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與佐爾格的1937

一

火車從綏芬河入關時，車窗外正在飄著小雪。

這一天是1932年的3月21日，春分。

春分的太陽直射在赤道上，在這一天裡，整個世界，不論南北，白天和夜晚都是一樣的長。

雖然是春已過半，但遠東的天氣還是留在漫長的冬日裡，然而鐵路兩旁從冰雪中綻放出來的冰淩花還是讓李德的內心激動不已。

遠東三月的冰淩花

別了奧托·布勞恩，別了魏瑪共和國，別了蘇維埃聯邦，別了遠東漫長的寒冬，從此時此刻起，我就是中國的李德了。

二

此時化名塞帕爾的李德正肩負著一個重要的使命：他要將一筆在當時可以算得上是巨款的兩萬美元的現金送到人在上海的理查德·佐爾格的手上。有了這筆錢，佐爾格才可能通過行賄南京的法官將一對蘇聯間諜夫婦撈出來。如果中途出了事，錢沒有及時送到，這二人中至少有一人會被「秋決」。

因為這錢是用來行賄的，收錢的又是一個間諜，所以這筆錢不能通過銀行轉賬，只能人肉專遞。

李德不會想到，就在他從海參崴動身的同時，另外一個早已經潛伏在哈爾濱的蘇軍間諜赫爾曼·西伯勒爾也得到了一個相同的命令，此時的他正在哈爾濱等另一個信使給他送來兩萬美元。

兩個人雖然素未謀面，甚至此時互不相知，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德國人，不但他倆是，就連他們要去上海接頭的佐爾格也是一個德國人。

兩個會說德語、英語和俄語的德國人，自然會比兩個只會說俄語的蘇聯人更容易在中國暢行無阻。可就是這樣，共產國際還是想到了他們可能遇到的不測，不怕一萬，就怕萬一，讓兩個人一前一後抵達上海，這樣才能保證萬無一失。

三

31歲的李德是剛剛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就接到這個特別的任務的，他喬裝成一個商人從海參崴出發，中途要在哈爾濱逗留一段時間，以便接到新的命令確定甚麼時候才可以南下去上海見佐爾格。

佐爾格，一個帶有著傳奇色彩的蘇聯間諜，這個名字對於李德來說是如雷貫耳。

佐爾格是兩年前，也就是1930年的年初奉命攜夫人馬克西莫娃與兩個戰友一起來到上海開展情報工作的。在他來上海之前，共產國際向陳獨秀們發出指示是要由信使傳遞的，這樣做的效率之低，代價之大且不用說，關鍵是太不安全了，經常會有信使連同他傳遞的文件莫名的消失，如泥牛入海，不見蹤影。

佐爾格與馬克西莫娃

自從佐爾格的情報小組打入上海，整個東亞的情報對於莫斯科來說就如同探囊取物。

一道又一道的電波在寂靜的夜晚或喧鬧的白晝，以隨時變化的波長發出，經過一個又一個隱祕的中轉站，最後傳到了史大林的案頭。然後一個又一個指令從史大林的嘴巴裡發出，再經過一個又一個神秘的中轉站，最後傳到了佐爾格的耳機裡，那長長短短的滴答聲經過破譯再向東亞各國的陳獨秀們發出。

而此時人在哈爾濱的西伯勒爾，正是這若幹個電報信號中轉站的一個節點。

實際上，佐爾格並不是共產國際的人，他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情報局的間諜，他在中國的化名是「拉姆齊」。

很顯然，他對陳獨秀們是不能說自己的蘇軍情報局的，那會讓中國同志的自尊心受到傷害，說是共產國際的明顯就會好得多。

四

1931年6月14日，星期天，佐爾格起的比平時晚了一些。就在他起身洗涮完畢要去吃早餐時，一個年輕的女子急匆匆地跑了進來，佐爾格認識她，她就是一周前中共特科的周先生介紹給他的助手張一萍。

時年27歲的張一萍本名張文秋，兩個月前，他的丈夫劉謙初被敵人殺害了，只留下了一個一歲左右的女兒劉松林，也就是後來的劉思齊。按照周的安排，她要三個月以後才來佐爾格這裡工作，因為這個長沙女子師範學校畢業的學生還要補習一下英語。

劉思齊和他的丈夫

佐爾格很驚訝，想問她你怎麼現在就來了？張一萍不等他張口就上氣不接下氣地用並不是很熟練的英語對他說：「不好了，魯格夫婦被英國巡捕給抓走了。」

魯格夫婦，就是和佐爾格一同潛入上海的蘇軍特工。這兩口子同樣也都是德國人，魯格當然也是他們的化名中的姓氏，他們本姓努倫斯。

紅色的德國人，這在當時的蘇聯可是比紅色的俄國人還金貴的寶貝，是史大林最為信任的一群人，這也正是共產國際為甚麼要不惜代價地把他們救出來，而南京的法庭又沒有立即執行判決的主要原因。

五

一年多以前佐爾格和魯格兩對夫婦剛到上海時，他們是通過一個美國的女記者與中國的親蘇人士聯繫上的，這個女記者就是美共黨員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史沫特萊

此時史沫特萊的公開身份是《法蘭克福報》的駐華記者，通過這個美國的白左，佐爾格在上海建立起了自己的情報網。

如果沒有這張網，他不但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情報，就是想去行賄大法官也找不到廟門。

六

1932年5月8日，立夏，上海法租界。

在位於南京路英華街的永安公司大東旅社32號房間，在對上暗號之後，兩個德國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當晚，佐爾格的面前擺放了兩遝美鈔，每遝兩萬美元。

李德與佐爾格

佐爾格取了其中的一遝，對李德說，有了這兩萬美元，魯格夫婦就可以出來了，剩下的這兩萬美元，你就帶給博古送去吧，

「博古是誰？」李德問。

「博古是中共目前的總負責人，他比你還年輕，今年只有25歲，但卻是一個共產國際指令的忠實執行者。現在，上海的臨時中央只有他的洛甫兩個人在那裡頂著了，很快他們也要撤到江西的蘇區。你如果願意，可以去給他們當軍事顧問，我知道，你可是伏龍芝軍事學院的高才生喲。」

七

次日，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個隱祕的公寓裡，李德見到了高高瘦瘦戴著高度近視鏡的博古——秦邦憲。

博古與李德

博古用俄語對李德說，你真是我的及時雨呀。臨時中央馬上就是撤到蘇區去了，軍事鬥爭也開始進入了白熱化，可我對軍事是一竅不通啊，這以後，我就離不開你了，留下來吧，你會見證一個偉大的奇跡。

八

果然，李德在中國見證了一個偉大的奇跡，他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親自走完兩萬五千裡長徵的外國人。

只是他來的時候是悄悄的來的，走的時候也是輕輕的走的，不但一片雲彩也沒帶走，就連在中國娶的兩位夫人和一個兒子也一個都沒帶走。

1974年8月15日，在距自己的74周歲生日還有一個半月不到，他因心髒病突發死於保加利亞。

他死後的第二天，《紐約時報》對他的死進行了報道，但在中國的許多文獻裡，他是死在東柏林的，死前他的公開身份是東德的作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