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歷史豪宅里的巨象

文：蕭瀚

《沉睡的維納斯》可能是極少數最著名的世界名畫之一，但畫家本人——威尼斯畫派三劍客之一喬爾喬內，卻並沒有另兩位畫家提香和丁托萊托那樣的盛名，因為他畫作不多，32歲即染疫身亡——1510年的威尼斯還被浸泡在鼠疫中，時隔66年後的1576年，喬爾喬內的同學、被譽為「群星中的太陽」的提香，已到了88歲高齡卻還是感染鼠疫去世。

同代大藝術家時隔那麼多年卻都罹患鼠疫並不奇怪——提香躲過了第一次瘟疫，但沒有躲過第二次，根據美國醫學史家斯蒂芬·庫尼茲（Stephen J. Kunitz）的研究結論，「1350至1720年間，每一代歐洲人都會經歷至少一次現在稱為鼠疫的黑死病。」

疾病，尤其是那些傳染性極強的傳染病，即人們通常所謂瘟疫——包括但不限於鼠疫，對人類文明影響巨大，卻並未得到人們的充分關注，即使是專業的歷史學家，也常常對它囁囁喏喏、欲言又止——在重大的歷史關頭，瘟疫是個讓事情喪失複雜性從而剝奪歷史學家展示智慧機會的尷尬事實。在戰爭史裡，瘟疫尤其會讓那些勝利者臉上無光，將勒石建碑過凱旋門變成貪天之功，所以勝利者書寫的歷史裡，總要有意無意地刪除瘟疫的存在。

然而，人類作為微生物的重要宿主，無論是否承認，即使可以忽視那些對人類無害或友好的微生物，至少無法忽視那些已經表現為疾病的不友好微生物，不僅應該重視如何對付它們，還需要重新審視人類自身文明史中與它們割不斷的聯繫。即使科學昌明如今日，病菌、病毒、衣原體、支原體、立克次體等微生物對人類的危害依然無法消除，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誠非虛言，人類依然有必要時刻自我警醒自我惕勵。

瘟疫改變歷史

與通常的歷史學家們相比，疾病史學家們也許更清楚瘟疫對人類的巨大影響。早在麥克尼爾提出微寄生與巨寄生動態均衡論之前，美國就已有細菌學家和免疫學家漢斯·辛瑟爾於1935年出版《老鼠、虱子和人類：一部全新的人類命運史》。辛瑟爾以其職業的敏感，在閱讀歷史過程中注意到了許多人不那麼在意的數據，這些數據使他拋棄了過往人們最常見的帝王將相史觀。他以大量的歷史事實雄辯地證明了疾病尤其是瘟疫對人類歷史的重大影響，忽視這種影響是自欺欺人的虛假歷史。受辛瑟爾著作的啟發，後來的許多疾病史學家和普通歷史學家也日漸注意瘟疫對人類文明的影響，包括在這個領域獲得斐然成就的麥克尼爾和戴蒙德。辛瑟爾的這一獨特視角比麥克尼爾1976年出版《瘟疫與人》早了41年，比戴蒙德《槍炮、鋼鐵、細菌：人類社會的命運》早了64年，雖然在關於疾病和流行病影響人類文明方面他沒有著力於提出原創性的系統理論，尤其是沒能取得麥克尼爾那樣的巨大成就，但這本書率先指向的獨特視角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沿著這些前人的視線，可以看到許多以前可能熟視無睹的「新」歷史。

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的公元前430— 427年，雅典大疫，死亡人口近半，雅典幾乎被摧毀——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摧毀。雅典統帥伯利克里家族幾乎死絕，只有他和情人阿斯帕西婭生的兒子倖存，伯利克里自己也死於這場瘟疫。如果沒有這場瘟疫，陸路可守海陸可攻、物資充足、貿易暢通的雅典不可能敗於斯巴達——而這徹底改變了地中海的政治版圖，為後來的亞歷山大帝國時代奠定了基礎。現代病理學家根據修昔底德對疫情與症狀的記載，多推斷此疫為斑疹傷害，也有認為是鼠疫的，但謹慎的史學家如麥克尼爾則認為無法確定。

