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8 月 14 日

《萬曆十五年》:古代中國政治運行的底層邏輯

文:北遊

讀中國歷史,《萬曆十五年》是一本繞不開的經典。

它的重要性就如同《人類簡史》。

你可以不贊同它們,對這類「 流行歷史書」極為不屑,甚至認為尤瓦爾·赫拉利和黃仁宇這些萬金油學者論述歷史的方式非常「 民科」,但你都只能去駁倒它們,而無法忽視它們。

玩世不恭的王朔就曾談到,他年輕時認為歷史不過是故紙堆,故而對「 對歷史書望而卻​​步、敬謝不敏」,直到1995年,他因人推薦讀了《萬曆十五年》。

王朔讀後大為感嘆,稱《萬曆十五年》「 像一扇窗,打開了視野」,更加明白了他所處年代的歷史書不好看,是因為「 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們的視野.. ….歷史學方法缺乏反思和創新精神,因而造成歷史學著作的死氣沉沉」。

可以說,《萬曆十五年》猶如一縷新風,喚醒了一代人對於歷史閱讀的興趣和對歷史的重新解讀。

《萬》國內出版於1978年,至今已過40年。

在歷史書寫蔚然成風的今天,黃仁宇這部40年前的作品卻歷久彌新、暢銷至今,不斷被學術界、公共媒體甚至影視作品中時時提及和討論,其影響力之大、之廣、之深入可見一斑。

讓我來解讀這部現象級作品,我可以只用一句話來總結:

皇帝和文官集團,誰的權勢比較大?

黃仁宇的答案是:文官集團比皇帝的權勢還大。

大到什麼程度呢?

大到把萬曆帝氣到停工留職,28年不上班一直到死:

「 老子這皇帝不玩了,這天下留給你們文官集團,你們愛怎麼玩怎麼玩吧。」

這確實有點違背一般人的認知了,在大多數人看來,中國皇帝權傾四方,對天下臣民那是頤指氣使,取任何一人的小命都是一句話的事,怎麼會反過來被手下臣子完全拿住,氣到從此不上朝的地步呢?

黃仁宇在書中著重談到了文官集團對萬曆皇帝各種制約,甚至管到了他的婚姻生活上,為了「 立嗣」之事,雙方爭執的不可開交。

有必要交代下這個有些狗血的故事。

1581年的冬天,我們的主人公萬曆皇帝——明神宗朱翊鈞時年18歲,也許正是青春萌動的年紀,年輕的萬曆居然被母后跟前的一個宮女吸引,做出了不可告人的事情。

后宮坐擁三千佳麗的年輕皇帝這一時衝動本身並不打緊,卻不曾想就此釀成了終身大麻煩:宮女居然懷上了龍種!

怕母后——慈聖太后斥責,萬曆起初還不敢讓太后知道,黃仁宇說「 所以到1582年陽曆3月,萬曆一日而娶就嬪的時候,她都還不在其選」。

誰知,太后知道這件事後,居然不但沒有發怒,反而因有了抱孫子的機會而大為高興。

於是,王氏在7月被封為恭妃,8月誕下皇長子——常洛後,就完全合法了。

如果說,萬曆能夠對這位恭妃王氏有點感情,那倒還好。只可惜,從之後萬曆的表現來看,他們的結合基本可以斷定是青春荷爾蒙惹的禍,萬曆對她毫無掛念。

正在此時,萬曆遇到了他的精神伴侶——14歲的淑妃鄭氏,這位喜愛讀書,極有主見,對萬曆照顧的無微不至的女孩,從此成為了他矢志不渝的終身伴侶。

一方面萬曆本身愛讀書,也正值意氣風發的年紀,想一展宏大的政治抱負。

也許是1582年首輔張居正的意外離世,讓萬曆皇帝遭遇了政治決斷上的巨大壓力,而意志堅定的淑妃正好彌補了萬曆優柔寡斷的性格缺陷。

萬曆有多需要淑妃呢?

