乖巧女兒僱兇弒親,「優等生」身份背後竟是編織多年的彌天大謊……

  故事發生在加拿大萬錦市(Markham)的一個亞裔家庭中。

  2010年11月8日夜裡,三名持槍歹徒闖入了潘漢輝(Huei Hann Pan)與梁碧霞(Bich Ha Pan)夫婦的家中。

  他們把潘漢輝夫婦的大女兒珍妮弗·潘(Jennifer Pan)綁在了二樓,還在地下室朝潘漢輝夫婦二人連開5槍。梁碧霞當場死亡,潘漢輝身負重傷。

  案件發生後,這家人所在的社區陷入了巨大的恐慌,社區居民普遍以為這是一起由隨機搶劫案引發的命案。

  但兩周後,案情突然反轉,警方逮捕了珍妮弗·潘。這個家庭到底發生了甚麼?

  

  潘家慘案

  萬錦市位於加拿大多倫多市附近,當地治安良好,是一個典型的中產社區,居住著大量亞裔家庭。

  2010年11月8日晚上10:30左右,萬錦市的911接到了一通報警電話。

  一名年輕女子在電話裡聲嘶力竭地告訴接線員,她需要幫助,有劫匪闖入了她家。他們搶了錢,把她綁在了二樓樓梯扶手上,似乎還把她的父母帶去了地下室,她聽見砰砰幾聲。

  就在該女子與接線員通話時,電話裡傳來了一名男性的慘叫與呼救聲。

  慘叫一開始清晰可聞,後來越來越糢糊,與接線員通話的女子則不停地大叫「爸爸,爸爸,我在打911,我在打911,我沒事」。

  報警女子告訴接線員自己的父親走到了門外,正在屋外哀號。

  打電話報警的年輕女子名叫珍妮弗·潘,屋外的則是她的父親潘漢輝。

  

  (珍妮弗·潘 圖片源自網站Bugged Space)

  3分鐘後,警察趕到了現場。

  這是一棟兩層獨棟房屋。房子的一樓是廚房、餐廳、客廳,二樓則是書房與臥室。

  除此之外,房子還帶一個地下室與可容納兩臺車的車庫。

  

  (案發地潘宅 圖片源自NY每日新聞)

  警方在門口發現了潘漢輝,他臉部中了一槍,肩膀也中了一槍,一位嚇傻了的鄰居正陪在他身邊。

  隨後趕到的救護車將潘漢輝緊急送往醫院,之後潘漢輝被人工昏迷,並被轉院至多倫多日溪醫院。

  進入房屋後,警方在二樓樓梯拐角處看到了被綁在扶手欄桿上的珍妮弗·潘。

  她跪坐在地板上,腳裸偏向身體的一側,上臂被綁在扶手欄桿上,雙手則被反綁在身後。

  

  (綁住珍妮弗的鞋帶 圖片源自網站Talk Murder to Me)

  綁住珍妮弗的是兩根鞋帶。後經證實,這兩根鞋帶是綁匪從她母親梁碧霞的針線盒中找到的。

  因為珍妮弗被綁住的是上臂,她的手腕離欄桿有一定的活動距離。

  警察剪斷了綁住珍妮弗的鞋帶,並將她交給了屋外的急救員,同時記下了珍妮弗的手腕沒有紅腫和勒傷。後經醫院證實,珍妮弗未受到任何物理傷害。

  當警方發現珍妮弗時,她告訴警察,母親應該在地下室,可能中槍了。

  在地下室的休息室中,警方發現了梁碧霞。

  她頭上包著藍色的毯子,穿著睡衣,面朝下倒在沙發前,頭部、頸部和肩部各中了一槍,已經去世了。

  

  (梁碧霞中槍身亡的地下室 圖片源自太陽報)

  經過現場勘查,警方發現珍妮弗家的大門並沒有被暴力入侵的痕跡。

  地下室休息室有血跡一路延伸至一樓門外,警方判斷這是中槍的潘漢輝走向屋外呼救時留下的痕跡。

  除此之外,一樓幹淨整潔,沒有任何被翻動過的痕跡,看起來完全不像是遭遇了入室搶劫。

  潘家二樓,潘漢輝與梁碧霞的臥室被翻了個底朝天。他們的牀墊被掀翻在地上,牀頭櫃的抽屜被砸開,裡面的物品散落了一地,抽屜也被撇在一邊。

  但值得一提的是,衣櫃處的保險箱完好無損,並沒有被打開。

  除了潘漢輝夫婦的主臥外,二樓其他房間也沒有被翻動過的痕跡。

  案發前,潘漢輝夫婦擁有兩輛高級轎車,奔馳與雷克薩斯,但兩輛車都未被開走,雖然案發時車鑰匙就在一樓。

  除此之外,潘家其他貴重財物,例如電腦、筆記型電腦、電視也沒有被帶走。

  警方未在潘家發現可疑指紋或嫌犯DNA。

  

