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達、看到與安放
黃燈《去家訪——我的二本學生2》序言

2017年暑假,應黎章韜邀請,我開始了去學生家看看的漫長旅途。首站是雲南騰沖,黎章韜是我2010級中文班的學生。隨後五年,我利用周末或者寒暑假,斷斷續續去過鬱南、陽春、臺山、懷寧、東莞、潮安、陸豐、普寧、佛山、深圳、饒平、湛江、遂溪、廉江、韶關、孝感等地,當然也去過廣州的荔灣、越秀、蘿崗和白雲。在中國的教育語境中,這個過程被稱為「家訪」,也是傳統教師角色的一項日常工作,但對我而言,這種跨越時空的走訪,完全超出了日常「家訪」的邊界,成為我從教生涯中,從「講臺之上」走進「講臺背後」的發端。
相比《我的二本學生》在較長時空中對學生群體的整體性敘述,這種貼近大地、回到起點的走訪,讓我在生活細密的皺褶處,從另一個視角獲得了講臺之外的更多觀察:
我由此看到了一個開闊、豐富、綿密而又糾結的世界,這個世界鏈接了學生背後成長的邨莊、小鎮、山坡和街巷,也召喚了他們的父母、祖輩、兄弟、同學和其他親人的出場。更重要的是,通過家訪,我對學生家長——我的同齡人——有了切近的觀察和理解,多年來,我對這個群體一直持有朦朦朧朧的想象,但始終無法在腦海中形成清晰而具體的感知,正是家訪帶來的近距離相處,讓我獲得了和他們直接交流的機會,並由此確認了一個事實——在中國的高等教育情境中,家長作為教育主體的重要組成,事實上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目睹、融入和接受以教育產業化為載體的社會變化進程,孩子從念書到就業的人生大事,往往成為他們遭遇和深度介入這一進程的核心紐結,並伴隨著外出打工、親子分離、跨省婚姻、城鄉融合、教育期待、孩子就業等具體情節,演繹著路徑不同但氣息相通的生命圖景。
在家訪過程對我課堂的延伸中,我清晰感知到父母的生計、勞動的历練、祖輩的陪伴、兄弟姐妹之間的相處等具體的日常生活,在學生漫長的少年時代,怎樣以「教育資源」的面目,滲透到他們的生命成長中,我由此切身感受到了家庭教育、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所形成的複雜關聯和參差圖景,感知到了學生背後的故土、家庭、親人所鏈接的教育要素,以及曾經駐留的小學、初中和高中,相比大學的一覽無餘,才是他們更為根本的成長底色。
當然,讓我感觸最深的是,陪伴學生回到他們成長的地方,一種被遮蔽的力量,總能在年輕人身上神奇地複蘇,我不否認,囿於校園的狹隘和對年輕群體理解維度的單一,在此以前,我對二本學生群體整體的去向過於悲觀,當我有機會貼近他們的來路,看清他們一路走來的堅韌和勇氣,我發現,往日的擔憂,竟然得到了不少釋放,他們作為個體所彰顯出的自我成長願望,讓我清晰地看到,無論社會的縫隙怎樣狹小,年輕的個體終究在不同的處境中,顯示出了各自的主動性和力量感,並由此散發出蓬勃的生機和活力。
如果說,《我的二本學生》是一本立足講臺視角,建立在從教經驗之上的教學札記,那麼,本書是我走下講臺,走進學生家庭實地考察和親历的家訪筆記。敘述和描繪出「講臺之上」和「講臺背後」的雙重教育圖景,是我多年的心願,五年的家訪經历,讓我意外地獲得了機會,從某種程度而言,本書的完成,《我的二本學生》才算獲得了相對完整的表達。
本書依然聚焦我的二本學生,出場的年輕人,同樣來自廣東F學院。