中國歷史上也是個瘟疫多發國家，據醫學史家們統計，從公元前七世紀到20世紀的2700年裡，中國光是規模較大的瘟疫就爆發過七百多次，王朝末年常常讓人瞠目結舌的人口死亡數，其主力通常來自於大規模瘟疫。兩宋享祚319年，爆發了220次瘟疫，其中93次是大規模爆發；明朝276年，大規模瘟疫爆發了75次；清朝從入關到鴉片戰爭不到200年的時間裡，有78年的時間是處於大規模瘟疫的爆髮狀態。不用說，瘟疫對所有朝代的政治經濟文化都產生了巨大的、不可忽視的影響，在許多涉及軍事行動以及改朝換代的重大歷史關頭，它甚至成為主要因素。

例如，東漢建安十三年冬——也就是公元208年，曹操率軍與吳蜀聯盟決戰於赤壁，敗績，更要命的是，此時曹軍大疫，「死者大半」（《資治通鑑卷65》），曹操不得不退兵回朝。後代疾病史家猜測這瘟疫可能是急性血吸蟲病。

整個東漢的196年間（公元25-220）爆發了幾十次大規模瘟疫，人口銳減三分之二。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爆發了疑似鼠疫的所謂「傷寒」，尤其傷亡慘重，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七隕其五——除了之前孔融被殺、阮瑀早死，全部病歿。七子之一、一同死於當年的王粲名句「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曹操的名句「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都是這麼來的。可以想像，如果沒有漢末以來的大規模瘟疫，就不會有黃巾起義，三國及後來的政治格局也不會是那樣的。

同時期的西方也一樣可怕。羅馬進入帝國時代後，先後爆發了四次超大規模的瘟疫，被許多歷史學家認為，這導致了兩個後果，一是羅馬帝國的衰落，二是基督教的崛起，三是阿拉伯世界的崛起。這四次大規模瘟疫是：1.奧羅修斯瘟疫（公元125年），據生物學家R.S.Bray博士《瘟疫軍團：疾病對歷史的影響》一書的考證，該瘟疫為腺鼠疫，死亡人數達百萬。2.安東尼瘟疫（公元164-180年），也稱蓋倫瘟疫，猜測該瘟疫可能是天花或麻疹，當代科學家們估算患者2000萬，死亡500萬。3.西普裡安瘟疫（公元249-262年），蔓延至帝國全境的恐怖瘟疫，何種瘟疫尚無定論，據悉導致帝國半數人口滅絕——因不知帝國總人口數，故歷史學家們無法估算較為準確的死亡數據，但至少不會低於安東尼瘟疫。歷史學家凱爾·哈珀在《羅馬的命運》一書中猜測可能是類似於埃博拉病毒或馬爾堡病毒的線狀病毒——線狀病毒的得病死亡率很高。4.查士丁尼瘟疫（公元541-542年），這就是歷史上聞者色變的所謂第一次瘟疫大流行——拜占庭歷史學家普洛科皮烏斯稱之為「人類由於這場瘟疫幾乎滅絕」，據悉該瘟疫為腺鼠疫，它在第一次發作時就殺死了帝國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後來的四次復發分別發生於公元557-558年，572-574年，590年，599年，可能還有別的瘟疫參與，到公元700年，歐洲人口減半，數百年都未能恢復到瘟疫發生前的人口數。這一恐怖的瘟疫沉重打擊了拜占庭帝國，並給阿拉伯世界的崛起提供了絕佳機會。

漢斯·辛瑟爾幾乎戲謔地說十字軍東征史「讀起來就像一部傳染病編年史」，除了第五次（1217-1221年）、第六次（1228-1229年）、第九次（1271-1272年）這三次外，其他六次都遭遇了嚴重的瘟疫。第一次十字軍東征（1096-1099）1098年，當30萬大軍圍攻安條克時，人畜共患的瘟疫就已開始，7000匹戰馬死了5000匹，到1099年攻占耶路撒冷時，30萬大軍只剩下6萬人，到1101年則只剩2萬人。第二次十字軍東征（1145-1149 年）50萬大軍再次在安條克遭遇瘟疫，最後回到歐洲的士兵寥寥無幾。第三次十字軍東征（1189-1192年）10萬大軍在瘟疫、饑荒、荒漠的夾擊下，剩下5000人。第四次十字軍東征（1202-1204年）這是一次烏龍東征。十字軍與威尼斯勾結，先是洗劫了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之後，離開君士坦丁堡進軍耶路撒冷，不久軍中爆發黑死病，結果是這次的東征十字軍根本沒有到達耶路撒冷就鳥獸散。第七次十字軍東征（1248-1254年）因軍中爆發敗血症而失敗，領軍的法王路易九世被俘。第八次十字軍東征（1270年）為雪二十年前兵敗被俘之恥，路易九世再次領兵征伐，在突尼斯登岸不久即再遭瘟疫襲擊，這次是痢疾，路易九世和兒子納維爾先後罹患以歿。

