，然而當他依次探訪了凱爾本人、發現凱爾的漢堡王僱員、照顧他的護士及警察之後，科普斯開始相信凱爾的失憶癥是真實的。

亞特蘭大的心理學家傑森·金（Jason King）也對凱爾進行了一系列的專業心理學測試，他認為凱爾並沒有在裝傻，而是患有一種罕見的解離性健忘癥——分離性遺忘癥或游離性遺忘癥（Dissociative amnesia）是一種心理疾病。患者會遺忘個人記憶中的重要資料，通常不是由生理因素（如腦部受傷或記憶力退化）所引起的，而是曾遭受重大打擊造成內心重大的悲痛，或對自己家人極端不滿所造成。患者對創傷產生自我防衞機制，而有某段時間記憶空白，以幫助患者逃離所受的創傷。

在確認凱爾所言非虛之後，菲爾邀請他和斯萊特一同登上了前往洛杉磯錄制節目，由於沒有身份證明，凱爾被迫與一名警官同行，一路上他都顯得緊張不安。斯萊特本不願意在媒體上拋頭露面，但菲爾表示如果沒有她的照顧，凱爾很可能沒辦法完成登臺，所以她也不得不去。

登臺前，凱爾剃光了胡子，穿上了一身棕色的西裝，打好了厚厚的領帶。熙熙攘攘的人群和眾人目光的聚焦讓他感到很不自在。登臺以後凱爾試圖屏住呼吸，讓自己保持冷靜，但這些舉動反而讓他看起來更加緊張。

「來到這裡，你的感覺如何？」菲爾問道。凱爾很誠實地回答，「我很沮喪。」

「你現在還能記起甚麼嗎？」

凱爾陷入了沉思，隨後慢慢開始吐露自己的記憶：三兄弟，印第安納波利斯，丹佛，以及生日1948年8月29日。這些碎片構不成任何有意義的資訊，但始終在他的腦海裡盤桓不去。

「你能夠確定這些記憶，都是完全正確的嗎？還是說，其實你並不記得，但你認為這些是你的記憶呢？」

「我也不知道。」凱爾只堅持了一件事，「我只能肯定我的生日是正確的。」

觀眾席上的斯萊特作為事件的見證人不失時機的補充了自己的觀點：「這個人本可以留在保健中心裡好吃懶做，但他選擇了努力工作和安靜閱讀，他是一個品格優秀的人，我認為肯定有人此刻正在思念著他。」

這一集脫口秀於2008年10月16日播出，標題簡單明了：「Who am I？」超過四百萬人第一時間收看了這檔節目，隨後還進行了重播。節目組為凱爾專門開辟了一條熱線電話，放映的當日就收到了數百個熱心觀眾的來電。

遺憾的是，大多數人都表示凱爾只是看起來「異常的眼熟」，而並沒有人真正知曉眼前這個彷徨無助的男人究竟是誰。還有一個婦女一口咬定凱爾是她熱衷於酗酒的前夫，即使凱爾滴酒不沾。

節目錄制結束後，斯萊特陪著凱爾一同返回了佐治亞州。無數的記者、警察、偵探、專家來到薩凡納郊區的那間小屋拜訪他和斯萊特，他們有的人是真心想幫助他，有的則懷疑他在裝傻充楞，然而最終還是沒人能發現甚麼——這個世界上找不到一個名叫本傑曼的男性白人，也找不到他過去幾十年曾在這個社會裡留下的痕跡。

凱爾的照片被刊登在了電視和網路上，數千萬人看到了他的糢樣，卻依然沒有人站出來告訴這個世界他究竟是誰——或許本傑曼·凱爾曾試圖通過忘卻的方式告別過去的世界，但不曾想到眼前的世界早已提前一步將他遺忘。

從脫口秀節目回來以後，斯萊特發現凱爾的身上出現了一些變化，他不再像以前那樣開朗和勤快，與他人交流的熱情也冷卻了許多，更多的時候他更願意一個人躲在房間裡看書或者發獃。