回想起五六年來在全國不同的邨莊、集鎮、街巷走訪的經历,有太多難忘的瞬間值得銘記。我在夏天的溽熱中,到過喧囂而紛亂的南方小鎮,也在年關將近的冬日寒風中,抵達過蕭瑟而蒼茫的北方邨莊,它們或庇護在高黎貢山之下,或湮沒在高速公路隔絕的群山之中,或在誇張房地產廣告的包裹裡,顯示出街巷的活力和煙塵。我在不止一所廢棄小學的操場後面,目睹到曾經的教室,隨著孩子們的消散,早已一片狼藉;同時也在多所莊重、整潔的高中校園,看到了我講臺下的年輕人,曾經燃燒的夢想和青春。我一次次從廣州南站、省汽車站、越秀南汽車站出發,也一次次在漫長的遠行中,將家訪變為現實,並由此獲得機緣,回溯一個個年輕人成長的足跡。
為了更完整地俯覽邨莊的全貌,李敏怡曾帶我爬上老房子的屋頂;為了進到廢棄的小學看看曾經的課桌,何境軍多次示範怎樣翻越學校的狹窄圍欄;為了告訴我養蠔的流程,羅早亮爸爸親自駕船,帶我穿梭海灣抵達蠔場;為了感受茶園的遼闊,林曉靜媽媽豪情滿懷地開著摩托車,載我在崎嶇的鄉邨小徑一路馳騁;為了體驗爸爸的工作強度,於魏華和我一起溜入了韻達快遞遼闊的分裝車間;為了更清楚地還原高三的緊張和勞累,張正敏翻出她塵封已久的日記,翻出她高三寫過的近兩百支原子筆,我到現在都無法忘記,原子筆擺滿一地給我帶來的震撼和觸動。
當然,更讓我觸動的是,在這種走訪中,以家庭為錨點,往往能輕易看到其所帶來的豐富鏈接:我終於擁有機會看到講臺下年輕人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舅舅、叔叔、姑姑、堂弟、同學等父母以外的群體,看到這個群體和他們的具體關聯;也得以擁有機會感受到家庭作坊、進廠打工、養蠔修船、擺攤售賣、種植茶葉、宰殺牲畜等具體生計,是如何作用到一個個孩子的生命中,並在無形中塑造他們的勞動觀、金錢觀和對求學深造、成家立業諸多事情的認知。
這所有的片段、場景和抵達,在我腦海中繪就了一幅動態而清晰的畫卷,接通了一個豐富而真實的中國。
「鐵打的校園流水的學生」,作為教師,置身細密的時空之網,目睹年輕的群體,一波波從畢業季的潮水漫過,步入人生種種的不確定性,再也沒有「流動性」三個字,更能讓我切身感知到他們的生存。我的課堂,不過是學生流動性命運在高校象牙塔中的片刻駐留,「二本學生」作為一個群體的命名和出場,不過是我借助職業的便捷,對他們存在的粗疏敘述。但與他們生命鏈接更為緊密的家長群體,在當下急劇變遷的時代洪流中,卻始終面目糢糊,難以在喧囂的資訊堆積中,冒出稍稍清晰的面容和身影,更難直接聽到他們的聲音。慶幸的是,也正是通過家訪帶來的便捷,我才得以走近這個隱匿的群體,並獲得一次次互相看見、直接溝通的機會。
我想起第一站到達章韜家,坐在雨天的茶桌旁,聽他爸爸講起早年在緬北的伐木經历,他平淡地敘述一切,我卻聽得心驚肉跳;我想起正敏帶我穿梭在童年常走的泥濘小徑,想起我們在邨莊高高山崗上的小學所感受到的絕對寧靜,盡管媽媽不在身邊,但在故鄉的山間田地,無處不是媽媽勞作的身影;我想起源盛帶我重走課堂上描述過的「打火把上學的路」,目睹他最喜愛的堂弟車技驚人,卻無法獲得駕照進入城市謀生的事實,而我在此種遺憾和現實中,突然理解了無法與我謀面的媽媽,為何在生完孩子後,一定要走出大山的堅定;我想起曉靜媽媽跨上摩托,帶我在茶場的山路上風馳電掣,她人到中年,卻依然活力四射,我一眼就能感受到,只有同齡人才能明白的孤獨和不甘;我想起境軍媽媽站在邨口人行道的桃樹下,和我講起兒子的懵懂給她帶來的憂慮和無奈,以及決定留守家中陪伴孩子的掙紮和堅持。
