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識分子 」的反市場心態

知識分子

文:漫天霾  

一些所謂的「 知識分子 」,是批評明星、商人階層收入高,科學家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均的主力人群。而且他們有更大的話語權,將全社會引向反市場的泥潭中,公眾觀念實際上是被他們塑造的。

知識分子

他們這樣做是有目的的行動,但其目的並不是自己宣稱那樣單純和高尚。他們為自己贏得為民眾請命、為底層發聲,仗義執言、打抱不平的美名,然而真實的目的,不過是在為自己叫屈,贏得自身群體的共鳴。

他們批評明星和商人階層,也是審慎選擇的結果。批評誰不批評誰,他們心里門兒清。明星和商人階層是最沒有權勢的階層,再大的明星、再有錢的商人,罵他們的風險都很低。真正該罵的人,他們是不會去罵的,而更想的是得到他們的「 榮寵 」;廣大群眾他們也是不罵的,因為那是他們的盟友,而且數量巨大,罵不得。

所以他們看似正義凜然、勇敢無畏,動不動沉浸在自己為自己設定的「 人設 」中自我感動,然而實際上很懦弱。

這是在惡猜他人動機嗎?並沒有。那些所謂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已經證明了他們的真實動機。因為行動最誠實。

他們總是對自己的地位和收入水平憤憤不平。可是在市場經濟中,一個人的財富多寡,取決於他服務同胞的水平。越是滿足了大多數人的需求、為他們創造了價值的人,消費者就越會給他們「 金錢投票 」,把財富「 授權 」給他們掌管。不能滿足消費者需求的人,即使從前輩那裡得到了巨額財富,消費者也會收回這種授權,將財產交給更能造福於他們的人掌控。利潤,就是消費者對一個人認可的表示,就是為他人創造了價值的勳章。

所以,一個人的收入低,本身就是市場在告訴他:你不行。你輸出的、生產的東西,消費者不認可,並沒有為他人創造多少價值。

這時候正確的做法是正視現實,開動腦筋,想方設法用更好的商品和服務打動消費者,服務於自己的同胞。然而知識分子並不這樣想,他們被嫉妒和憤怒沖昏了頭腦,不願意承認自己不行。於是一方面把自己的失意歸罪於社會,認為這都是社會機製造成的,市場經濟充滿銅臭味,自己沒有錯。另一方面為了找到心里安慰的理由,就在道德上做文章,把能賺錢的人貶低為庸俗粗鄙、低級趣味、沒有追求,說自己視金錢為糞土,從事的是有意義的事業,沉浸在自己編造的謊言中難以自拔。

問題在於,既然說自己在道德上更高尚,視錢財為糞土,為什麼又要羨慕和嫉妒他人的財富,而且在客觀上把財富數量作為衡量一個人地位和能力的標準?所以他們才是實際上最喜歡錢,嘴上卻最討厭錢的人,因此是最虛偽的人。

認為自己做的事情最有意義,不追求金錢,首先就誤解了「 意義 」的意義。這世界上最有意義的事情,就是通過生產改善自己處境的同時服務於他人,實現利己與利他的統一,增進全社會的福利。

一個人當然可以選擇安貧樂道,把增進知識作為陶冶自己情操,而不是服務他人的手段,這是他的主觀價值,是他自己理解的意義,外人無話可說。但這卻並不是社會評判的標準。既然這樣選擇了,就最好不要抱怨自己的收入水平低。因為任何知識,如果不參與市場競爭,贏得消費者的認可,從金錢收益上講,就是一文不值。

不想為他人做貢獻,服務於社會,卻總抱怨社會對他不公,企圖在不作出貢獻的時候就贏得人們的認可,這些人才是最為自私自利的人。

多數知識分子並不理解財富增長和生活改善的經濟學原理,也不認同市場經濟這種基於生產的財富「 分配 」機制。他們幻想的是:由於我知識水平比較高,就應該得到權力的青睞,就應該取得更高的收入。他們不是想著光明正大地參與市場競爭,接受消費者的檢驗,而是想著依靠榮寵和階層確定收入。他們不是崇尚自由交換,而是崇尚分配。似乎分配——而不是生產——才是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他們把「 公平分配 」掛在嘴上,卻從來不去想一想:如果兩個人能力不同,卻強制性地使其收入相等,這叫不叫「 公平 」?如果取消了市場經濟這種按照生產進行「 分配 」,以消費者認可為基礎的收入機制,取代它的,就是由權力來決定每個人收入的專斷體制。到那時,決定一個人收入的,將不再是能力和貢獻的大小,而是誰更能贏得權力的青睞。這就是「 不勞動者不得食這一古老的正義法則被不服從者不得食取而代之 」。