斯萊特認為此時的凱爾是在試圖壓抑內心急劇的痛苦，因為通過公眾傳媒仍無法找到自己的身份，意味著這個世界上認識你的人全都對你漠不關心，這種糟糕的想象占據了凱爾的內心，讓他不禁對自己的過去產生了質疑——他真的有必要重新做回自己嗎？

然而這只是痛苦的開始。由於沒有身份證明，凱爾無法辦理任何證件，也得不到任何社會補助或者食品券，他想去社會安全管理局申報新的身份，但墨守成規的當地官員告訴他，作為一個活著的自然人，他必須出示能夠證明自己身份的東西才能補辦——這對於連自己名字都不能確定的凱爾來說，這無疑是陷入了雞生蛋蛋生雞的邏輯悖論。

但凱爾的記憶確實隨著生活的安定漸漸變得明晰起來。他記得自己小時候曾參加過印第安納州的博覽會，在那裡他快樂的吃了一個烤奶酪三明治；他曾在丹佛市的媽媽埃琳娜餐廳（Mama Elena’s）大快朵頤，那裡的墨西哥美食讓他印象深刻；他在科羅拉多大學的圖書館裡閱讀了《Restaurants & Institutions》這本雜志，並在丹佛的電影院看過一部名叫《洗車場》的老電影——這些70到80年代的記憶貫穿於科羅拉多州的足跡，共同構成了他在科羅拉多州生活過的足跡。他或許曾在餐廳工作？或者是個電影院的工作人員？ 除了這些零星的碎片之外，凱爾的腦海裡只剩下了一片空白。

正當凱爾進退兩難的時候，轉機出現了。

2009年2月，斯萊特找來了新的幫手——來自杜克大學的法醫學專家科琳·菲茨帕特裡克（Dr. Colleen Fitzpatrick）。科琳從20世紀90年代起就一直從事家譜學研究，試圖通過公共數據庫中的DNA數據來檢索人們可能的家譜历史。通過這種方法，她曾幫助一個阿拉斯加的無名死者找回身份——在聽說了凱爾的故事後，科琳認為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如果她能成功解決凱爾的身份難題，那將會是一次名利雙收的善舉。

科琳乘坐飛機來到斯萊特的家中，她先是檢查了凱爾的身體狀況，他的手指上沒有婚戒留下的痕跡，也沒有任何紋身、穿孔或者胎記，鎖骨上方有一道細長的疤痕，看起來像是頸椎間盤切開手術的痕跡，左手肘上有兩道平行的疤痕。科琳對他的左手進行X光檢查後發現骨頭被螺絲固定住了。

凱爾對這些疤痕有著自己的回憶：他似乎曾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從印第安納州的一個裝卸場高空墜落，在醫院動了手術。可惜的是，這些資訊不足以構成甚麼線索。

科琳知道這只是一個開始。她的下一步才是關鍵，她提取了凱爾的DNA資訊，與基因數據庫中的記錄進行了比對——這個數據庫不但包含FBI基因數據庫中的700萬條記錄，還有許多私人企業建立的DNA數據庫，加起來大約有1000多萬人。

比對的結果仍是一無所獲，但科琳並沒指望一步到位，她的真正目標是在裡面找到與凱爾有血緣關系的人。測試很快就得到了結果：凱爾與一個名為鮑威爾（Powell）的家族血緣關系頗深。即使他的姓名未必是鮑威爾，但他和這個家族的成員在19世紀擁有著共同的祖先。

尤其在西卡羅萊納州的特蘭西瓦尼亞縣，凱爾的基因與這裡的許多居民都有著接近的遺傳匹配。科琳將他的照片登在了當地的報紙上，希望能夠引起居民的註意，她還主動聯繫了幾位鮑威爾家族的成員，希望能夠收集他們的DNA以便進一步追蹤凱爾與他們的親緣關系——經過一年多的收集和整理，科琳認為自己的調查工作已經步入了正軌，只需要再給她足夠的時間，凱爾的身份將不再是一個謎。