  一個普通的亞裔家庭

  案發前,潘漢輝與太太梁碧霞以及女兒珍妮弗·潘生活在萬錦市家中,他們的兒子費利克斯·潘則在附近城市讀大學。

  潘漢輝與梁碧霞都是越南華人,在越戰結束後,他們在青年時期分別以難民的身份隨家人移民加拿大。

  當潘漢輝與梁碧霞在多倫多市士嘉堡區重逢後,兩人戀愛了,之後組成了自己的家庭。

  

  (潘漢輝與梁碧霞的合影 圖片源自網站多倫多星)

  像許多亞裔移民一樣,潘漢輝與梁碧霞工作勤勞、生活節儉。他們為了擺脫貧困而努力工作,人生理想就是過上安全、舒適、體面的中產生活。

  在越南時,潘漢輝曾在大學學習過糢具制造和柴油機械,在來到加拿大幾年後,潘漢輝在麥格納汽配廠找到了工作,而梁碧霞也成了同一家公司車間流水線上的工人。

  之後潘漢輝夫婦又攢錢在士嘉堡區買下了自己的第一套房。

  雖然街區破敗,周圍治安也不好,但兩人好歹算是在異國他鄉有了屬於自己的家。

  1986年,潘漢輝和梁碧霞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他們給她取名珍妮弗。三年後,潘漢輝夫婦迎來了第二個孩子,費利克斯(Felix),而珍妮弗也有了可愛的弟弟。

  

  (案發後珍妮弗與費利克斯參加母親葬禮 圖片源自網站Toronto)

  和大部分亞裔移民家庭相似,潘漢輝和梁碧霞對珍妮弗和費利克斯的期望很高,管教嚴格。

  他們要求子女勤奮、上進、有禮貌,希望孩子能出人頭地,在自己的基礎上取得更進一步的成就,考上好大學,讀一個有前途的專業,並在畢業後有一份高薪、體面的職業。

  在家裡,潘漢輝是位嚴格的爸爸,他會在子女成績不理想時嚴厲地訓斥他們,但也會每天5點起牀工作,為給一家提供生活保障而忙碌。

  和潘漢輝相比,梁碧霞更溫柔、更體貼,與子女的關系也更好。她會在潘漢輝與子女鬧僵後從中調節,但她對他們的成績同樣要求嚴格。

  案發前數年,在遭遇了一起入室搶劫後,潘漢輝夫婦從治安混亂的士嘉堡區搬到了萬錦市。

  在外人看來,潘漢輝一家的生活幸福成功。他們住在寬敞、舒適的大房子裡,有兩臺高級轎車。

  女兒珍妮弗從小聽話懂事,不僅門門功課拿A,鋼琴彈得好,花樣滑冰也很厲害。

  而兒子費利克斯則繼承了父親的衣缽,考入了工程學院。

  案發前,潘漢輝與梁碧霞終於還清了所有房貸,他們的子女也已成年。因為兩人十分節約,他們還攢下了不少積蓄。

  可以說,辛苦操勞一生,潘漢輝夫婦終於有機會好好享受生活了。但2010年11月8日,厄運降臨了。

  

  內鬼還是幸運兒?