十字軍東征失敗後，又經過了大半個世紀，1348-1349年間，歐洲全面爆發了歷史上最恐怖的瘟疫之一：腺鼠疫，即歐洲人通常所謂黑死病，這場瘟疫連島國英格蘭都沒有放過，它消滅了歐洲30%-60%的人口。此後，如前文已經提及的庫尼茲博士所考證，一直到1720年，每一代歐洲人都遭遇黑死病的肆虐。黑死病徹底改變了歐洲的人口結構，並且動搖了天主教教會的統治。

除了黑死病之外，歐洲也遭遇別的傳染病襲擊，據辛瑟爾考證，1618-1648年的歐洲三十年戰爭中，黑死病、斑疹傷寒以及敗血症貫穿了全過程，對當時歐洲的政治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而在英格蘭，查理一世與議會軍的戰爭過程中，1643年雙方軍中都爆發了斑疹傷寒，查理一世只能放棄進軍倫敦的計劃，而這直接影響了後來的戰局——甚至他的身家性命以及英國未來的道路。

影響世界政治近200年的法國大革命中，瘟疫也是一個重要角色，1792年，普魯士聯合奧地利慾營救法王路易十六家族，但聯軍在遭遇了痢疾的襲擊後只能退回萊茵河東岸，而法軍並沒有受到痢疾的攻擊。隨後的拿破崙戰爭中，拿破崙入侵俄羅斯的失敗，斑疹傷寒起了巨大作用。當1812年6月拿破崙進入俄羅斯時，50萬大軍裡還只有少數病人，但到了10月，當遭遇堅壁清野的莫斯科只能撤退時，法軍只剩下8萬士兵還能執行任務，斑疹傷寒已經成為法軍的主要敵人。到1813年12月，法軍只剩下2萬名患病的士兵了。

瘟疫尤其是鼠疫，並不只是對歐洲特別殘忍，它也沒有放過其他地方。1127年，金兵圍攻汴京，城中大疫，死者近半，城破，徽欽二帝被擄，北宋滅亡；1232年，金朝首都汴京發生了瘟疫（後人通常認為是鼠疫），前後五十天，死亡人數近百萬，第二年三月，汴京被蒙古騎兵攻破，1234年，金朝滅亡。

寒冷的小冰河時期讓世界上許多地方都遭遇瘟疫尤其是鼠疫的襲擊。1644年，當李自成軍隊進入北京城的時候，這座大明帝國的首都已經被1641年和1643年的兩次腺鼠疫折磨得奄奄一息，已肆虐了將近一年的第二輪無形屠殺，腺鼠疫並且已經轉為死亡率更高的肺鼠疫。《崇禎實錄》所謂「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雖無法實證，但也未必誇張。隨後，清軍入關，李自成敗走京城，已是順理成章。

