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時候，活著就是一切的哲學

文：牛皮明明

01

最近幾天，又重讀了一遍余華的《活著》，我已經記不清自己讀過多少遍這本小說了。

最初，讀這本書是高一，全班50個同學都在傳閱這本書，看哭了一大半。最初，我只是把這本小說，當成歷史來讀。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國，一個叫福貴的男人，在一系列社會巨大變革中，從地主變成窮人，再從窮人變得一無所有。

他不斷經歷了父、母、子、女、妻、婿、孫，七個親人，一個接一個的死亡，直到自己在整個地球上都舉目無親。最後，他用盡積蓄，買下一頭和自己同樣老邁、孤苦的牛，每天相依為命。在一畝半的土地上，一遍遍犁著生命殘餘時光。

命運奪走了福貴的一切，唯一沒有奪走的，只有他身上活著的意志。

福貴是20世紀動盪年代裡，無數社會底層人物命運。很多像他這樣的老百姓，經歷過去中國幾十年種種巨大的變動和災難。面對悲慘命運的翻弄，毫無還手之力。

他們只能將這些遭遇，都理解為「天意」。一個上頭的政策是天意，一場人為的戰爭是天意，一場自然的災害也是天意。他們沒有那麼多的能力去分析什麼，更不要說能夠反抗什麼。

在旁人眼裡，福貴是一個苦難的倖存者。而在他自己看來，一切都只是生存而已。為了活著而活著，這就是整個中國。

02

這部小說發表在1993年，發表這篇小說之前，余華在浙江海鹽縣做過5年牙醫，拔了上萬顆病人的牙齒，他稱那裡是世界上最沒有風景的地方，他最迫切的願望就是去縣文化館上班。《活著》發表之後，余華一舉成名，靠《活著》一書拿下許多國際文學獎項，也靠這本書，擺脫了貧困的生活，這本書甚至被許多人認為是中國最可能評選諾貝爾文學獎的一本書。

作為一本書，《活著》已經完成了。我本以為這是中國60—70年代的生活。和我們生活的時代是完全迥異的，福貴遭遇的生活，我們不會再遭遇。正如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所說人不可能兩次跳入同一條河流。

但顯然，災難不是這樣。

2009年，余華出版了《十個詞彙裡的中國》裡，我又看到一樣的生活。

余華在詞彙「差距」一詞裡，繼續講述著他看到的中國。

一個失業的男人帶著兒子走在街上，兒子哭著要買一根香蕉。回到家，男人因為貧窮訓了吵鬧的兒子，而後女人因為疼愛兒子和男人吵架。隨後，男人因為悲哀走向窗台，而後從十樓墜落。女人驚叫著奪門而出，她努力抱起丈夫，哭著喊他的名字。哭了一會，她意識到丈夫生命已經結束。她突然平靜下來，回到家中，讓兒子背過身去。女人找來一根繩子，將一把凳子搬到中央，她將頭從容不迫地伸向系好的繩子，上吊自盡了，兒子還在哭。

這是一個新的中國故事，故事的主題依然還是活著，講述的是經濟騰飛中的中國角落，恰好這個角落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余華後來寫完這個故事，他說這是巨大差距的中國。我們仿佛行走在這樣的現實裡，一邊是燈紅酒綠，一邊是斷壁殘垣。或者說我們置身在一個奇怪的劇院裡，同一個舞台上，半邊正在演出喜劇，半邊正在演出悲劇。

而2006年，已經成為著名作家的余華來到溫哥華演講，當他在台上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一個留學生站起來，告訴作家：「金錢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標準」。

余華當時覺得後背發涼，他在講述一個中國真實的社會，而這個家境富足的孩子，卻在講述富足後的人生態度和灑脫。

余華告訴那個學生，如果你的收入不足800塊，當活下去是唯一的需求時，不知道你是否如同今日這樣從容不迫。

這不是一個國人的聲音，而是許多國人的。在過去十年，我也聽聞許多這樣的聲音，像是講述中國富足背後的榮耀。而每當這時，我心裡總會想起余華作品《活著》。

2000年的千禧之年，CCTV曾分別採訪兩個孩子，一個生活在北上廣這樣的城市，而另一個生活在偏遠的山區。當主持人問他們兒童節願望時，一個說想要一架飛機，而另一個卻說只想要一雙白色的球鞋。

我看到這個故事裡的差距不單是貧窮，還有認知和命運。一個富足的孩子覺得飛機才算是禮物，另一個貧窮的孩子則只看到了鞋子，因為他真的只需要一雙鞋子，他如水般的眼睛裡，也只能看到鞋子。

這依然是有關活著的故事。

03

關於活著的故事還有很多。

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我曾去過北川。

我若無其事地坐在汽車裡。當汽車路過河對面的一座山時，同車的一個女人將頭側向窗外，驀然落淚。後來她一個同行的朋友告訴我，她的丈夫曾埋在那座山裡。我永遠忘記不了那個女人的眼神，她的眼神空洞而迫切，像凝視一個巨大的深淵。

我也曾在一個礦井外面，遇到一個老人。老人扛著鋤頭，像福貴那樣，每日照常下地幹活。只是他每天多了一個新的工作，就是每天經過礦井時，都會注視十幾分鐘。我像余華小說裡的歌謠收集者一樣，給他發煙，坐在地上和他聊天。他也像福貴那樣，面無表情地講述他的兒子曾埋在黑洞洞的礦井。