  2010年11月9日淩晨,案發四個多小時後,珍妮弗接受了警方問詢。

  

  (珍妮弗接受警方問訊 圖片源自網站oxygen)

  潘漢輝當時依然昏迷不醒,而根據珍妮弗的口供,整個案發過程並不複雜,但這起「簡單的」案子卻令警方格外費解。

  以下是經過提煉後的珍妮弗的供述:

  11月8日,三名黑人持槍闖入潘宅,目的是搶錢。

  案發時,珍妮弗在二樓,在交出了自己的現金後,兩名劫匪搜刮了她父母的房間,接著推搡著她下到了一樓。

  此時,潘漢輝與梁碧霞就在一樓,一名持槍歹徒控制了他們。

  接著,因為潘漢輝說他二樓的錢包裡有60加元,珍妮弗和一名劫匪又上了二樓

  而後,劫匪把珍妮弗綁在了二樓扶手欄桿上,卻在地下室槍殺了她的父母。

  然後他們留下了珍妮弗家所有值錢的東西和珍妮弗這個活口離開了。

  如果珍妮弗說的是實話,那這群歹徒的行為也太奇怪了。

  首先,這群劫匪會為了60加元上樓,卻在離開時留下了珍妮弗家方便轉移的財物。

  其次,如果他們是為了劫財,為甚麼要殺害順從的潘漢輝夫婦?

  如果他們殺害潘漢輝夫婦是為了消滅目擊證人,那為甚麼又要留下珍妮弗?

  從歹徒特意把珍妮弗綁在二樓,只殺害了潘漢輝與梁碧霞來看,這起案件更像是仇殺。

  最重要的是,他們是如何做到悄無聲息進入潘宅的?

  從現場情況出發,警方懷疑潘漢輝夫婦可能是卷入了黑幫糾紛,但珍妮弗說她不認為父母涉及毒品交易或賭博。

  當警方問到珍妮弗的家庭情況時,她說和普通家庭沒甚麼區別,沒甚麼特別的地方。

  為了幫助珍妮弗回想起更多細節,警方叫珍妮弗複述了一遍案發現場。

  珍妮弗的第二次描述與第一次有不少出入。

  除此之外,珍妮弗在問詢中的某些表現也顯得非常可疑。

  比如,她曾兩次用「先生(gentlemen)」稱呼殺害了她母親的劫匪。

  珍妮弗居然用了一種開玩笑般的語氣糢仿父親中槍後的呻吟!

  話剛出口,可能是意識到自己的行為不妥,她立刻停下了對父親呻吟聲的糢仿,在短暫的沉默後,低頭做出了悲傷的樣子。

  與此同時,一位警察註意到,雖然珍妮弗提到母親時似乎很難過,低著頭啜泣,但她擦眼睛的紙是幹的。

  除了珍妮弗的表現外,警方還留意到了一點:當潘漢輝從地下室出來後,他並沒有試著上樓去看看珍妮弗怎麼樣了,而是跑往屋外呼救。

  家裡闖入了行兇的劫匪,還把女兒綁在樓上。當父親行動自由後,第一反應卻是往屋外跑,而不是查看女兒的情況。對一些警察來說,這是個反常的現象。

  這次深夜問詢持續了兩個多小時,直到天快亮時,珍妮弗才離開了警察局。

  她不知道,就在第一次問詢後,警方內部已經有不少人懷疑她以某種方式參與了這起案件。

  

  重要轉折

  11月9日,警方接到了匿名舉報,珍妮弗曾幫她的前男友黃志光(Daniel Wong)運大麻。

  11月10日下午,警方把黃志光叫到了警察局問話。

  黃志光的態度平和、友善,很配合問詢。

  

  (黃志光接受審訊 圖片源自網路)