黃仁宇在書中提到了一件事,別的嬪妃對皇帝都百依百順、不敢忤逆,而唯獨淑妃可以毫無顧忌的挑逗和嘲笑皇帝。萬曆和淑妃有一次在西內的寺院拜神佛時,當著宦官的面就用一種撒嬌譏諷的態度對萬曆說:「 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

黃仁宇說,淑妃鄭氏名義上是姬妾,但在精神上,無論是她自己還是萬曆都不把她當姬妾看待,而視為可以進行精神交流的伙伴,不可或缺。

這個邏輯順利成章,如果萬曆僅僅貪戀色相,絕無可能和鄭氏終生依戀,甚至為了她不惜和整個文官集團開戰。

萬曆和文官集團的齷齪交惡主要有兩個事件,一個是冊封事件,另一個是立嗣事件。

話說鄭氏當上淑嬪之後,僅僅一年,1582年萬曆就冊封她為德妃,並在1586年正月誕下皇三子——朱常洵後,大喜過望的萬曆就準備冊封其為僅次於皇后的皇貴妃,並預先公佈禮儀以便有關衙門做必要的準備。

短短幾年,鄭氏就由淑嬪升為德妃再升為貴妃,萬曆對鄭氏絕對是真愛。

誰知消息傳出不久,文官集團就開始發難,給事中姜應麟上疏提出異議,理由為:按照倫理和習慣,這種尊榮應該首先授予皇長子的母親恭妃王氏,德妃鄭氏僅僅是皇三子的母親,後來居上,實在是本末顛倒。

雖然冊封典禮仍按原計劃進行,但這一異議顯然讓萬曆大為不快。

和冊封事件相比,立嗣事件更為棘手。

因為中國古代素有「 太子者,國之根本」之說,所以「 立嗣」在古代中國極為重大,往往被稱為「 國本之爭」。

萬曆因為不喜歡他和宮女王氏所生的長子朱常洛,並不想循古例立他為太子。

萬曆十四年(1586年)鄭氏生慌三子同年,首輔申時行上疏,列舉明英宗兩歲、明孝宗六歲被立皇太子為例,要求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明神宗推託長子幼弱,等兩三年後再舉行。

其實萬曆就是想立鄭氏的皇三子為太子罷了,文官集團也當然發現了他的企圖,於是紛紛上疏勸諫早立太子。

萬曆不勝其煩,將奏摺扔在地上,對身邊宦官說「 冊封貴妃,初非為東宮起見,科臣奈何訕朕!」

遂降旨:「 貴妃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疑君賣直,可降極邊雜職。

於是姜應麟被貶為大同廣昌典史,連同上疏的幾位官員,都被處罰。

但自明神宗處罰姜應麟的諭旨,我們也可以看出萬曆無奈的妥協:立太子一定會依長幼順序冊立。

在隨後的幾年中,萬曆和文官集團就立嗣來來回回爭執不休,萬曆對文官打的打、罰的罰,卻依然擋不住文官們「 敢死隊」般的不斷勸諫阻攔。

疲憊不堪,知道毫無勝算的萬曆只好拂袖而去,開始用「 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與文官集團周旋,創造了28年不上朝的歷史記錄。

結果如何呢?

一直到死,萬曆的願望都沒有實現。

即使王皇后死了三個月,臨死前萬曆下遺詔,並且大叫「 立貴妃為後」,文官集團卻冷眼視之,不但繼任皇帝是他們決定,下一任繼任皇帝依然是他們決定。

文官集團為什麼這麼牛?背後的內在邏輯是什麼?

這裡我想特別提醒大家注意萬曆話中所說的「 訕君賣直」,這是解讀文官集團之所以強大的便利所在。

什麼是「 訕君賣直」呢?

黃仁宇在書中特別舉了鄒元標這個​​七品芝麻官的例子。

鄒元標1577年得中進士,時年26歲。在當時沒有任何官職的情況下,他就敢上書斥責當時權傾朝野的張居正無恥可惡,罪名當然是引用所謂聖賢教導。這次上書的結果是被午門廷杖,流放到偏遠的貴州。

5年後,病故的張居正已經被萬曆抄家鞭屍,鄒元標自然「 沉冤昭雪」,被召回北京,官封給事中。

誰知本該感恩戴德的鄒元標,舊病復發,盡然又上書直接批評萬曆皇帝不能清心寡欲。如此唐突冒犯聖上,萬曆皇帝卻並未處罰他,只是淡淡硃批一句「 知道了」。

然而,萬曆帝的寬宏大量並未感動鄒元標,他接著第二次上書,用語更加肆無忌憚,不但直言萬曆撒謊,斥責皇上「 欲人勿聞,莫若勿為」,指萬曆帝裝腔作勢,沒有人君風度。

這還得了,勃然大怒的萬曆只有下令再次廷杖這個不知感恩的小小七品芝麻官。

一個低階官員都敢於斥責一國之主,憑什麼?在萬曆看來,這些人是「 把正直當商品,甚至不惜用誹謗訕議人君的方法做本錢,然後招搖買賣他正直的聲望」。

這就是所謂的「 訕君賣直」。

萬曆雖然對此深惡痛絕,卻無法與之抗衡,總是有一拳頭打到棉花上的無力感。

為什麼呢?

