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7 月 5 日

因果報應的速度 ——品讀《群書治要》

文:章閣

世間的萬事萬物都有它的發展規律,有甚麼樣的原因,就會有甚麼樣的結果。也就是民間常說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不同果報。提起因果報應,有人會說那是佛教的概念。其實,在佛教傳入中土之前,中國的傳統文化裡,比如《周易》、《左傳》就已經出現了因果報應的思想。中華文明流傳五千多年,其重要的核心就是傳遞因果,人們在因果報應的影響下,重德行善、趨吉避凶、蔭福子孫。因果思想也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一部份,長期、廣泛而又深刻的影響著古代中國的精神世界,上至聖人先哲、下至凡夫走卒。

今天看來,因果報應思想,在很多人視為迷信、視為宗教術語時,這一思想卻在中國漫長的歷史文化中,和眾多的「盛世」一脈相承,交相輝映,締造了不朽和燦爛。現在想來,這也是以文化軟實力成就各行各業經濟富庶的奇蹟之一。

魏徵在《群書治要序》中講到:「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中國古代史官記錄歷史、事件和言論,都是為了彰顯美德,杜絕違逆,勸人為善,懲罰罪惡。看看中國龐大的一部歷史,就是由因果思想交織而成,小到個人仕途、家族興衰;大到王朝更迭,世事變遷,無一不是因果相報所致。在魏徵等人編撰的《群書治要》中,同樣也節錄了大量關於善惡、因果的史實和言論,「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在史書中留下了因果鐵律的見證。

據《貞觀政要》記載:「貞觀七年,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好尚驕逸,多不解親君子遠小人故爾。朕所有子弟欲使見前言往行,冀其以為規範。』因命征錄古來帝王子弟成敗事,名為《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唐太宗對侍中魏徵說,自古以來,君王能夠自我保全的很少,這都是由於他們從小生長在富貴的環境中,驕奢淫逸,貪享福貴,不瞭解親近君子、疏遠小人的道理。唐太宗想讓所有的皇室子女都能瞭解古人的言行,以此作為他們的行為規範。於是命令魏徵輯錄古代帝王子弟成功與失敗的故事,編成《自古諸侯王善惡錄》,贈送給各個王子。

在這本書的序言中寫到:「凡為藩為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言哉!」意思是:凡諸侯君王有國有家者,他們的興盛是從不斷做善事開始,他們的衰亡也是因不斷的作惡所致。所以可知,不行善不足以成就一個人的聲名,不作惡也不至於讓自己毀滅。誠然禍與福是沒有定數的,一個人吉凶的關鍵在於自己,是自己的善惡行為造成的,這豈是空話?此書編成後,唐太宗非常嘉讚,對諸位王子說:「此宜置於座右,用為立身之本。」可見唐太宗對善惡因果的教育非常重視。

在《群書治要》中,記載了大量的有關善惡、禍福、因果的言論,記載翔實、引人思索。《群書治要.尚書》中講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意思是:順從正道則吉利,跟隨忤逆則凶險,其效應就像影子和實體、回聲與音源一樣。「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上天對行善者,會賜予各種吉祥;對作惡者會降下給各種災禍。

在《群書治要.漢書》中節錄了於公的故事,說明善有善報的思想。於定國是東海郡人他的父親於公是東海郡判決案件的官員,判決案件很公平。凡受到法律制裁的人,對於公所判決的案子都無任何怨言。郡裡為了表彰於公建立了一個祠堂,名曰「於公祠」。於定國少年時跟隨其父學習律法,後來官至廷尉(相當於現在的副國級或省部級)。他判處疑案持法公平,務求做到哀憐鰥寡之人,罪證有疑點時就從輕處理,格外保持詳察謹慎的心態。當時朝廷上下都稱讚他:「張釋之做廷尉,天下沒有人受冤;於定國做廷尉,百姓也自認為不受冤枉。」於定國被遷升為御史大夫,後官至丞相。

當時,於定國的父親所住的巷子門壞了,同鄉的百姓要為他修整,於公對鄰里說:「稍微把巷子的門修得高一些,以便能讓四匹馬拉的高蓋車通過。」於公之所以這樣說,是因他辦案心中無愧,心小謹慎,不冤假錯判。因此當時修門時,他就斷定後世子孫一定會興旺發達。事實發展果真如此,他的兒子於定國做到丞相,兒子於永為御史大夫,幾代人都封侯傳世,於家大富大貴聲名顯赫,都是源於祖上積累的福德所致。

《左傳》記載,魯宣公四年,若敖氏與楚國王室發生了重大的衝突,若敖氏族人叛亂。因此楚莊王消滅了若敖氏。斗子文的孫子克黃官拜箴尹,出使齊國,返回時途經宋國,聽到了國內動亂的消息。傳遞消息的人說:「不可以再回到楚國了。」箴尹說:「廢棄君主的命令,有哪個人會接受我呢?君主就等於是上天,難道可以逃避天嗎?」於是克黃就回到楚國覆命,並且把自己綁起來,到刑官那裏去投案。楚莊王想起以前斗子文治理楚國的功勳,於是就對群臣說:「子文如果沒有留下後代,我們用甚麼來勸人為善?」於是讓克黃仍舊擔任原來的官職。楚莊王消滅若敖氏,而克黃作為若敖氏的族人,沒有被誅殺,而且還擔任官職,原因就在於克黃的祖父斗子文在楚國做令尹時(令尹,是春秋時的最高官員,相當於國家總理),由於他一心為公,積功累德,這些福德能在重大的災禍中庇護、蔭福子孫不受牽連。