就在黎明降臨之際，凱爾突然切斷了與她的所有聯繫，再一次消失在了人海之中。

斯萊特居住的地方在薩瓦納市郊，95號州際公路貫穿此處，還有許多火車來來往往。她常常戴上金屬框眼鏡，坐在舒適寬敞的大沙發上觀看租來的《BBC偵探系列》DVD。

對於斯萊特而言，她本人正是當代的馬普爾小姐，而凱爾則是某個謎案中不明身份的當事人，通過層層抽絲剝繭式的推理來解決這個難題是她的閑暇生活裡的一大樂趣，「或許你曾經被人綁架過，監禁起來，然後你逃了出來，在玉米地裡躲了幾天。」

這些猜測式的推斷並不能安慰凱爾的內心，他越來越拒絕與斯萊特討論自己的記憶。而斯萊特對這種排斥的情緒感到非常困惑：「你為甚麼對恢複記憶這麼不感興趣？」

凱爾沉思了片刻，「我已經習慣了自己被叫做本傑曼·凱爾，即使那些專家找到了我的真實身份，我恐怕也只會覺得那不是自己。」

起初斯萊特聽到這些話還會心生同情，她認為這些擔憂反射出一個可憐人內心的迷惘。但後來漸漸的，她的想法發生了改變。

凱爾的生活非常規律，他擅長於工程設計，親自裝修改造了斯萊特的房子。他沒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只是喜歡囤積東西。他常常去廢品站收集一些舊的打火機或者瓶子，然後將它們整整齊齊擺放在櫃子裡。「這些東西有甚麼用處嗎？」斯萊特覺得凱爾撿來的破爛都快把家裡的儲物空間占滿了。凱爾只是笑笑，「沒甚麼用，但這樣做會讓我感到心安。」

除了幹自己的事，凱爾也會幫斯萊特幹點家務活，比如翻修漏水的屋頂，或者是整理院子裡的草坪——在斯萊特看來，這些原本代表勤勞美德的額外工作，此時卻帶了一些心機的成分在內。凱爾逆來順受的態度更是加重了她的疑心。

「我認為他只是在給自己找存在感，以免被我趕走。那副討好的糢樣也只不過是在掩飾。」斯萊特看著成天忙碌的凱爾，心裡越來越不覺得他是個失憶癥患者。她甚至覺得凱爾非常享受目前這種身份不明的狀況，所以才不願意配合科琳的調查工作。

他是為了得到金錢嗎？答案是否定的。自從凱爾的事跡被媒體曝光後，全國的熱心團體和機構給了捐獻了不少善款，但凱爾統統拒絕了。

或許他只是渴望他人的關心吧。斯萊特想。可悲的是，即使一塊兒生活了數年，她始終不認為自己走進過這個男人的內心。

凱爾的寄居生活終止於2011年2月，斯萊特在薩凡納為他找了一個新的住處，並送給他一個行動電話，告訴他有甚麼需要幫助的隨時聯繫。

凱爾沒有說甚麼，他不接受新的住處，只是收下了行動電話。離開的那一天，凱爾想要燒掉這些年他收到的各種各樣的信件，因為他帶不走。斯萊特明確拒絕了這個要求，「你在我家院子裡燒東西，會有人報警的。」

凱爾固執的點起了火，惱火的斯萊特無力阻止，只能大聲嚷嚷著要求他立即離開。當最後一封信件在火燄中化為灰燼後，凱爾背上了背包一步一步離開了斯萊特的家。

他既沒有憤怒也沒有難過，甚至連頭都沒回一個——多年以後斯萊特依然覺得自己才是那個被背叛的人：「我覺得我這些年對他的好根本就是浪費時間。」但每當新聞中出現凱爾的近況時，她總會全神貫註的仔細讀完。