事實上,雖說是家訪,和家長見面原本應為這一環節的核心,但不少時候,就算來到學生家,我也有可能見不到他們的父母,他們要不雙雙在外打工,要不一方常年在外。有幸能夠見到雙方,我們大都沒有特定的時間用來交流,他們無法停下手中的活計,生存嚴絲密縫,日複一日的既定勞作,填滿了日常的有限空隙,我們難得的聊天機會,更多只能在紅薯地、豬欄旁、快遞間、養殖場,或者鍘豬草、煮豬食、織漁網、揀快遞、修單車等忙碌的間隙中進行。這些場景如此具體、日常而又必然,無不浸潤了快速流動的現實在他們身上打下的烙印。他們堅信勞動創造價值,勤勞、質樸而又堅韌,他們對個人消費保持警惕,但對孩子的教育展現出了驚人的重視、不計代價的付出和讓我羞愧的耐心,承載了天下父母望子成龍的樸素心願。和我們的父輩比較起來,這群來自中國傳統家庭的最後一代,無論在生活方式還是在價值觀念上,依然延續了父輩的精神底色。
毫無疑問,他們是中國最為廣大的勞動者群體,在敘述中國高等教育的整體圖景時,他們是不可忽視的、沉默而龐大的主體。正是在一次次切近的觀照中,我進一步堅定了此前的判斷,他們的孩子,我龐大的二本學生群體,構成了中國大學生的多數,成為社會的重要支撐,作為家長,作為勞動者的主體,他們以自己的勞作和付出,同樣構成了中國社會正常運轉的重要基石。
在和學生共同的尋訪中,我一次次感受到,剝離掉985、211、雙一流等名校孩子的光環,對更多年輕人而言,哪怕進入二本院校,除了自身的竭盡全力,同樣離不開家庭奮不顧身的托舉。
我還必須承認,正是通過家訪,激活了我很多關於教育的想法,也祛除了我此前的諸多困惑。多年來,相比通過寫作呈現學生的命運,我更想做的事,是通過教育實踐改變學生的命運,並盡力發現和尋找如何助力學生安放身心的途徑,這種明確的「建構性企圖」,是我作為一個教師的職業本能。如果說,《我的二本學生》從「學校教育」的維度進入,凸顯了年輕群體越來越難以立足社會的趨勢,這固然顯示了流動性時代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遭遇的危機,但也從另一個側面,暴露了「學校教育」裹挾在現代分工之上,悄然將「完整的人」置換為「工具的人」這一過程所遭遇的挑戰。那麼,從尋找新的教育資源的角度來看,「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是否蘊含了一直被我們疏忽和漠視的地方?那些我們早已視而不見的日常,湮沒在個人化話語中的定見,是否真的失去了討論空間?說具體一點,諸如原生家庭對孩子的影嚮,是否真的像某些主流媒體宣傳的那麼確鑿?鱷魚池般應試鏈條裹挾下的過度學校教育,其對個體的嚴重損耗,是否應作為成本進入考量?家庭結構的變遷、個體的喚醒契機、勞作對孩子品行的錘煉、祖輩給予孩子情感滋養所構建的心理屏障、多子女家庭孕育的彼此擔待中的責任感、家族團結協作所滋生的集體力量、公共意識的植根對個體意義感的確立,是否隱藏了當下貧瘠、慌亂的教育實踐中,值得重新挖掘和審視的寶貴經驗?在績優主義橫行的時代,我們是否需要心平氣和地回到教育本身,對極度內卷的現實保持警惕,並對附著在文憑通脹和高校鄙視鏈條之下的現實,激活並恢複來自個體直覺的質疑勇氣,真正讓「人」的概念和聲音得以強化和彰顯?
說得更直接一點,在逼仄到無以複加的成長語境中,作為成人和教育工作者,是否應守住和跨出學校教育的邊界,仔細去勘探和甄別那些曾經幫助年輕個體安身立命的要素和可能,並在越來越單向度的評價體系中,幫助年輕人確立豐富而多維度的自我審視?