上述這些戲劇性的歷史事件雖然已經讓人可以對瘟疫的「成就」嘆為觀止，但與歐洲人帶去瘟疫屠殺南美洲印第安人相比，可能全都將黯然失色。在1492年哥倫布到達美洲之前，美洲並沒有如歐亞大陸那麼多的瘟疫病毒，許多歐亞人只知道梅毒是從美洲傳過來的（麥克尼爾曾對此提出質疑），卻不知道歐洲人帶過去多少病毒。《槍炮、鋼鐵、細菌：人類社會的命運》中說，「就整個新大陸來說，據估計在哥倫布來到後的一兩個世紀中，印第安人口減少了95%。主要的殺手是舊大陸來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這些病菌，因此對它們既沒有免疫能力，也沒有遺傳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傷寒爭先恐後地要做殺手的頭把交椅。好像這些病還嫌不夠似的，緊隨其後的還有白喉、瘧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瘟疫、肺結核和黃熱病。」是的，所有這些即便是已遭受過千百年蹂躪的亞歐人，迄今依然聞之色變的疾病，全都被帶去美洲，去新大陸的歐洲人對於美洲原住民來講，幾乎個個都是最危險的生化武器。這裡需要注意的是，戴蒙德沿襲了二戰前人口學家們低估的美洲原住民人口數，即2000萬，而麥克尼爾作為大師級歷史學家早已根據最新的經濟史學成果，將美洲原住民人口數調整為一億以上，按照麥克尼爾的數據，到1620年時，墨西哥中部的印第安人數量就已經降到了只剩下160萬這一令人震驚的數字。科爾特斯以區區600名西班牙人，在不到5年的時間裡就摧毀了數千萬人口的阿茲特克帝國，顯然沒有瘟疫這一威力遠超核武器的生化武器，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戴蒙德曾犀利地指出，「所有那些為偉大的將軍們歌功頌德的軍事史對一個令人泄氣的事實只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這個事實就是：過去戰爭中的勝利者並不總是那些擁有最優秀的將軍和最精良的武器的軍隊，而常常不過是那些攜帶有可以傳染給敵人的最可怕病菌的軍隊。」上述這些掛一漏萬的案例都是最好的證明。

瘟疫中的人性與眾生相

在科學還沒有興起的前現代，由於人們對疾病的致病原因缺乏科學認知，也就無法有效治療，在遭遇大規模爆發的瘟疫時更是如此，而這必然導致人類的恐慌與驚懼。這種必然發生的恐慌和驚懼，也就引發了人類各種各樣因無知而來的混亂和無效的應對方式，這些應對方式往往伴隨著數不勝數不人道甚至極端殘忍的手段。這些手段與上述錯誤的治療方法還不是一回事，其出發點和動機都要糟糕得多。

1.遺棄與放逐甚至屠殺

古今中外因病隔離乃至遭社會遺棄放逐於社會之外最著名的疾病當是麻風病了。由於這種疾病遷延數十年，直到病死，患者皮膚潰爛深入肌理遍及全身，並且具有傳染性，人們自是聞之色變。在有著濃厚宗教傳統的地方，比如西方從尤太一神教傳統沿革而來的習俗，更是將麻風病人視為不潔淨之人對待，《聖經·利未記》中就有著出於宗教原因而治療及治療無效後遺棄與放逐的詳細規程，被稱為「麻風病患者的潔淨條例」。醫學史家亨利·西格里斯特在《疾病與人類文明》中說，古代「把麻風病人終生隔離起來，似乎是保護整個社會唯一可行的措施。」中世紀歐洲被確診的麻風病人在被送到偏遠的隔離點之前，有些地方還會為病人做一場安魂彌撒，可見這種隔離其實就是遺棄和放逐，他們依靠教會等慈善機構的援助度日。中國秦代以來就有所謂「癘遷所」，也是用以隔離麻風病人或其他傳染病人的，直到當代都還有類似的隔離村。其實這還不是麻風病人最悲慘的遭遇，中外歷史上都曾發生過嚴重的集體屠殺麻風病人事件——因為他們時常被視為不潔者、罪惡者，直到幾十年前。除了麻風病之外，罹患天花、麻疹等流行性疾病以及精神疾病的人們，也常常遭到惡待，中世紀時，歐洲人用皮鞭、棍棒甚至火刑對待精神病人——他們將精神病人視為惡魔附體，無數精神病人因此喪生。