斗子文做楚國令尹時,上任之初就以自家的財產來資助楚國,後世稱之為「毀家紓難」。在擔任令尹的二十餘年,曾兩次去職,也從不報怨。由於他體恤百姓,常常用家財自助楚國,在他去職後,家裏都沒有留下積蓄。後來成王要增加子文的俸祿時,子文一定要逃避,直到成王停止給他增祿,他才返回朝廷任職。有人對子文說:「人活著就是求個富貴,但你卻逃避,為甚麼?」他說:「當政的人是為了庇護百姓,百姓的財物空了,我卻得到了富貴,這是奴役百姓來增加我自己的財富,那我離死亡也就不遠了。我是在逃避死亡,不是在逃避富貴。」所以到楚莊王時,滅了龐大的若敖氏家族,但只有斗子文的後代倖存下來,官居原職,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於公和斗子文的故事,也可以說是善有善報的最好例證。因此,宋朝的司馬光講過一段話,他說:「遺金於子孫,子孫未必能守;遺書於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當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古今父母都愛護自己的子女,比較古今愛護的方式,古代的積德蔭福,不僅能更好的庇護後代,也不會致使家道過早的衰敗。因緣果報的思想能傳遞幾千年,並在實踐中切實彰顯,可見善惡之報並非空談,而是古代先賢對於人道天道的領悟,留給子孫真正避禍趨吉,保守富貴的人生至寶。類似於公、子文的例子,在古代書籍上還可以找出很多。史書之所以大量記載,廣而告之,並非把因果當作迷信的東西來傳遞,而是確實出於為了福祉後世子孫,告訴人們富貴的來源。現代人嚮往主流社會的富貴,古人何嚐不是如此?

當然有善報,也有惡報的。在史書中的記載中也是屢見不鮮,歷史上的昏君、奸臣、執法苛嚴的酷吏,沒有一個能得到善終的。這既可從《群書治要》中節錄的昏君、奸臣惡報的命運上可以看到,也可以從《二十四史》的大量史料上得到明鑒。

《群書治要.春秋左氏傳》中說:「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意思是:夏、商、週三代的聖王,都是國祚延續了數百年,享受著上天賜予的福分!在他們統治的數百年裡,難道就沒有出過敗德的庸君嗎?只不過這些庸君靠著先祖留下的陰德,避免了災禍而已。當先祖的陰德耗盡一空後,無德昏君就難逃滅國的劫難。

夏桀、紂王、胡亥等無德昏君,要麼被人討伐,喪家亡國亡命,要麼被奸臣彼此相害;同樣,奸臣雖能一時得寵,卻難逃被誅的惡報,像李斯、趙高等人,就是最好的說明。古人說:「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可見因果報應的鐵律,惡人面臨的惡報真的是難逃落網。

《史記》記載,白起伏劍自刎時曾說:「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又說:「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於是自殺。白起作為秦國的將領,雖然為秦統一全國立下了大功,但是,由於殺戮太多,自己最後也被迫自殺,可見,因果報應的昭彰不隨人的意願,也不隨人一時所謂的軍功。

《左傳》裡面,記載了一個故事:僖公三十年,衛成公派人賄賂周歂、冶廑,說:「如果能接納我當國君,我就讓你們做衛國的卿。」因此周、冶二人殺了大夫元咺、國君子適和子儀。衛成公回國後,在太廟祭祀先君,周、冶二人已經穿好卿的禮服,準備接受任命,周歂先進太廟,剛走到門口,突然發病,暴斃身亡。冶廑恐慌,藉口中寒半途而返,衛成公還朝後,冶廑辭爵的表章就已經到了。衛成公得知周歂死得蹊蹺,也不勉強冶廑。辭爵還沒一個月,冶廑也病亡。周、冶二人為了貪圖卿位,干下殺人的不義之事,還沒享一天富貴,就丟了性命,還留下千古的罵名,遺臭千年。

《群書治要.周易》說:「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一個人德行淺薄而地位高貴,智慧低下而圖謀大事,力量微弱而身負重任,這樣的人沒有不遭受禍害的。像周歂、冶廑兩個人貪圖官位而行不義之事,結果災禍即刻就到,足見因果報應的速度。

參看大量的史料,不難發現,因果報應的思想貫穿中土,銜接朝代更迭,風起雲湧的一幕幕大戲,看上去都是如此的自然順理成章。興於盛德,敗於無道,善惡果報牽動著龐大繁浩的歷史走過了數千年,看上去像是一個簡單的人文思想,而展現的事實,又是一股龐大的力量,讓世間的任何人、任何事,難以阻擋,也無法阻擋,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不變的鐵律。

來源: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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