是的,拉開時空看,正是五年的家訪經历,讓我掙脫知識包裹的學院氛圍,通過特寫鏡頭般對學生個案的聚焦,獲得了對上述追問的直觀答案。比之大學校園中我對年輕人生活的熟悉,以及他們畢業去向的明了,通過家訪,我直接感知到了學校以外的更多維度,「具體而稠密的日常生活」,到底從怎樣的層面,塑造了一個個「立體而豐富的人」。
舉個例子,盡管在和年輕人的交流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受到他們和祖輩之間的深厚感情,但只有目睹文瑜給奶奶剪指甲的一幕,目睹何健站在爺爺墳前的鄭重和追念,目睹章韜外婆慈愛溫柔地註視眼前健康黝黑的外孫,目睹境軍扶著中風的爺爺在寬闊而簡陋的客廳走來走去,我才清晰地意識到,相比課堂的粗疏,在他們的生命成長中,隱匿了很多我看不見的場景。在關於代際的敘述中,我切切實實感受到,這些並未瓦解的家庭結構所留存的傳統人倫,事實上正是作為生命中的「真正之重」,進入到我講臺下年輕人的情感結構中。憑直覺,我甚至可以判斷,廖文瑜、何健、黎章韜、何境軍,之所以更有立足社會的勇氣,正來源於他們和父輩及祖輩深刻的情感鏈接。在別人眼中,他們統稱為「懂事的人」,在我眼中,他們是一群內心柔軟、情感豐沛、充盈責任感而不乏力量的人。我在課堂的駐留和觀察中,無法從同質化的教育要素裡,發現他們情感教育完成的具體路徑,也說不清他們和其他孩子差異的原因,但回到他們的出生地,回到他們的邨莊和親人身邊,一些被遮蔽的圖景便會浮出水面。
我想,這也是本書中,除了觀照學生的求學和就業層面,我更為側重敘述邨莊的變遷、父母的生計、和祖輩的關系、家庭糢式甚至同齡人分野的原因。只有還原到這些具體層面,我才能清晰地看到,「背後的邨莊」作為生命的原點,怎樣成為年輕人「社會化」的發端;才能明確感知,滲透在父母生計中的「勞動」,怎樣作為教育資源浸潤孩子們的價值建構;才能進一步確信,祖輩毫無保留的情感滋養,怎樣給孩子們傳遞直面現實的力量和勇氣;也才能看得更清,在龐大的年輕群體中,我的學生,就算只能來到一所二本院校的課堂,相比更為多數的同齡人,也算得上巨大的突圍和幸運,更幸運的是,他們沒有被現實中無處不在的壓力打敗,終究依仗更為本源的滋養和力量,在喧囂世界中找到了安放自己的地方。
從教育要素的角度看,如果說,《我的二本學生》通過敘述流動時代學生命運的變遷,凸顯了「學校教育」的有限性,那麼,本書將通過家訪個案所鏈接的成長細節,通過敘述學生背後的家庭所遭受的流動性境遇,竭力探討「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所包蘊的細碎可能,如何幫助年輕人更好地立足社會,獲得安身立命的根基。
而這,也是我在本書中,對出場年輕人的教育圖景進行梳理時,願意花較大篇幅,不厭其煩地敘述學校教育以外其他因素的原因:諸如黎章韜在就業的選擇上,父親對他的影嚮,他工作以後,客戶交流對他的塑造;張正敏與家庭環境、社會偏見對抗的自覺,以及大學期間徹底接納自己、直面個體真實的勇氣;於魏華從父母職業中習得的商業敏感和行動能力,以及對金錢的管理意識和根深蒂固的獨立觀念;何境軍在和爺爺密切的情感關系中,因家族糾紛,在高中階段偶然被激活的擔當使命;林曉靜和莫源盛盡管在現實的夾擊中,不可避免地遭遇考研或就業的失敗,但他們一直聽從內心的聲音,敢於堅守興趣的指引,終究慢慢在社會上尋得了立足之處。我在感知他們踏實、充盈而從容的生命狀態時,時時意識到,尋找一種不受制於概念和焦慮煎熬的生活,在現實的夾縫中,並非不可能。