2.替罪羊

法國思想家拉·封丹的寓言詩裡有個故事，講一個野獸群瘟疫蔓延，獅子大王認為是有野獸作惡，所以老天降災，於是召集群獸大會，尋找罪獸，最後大家一致指控驢子就是罪獸，因為它吃過一小片草。拉封丹的這個寓言顯而易見是諷刺歐洲長期以來尋找替罪羊的傳統，每當流行性傳染病爆發，異教徒——主要是尤太人就會成為眾矢之的，他們被誣陷投毒，接著被迫害，被謀殺。正如法國思想家勒內·吉拉爾敏銳指出的，「指控放毒可使完全真實的災難責任嫁禍到那些實際上找不到犯罪活動的人的身上。」這種心理機制是所有尋找替罪羊、以及任何時代一旦遭遇社會性危機立刻就會出現一大堆低級陰謀論的原因，後者如多年來就有傳言艾滋病是美國故意投放的生化武器云云。尤太人是歐洲歷史上最著名的替罪羊，而且他們是包括傳染病在內幾乎所有類型社會危機的替罪羊，但他們只是個代表性人群，因為還有許多其他的弱勢人群在遭到病毒或非病毒的社會危機襲擊的同時，還要遭受強勢群體的襲擊，甚至常常是在遭到病毒襲擊之前就已經被強勢群體團滅。

3.罹患群體內個體間的彼此冷漠、猜忌與敵意

卡內蒂《群眾與權力》中說，傳染病使得人們在恐怖地等待中過活，此外人與人的其他聯繫變得脆弱甚至崩潰。「它使人們彼此隔離……人們彼此迴避，保持距離成了唯一的希望。」這種狀態的嚴重程度顯然與傳染病的致死率成正比。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裡詳細記述了鼠疫的症狀和疫情爆發後人們的生活狀態，其中提到那些尚未感染者因為過於密集地見證死亡而對垂死病人的冷漠——包括「對將死的親人最後連哭都懶得哭了」；修昔底德也記述了鼠疫疫情中社會秩序的崩潰，許多人不再有所顧忌，胡作非為。事實上，面對恐怖傳染病時採取隔離手段是人的本能反應，只要在合理範圍內，它就是一種正確的，即使在科學已相當昌明的當代，當人們遭遇尚未攻克的急性傳染病時，隔離以自保也是無奈的基本醫療防護手段；它並且不只是自保的手段，也是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的必要手段。只是在這樣做的同時，現代人已經沒有理由像古人那樣因為無知而將患病的同類直接當作病毒來施加敵意與仇恨。

4.患難見真情

罹患傳染病的人群，絕大部分人也許會表現得很普通，甚至很糟糕，但這並不意味著其中沒有高貴者。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民族裡，都有這樣的人，雖然數量永遠不會很大。修昔底德除了記述了上述疫情中的醜陋一面，他也提到了「那些自以為有勇氣和責任感的人，他們以拋棄朋友為恥辱，所以不顧惜自己的生命前去拜訪（患病的朋友）。」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樸，少年時命運坎坷，1232年，當大疫中的金朝都城汴京城破之際，失去母親的白樸和她姐姐被著名文學家元好問收留，元好問將姐弟兩人帶到冠縣，做了縣令的幕僚，少年白樸不幸感染瘟疫，元好問衣不解帶地照顧，將他抱在懷裡六天六夜，白樸奇蹟般病癒，後得高壽，80歲才去世。雖然在每一個時代，這樣的人都不會很多，但每一代都會有，這正是人類不僅僅是肉身，還有仁民愛物和勇敢精神繁衍不息的希望。正如當前許多衝向新冠危城第一線的醫護人員、醫療輔助人員以及城市服務人員，他們都是勇士——尤其是那些因此染疫而犧牲的人們。

瘟疫與科學

近現代以來，人類對付瘟疫的能力已經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長足進展，應該說，這是拜兩種科學所賜，首先是自然科學，其次是建立在尊重自然科學基礎上的政治社會科學；前者帶來了醫療科學的發達，它大大地提高大夫們對付疾病的能力，包括對付高風險的傳染病，也就是通常的瘟疫，後者通過責任政府以及相關的公共衛生機構幫助人們有組織有條理地有效處理大規模的公共衛生事件，包括對付瘟疫。

1．瘟疫與醫學

在御醫查爾斯·布瓦的醫學記錄中，17世紀上半葉的法國國王路易十三曾有一年做了212次灌腸手術和47次放血治療——西方人曾經長期痴迷灌腸術（尤其是法國人熱衷此法，盧梭、伏爾泰們都用過）和放血療法。1799年12月12日，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騎馬後感到喉嚨痛並且發燒，在他自己以及專程趕來的醫生們連續放血多達3.5升之後（大約是體內一半的血量），於14日死亡；25年後的1824年4月19日，因行軍而積勞成疾的詩人拜倫——他參加了希臘的獨立運動——在幾個醫生輪番放血之後，也死於非命。到死，他的太陽穴上都還停著一隻吸血的醫用水蛭，拜倫說得沒錯，他的醫生就是一幫「該死的屠夫」。

