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共濟會究竟都幹了些甚麼?

文:沈默克
共濟會,究竟是真實的陰謀,還是「陰謀論」? 
這是一個非常考驗智商和历史知識的問題。
美國作家丹·布朗於2000年出版了懸疑小說《天使與魔鬼》,裡面提到了光明會與共濟會,很快成為了暢銷書。宋鴻兵最先抓到這個熱點,炮制出《貨幣戰爭》,很快走俏圖書市場。何新隨即也在社交平臺上大肆兜售截頭去尾的簡中版「共濟會陰謀論」,炮制出詭異的結論。

從此,對共濟會历史進行認真的學術探討便變得不可能了。因為絕大部分簡中知識分子迅速站到了「陰謀論」的對立面,紛紛將共濟會形容為「促使世界走向美好的一種動力」、「倡導博愛、自由、慈善,追求提升個人精神內在美德以促進人類社會完善」、「推崇理性和科學的啓蒙組織」。他們認為共濟會是被小說家丹·布朗、左派何新們接力栽贓陷害了。

丹·布朗《天使與魔鬼》提到的共濟會。與很多流行觀點一樣,該書為共濟會開脫,只打光照幫板子

知識分子和媒體界的這種派性觀點有個典型,即某網站历史頻道(現已不存在)公眾號的署名文章,其稱:古代的共濟會是秉持「博愛、真實、救濟」原則的「民間聯誼組織」,現代共濟會則是一個「公開的慈善組織」,共濟會的历史檔案文獻早已公開,無甚祕密可言,「那些編排出來的陰謀論,也已很難再進入學術界嚴肅討論的範疇」;國內「仍有很多人相信』共濟會操縱世界』這類陰謀論」。與「國人對』密室政治』的熟稔有關」,而「影子政府」(估計他想說的是共濟會操縱的影子政府)根本不存在,「不具備可操作性,故而只是一種想象」。
所以,難道共濟會僅僅是一只純潔的小白兔,先飽受陰謀論摧殘,又被看慣宮鬥劇的億萬國人誤解,每日裡委屈得以淚洗面,只求有識之士幫它寫一部《感天動地竇娥冤》,洗清天大的冤情?
一、基督教反對共濟會
首先,我們必須說明:共濟會顛覆教會、妄圖建立新世界秩序,並非丹·布朗編造,而是出自三百年前歐洲右翼的言說。
自由派原屬泛左派,是保守派的敵人。被法國大革命人頭滾滾的慘狀嚇怕之後,他們逐步分裂成所謂「古典」和「現代」自由主義者,前者偏向保守,後者則是地道左派,但反對經典右派-保守主義的底色則一。
而我們所說的西方經典右派-保守主義,最初的核心是天主教會,後來時移勢易,逐漸加上了封建貴族、王室及其支持者、新教徒、資本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古典」自由主義者……法革後,右翼的隊伍隨著左派的打擊面擴大而不斷擴大。
在前大革命時代,左派的首要打擊對象是教會。因為只有鏟除了教會,才能消滅一個地區的道德和秩序。當然,教會也有自己的情報組織和準軍事組織——耶穌會。實際上,法國大革命是在耶穌會被消滅之後才得以發生的。
左派的理論鬥爭主要依靠啓蒙主義者、人文主義者,而祕密組織和武裝鬥爭主要依靠共濟會等祕密社團。
共濟會的本質就是祕密社團,而不是甚麼「行會」、「工會」。所謂祕密社團是雅稱,其俗稱是黑社會。歐洲历史上不少動亂就是這些祕密社團/黑社會策動的,如十五、十六世紀在德國邊遠地區頻頻爆發的「起義」,就是兩大祕密結社,「鞋會」和「窮康拉德」,密謀策劃的。
1733年,共濟會員、英國多賽特公爵查爾斯·薩克維爾(一說是勃蘭登堡男爵Philipp von Stosch)在意大利佛羅倫斯開設了共濟會會所。由於多名天主教神父向教廷報告了「石匠」們聚會的可疑之處,羅馬宗教裁判所對佛羅倫斯地區的共濟會會所進行了偵查。這次偵查所找到的證據,導致了教宗克萊門特十二世(Clemens PP. XII)於1738年4月28日發布敕令,斥責共濟會的祕密結社不但破壞國家和社會,還對精神信仰帶來重大危害。佛羅倫斯共濟會祕書Tommaso Crudeli被定罪,遭長期監禁。
教宗克萊門特十二世 Papa Clemente XII 遂於1738年發布的通諭,禁止教徒加入共濟會,或以任何方式幫助共濟會。
克萊門特十二世 1738年發布的通諭封面
教宗克萊門特十二世名為《In eminenti apostolatus specula》的通諭指出:
「據我們所知,有些社團、集團、聚會、集會、結盟、約會,俗名之為:』自由築牆者』(Liberi Muratori)或被稱為:『法國石匠』(Francs Massons)或按各地方言而另具別名。在這種集團內……大家死守祕密,如有洩露祕密,各願甘受嚴重懲罰。可是,既然這樣出賣自己,自投於羅網事的本身是屬於罪孽行為,故上述這樣的結社,或盟黨,深為信友們所疑忌,即:誰若投名加入這樣的祕密盟社,則這樣的人,在明智正直者看來,必屬敗壞顛覆之流無疑,因為他們若不做惡事,那麼,他們 (決不如此怕為人所知),而見不得天日。的確,據說許多地區,對上述這種密黨人,已由世俗權威所取締,被視為危害安全的危險分子,而他們也業已銷聲匿跡了。