這將是一個極端恐怖、人人貧窮,只有極少數處在頂端的人可以鐘鳴鼎食,大多數人卻必須卑躬屈膝、乞求權力施捨的社會,將是一個為爭奪特權而相互傾軋、殘酷爭鬥的野蠻叢林。

然而有些「 知識分子 」的訴求,本質上就是要實現這樣一個社會。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應該可以處在頂端。殊不知他們更有可能是被自己的觀念反噬的對象。

他們理想中的社會狀態,就是柏拉圖的「 理想國 」,自己不說做一個「 監護者 」,至少也要做一個「 輔佐者 」,「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作為「 國師 」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優渥的生活。他們對權力的批判,只是因為苦惱於自己為什麼沒有分得一杯羹。

他們骨子裡崇拜國家、崇尚權力、沉迷立法。認為一切都可以進行自上而下的設計,通過國家和立法的形式解決,他們不理解並反感千百萬人和平合作的自發秩序,因為那將使他們沒有「 用武之地 」。他們看似很有正義感和同情心,但是對他人的同情卻從不付諸行動,而是說國家應該管一管,用強制力侵犯他人財產權,干預人們的自由選擇。他們只滿足自己的道德快感,從來不顧他人的感受,以及這樣做的嚴重後果。他們是國家權力擴張的助推器,是經濟發展和勞動者收入和尊嚴提升的絆腳石。

他們心裡常常在勾畫:如果我來統治會怎麼樣。且不說權力的本性就是擴張,它會改變一個人,不論他過去是什麼樣的知識背景和個人經歷;就說以他們的觀念,即使抱有對底層人民的真切同情,對改善底層人民處境的願望是發自內心,但是採取的手段卻與追求的目的背道而馳。他們若真的掌權,採取的無非就是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只不過是包裝得更為精妙的變種罷了。查韋斯和卡斯特羅要改善他們人民的處境,誰能說不是真心真意?

當這樣的知識分子佔據了輿論的話語權,到處都能聽到他們的聲音時,沉默的大多數的聲音就會被掩蓋,人們似乎認為這就是真實的社會輿論。知識分子收入低、地位低是他們鼓譟出來的,環保政策、最低工資法、平權運動、女權運動等等侵犯財產權的西方白左意識形態,以及殺傷力最大的福利主義、平均分配,也是他們鼓譟出來的。

窮困的底層想要改變自己的處境,出於常識,都會採取發現商機、提陞技能、勤勞致富等手段。他們即使看著別人的財富覺得眼紅,也僅僅是羨慕嫉妒而已,較少有恨。想去劫掠,也絕對有所顧忌不敢肆意妄為。是知識分子鼓譟的意識形態,才讓人們改變了樸素而正確的財產權觀念,通過經由第三方——國家立法的形式,將直接搶劫變成間接劫掠,從而將內心深處本可自我壓制、受到他人財產權制約的邪念變成現實。

每一個農民起義的領袖以及他們的「 思想保鏢 」——即知識分子階層,都熟諳這個招數。先在道德上抹黑有錢人,將窮困階層的苦難歸罪於有錢人的剝削和不公的社會制度,把窮人打造成正義和道德的化身,並許諾給他們一個玄幻的烏托邦,於是一呼百應揭竿而起。其目的,不過是利用烏合之眾的愚蠢與淺薄,實現自己的野心和慾望。

公眾輿論就是這樣被他們帶偏的,經濟停滯和道德潰敗,就是他們錯誤的觀念輸出的結果。他們與底層結盟,由此形成強大的勢力,打開了人性深處的潘多拉魔盒。他們讓人們忘記了一個最樸素的道理:劫掠就是劫掠,它永遠是錯誤的,並不會因為包裝得精美、中間有個第三方就變得正義。

 

 來源       觀念的後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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