凱爾一路步行向南，他連續走了將近十公裡，被兩個巡邏的警察發現了。他們認出了凱爾，提出送他一程，於是他乘坐警車來到了佛羅裡達州的傑克遜維爾市。

凱爾無處可去，他來到這座陌生的城市只是想換個環境生活。由於沒有身份證明，凱爾連當地的流浪漢收容所都進不去，只能畏縮成一團睡在了警察局外面的田野裡。

走投無路的他想起了約翰·維克斯特羅姆（John Wikstrom），他是佛羅裡達州立大學的電影系學生，曾把凱爾的故事拍攝成紀錄片。凱爾用斯萊特贈送的行動電話撥通了對方的電話，說明了自己當下的窘境。

約翰立即幫他聯繫了當地的新聞電臺。一家名叫Crazy Fish的水上餐廳老板約什·施魯特（Josh Schrutt）看到節目以後非常同情凱爾的遭遇，就給他提供了住處，並安排他在店裡洗碗。

有了新去處的凱爾很快就解答了一個此前的疑問，他確實曾在餐廳裡工作過——關於如何操作燒烤架，如何校準炸鍋，如何使用清潔設備，凱爾都做得得心應手，完全就是個從業多年的老手。凱爾為人勤懇，從不推脫工作，施魯特對凱爾感到非常滿意。他表示願意相信凱爾的故事，只要凱爾願意，自己可以一直為他提供吃住和工作。

時間來到了2014年，凱爾在這裡也工作生活了三年。期間仍有無數的媒體和專家仍在不斷訪問他，試圖解答他的身份之謎。面對這些記者和媒體，凱爾始終彬彬有禮，邏輯清晰，對於自己的失憶癥裝始終保持著豁達的態度。

解離性失憶癥的患者通常會對自己的存在產生質疑，乃至精神崩潰。但凱爾並沒有這樣的想法，他表示面對無法解決的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去想它。

而且他的腦海中始終有著一些關於自己是誰的碎片，他知道自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是一個不太稱職的天主教徒。他認為自己年輕的時候很喜歡吸煙，後來戒了。他不喜歡肢體接觸，熱衷於閱讀科幻小說，觀看電影以及操作工具。有時候當他翻開一本新書準備閱讀時，會發現裡面的情節自己早已看過。

「我知道我就是我，雖然我不知道自己過去的身份。」凱爾對媒體表示，「我也許不是一個熱衷於社交的人，所以我並沒有特別想念曾經的親人。」

平靜的生活之餘，凱爾喜歡打開穀歌街景觀看丹佛的城市風光。他想要弄清楚自己究竟在丹佛經历過甚麼，為甚麼他殘存的記憶中總是和這個地方扯上關系？他有時候也會揣測自己是否曾是一個變態的殺人狂，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而強行忘卻了那些過去，但他很快就會在心底否定這種誇張的想象，「不，我相信自己不是甚麼作姦犯科之人。我確信這一點。」

在找尋自己的身份之餘，凱爾也在為自己的老年生活做打算——他每周都會購買六張樂透彩票，「我現在之所以還在想辦法找回身份，只是希望能得到一些社會保障，如果哪天彩票中了獎，我會直接說去他的吧，我不找了——當然，到了那個時候，我的身邊可能會突然湧現出幾百個親戚來。」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凱爾都是一個非常值得同情和關註的對象。他是一個白人，還是個天主教徒，這在種族歧視嚴重的美國很容易得到大多數白人群體的關註。他面目和善，為人溫和，更是加深了女性對他的同情心。有一個女士就曾寫信給電視臺表示凱爾是她失散多年的父親，即使當凱爾與她做了親子鑒定證明倆人毫無關系，她仍堅信自己父親的大腦被當局移植到了凱爾的體內。

至於Crazy Fish的老板施魯特，他是一個偏執狂，家裡養著兇狠的杜賓犬，牀邊時刻放著一桿獵槍，一個陌生人想要贏得他的信任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他看到凱爾的求助節目後立即就聯繫了電視臺表示願意伸出援手，「因為他長得和我二十年前去世的父親一糢一樣，我無法對他置之不理。」