所以,我們心裡考慮:一般說來,從這種結社或結盟所帶的危害,至重且巨:這不僅擾亂現世國家的安全,而且還危害到靈魂方面的屬神救援;故此,對這種結社,無論國家或教會法典,均無法予以容忍,因為聖經教訓我們: 『該儆醒,不要讓這種人,像竊賊一般,來挖掘房屋』。換言之,不要讓他們來敗壞淳樸人的心靈……(為此)我們有鑒於這種作惡的人們,若不予以懲罰,則可能大開罪惡之門;還因我們所知的公正合理的原因,乃依若幹樞機主教們的意見,並亦由於我們的自動自發……用宗座的圓滿權能,決定:對  『自由築牆者』或』法國石匠』或其他別名祕密黨,應一律予以懲罰與禁止。
教宗吩咐各地地方正權人(即主教首長們),暨審查人員:若遇違犯者,則應處於懲罰,一如異端的嚴重嫌疑犯一樣。」
到了1751年5月18日,教皇本篤十四世在通諭《Providas romanorum pontificum》中再次譴責「共濟會計劃」 。他繼續將共濟會稱為祕密社團,指出其集會的目標就是為了反對顛覆現存的秩序和政權。通諭明確了,對共濟會的譴責是永久的、不可改變的,適用於現在及未來。本篤十四世對主教、神父和所有神職人員下達命令,共濟會的邪惡行徑應通過宗教裁判所懲罰,所有共濟會員必須被逮捕,其財產應被沒收。
十四年內,兩任教宗分別頒布通諭,兩次將共濟會確認為黑社會組織。這一前所未有之舉,亦足以證明當時共濟會的活動何等猖獗,對教會的威脅何等巨大。再者,兩大通諭都認為,共濟會的「自然神學」信仰危害到了「靈魂方面的屬神救援」,亦即強調了共濟會的「邪教」性質。
自本篤十四世起,兩百多年來至少有十任教宗多次發布通諭(如庇護九世就於1846年、1849年、1864年、 1865年、1869年、1873年六次宣告)譴責共濟會。天主教法典1917年版本宣布,加入共濟會的信眾,將被自動開除教籍(自科絕罰)。直到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後才出現了措辭上的緩解。但在1983年修訂的《天主教法典》第1374條仍然規定:「凡加入反對天主教的社團者,應處相當的罰;凡推行或領導此等社團者,應處禁罰。」2007年3月2日,梵蒂岡重申反對共濟會:「共濟會和大公教會是不相容的」,強調「天主教會一直批評共濟會特有的神秘的概念,它的學說與聖經不兼容」。
二、共濟會是所有反叛活動的溫牀
作為一個被天主教會認定為邪教和祕密社團的共濟會,究竟有沒有奪取各國政權、控制世界的野心和行動?
以下就是我們查證過的历史資料。
  1. 共濟會主導了法國大革命
在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前,天主教會已經通過耶穌會和其他耳目,準確了解共濟會的不軌圖謀,教宗兩次通諭譴責,並且嚴禁信徒們加入共濟會和一切「兄弟會」(即黑社會)。可惜,在當時一片「人文主義」的喧囂中,這些警告被置若罔聞。
利奧波德·霍夫曼(Leopold Alois Hoffmann),出生於神聖羅馬帝國波西米亞地區的作家和戲劇家,年輕時思想激進,接觸到了共濟會和光明會的圈子,並於1783年4月加入了共濟會新成立的一家會所。不久,他與會所頭目發生爭執,遷居維也納,結識了保守派人士,再加上法國大革命的血腥促使他改變了政治觀點,於是成為了一個政府間諜的密使。他的間諜活動是如此成功,連哈布斯堡皇帝利奧波德二世都贊賞有加。他寫了一系列著作,揭露「啓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是共濟會、「光明會」和其他陰謀組織所策劃推動。1796年,霍夫曼明確地說:「共濟會是所有革命的溫牀,無論是已經發生還是即將來臨的革命。」
一個對現代讀者而言極具公信力的人物,蘇格蘭物理學家和數學家、愛丁堡皇家學會第一任祕書、愛丁堡大學自然哲學教授約翰·羅比遜(John Robison,他發明了警報器,並與詹姆斯·瓦特合作設計制作了一輛蒸汽機車),於1797年出版了一部作品《對所有宗教和政府的陰謀的證明》。
約翰·羅比遜(John Robison,1739~1805),偉大的科學家,根據祕密情報資料寫出一本反共濟會的《陰謀的證明》
根據亞历山大·霍恩(Alexander Horn 1762~1820,蘇格蘭本篤會修士,英國政府間諜和外交官)提供的情報資料,羅比遜教授在書中詳細論述了光明會、共濟會在世界範圍的陰謀活動。他認為,不但法國大革命,美國的獨立戰爭也是被操縱的。