  他向警方坦白他曾因販賣大麻被捕,但他現在已經洗心革面,從波士頓比薩的洗碗工一路做到後廚經理,不再販毒。

  除此之外,他還承認他與珍妮弗曾交往了7年,但他們已經在去年4月分手,只是偶爾會打個電話聊聊天,而且自己也有了新女友。

  接下來,黃志光的證詞證實了,珍妮弗在第一次問詢中並沒有全說實話。

  和珍妮弗自己的描述截然不同,據黃志光說,珍妮弗與家人關系非常緊張。

  黃志光向警方透露,潘漢輝夫婦對珍妮弗管教嚴厲,而珍妮弗從高中時就開始偽造文件應付他們。

  因為潘漢輝夫婦不喜歡黃志光,還曾命令珍妮弗與黃志光分手,因此,兩人的交往都是背著珍妮弗父母的。

  案發前一年,當潘漢輝發現女兒居然依然在與黃志光交往後,他大發雷霆,要珍妮弗在家庭與黃志光間做出選擇,強迫他們分手,這令兩人非常痛苦。

  黃志光透露,在案發前,珍妮弗的生活極為苦悶,她就像被軟禁在家。潘漢輝夫婦不許她隨意外出,還沒收了她的行動電話和電腦。

  除此之外,黃志光的口供還提到了極為關鍵的一點——珍妮弗有兩部行動電話。

  黃志光說在他和珍妮弗分手後,他、珍妮弗和他的新女友都曾持續收到騷擾電話與簡訊。

  騷擾事件愈演愈烈,珍妮弗對他說,她在信箱裡收到了子彈,還遭遇了輪姦(但警方沒有珍妮弗的報警記錄)。

  黃志光說自己知道珍妮弗的父母不讓他們聯繫,但他很擔心珍妮弗的情況,所以給她買了臺蘋果行動電話,希望她沒事可以向自己報個平安。

  11月11日,在與黃志光談過後,警方對珍妮弗進行了第二次問詢。

  珍妮弗承認她長期對家人說謊,並且案發前與家庭關系緊張。但當警察問她是否恨自己的家人時,珍妮弗沒有正面回答。她說,說到底,這是我的選擇,我選擇了家人。

  在第二次問詢中,警方同時要求珍妮弗演示了一個他們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她是如何在雙手被反綁的情況下報警的。

  根據珍妮弗的演示,通話時她的行動電話離她的臉很遠,但在911錄音中,珍妮弗的喘氣聲清晰可聞。

  

  (珍妮弗進行演示 圖片源自網站Mysteriousunsolved)

  錄音分析證明,珍妮弗報警時大部分時候是貼著電話機說話的,也就是說,她當時並沒有被綁起來。

  

  落網

  11月12日,潘漢輝從昏迷中蘇醒。他告訴警方,他曾看到珍妮弗像朋友一樣與歹徒輕聲交談,而當他與妻子被歹徒挾持時,珍妮弗卻可以自由、隨意地在家裡活動。

  潘漢輝的證詞證實了警方之前的猜測:珍妮弗與謀殺案有關。

  11月23日,警方第三次審訊了珍妮弗。

  在審訊壓力下,珍妮弗承認是自己花錢買兇。她交代,這一切都是她與「宅男」共同策劃的,而在11月8號當晚,也是她悄悄解鎖了大門,好讓歹徒悄無聲息地進入潘宅。

  但珍妮弗一口咬定,她想殺的其實是自己。

  明眼人都能看出,這個解釋分明就是胡扯。

  在案發當天,珍妮弗曾用蘋果行動電話接打過多個電話,發過不少簡訊。

  順著這個線索,在梳理了100多萬條原始通話與簡訊記錄後,警方鎖定了兩位案發當晚闖入潘宅的歹徒的身份:戴維·米爾瓦加楠(Davie Mylvaganam)與埃裡克·卡蒂(Eric Carty)。

  遺憾的是警方最後並未找到3名歹徒中的最後一人。

  與此同時,他們確定黃志光與倫弗徳·克勞福德(Lenford Crawford)是此案的中間人,兩人共同參與策劃了此案。

  2014年3月,檢方以一級謀殺罪,以及謀殺未遂罪起訴了這5人。

  

  (從左到右:珍妮弗、黃志光、倫弗徳、戴維、埃裡克

  圖片源自網站Mysteriousunsolved)

  埃裡克的律師因為得了癌癥去世了,因此,埃裡克的審判與其他四人是分開進行的。

  他後來簽署了認罪協議,承認是倫弗徳主動聯繫他,告訴他珍妮弗在找人謀殺雙親。

  2014年12月,陪審團判決珍妮弗、黃志光、倫弗徳與戴維一級謀殺罪及謀殺未遂罪罪名成立。四人均被判處終身監禁,25年內不得假釋。

  2015年12月,因為埃裡克曾簽署認罪協議,他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

  

  虎爸虎媽

  11月8日案發當晚,見珍妮弗被歹徒單獨留在樓上,梁碧霞曾哭著祈求歹徒不要傷害珍妮弗。

  梁碧霞恐怕臨死都沒想到,自己一心想要保護的女兒,正是謀殺她的真兇。

  這個案子曾在亞裔家庭中掀起了劇烈討論,不少新聞報道的切入點,都認為這是一起在高壓式教育下導致的家庭悲劇:不堪父母控制的孩子採取了極端的手段報複父母。

  

  

  事實是否如此呢?