可以想像，在灌腸術和放血療法以及巫醫的時代，簡而言之，在通過顯微鏡發現微生物之前，人類對付病菌、病毒、支原體、衣原體等的能力之弱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計，一旦遭遇大規模爆發的高致死率傳染病，人類幾乎完全處於引頸就戮的狀態，這正是歐亞歷史上當天花、鼠疫、斑疹傷寒等烈性瘟疫大範圍爆發時，短時間裡就死亡數千萬甚至上億人的原因。

雖然疫苗之父琴納並不是通過微生物學獲得天花疫苗牛痘（1796年），但他的開先河之舉（中國最晚自晚明以來就有種痘防天花之醫術，只是種的是人痘而非牛痘，其效果不如後來的牛痘，風險相對較高，清康熙20年即1681年之後，太醫院增設痘疹科 , 專職種痘、治痘，這一方法後來通過在華外國人傳入西方），使得人類對付瘟疫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到1979年天花在地球上被徹底消滅時，人類已經獲得了23種重要的預防性疫苗，截止2012年，則已增加到31種，其中包括許多以前人們聞之色變的高致死率或致殘率瘟疫，比如霍亂（1879）、炭疽（1881）、鼠疫（1897）、傷寒（1937）、流感（1945）、脊髓灰質炎（1952）、乙肝（1981）、甲肝（1992）、戊肝（2012）等。

有些流行病雖然尚未發明疫苗，但科學家們也已經通過努力找到對症的藥物，使得這些流行病對人類的傷害能力大大降低。比如，奎寧的發現，緩解了但無法預防和徹底治療瘧疾，瘧滌平等新藥也沒有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隨著抗藥性瘧疾的出現，青蒿素的發明才帶來療效的重大轉機。

包括但不限於解剖學、病理學、藥理學、流行病學、護理學等分支學科的現代醫學，讓人類擺脫了古典醫學的暗昧不明狀態，極大地提高了人類的健康水準。這一成就是革命性的，可以說主要是拜現代自然科學所賜。雖然疫苗只是現代醫學的很小一部分，但天花、霍亂、鼠疫、炭疽等曾經瘋狂屠殺過人類的病毒疫苗的發明，大大提高了人類的壽命。

2．瘟疫與政治科學

健康無國界，病菌、病毒也沒有國界，流行病更是無國界。疾病和醫學也許是最具全球化特性的，這也是現代醫學與古代醫學的一個重要分野。正是現代醫學的這種全球化特性，使得各國醫學之間的交流呈現出最具包容的性格；不幸的是，這種包容性卻受到國際主權制度的羈絆，各國不同的政治制度使得各國醫療制度千差萬別，不同國家的公共衛生體系因此各自所能發揮的作用差異很大。為此，各國醫學自身的水準是一回事，其是否有各國政治制度依託則是另一回事。

中國是個歷史上瘟疫多發國家，每到王朝鼎革之際，往往產生大規模傷亡，其中大數可能都是因瘟疫而亡，戰爭本身的殺戮，加上戰爭帶來的饑荒、失序和高流動性的難民，都是觸發瘟疫的重要機關。故歷朝歷代對瘟疫都多多少少有些防範性的行政安排和經驗性方法，前者如特設防疫官，後者如切斷傳染源、設置集中隔離所等。除了前文提及的「癘遷所」之外，歷代朝廷還專設「癘人坊」（唐朝）、「養病坊」（唐朝）、「病人坊」（唐朝）、「病坊」（唐朝）、「病囚院」（宋朝）、「安濟坊」（宋朝）等隔離收治染疫病人，古人並且知道不但要隔離病人，還要隔離與病人接觸過的人。