美國著名牧師耶底底亞·摩爾斯(摩爾斯電碼的發明人是他兒子,他本人是馬薩諸塞州历史學會的成員、美國古物學會會員,因為制作了傑出的美國地圖而贏得「美國地理之父」美稱),看到羅比遜教授的著作後深表贊同,1798~1799年間他發表了三次布道, 支持「共濟會陰謀論」。摩爾斯牧師是一個聯邦黨人,他懷疑光明會和共濟會已經深度滲透進美國,尤其混進了那些反對聯邦黨的隊伍之中(傑斐遜算一個),並說出那句著名的話:「共濟會已經與美國體制結構徹底捆綁在一起了:他們並不準備推翻政府,因為他們就是政府。」

斯奈德致喬治華盛頓的信,1798年10月1日。原件藏於華盛頓故居弗農山莊

一名德裔移民斯奈德牧師(G.W.Snyder)看到了羅比遜的著作後,忍不住於1798年8月22日給已卸任一年的前總統華盛頓寫了封信,還向他寄出了《陰謀證明》這本書,並且表示憂慮美國的共濟會會所也受到了感染。華盛頓是眾所周知的共濟會會員,早在1753年就成為了「石工大師」。華盛頓連續回了三封信,先是說自己並不知情,因為「有30年時間沒主持過共濟會的任何儀式了」,其後辯解道,他不相信美國的共濟會會所傳播「惡魔信條」,但某些會所裡的某些個人可能會這麼幹,尤其是那些鼓吹建立「美國民主社會」的人士。