  潘漢輝夫婦教育方式確實非常嚴厲。他們要求珍妮弗事事爭第一,不僅校內成績要優秀拔尖,在課外活動中也是如此。

  像許多亞洲家庭一樣,在潘漢輝夫婦眼裡,功課拿A是最基本的,B就是不合格。

  但是即便珍妮弗取得了出色的成績,他們也只是適度透露自己的欣喜,不會經常表揚,以免孩子產生自滿的情緒。

  可一旦珍妮弗成績下滑,潘漢輝就會表現得很失望,變得更加嚴厲,認為珍妮弗不夠努力。

  從四歲起,珍妮弗就開始學習鋼琴,六歲時,她又學起了花樣滑冰。

  

  (珍妮弗參加滑冰比賽照片 圖片源自網站Talk Muder To Me)

  這些活動都是潘漢輝夫婦為珍妮弗挑選的,他們同時為她制定了嚴格的作息,從小開始,上學、練琴與滑冰幾乎占據珍妮弗的全部生活。

  珍妮弗會在上學前接受滑冰訓練,放學後,她要繼續練習滑冰,回家後還要練琴和寫作業。

  有時,滑冰訓練會一直持續到晚上10點,而珍妮弗則需要熬夜寫完學校的作業。

  不僅如此,潘漢輝夫婦還嚴格限制了珍妮弗的社交生活。

  即使在周末,潘漢輝夫婦也極少同意讓珍妮弗去朋友家玩,或是參加他們的生日派對,更別說在朋友家留宿了。

  在潘漢輝夫婦看來,快樂只是生活的調劑,珍妮弗應該把時間用在做「正事」上,因此,珍妮弗周末大部分的時間都被各種各樣的課外班占滿了。

  這些繁重的課外活動不只給珍妮弗的生活帶來了壓力,也給潘漢輝夫婦帶來了經濟壓力。

  除了正常工作,潘漢輝還找了份兼職,以支付珍妮弗課外班的費用。

  案發前,妻子梁碧霞曾多次向潘漢輝提出,希望能回越南老家看看,也都被潘漢輝駁回了,因為這不僅會影嚮珍妮弗的學習進度,也會影嚮潘漢輝賺錢。

  盡管珍妮弗小時候已經非常優秀了,潘漢輝夫婦依然還會拿她與其他親戚家的孩子比較。

  可能在他們看來,這只是激勵珍妮弗的方法,但珍妮弗顯然認為這是在否定、貶低她的價值。據珍妮弗說,她最常被比較的對象就是她的表妹米歇爾,而她恨透了這種比較。

  可以看出,珍妮弗的生活從小開始就毫無喘息的空間。她沒有玩耍的時間,沒有社交的機會,沒有自由。

  生活在這種難以忍受的高壓下,一般人可能早就崩潰並反抗了。

  珍妮弗的弟弟費利克斯就曾承認他根本沒法過姐姐那樣的生活:「我爸媽對姐姐要求總是很高,對我就得過且過。[…] 珍妮弗有點太完美了。要是她鋼琴比賽拿個第二名,我爸就會火冒三丈。」

  但珍妮弗從小就格外自律、聽話。她不頂嘴,不抱怨,「失敗了」也不找借口。

  珍妮弗的多位老師提到,珍妮弗只會默默地在心裡記下自己做得不夠好的地方,然後加倍努力。

  盡管潘漢輝夫婦嘴上不說,但他們心底肯定是偷偷為這樣的珍妮弗驕傲的,在潘宅一進門最顯眼的地方,擺放的都是珍妮弗的獎杯、獎狀和獲獎照片。

  但對珍妮弗來說,她是甚麼感受呢?

  在珍妮弗聽話、努力形象的背面,我想,她也許時常也會感到憤怒與恐懼,認為父母只喜歡那個優秀的女兒,而不是她本身,認為如果自己達不到父母的期待,他們就會拋棄她。

  與此同時,因為缺乏正常社交生活、缺少對社交能力的鍛煉,珍妮弗非常孤獨。

  據珍妮弗八年級的老師說,在學校裡,雖然同學們並沒有刻意疏遠珍妮弗,但珍妮弗也沒甚麼朋友。

  珍妮弗自己也說,八年級時她就得了抑鬱癥。她覺得沒人喜歡她,覺得自己毫無價值,曾陷入了深深的自我嫌惡中。

  在八年級中學畢業時,珍妮弗經历了人生第一個巨大打擊。她沒有被選為畢業生代表在畢業典禮上講話,甚至連一個獎都沒拿到。從那之後她再沒認真學習過。

  