黃仁宇給出的答案是:古代中國的政治邏輯是道德替代法制,而文官集團背後堅不可摧的大山就是「 道德」。

文官集團壟斷了聖賢教導的解釋權,意味著他們代表著「 道德權威」,而這種道德權威恰恰是支撐整個帝國運轉的底層密碼。

在書中,黃仁宇借「 老油條」首輔申時行之口指出:

「 他深知我們整個帝國有一個特點: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後或成或敗,全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憂,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仍不過是空中樓閣。」

中華帝國這種缺乏「 數目字管理」的弊病,在黃仁宇的大歷史觀看來,使得以道德為施政根基的根本原因。

對於皇帝來說,不與全體文官合作,不取得他們的同意,辦任何事都將此路不通。

黃仁宇說,大明王朝除了草創時期的洪武永樂兩朝外,文官凌駕於武官之上,已成絕對趨勢。在申時行當首輔的年代名全國文官總數約為兩萬人,其中京官占到了十分之一。

黃仁宇在書中描繪了京官朝會集合時,令人眼目昏眩的強烈畫面感:

朝服為紵絲羅絹所製,四品以上為紅色,五品以下為藍色。朝冠系紗制,測帶兩翅;朝靴黑色,靴底邊上塗以白色的膠漆。腰帶並不緊束而是輕鬆地懸在腰間,上鑲玉、犀角以及金銀等方塊,所以在陽光下閃爍不已。

而凝聚數量龐大的文官集團的就是儒家思想之道德。

在申時行看來,評判一個官員的最高標準,是道德是否完備,而不是技術是否先進。調解的標準,也不是誰的論點更合理,而是論者的道德是否高尚。

然而,儒家希望天下臣民各安其位、尊卑有序的理想和現實卻總是脫節,缺乏數字化的精確技術手段,讓古代中國的政治結構只能依靠模糊的傳統倫理進行調和,這也是申時行竭力平衡萬曆皇帝和文官集團之間的激烈衝突,充當雙方和事佬作為自己的政治角色定位,目標就在於維持帝國賴以維持的最低要求。

和稀泥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沒有一套穩定可預期的製度,去解決文官集團內部的各種分歧和矛盾,也沒有誕生足以精確管控社會的技術手段的可能。和事佬總會因時事變遷而在平衡龐大的文官集團時應對失策,舊有的手段無法適應突發的或嶄新的因素最後導致帝國的模糊管理走向崩潰的命運。

在黃仁宇看來,抽象之道德是沒有能力維持一個龐大帝國之運轉的,缺乏技術能力阻礙了古代中國產生現代社會萌芽的可能性。

從某種程度上說,古代中國這種文官制度極其早熟,但因為缺乏技術手段,導致這種官僚系統往往籠罩著神秘的宗教主義色彩,即不可避免的理想化政治設想,而刻意忽視實際政治操作的複雜程度。

皇帝再蠢再笨,大臣也得說他是「 天生聖人」;皇帝再殘暴,大臣也得說他「 恩澤四海」,以德治國的內在邏輯,讓官僚政治的表現極其虛偽,他們寧可在實質上打折扣,也不放棄形式上的要求,一旦碰到無法解決的問題,就無限拔高到虛無縹緲的高度,不再當成經濟問題或社會問題,問題似乎就變得不再是問題。

而各種繁複的儀式、神話和慣例,就會變成帝國治理不二選的工具和手段,而對它們的解釋被牢牢掌握在文官集團手中,間接操縱著整個帝國,而貌似強大的皇帝不過是這部巨大機器的一環而已。

黃仁宇說:

「 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文官,但國家的最大問題也就是文官。」

而1587年,地球另一端的歐洲人在做什麼呢?

他在《萬曆十五年》開篇中說到,在萬曆皇帝和文官集團激烈爭執的萬曆十五年,是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全部出動征伐英國的前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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