1902年11月5日,美國共濟會的詹姆斯·M·蘭伯頓在費城共濟會聖殿舉行的「喬治·華盛頓弟兄加入共濟會一百周年紀念日」的講話中說道:「眾所周知,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宗教被廢黜,理性取代了神靈。許多人將此類教義的傳播歸因於『光明會』,他們被認為是共濟會成員。在此期間,像這樣的俱樂部法國的雅各賓俱樂部在這個國家成立,這些教義的傳播受到極大的恐懼,尤其是神職人員,1798年,其中一位,來自馬裡蘭州弗雷德裡克敦的G.W.斯奈德,寫信給華盛頓並寄給他一本名為《陰謀的證據》的書,作者是約翰·羅賓遜,陰謀是『推翻所有政府和所有宗教』。」 

比羅比遜《陰謀證明》更有名的是奧古斯丁·巴呂埃爾(Abbé Augustin Barruel)於1797年出版的《回憶錄,示例說明雅各賓主義的历史》。此書可謂右翼解釋法國大革命的經典文獻。

1799年以英文出版的《回憶錄,示例說明雅各賓主義的历史》,愛德蒙·伯克對此書非常贊賞

巴呂埃爾是一位耶穌會神父,他的這部《雅各賓主義历史》從頭到尾都以中立的態度,採集豐富的真實事例說服讀者。

他指出,18世紀末歐洲存在三種形式的陰謀:反對上帝和基督教的「褻瀆陰謀」,反對國王和君主的「反叛陰謀」,以及「反政府陰謀」即對整個社會的反對,旨在實現「推翻祭壇,毀滅王位」,以及使整個傳統民間社會解體。

他指控伏爾泰犯下了反基督教陰謀罪,將哲學置於宗教之上,讓人民產生幻覺和錯誤。伏爾泰與達朗貝爾、狄德羅還有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合作策劃,發起反基督教運動,攻擊教會,導致大革命的產生。孟德斯鳩和盧梭則參與了反君主制的密謀。而共濟會與光明會的目標則是反對整個社會,這些祕密社團構成了一個教派,其成員超過30萬,他們「熱心於革命,準備好了迎接第一個信號,並暗中向其他階層的人民施加壓力」,而所謂「自由、平等、博愛」是共濟會發明的口號,真實目的是消滅教會和君主制。

巴呂埃爾指出,法國革命並不是一種自發的民眾起義,表達了「長期壓抑的普遍意志」。相反,這是一個少數祕密團體所努力推動的結果,從啓蒙運動到大革命,他們利用武力,詭計和恐懼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無辜的、毫無戒心的大眾。

著名右翼理論家,耶穌會神父奧古斯丁·巴呂埃爾(Abbé Augustin Barruel,1741~1820)

通過詳細的論證,《雅各賓主義历史》還揭露了,法國大革命不是幾個哲學家和一些黑社會就搞得起來的,還包括了不少混到政府高層的貴族和要員的幫助,如孔多塞侯爵、舒瓦瑟爾公爵、桑斯大主教兼路易十六的財長德布裡安、為狄德羅出版了《百科全書》的舊制度部長馬勒澤布等人,他們其實是共濟會員或同謀者。

 偉大的右翼政治思想家、英國國會議員埃德蒙·伯克,對《雅各賓主義历史》一書無比欣賞。1797年伯克寫了一封信給巴呂埃爾,表達了敬佩之情:「我不能輕易地向你表達,雅各賓主義历史第一卷給了我多少指導,給了我多少喜悅。」 他稱贊「整個精彩的敘述」以「最公正的規律性和準確性」得到了文件和證據的支持。在信件的結尾,伯克補充道:「我忘了說,我認識你所提到的五個共濟會陰謀家,早在一七七三年,他們就在忙著你所指出的方法從事那個陰謀。對此我可以作證。」(Edmund Burke to Abbé Barruel, May 1, 1797, in Thomas W. Copeland,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Edmund Burke, 10 Vols. (Chicago and Cambridge, 1958–1978), 9: 319–320.)