約翰專門為凱爾開辟了一個臉書的賬號，甚至還幫助凱爾登錄到Reddit上與網友互動。許多鍵盤俠都為凱爾提供了辛辣刁鑽的建議和觀點，甚至還有人煞有介事的表示知道凱爾的真實身份——在這個虛擬的網路世界中，比起故事引起的爭議，為他找回身份這件事情顯得是那麼的微不足道。

沒有身份證明的凱爾依然在社會的最底層掙紮，他無法申請任何形式的補貼，也沒辦法享受到交通、醫療、銀行等諸多社會體系下的便利與快捷。他像是一個被強行植入現代社會的異類，只能以最低限度維持生存的方式在都市的角落裡苟延殘喘。

約翰為凱爾拍攝的《Finding Benjaman》紀錄片中揭露了政府機構面對凱爾時的官僚作風，但觀影的觀眾卻只願意為凱爾的堅韌和樸實喝彩——為了讓凱爾能在身份不明的情況下領到新的社保卡，約翰向白宮上發起了請願，而最終願意簽字支持他的人寥寥無幾。

說到底，還是因為這個人的故事過於冗長卻又沒有一個結果——對於這個心浮氣躁的社會而言，大家更喜歡新鮮刺激的話題，沒有人會真的對一個失憶者的過去感興趣，除非他真的是一個殺人狂魔。

2015年2月，沉寂已久的科琳突然接受了亞特蘭大的電視節目訪問。作為曾經通過DNA手段幫助凱爾尋親的法醫學家，科琳一直都對凱爾當初的不告而別感到十分憤慨。

「我想這個人並不需要我們的幫助，因為如果他的問題解決了，他就會失去現有的關註和追捧。」科琳表示，「很多曾幫助他的人也會失望，因為他們會幻想凱爾是一個地位不凡的人，一個富可敵國的有錢人，經历了很多跌宕起伏的故事而失去了記憶。如果我們發現他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流浪漢，撞上了一塊石頭導致腦子不好使，這會讓關註這個故事的人顯得很蠢。」

在電視臺抨擊完凱爾以後，科琳又跑到自己的個人網站上寫文章繼續抒發自己的不滿。

「這些所謂的支持者，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思考的含義，本傑曼·凱爾可能是一個充滿愛心的丈夫或者父親，也有可能是一個毒販、黑手黨或者孌童癖。當你們在試圖為這個人吶喊助威的時候，也請好好考慮一下我說的話的可能性，你們真的願意幫助一個十惡不赦的惡徒找回過去嗎？」

凱爾則是很快就在臉書上給予了回應，他解釋了自己當初為甚麼不願再和科琳合作下去——因為科琳將凱爾的DNA資訊視作自己的私有財產，拒絕與其他學者和專家分享，她滿心想著的不是盡快幫凱爾找回身份，而是打算獨霸這一話題的熱度為自己招攬名氣。

對於這些指控，科琳全盤否認。而網路的鍵盤俠們則被凱爾的發言引爆了，他們拼命擴散轉發凱爾的臉書，並沖入科琳的網站下激烈留言——這場網路罵戰本來只是一群無聊人士的線上狂歡，卻在不經意間再次將凱爾的故事推上了話題的熱點。很快的，又有一位名叫塞斯·穆爾（CeCe Moore）的遺傳家譜學者站出來表示願意為凱爾解決問題。

與科琳找到的結果一樣，穆爾同樣將凱爾的基因定位到了鮑威爾家族成員——一位來自北歐的亞伯拉罕·鮑威爾（Abraham Powell）。然而和科琳一樣，穆爾很快又陷入了瓶頸。無論怎麼尋找，她都無法從鮑威爾家族現有的家譜分支中確定屬於凱爾的那一支。