  雙面人生

  因為女兒一直很乖很努力,當珍妮弗升入高中後,潘漢輝夫婦稍稍放松了對她的監管,把註意力轉而集中到了成績不理想的兒子身上。

  趁此機會,放棄學習的珍妮弗偽造起了成績單,把自己70多分的成績全都改成了A。靠著自己以前在父母面前積累起的信任,珍妮弗偽造成績單的事情一直順風順水。

  偽造成績單這事,至少從兩方面幫助了珍妮弗。一方面,她不用再繼續過去那種高壓生活了,而另一方面,她也由此回避了任何可能的打擊。即使成績不好,她也可以安慰自己說,這只是因為她沒有努力。

  進入十年級後,珍妮弗開始背著父母偷偷與同是樂團成員的黃志光談戀愛。

  黃志光外向、幽默,同時溫柔體貼。案發後,認識黃志光的人都說,在他們眼裡,黃志光是個搞笑又關心人的好人、好朋友,無法想象他居然會參與策劃謀殺。

  黃志光給珍妮弗提供了很多支持與肯定,這種無條件的接納與關心是珍妮弗在家中不曾體驗過的,他開朗的性格也讓珍妮弗的生活快樂了不少。

  據珍妮弗說,在朋友與男友的包圍下,她的抑鬱癥在那段時間好轉了許多。

  但黃志光也有自己的問題。他不僅對學習不上心,還抽大麻,後來更因販賣大麻被捕。

  但黃志光也不是一個完全無可救藥的人。為了不讓珍妮弗擔心,他洗心革面,脫離了販毒的圈子,除了進入大學念音樂外,還在波士頓比薩餐廳找了份洗碗工的工作,只用了八個月就幹到了後廚經理。

  珍妮弗還在高中時,梁碧霞曾意外撞破她與黃志光的戀情。

  在潘漢輝夫婦的要求下,珍妮弗安排黃志光與他們見了一面,但潘漢輝並不喜歡黃志光。

  在珍妮弗看來,這是因為他瞧不上黃志光餐廳後廚經理的工作,他不喜歡黃志光一半的菲律賓血統,他認為談戀愛會影嚮珍妮弗學習。

  而在費利克斯看來,潘漢輝不喜歡黃志光,主要是因為他認定,黃志光已經與珍妮弗發生了性關系。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解釋是,潘漢輝不喜歡黃志光,是因為費利克斯的同學告訴他黃志光販毒,而費利克斯又告訴了潘漢輝這則消息。

  無論如何,潘漢輝態度強硬地命令珍妮弗與黃志光分手。梁碧霞更是親自現身說法,告訴珍妮弗自己年輕時也曾喜歡過一個不合適的人,但最後時間沖淡了一切,讓過去成為了美好的回憶。

  但珍妮弗沒有照做,她又一次用謊言應付了父母。

  雖然潘漢輝夫婦的出發點是為了珍妮弗好,但從這件事上,我們也能看出潘漢輝夫婦家庭教育中缺乏共情能力的一面。

  如果他們願意和珍妮弗談談,同時試著站在珍妮弗的角度上看待問題,我想,他們一定能發現,黃志光對珍妮弗來說,並不是一次「美好的回憶」,而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在珍妮弗過去壓抑的人生中,黃志光恐怕是第一個帶給她快樂與無條件支持的對象。他也許也是第一個回應了珍妮弗的情感訴求,給予、肯定了她自我價值的人。

  就像黃志光的一個朋友說的:「我覺得她和黃志光在一起時就不那麼恨自己了。」

  

  謊話連篇

  在高中最後一年,因為微積分掛科,之前預錄取珍妮弗的大學拒絕了珍妮弗,她也無法申請其他大學的理工類專業。除外之外,因為學分不夠,她亦無法獲得高中畢業證書。

  珍妮弗不敢想象被家人發現偽造四年成績單的後果,她也不敢面對自己的失敗。除此之外,珍妮弗還害怕家人會拋棄她。畢竟,在她心裡,父母愛的只是那個優秀的女兒。

  為了圓之前的謊,珍妮弗選擇撒下更大的謊。她偽造了高中畢業證、大學錄取通知書、獎學金證明、助學貸款文件,還買了二手課本、文具,假裝自己去讀大學了。

  如果說一開始,說謊只是珍妮弗為了給自己換得一些喘息空間的權宜之計,那之後,珍妮弗的謊言變成了她逃避承擔責任的方法,並且越來越誇張,已經到了離譜的程度。

  學期開始後,她每天假裝通勤,然後找個圖書館或者咖啡廳坐著,從網站上找資料炮制聽課筆記。不僅如此,為了增加謊言的可信度,珍妮弗還編造了許多校園生活的細節,講給家裡人聽。