由於旗幟鮮明反對大革命、反對共濟會陰謀的態度,埃德蒙·伯克被當時的歐洲左派打成「反動分子」和「民主的敵人」。他寫下《法國革命論》(《法國大革命反思錄》),被後人譽為「保守主義理論鼻祖」。

巴呂埃爾神父的《雅各賓主義历史》,與羅比遜教授的《陰謀證明》,是大革命之後兩部經典的「反革命」著作。他們彼此寫作時互不知情,並且分別從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資料來源得出了完全一致的結論。

2.共濟會主導了美國獨立戰爭

美國獨立戰爭的主要參與者,以及後來的建國元勛,很多都是共濟會成員。

費城,兩次大陸會議的召開地,是共濟會員活動的中心。所謂大陸會議,即英屬北美十三個殖民地以及後來美利堅合眾國的立法機構。1774年召開的第一次大陸會議主要由共濟會會員構成,會議的主席培頓·蘭道夫是弗吉尼亞州共濟會的總導師(Madison Clinton Peters,The masons as makers of America:The true 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正是在這屆會議上通過了「無代表不納稅」《權利宣言》。

1773年的波士頓傾茶事件,是共濟會在綠龍酒館提前策劃的,幾名主要領導者,除了塞繆爾·亞當斯之外,全是共濟會員(Sidney Morse,Freemasonry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所謂「萊克星頓第一槍」,之所以能打嚮,是由於共濟會提前得悉英軍將要前來搜查軍火,並派遣共濟會員保羅·裡維爾「午夜策馬」向萊克星頓民兵傳遞情報。裡維爾後來成為馬塞諸塞州共濟會總會所的總導師。

英屬北美殖民地的共濟會會所一度成為戰爭爆發時的指揮中心。

油畫:華盛頓作為共濟會導師在他主管的會所裡

美國獨立戰爭中,大批參戰者和軍官都是共濟會員,經常在會所裡開作戰會議,並在軍隊裡發展會員和舉行儀式,還有不少共濟會員在戰鬥中被擊斃。今天肯塔基州的沃倫縣,就是為了紀念第一個在獨立戰爭中死亡的共濟會員約瑟夫·沃倫而命名的。華盛頓本人還在戰爭中被推舉為全美共濟會總導師。

3.共濟會與拉丁美洲獨立運動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後不久,葡屬殖民地巴西便出現了第一個共濟會組織「播火騎士社」。1798年8月,共濟會成員若昂·德·德烏斯和士兵路易斯·貢薩加等人在巴伊亞發動「起義」。

1816年巴西的伯南布哥省遭逢大旱,共濟會成員、商人多明戈斯·若澤·馬丁斯和下級軍官若澤·德巴羅斯·利馬借機謀劃反葡「起義」,要求巴西獨立。1817年3月,已偵悉密謀的伯南布哥省省督下令逮捕了馬丁斯,但在逮捕利馬的過程中遭遇反抗,領隊軍官和省督副官先後被殺死。共濟會當即下令「起義」全面發動,士兵和群氓包圍省府,趕走省督,成立「臨時政府」,並在一份宣言中要求結束君主制、建立巴西共和國。

伯南布哥「起義」延續到當年6月,才被鎮壓下去。

1850年,一支由美國共濟會成員和墨西哥戰爭退伍軍人組成的隊伍入侵古巴,煽動反對西班牙王室的叛亂。該部隊未能立足,傷亡慘重後撤退。其領導人後來因違反美國中立法而在新奧爾良受審。

根據《加利福尼亞州共濟會雜志》(californiafreemason.org)指出,所有拉丁美洲獨立運動的代表人物全是共濟會員。

南美獨立運動最重要的人物是西蒙·玻利瓦爾(Simón Bolívar),他將大哥倫比亞國家從保守主義的西班牙手中”解放”出來。所謂”大哥倫比亞”,包括後來的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巴拿馬、祕魯和玻利維亞。玻利維亞這個國名就是玻利瓦爾的意思。