以天花為例，據杜家驥教授考證，清朝曾在入關前就設有專門針對天花防疫的查痘官，入關後在朝專設「查痘章京」，司掌天花疫情信息，若有天花疫情隱而不報，或因瀆職而未發現導致疫情爆發，都是可想而知的重罪，後因種痘技術普及，清中期以後「查痘章京」一職撤銷，而患了天花的平民百姓，往往被送往遠郊（最初是京城外100公里，後來改為60公里）集中隔離，皇室患者則有宮中專門的「避痘所」供他們隔離。從這一史料可知，相比於西方同時期，中國古代對付有些瘟疫的行政能力並不算差。除了行政方面之外，遭逢瘟疫時，古代中國還有一項極富自己特色的政治人文現象，即皇帝下罪己詔，這是一種在大自然面前表達謙卑、惶恐、擔責的態度。

與中國古代的這些行政安排與經驗方法相比，現代全球醫療體系要複雜得多，並且因科學技術能力不同，也無疑高效太多，即便如此，不同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下不同的醫療制度，同樣顯示出巨大的效果差異。例如，日本（以私營醫院為主）的醫療體系在世界衛生組織的評級中多年來蟬聯全球第一，這絕非浪得虛名，此次新冠肺炎瘟疫產生的全球衝擊波中，日本因為離得近，衝擊力巨大，但日本醫療體系接得很穩，不但一點都沒有驚慌，而且也是此次疫情中對中國人最溫暖的國家。日本醫療體系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醫療體系的縮影和代表性國家。此外，還有許多國家也對中國伸出援助之手。而另外有些國家，則除了關閉邊境之外，並沒有其他更積極的舉動，最多寫封慰問信敷衍了帳。這種差異都是跟具體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相關，這種差異當然也包括應對疫情時所採取手段的差異。同時，這一差異背後孰優孰劣可謂一目了然。

創立於西方、逐漸被全球接受的現代醫療體系及其基礎性的政治制度，與古代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其組織化、科學化和規模化的執行力，信息的公開、自由流動是這套體系收集信息的主要方法，是它的眼睛耳朵鼻子舌頭。如果社會失去了信息自由流動這一根基，就會成為啞巴、瞎子和聾子，隨之，現代醫療體系遠超古代的組織力、科學能力以及規模化的執行力所發揮的作用則將完全成為逆向的——不但無助於人們遠離瘟疫，反而會成為瘟疫入侵人類最有力的支持者，這樣的社會必將掉進溝裡。

因此，現代醫學只是有效防疫的必要條件，不是充要條件。對於有效的防疫來說，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一項都不能少。

結語：歷史豪宅中的巨像

瘟疫在人類文明史上的作用和影響，原本怎麼高估都是不過分的，但正如中國古人早已注意到的一種疾病心理：諱疾忌醫。這種疾病心理經過蘇珊·桑塔格那本著名的《疾病的隱喻》深刻詮釋後，更值得引起廣泛注意，她在書中引用卡夫卡的書信內容，很能說明這個普遍的人類共性：「卡夫卡一九二四年四月從療養院（兩個月後，他死於該療養院）寫信給一位朋友說，『因為一談到結核病……每個人的聲音都立刻變了，嗓音遲疑，言辭閃爍，目光呆滯。』」

正如本文所列的部分史料所展示的，歷史上的瘟疫雖然對於經歷者來講，幾乎就是地獄的代名詞，但對於歷史學家來說，它們常常似在非在、若隱若現，這說明諱疾忌醫的疾病心理即使在完全的局外人那裡也會有著同樣的迴避性潛意識。修昔底德之所以詳細記錄了雅典瘟疫，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也許是他自己是得過瘟疫並且痊癒的倖存者。

瘟疫這頭歷史豪宅裡的巨像，幾乎被除了醫家之外的所有人忽視，它所導致的重要後果之一，就是人類對於自身歷史的視覺偏差，文明幻覺與英雄幻覺在每一代人類中傳承並且發揚光大。重新審視瘟疫史，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重新喚起人們對自然以及未知領域的敬畏之心。

「瘟疫史觀」和全球史觀的奠基者威廉·麥克尼爾在其巨著《瘟疫與人》中警示過：「技能、知識和組織都會改變，但人類面對疫病的脆弱，則是不可改變的。先於初民就業已存在的傳染病，將會與人類始終同在，並一如既往，仍將是影響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沿著他所篳路藍縷的道路，不斷回望人類與瘟疫相處的歷史，審視當前人類與自然的相處方式，或對未來有著無可替代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