  因為弟弟費利克斯與珍妮弗在同一家餐廳打工,為了杜絕穿幫的可能,除了黃志光,珍妮弗的謊言覆蓋了她周圍所有人。

  隨著時間的推移,把謊話講圓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珍妮弗有時候會一整天都坐在圖書館裡,思考接下來該怎麼辦,思考這樣的生活甚麼時候才能到頭。

  但其實如果珍妮弗想,她完全可以通過函授重修微積分,然後重新申請大學。等真的被大學錄取了,她也就不用再繼續說謊了,家裡也不一定會發現她高中的所作所為。

  但珍妮弗拖了四年也沒有重新申請大學,由此可見,珍妮弗的厭學情緒一定非常嚴重。

  

  紙包不住火

  為了和黃志光住在一起,珍妮弗後來對父母撒謊稱自己轉學進入了多倫多大學醫學院,與好朋友一起在多倫多市中心合租。

  但實際上,她搬進了黃志光父母家,與黃志光和他的父母生活在一起。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兩年,每周一到周三,珍妮弗生活在黃志光家,在周四到周天她則回家住。

  與珍妮弗家高壓、嚴肅的生活氛圍相比,黃志光家的生活非常放松、溫馨,黃志光的父母也很喜歡珍妮弗。

  後來,為了能與黃志光有更多時間相處,珍妮弗撒謊稱她在兒童醫院做志願者。但因為從沒見過珍妮弗的工作服和她的工作卡,潘漢輝起了疑心。

  有一天,當珍妮弗正要出門「上班」時,潘漢輝突然堅持親自開車送珍妮弗去醫院,還讓梁碧霞跟著珍妮弗一起下車。

  珍妮弗嚇傻了,她從急診室進入了兒童醫院,一直在裡面躲了好幾個小時。

  第二天,梁碧霞打電話給珍妮弗的「室友」,卻發現珍妮弗並不在她家。梁碧霞立馬打電話給珍妮弗,勒令她立馬回家。

  面對雙親的怒火,珍妮弗承認了兒童醫院的工作是假的,自己其實住在黃志光家,但依舊撒謊稱自己在多倫多大學的學位是函授課程。

  潘漢輝哪敢相信,自己從小聽話懂事的女兒,竟然騙了自己,還跑去和人同居。在他看來,這一定是黃志光帶壞了女兒。

  潘漢輝怒不可遏,咆哮著要求珍妮弗在家庭與黃志光之間做出選擇。潘漢輝說:「要麼你留在這個家,繼續去上學;要麼你就跟著黃志光過,再也別回這個家。」珍妮弗選擇了回家。

  為了懲罰珍妮弗說謊,潘漢輝夫婦決定將珍妮弗禁足兩周。在這期間,除了上鋼琴課與教鋼琴,她不能隨意外出,不能隨意使用電話和行動電話。

  事發前,珍妮弗原本有兩份在餐廳打工的工作,其中一份就在黃志光工作的餐廳。潘漢輝夫婦要求她辭掉在餐廳的工作,以杜絕見到黃志光的可能,珍妮弗照做了。

  但沒多久,當潘漢輝夫婦放松了對珍妮弗的監管後,她再一次騙了他們,又開始與黃志光見面,還謊稱自己在沃爾瑪找到了藥劑師的工作。

  當潘漢輝再次識破珍妮弗的謊話後(珍妮弗這次「坦白」了,她多倫多大學的函授課程並沒有畢業),珍妮弗徹底失去了父母的信任,原本兩周的禁足,變成了無限期的軟禁。

  這一次,失望到了極點的潘漢輝拒絕與她說話,被女兒一而再,再而三用各種借口欺騙後(為了外出與黃志光見面),一向與珍妮弗關系親近的母親也不願多搭理她,而從小與珍妮弗關系親近的弟弟也因為煩透了家裡的氣氛,能躲就躲,很少回家。