1803年,玻利瓦爾在西班牙加入共濟會。1824年4月,玻利瓦爾獲得蘇格蘭儀式 33 度會員(即共濟會大師)稱號。隨後,他在委內瑞拉創立了共濟會分會Protectora de las Vertudes Lodge 1 號並擔任大師,還在在祕魯創立了共濟會分會Order and Liberty Lodge 2 號。 

所有古巴獨立運動的名人都是共濟會成員,包括卡洛斯·曼努埃爾·德·塞斯佩德斯、伊格納西奧·阿格拉蒙特、佩魯喬·菲格雷多、卡利克斯托·加西亞、安東尼奧·馬塞奧,以及最有名的何塞·馬蒂(José Julián Martí Pérez,1853年~1895年)。1810年的第一次古巴”起義”,就被當時世人稱為「共濟會大陰謀」,是在哈瓦那的一個分會裡策劃組織的。

所謂的「墨西哥之父”米克爾·伊達爾哥·科斯蒂亞(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 ),是從天主教會背叛出來的神父,曾帶著十萬名印第安土著和混血兒橫沖直撞,當時被教會絕罰,被西班牙軍抓獲後槍決,後來卻被譽為”墨西哥獨立戰爭英雄”。早在1806年,此公就成立了墨西哥第一家共濟會會所,名為Logía Architectura Moral。 

19世紀墨西哥總統胡亞雷斯,此人既是共濟會員,也是印第安人

墨西哥第一位印第安土著總統貝尼托·胡亞雷斯(Benito Juárez),他連任了五屆總統,還擊敗了拿破侖三世的入侵。此公於1847年在墨西哥共濟會分會La Logia Independencia № 2 舉行入會儀式。1854年成為9°會員,到了1862年晉升為33°會員(共濟會大師,僅由最高委員會授予)。每年1月15日,墨西哥皇家拱門共濟會都會舉行儀式以慶祝他的「貢獻」。 

4.共濟會主導了意大利統一運動

1809年,一個叫「燒炭黨」的組織出現在意大利南部,到處煽動反教會、驅逐「外國勢力」,很快蔓延至意大利全境。該組織是共濟會的一個支派。教宗格列高利十六世證實,他發現了一份名為Alta Vendita的燒炭黨綱領,內容是要用自由主義思想滲透教會,在教會中進行共濟會革命。

1820年,燒炭黨在那不勒斯發動兵變,迫使國王費迪南德一世委任「自由派」政府。1821年,燒炭黨人在撒丁王國發動兵變;1831年,在意大利中部舉行起義,建立了臨時政府,均遭奧軍鎮壓。

左起:馬志尼、加富爾、加裡波第

意大利統一運動「三傑」,加裡波第、 馬志尼既是燒炭黨人,同時也是共濟會員。加富爾是共濟會員。

加裡波第年輕時參加燒炭黨「起義」失敗後逃到烏拉圭參與獨立運動。1830年馬志尼因密謀活動被捕,被驅逐出境後,他到了有大量意大利流亡者的法國馬賽,組織起「青年意大利」。1833~1834年間,馬志尼和加裡波第遠徵撒丁王國失敗,馬志尼本人被缺席判處死刑。

1848年全歐洲大革命。1849年2月9日,羅馬「共和國」成立,馬志尼迅速前往活動,在制憲會議支持下成立了一個以他為首的、擁有無限權力的執政府。當年6月,這個「共和國」在法軍幹涉之下流產了。整個十九世紀的五十年代,馬志尼在米蘭、倫巴第、薩普利等地多次煽動叛亂,均遭失敗。

馬志尼據此認為歐洲「反動勢力」太過頑固猖獗,必須狠狠打擊。他的「青年意大利」實際上除了搞暴動,就是搞暗殺。1858年1月14日,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被馬志尼派出的殺手在巴黎行刺,暗殺小組扔出了三枚炸彈,當場炸死8人,另有156人受傷。

搞暴動暗殺都需要大筆錢財。因此,「青年意大利」便去搶銀行、綁架勒索。意大利的黑手黨由此誕生。黑手黨的外語稱謂是MAFIA,並非來源於甚麼阿拉伯話或黑話,而是Mazzini autorizza furti,incendi e atte這句短語的縮寫,翻譯成中文就是「馬志尼授權盜竊、縱火和綁架」。

「……為謀生而搶劫銀行,燒毀公司,如果他們沒有得到勒索的錢財和被綁架的人贖金。整個意大利短語  『Mazzini Autorizza Furti,Incendi e Attentati』這句話縮寫為MAFIA,現在有組織犯罪誕生了。」(John Daniel,「Scarlet and the Beast」,第一卷,第330-331頁。另見於Cfr. Juri Lina, 「Architects of deception」, 2004, pp. 251.)