在這些個案身上,還原他們各自被遮蔽的成長細節,我驚訝地發現,其力量感的來源,很大一部分來自和現實的對接。當負載於學校教育之上的文憑,其邊際效應日漸遞減,他們立足現實,腳踏實地,破除「成功學」對自己的禁錮,回到「整體的人」成長本身,在一次次另類實踐中,相信來自直覺的聲音,相信內心的真實力量,在不起眼的日常生活中,滋生了進入社會、立足大地的勇氣,並促成了教育最為核心的環節——「自我教育」的達成。
盡管我知道,本書中提到的個案,並不構成我學生的主體,但他們的實踐和選擇,極大地豐富了我對二本學生群體的觀察和敘述。
我由此意識到,盡管從整體而言,任何群體都受制於時代大勢所決定的趨勢和路徑,但從微觀角度看,個體一直擁有社會夾縫中突圍的可能,這恰恰是教育之於年輕人的重要意義,也是它能提供此種可能的最好屏障,激活個體的生命活力、喚醒他們的主觀能動性,恰恰是教育能以柔韌之軀巧妙抵達之處。而我所謂的「建構性企圖」,除了具體的教學實踐,更為根本而切近的路徑,正來源於和年輕人站在一起,直面真實的社會、自主抵擋生命的慣性消耗、盡可能和更多的人建立關聯,並在具體的生存細節和生命場景中,以下蹲的姿態,激活各自的生命活力,積蓄可持續的起跳能量和力氣。
毫無疑問,這是家訪旅途所構建的豐富鏈接,對我回到現場的最大饋贈。
好了,讓我從教師角色習慣性的饒舌中,說說幾年家訪的直觀感受。
不得不說,相比千篇一律的課堂,五年的家訪經历,極大地豐富了我對教育的理解,也激發我對年輕人的成長產生了更多思考。每次走進學生家,我都懷有特別的期待和真實的雀躍,見到家長的那一刻,內心充盈著一種久違的溫情。在短暫的相處中,我親眼看見一雙雙或滄桑或殘缺的手,通過各類普通的勞作,鋪就了孩子們通往大學的路,我親眼看見他們勞碌的同時,因為教育帶來的希望,在田野、在山間綻放的笑容。和他們在一起,一種「遙遠的親切」和「眼前的親切」雜糅交織,我由此感受到某種從未有過的慰藉和滌蕩,從他們身上,我看到同代人被時代打下的精神烙印,清楚覺察到獨屬於一代人的率性、野性以及並未泯滅的活力和激情。
這種讓人放松、沒有隔膜、彼此敞開的關系,固然來自師生之間的信任,更來自我和我的同齡人——學生家長之間,因為共同的時代記憶所產生的共鳴,在以家訪名義的遙遠回望中,不需要語言,我們就能跨越具體的現實處境,滋生出一種別樣的理解和默契,感知到彼此的心心相通。
這是屬於同齡人之間,對逝去時光縹緲卻真實的牽念。
同樣,通過傾聽,我在感知不同地域、不同家庭相同氣息的同時,也在一次次行走中,喚醒了自己對故鄉、對工廠、對祖輩、對親人的記憶,他們給予我的情感支持和持續鼓勵,讓我感受到教師這個職業的莊重和尊嚴,也感受到教育的柔軟、美好和力量,在網路泡沫和現實的喧囂中,一種久違的讓人寧靜的東西在我內心萌生。
我想,這是我走進學生家庭,和他們的父母一見如故,沒有任何隔膜的原因。
最後,讓我借助文字的莊重,記下本書中出場媽媽的名字,並借此表達對中國勞動者的敬意:黎章韜媽媽尹聰蘭,莫源盛媽媽李翠豔,張正敏媽媽範氏碧(中文名黃梅香),羅早亮媽媽譚君芳,吳浩天媽媽劉月吟,蔡禮彬媽媽張賽卿,於魏華媽媽袁美芳,何健媽媽李開雲,廖文瑜媽媽馮珍,林曉靜媽媽謝英華,何境軍媽媽李秋瓊,溫鈺珍媽媽潘胡取。
我相信,就如當初和她們告別時約定的那樣,我們還有機會再度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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