「她只會偷竊和欺騙。」科琳不依不饒的在網路上嘲諷穆爾，「比起科學，她更應該去學習表演。」穆爾則反駁道：「我無法理解為甚麼會有人試圖獨占當事人的DNA序列，因為這實在太不道德。」

與此前一樣，兩個人的罵戰又一次吸引了他人的目光，這次出現的是一位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遺傳學家，她在臉書上看到了這場爭論，就聯繫了穆爾，提供了幾個遠房表親的DNA序列——這幾份樣本成為了填補空白的最後拼圖。

2015年5月，Crazy Fish餐廳倒閉了。無家可歸的凱爾依然與他的老板施魯特住在一起。值得註意的是，施魯特也像當初的斯萊特一樣對凱爾產生了懷疑。在他看來，凱爾確實不像是一個失憶癥患者，他在電氣工程學、历史學、建築學等各種方面都表現出了過人的嚴謹和聰慧，但只要一提及自己的過去，凱爾的表述就會變得吞吞吐吐、糢糊不清。

施魯特認為自己也沒辦法永遠照顧已經年邁的凱爾，但他更不忍心把凱爾趕去睡林子。因為他知道凱爾永遠不會拒絕或者爭辯，如果某天他發出了逐客令，那凱爾只會像之前那樣背上自己的背包默默轉身離開，然後在某個垃圾桶或者野地裡刨食吃。

施魯特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他不知道未來該如何抉擇，就在這個時候，凱爾的身份終於被確定了。

2015年6月，穆爾給凱爾打了電話，告訴他自己已經找到了他的身份。他的真正名字叫威廉·伯吉斯·鮑威爾（William Burgess Powell），來自印第安納州。

「我沒能找到你的出生證明。」穆爾在電話中說道，「不過我找到了一個當地的家譜網站，上邊寫著你的生日是1951年。」

凱爾拒絕接受這個說法，他堅稱自己是1948年8月29日出生的，否定這個日期就好像在否定本人的自我構築一樣。「如果你非要堅持那個1951年出生的威廉是我，那我只能說你肯定是找錯了。」

穆爾只得繼續調查當地的資料，後來她發現找到的網站裡記載的並不是鮑威爾家族的威廉，這才糾正了自己的錯誤。最終，她在另一份家譜裡發現了正確的出生日期，恰是凱爾腦中牢牢記著的那一天。當她打電話告訴凱爾這一消息時，隔著電話她都能感受到凱爾溢於言表的喜悅。「我知道，我不會記錯。」

兩個月後的9月16日，凱爾在他的臉書上正式宣布，自己的身份已經被塞斯·穆爾帶領的研究團隊找到。至此，本傑曼·凱爾尋找自我的旅程告一段落，他的未來屬於威廉·鮑威爾。

1880年，威廉的祖先遷徙到了拉斐特，並在當地買下了一棟兩層的小樓。威廉的父親菲爾曼·鮑威爾（Furman Powell）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霍尼阿特（Honea Path），他曾在二戰中擔任美國空軍B-24轟炸機的機械師。母親瑪喬莉（Marjorie）則被海軍航空兵團僱傭作為戰地攝影師。倆人在俄亥俄州博伊西一見鐘情，約定終身。戰後一同搬入了拉斐特的老房子裡。

雖然絕大多數鮑威爾家族的成員都是新教徒，但威廉的家人仍是天主教徒。他有三個兄弟：小菲爾曼（Furman Jr.），托馬斯（Thomas）和羅伯特（Robert）。托馬斯早逝，但小菲爾曼和羅伯特仍然活著。最小的羅伯特居住在佛羅裡達州，而最年長的小菲爾曼仍然住在拉斐特的家庭住宅中。

威廉的母親是一個囤積狂，喜歡瘋狂購買衣服和瓷器，把家裡的櫥櫃塞得滿滿當當——這或許是威廉相同癖好的源頭。他的父親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唯一的嗜好就是喝酒。雖然父親很少提及二戰的往事，但他很可能在戰場上患上了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因為從青春期開始，酗酒成性的父親喜歡虐待威廉，僅僅因為他最受到母親的寵愛。