整個「意大利統一運動」的後半截,基本就是消滅教宗國,對宗教施以最強烈打擊的過程。

教宗國,又譯為「教皇領」,始於「丕平獻土」,到19世紀中葉已經有一千一百年历史了。

以前的天主教中樞——教廷——所在地,並非只有梵蒂岡那丁點大的地方,而是包括整個羅馬在內,占意大利半島很大部分的一塊區域。在這個教宗國裡,教會行使著世俗行政權力。

原來的教宗國版圖,其領土包括羅馬城,後來被加裡波第全部侵占。
一八五九年五月,拿破侖三世揮師進入意大利打擊奧地利軍,幫助半島上最大的撒丁王國統一意大利。而撒丁王國的首相加富爾,是共濟會員。在「統一」的過程中,撒丁王國將教宗國的大部分領土並吞,其國王自立為意大利王。統一意大利必須以羅馬為首都,才能令各小國心悅誠服。但羅馬是教宗的最後領土,難道「意大利王」敢於把教宗置於世俗政治權力之下擺布嗎?拿破侖三世還不敢打破這條底線,於是把軍隊駐守在羅馬,讓教宗繼續統治羅馬和附近地區,亦警告「意大利王」不要打羅馬的主意。1866年底,加裡波第率軍侵入羅馬,被法軍和教廷部隊擊敗。但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拿破侖三世被迫撤走防守羅馬城保護教宗的軍隊支援前線。不久,色當大敗,路易·拿破侖皇帝淪為階下囚。「意大利王」沒人管了,於是冒天下之大不韙,連夜命令加裡波第急行軍占領羅馬城。

教宗庇護九世無奈,只好自我囚禁於梵蒂岡城內,不再踏入羅馬半步,以示抗議。此後整整59年,教宗們始終拒絕離開梵蒂岡,亦拒絕現身於聖伯多祿廣場和聖伯多祿大教堂面向廣場的陽臺上(該廣場已經被意大利軍所占領),以此拒絕承認「意大利王國」對羅馬全城的主權。史稱「梵蒂岡之囚」。

回顧整個「意大利統一運動」,不難看出,這場運動從頭到尾就是共濟會陰謀策劃、長期推進,並通過合縱連橫手段得以最終完成的。其目的就是消滅教宗國,摧毀天主教會享有了一千多年的世俗權力。

通過历史回顧,我們找到了許多令人信服的事實,以及許多有公信力的作家所提供的資料,證明共濟會在兩個世紀裡不斷地通過陰謀、暴亂、戰爭等激進手段破壞現狀,推進他們的議程。自從教宗克萊門特十二世於1738年發布譴責共濟會通諭,二百八十年以來,抨擊和揭發共濟會一直屬於右翼話語。而全世界的左派,包括自由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者,則眾口一詞地攻擊說這是「陰謀論」。然而,這種攻擊之辭並非事實,只是一種「扣帽子」的宣傳策略。

中國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都同樣熱愛的埃德蒙·伯克,是非常贊同共濟會與光明會陰謀顛覆世界之說的。而這一點,簡中圈根本沒人知道。

伯克本人就透露了五個共濟會陰謀家從1773年開始的陰謀活動。教宗、埃德蒙·伯克、約翰·羅比遜,分別代表著宗教界、世俗政治家和科學界,他們異口同聲地譴責共濟會,這意味著當時的共濟會陰謀壓根就不是「陰謀論」,而是舉世公認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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