我擰過頭注視那個矮小的井口，那狹窄的井口，已經不是一口礦井，而是老人的眼睛。

2020，這依然是活著的故事。泉州的欣佳酒店酒店倒塌，掩埋了70人，我在屏幕上看著那個廢墟，鋼筋露在外面，清理之後的廢墟，看不出倒塌的痕跡，一根根鋼筋露在外面，更像是一個鐵做的籠子，籠住了更多無辜的命運。

最傷心的故事，是一家五口埋在裡面，他們已經隔離了14天，只剩最後一天，就能相逢嶄新的生活。當消防員發現他們時，一家五口全部遇難。年輕的爸爸媽媽，還有三個孩子，老大7歲，老二5歲，最小的女孩只有2歲半。遇難場面，更是讓人痛到心臟絞痛。生命最後，兩姐弟因為恐懼相擁一起。

我的良心告訴我，太多的悲劇不許我讚美。

泉州遇難的一家五口，我在深夜的時候，鬼使神差打開他們的抖音，就在遇難幾個小時前，他們依然在展示一家人幸福的生活。爸爸媽媽孩子，這個家庭的幸福，肉眼可見。而幾個小時後，悲傷也是肉眼可見。

許多人找到他們的抖音，留言說：真對不起，讓我以這樣的方式認識你們。

我很傷心地看了一夜。弔詭的是，只要你拿起手機，用食指往前刷一次，立馬就會出現新的歌舞昇平、幸福生活和日復一日的段子娛樂，你又能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了，燈紅酒綠、歌舞昇平、金錢豪橫。

不偏不倚的是，這又是一個有關活著的故事。

04

在中國所有作家裡，余華是講述死亡最勇敢的一位。他自己講述，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他鬼使神差地寫下了大面積的血腥和暴力。八部短篇小說裡，非自然死亡人物多達二十九個。

余華書寫命運時，不留任何餘地。讓無常奪走一切珍視，將人置於空空蕩蕩的悲涼之中，而命運同樣也捉弄著他。

余華的寫作像是手術刀一樣冰冷無情，後來，余華本人也因為寫作了大量死亡。一度心臟早搏，常常在夜裡做噩夢，夢見自己正在被別人追殺，自己也總是在一把斧頭砍殺之時大夢驚醒。

他知道如果自己再這樣寫作，很有可能會活不下去。

為了自救，他修改了自己的寫作方式，又寫下了《兄弟》和《第七天》兩部小說，試圖講述新的中國，但讀者並不買帳，讀者直言，作為作家的余華已經不具備講述複雜中國的能力。余華自己也坦然講述。我一生不會再寫下像《活著》這樣的書了，這是我的幸運，一切都是鬼使神差。

最近再看《活著》裡的福貴，似乎也成為我們自己自畫像。

在余華的筆下，命運帶來的毀滅，從來不會分人，即便你只是一個懵懂純真的孩子。這種毀滅，也是追魂索魄的。哪怕你僥倖沒有死在戰火中，也沒有死在災害裡，卻仍要死在半鍋豆子上。

看到這裡，我總想起泉州廢墟之中相擁而眠的姐弟。

他們僥倖躲過了莫言的《蛙》式悲劇，卻沒能躲過一棟人為的危樓。

05

九十年代初，張藝謀籌拍《活著》，其中一個演員挑中了郭濤。那時，郭濤剛從中戲畢業沒多久，找來一本原著，他邊讀邊哭。最後問張藝謀：

一個中國人的命，怎麼能這麼悲慘呢？

這位曾經為了購買一部相機，賣過血的導演當時沒有答案。

為了拍這部電影，又怕中國人內心接受不了過多的死亡，於是張藝謀改了一些劇情。為了給觀眾一些希望，最後，張藝謀讓福貴的孫子活了下來。

可不幸的是，即便如此，這部電影拍出來後，依然沒能上映，但這也成為了張藝謀公認的最好電影。之後很多年，作為導演的張藝謀再也沒有這樣的幸運了。

二十年後，當演員郭濤重溫《活著》時，他發現自己變了。他說：

如今四十多歲，對許多事情認識得更全面了。現在想想，人的命運有時就是這樣，誰能擺脫時代帶給他的東西呢？

18年前，話劇導演孟京輝也找到余華，想將《活著》搬上舞台，改編成話劇。他很擔心觀眾接受不了這麼沉重的悲劇，就去找余華商量。余華抽完煙，聽完他的擔憂，余華表情凝重，說了一句：

你不要怕，中國人對於殘忍的承受能力，是超乎你想像的。

孟京輝聽完底氣十足，把書中所有死亡，全部原樣照搬。後來發現，觀眾對這種程度的悲慘不僅沒有抗拒，而且完全接受。

 06

 《活著》小說最後以沉默結束，余華在小說裡寫到：

我知道黃昏正在轉瞬即逝,黑夜從天而降了。我看到廣闊的土地袒露著結實的胸膛,那是召喚的姿態,就像女人召喚著她們的兒女,土地召喚著黑夜來臨。

可在2020年，我總隱隱約約覺得寫的是今天的某些生活。

因為但凡災難之後，均以沉默為生活註腳。

或許在以後，匆忙的人會照常在武漢的街道行走。但我想一定有人每天都會凝視某家醫院、某條馬路、某條街道，就像福貴凝視地平線那樣。回憶煎熬、沉默寡言。

最後只剩下活著，因為活著就是一切的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