16歲那年，不堪忍受的威廉選擇離家出走。此後數年，他在拉斐特輾轉流離。威廉曾在脫衣舞俱樂部當過開門人，跑到工廠倉庫裡當雜工，還在電影院裡做過放映員的工作。常年的流浪生活讓他居無定所，也讓他過早領略到生活的艱辛。

1973年，25歲的威廉租下了當地一輛拖車，小屋的主人名叫理查德森，對威廉非常友好，每天他都會和理查德森一家人共進晚餐。除了工作和睡覺，威廉的唯一愛好就是在房間裡讀書和聽歌——直到1976年，威廉突然失去了蹤跡。

理查德森檢查了威廉的拖車，發現他的東西全都留在了這裡：CD唱機、維修工具還有大量的書。幾天後威廉的汽車又被發現遺棄在了幾公裡外的奧克代爾大壩附近。威廉的家人聽說此事後擔心他遭遇了甚麼不測，就直接聯繫了警方。

但警察很快就找到了威廉——他不聲不嚮地突然離開了拉斐特，來到了科羅拉多州的博爾德，並在一家名為Azar’s的家庭餐館做廚師。有趣的是威廉失憶的時候還對這家餐廳留有印象，不過在他的記憶裡餐廳裡的食物糟透了。

此後威廉又來到拉斐特市區的一家電影院工作，這也是他的兄弟小菲爾曼最後一次見到他時的場景，當時威廉與同事查爾斯•格茨（Charles Goetz）住在一起。

在格茨看來，威廉的本質是一個孤獨的人。他沒有甚麼朋友，也沒有伴侶，格茨差不多是他唯一願意打交道的人，兩個人常常一塊兒去喝酒，但無論怎麼酩酊大醉，威廉都不會和格茨說甚麼心裡話，這讓格茨覺得自己從未真正了解過這個夥伴。

某一回，威廉在一個冰冷的碼頭上滑倒並摔斷了手臂——這是他左手肘上傷痕的由來。他的老板給了他一筆賠償款，有了錢的他與格茨一塊兒乘上了汽車離開了拉斐特。當他們把汽車扔在路邊以後，兩個人徒步穿過了一片橫跨伊利諾伊州，密蘇裡州和堪薩斯州的廣闊玉米田，來到了科羅拉多州的博爾德。

他們倆一塊兒在家庭餐廳工作了一年，厭倦了異鄉生活的格茨選擇離開博爾德返回拉斐特。他最後一次見到威廉是在1977年，當時他在威廉那間空無一物的公寓裡住了一個月。威廉依然是孑然一身，沒有結交任何朋友，當格茨即將離開之際，威廉請求他幫忙取走他留在拉斐特的一套機械師工具：「我總有一天會回來的，那些工具我還要用。」然而他最終並未回來過。

威廉的父親於1969年一次劃船事故中去世，母親則在1996年死於癌癥，在她臨死前，唯一的遺願就是想要找到離家多年的兒子。於是菲爾曼特地聯繫了一位陸軍情報部門的朋友幫忙尋找自己的弟弟。

令人驚訝的是，根據政府的記錄，威廉似乎早就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了——他沒有電話，沒有住址，也沒有任何形式的交易或者欠債記錄。一般這種情況下只有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威廉早已經死在了哪個荒郊野嶺上了。菲爾曼對兄弟的尋找也就此劃上了一個句號，他只是偶爾會想起這個少年時就離家的兄弟，並為他的英年早逝感到遺憾。

而實際上，威廉在1978年來到了科羅拉多州的最大城市丹佛，並在當地的幾家餐廳打過零工——這也是社會保障局留下的最後的關於威廉的記錄。從1983年開始直到2004年威廉被發現在漢堡王的垃圾箱旁邊，這中間的時間裡威廉沒有在美國社會留下任何記錄。

乍一看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一個人怎麼可以脫離現代社會獨自生活21年呢？然而像威廉這樣的人在各個國家都不少見，他們有的是厭倦了社會上的爾虞我詐選擇自我放逐，有的是窮困潦倒走投無路被迫流浪，無論主動或是被動，他們都選擇以一種無聲的方式告別這個世界，像是生命末期離開象群的大象一樣。威廉的故事與大多數銷聲匿跡的人不同在於，他失去了記憶，這讓他的故事成為了一個公眾話題，但他本人所代表的那群看不見的人，卻始終沒有人真正關心過。

恢複身份後的威廉決心找回自己的社會屬性，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寫表格、跑手續，終於得到了新的社會保險卡和身份ID。除了做回自己，威廉還和自己的大哥菲爾曼打了一通電話，話筒裡哥哥的聲音聽起來無比陌生，另外一個尚在的兄弟羅伯特則沒有回覆他的郵件。

2015年10月，在電視臺人員的陪同下，威廉坐上了飛機，回到了自己闊別近30年的故鄉。雖然他事先曾想過與家人重逢的場景，認為自己並不會有甚麼特別的感情波動，但當他看到自己兄弟的時候，威廉還是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動，主動擁抱了已經年邁的長兄。

接下來的時間裡，威廉開始四處拜訪幼時的熟人和朋友，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他還活著，拉著他說了許多過去的故事。這也讓威廉的腦海裡激活了更多過去的回憶。「很高興我知道了自己是誰，也知道自己不是甚麼變態殺人狂。」和科琳說的一樣，他只是個再平凡不過的人，即便如此，他依然存在於許多人的記憶之中，威廉·鮑威爾確確實實曾在這個世界上生活過。

其中有一位堂兄送給威廉一份鮑威爾家族的家譜，他愛不釋手的捧在胸前，手指如同掃描的針頭一樣順著譜系慢慢滑行——他像是一個追溯人類起源的科學家一樣全神貫註，上面密密麻麻的陌生姓名是他身體裡血脈流過的歲月印記。

兩個月後，威廉告別了施魯特，搬回了拉斐特。威廉將他的財產全部裝入了搬運卡車，有自行車、工具箱、1200張DVD和一些廚房用品。他在當地找到了一個一室兩廳的小房間，距離他童年的住所只有5分鐘的距離。

威廉的居住條件依然很差，由於缺少取暖費用，他常常被凍得瑟瑟發抖，但他始終不願意住回條件更好的老房子。他認為自己當年之所以離家出走，是因為在那裡度過了難以忍受的時光，現在的自己已經沒必要再去想起過去的痛苦。他現在依舊過著隨遇而安的生活，鄰居大多是中下階層的工人，沒幾個人對他的故事感興趣，他也不打算再結交甚麼朋友，而是繼續享受著已經陪伴自己數十年的孤獨。

有時候他走在當地的街道上時，腦海裡會不自覺的浮現起幾十年前的風貌：這邊曾是童年時玩耍過的玉米田，那邊曾是一條貫穿東西的鐵路——當威廉試圖回溯自己青春的步調時，記憶總是與眼前的景色發生了割裂，讓他無法完全融入到屬於威廉·鮑威爾的人生中去。

「我的人生屬於兩個人，前半段是以前的威廉，後半段是後來的本傑曼。」但無論怎樣努力，威廉都記不起中間那空白的二十年究竟如何度過的，「現在的我，可能更多的部分屬於本傑曼。」

「那你為甚麼會認為自己叫本傑曼呢？」有記者問道。威廉眨了眨眼睛，「當時的我總是從一個工作換到另一個工作，為此我換過很多個名字，只不過我記得的就這個罷了。」「「」「這個名字並不常見，你是怎麼想到的？」

威廉沉思了許久，他的臉上漸漸流露出笑容：「我想起，我曾在某本書上讀到過本傑曼在古典希伯來語裡的意思——一個被愛著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