  據費利克斯說,他曾經火冒三丈地質問姐姐為甚麼繼續與黃志光見面。

  從這一點出發,我們能再一次看出,珍妮弗家人的共情能力並不是很強。

  如果說,潘漢輝夫婦因為文化背景(他們在越南出生、長大)和代溝,不能理解珍妮弗的心情,作為姐姐的同齡人,又在同一種文化背景下長大,弟弟可以說是和珍妮弗關系最近的家人了。

  可即便是費利克斯,似乎也不曾覺得自己有必要好好和姐姐談談,去理解她的感受,知道姐姐為甚麼這麼做。

  另一邊,知道珍妮弗在家生活得很痛苦,黃志光哀求珍妮弗與他一起搬去他家以前的房子,那裡現在只有他的外婆和姨媽,但珍妮弗拒絕了。

  之後,黃志光認清了現實:珍妮弗的家人永遠不可能接受他,而珍妮弗也不會在家庭與他之間選擇他。黃志光對珍妮弗提出了分手。

  多年來,生活在靠謊言堆砌起的幻想世界中的珍妮弗終於不得不面對現實:她24歲了,當同齡人都從大學畢業、找到體面工作後,她卻連高中文憑都沒有。一直供她讀書、為她交「房租」,卻受她欺騙多年的雙親對她失望至極。連深愛她,為她提供了那麼多無條件的肯定與支持的男友也放棄了她。

  也許在珍妮弗看來,一直籠罩著她的噩夢——她毫無價值,不值得被愛——終於成真了。

  在被軟禁在家的時期裡,珍妮弗經历了情緒崩潰,並兩次企圖自殺。據珍妮弗說:「我覺得自己是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我說了那麼多謊言,因為我的謊言發生了那麼多事。我覺得我誰都對不住。」

  「我覺得沒有人需要我,沒有人愛我,我的人生毫無價值 […] 不管我做甚麼我爸爸都不會接受,不管我怎麼努力他都不會認可,哪怕我做的是他覺得正確的事。就算做錯事結果也不過就是這樣,相比來說,做錯事還容易一點。」

  為了挽回與黃志光的關系,珍妮弗開始給黃志光發匿名騷擾簡訊(由此我們也能看出,珍妮弗口中的「軟禁」生活其實沒有那麼嚴苛),同時謊稱自己也接到了這些簡訊,還謊稱自己遭遇了輪姦。

  出於擔憂,黃志光給珍妮弗買了一臺行動電話,希望她沒事給他報個平安。借著這個機會,珍妮弗慢慢重新拉近了自己與黃志光之間的距離。

  另一邊,與珍妮弗分手後,黃志光又重操舊業,開始販毒。當珍妮弗2010年春天僱人弒親的計劃被她希望僱傭的人拒絕後,她纏上了黃志光,並通過黃志光認識了倫弗徳。

  之後發生的事我們都知道了。

  動機一

  在我看來,珍妮弗高壓式的家庭關系雖然令人同情,但像我最開始提到的,我並不認為這是一起子女不堪重負在壓力下向父母發洩怨恨的悲劇。

  珍妮弗並不是沒有能力脫離父母的控制。

  當潘漢輝夫婦第一次發現珍妮弗說謊時,珍妮弗已經成年,她不僅有住的地方,還有三份工作(教鋼琴、兩份餐廳工作),男友也有穩定收入。她的生活並不是沒有經濟來源,只能依賴父母提供支持。

  而且,在經過了7年時間後,我想,對珍妮弗來說,給予了她許多肯定與支持的黃志光,早已代替家人成為了她的精神支柱。

  如果她想離開,她完全能做到。

  珍妮弗自己也很清楚這一點,在第二次審訊中,她自己就親口承認:「這是我的選擇。」

  但珍妮弗為甚麼選擇家庭?我認為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是錢。

  雖然珍妮弗有三份工作,但這三份工作中的兩份都是餐廳服務生,不僅工作辛苦,同時並沒有太好的職業發展,而另一方面,潘漢輝與梁碧霞卻為她提供了豐厚的經濟支持。

  在得知珍妮弗被大學「錄取」後,潘漢輝夫婦馬上為珍妮弗買了價值2700加元(約14000元人民幣)的筆記型電腦。

  與此同時,在珍妮弗「上學」期間,家裡不僅會給她現金花,梁碧霞還特意為她辦了一張信用卡副卡。

  後來,因為珍妮弗謊稱與朋友在多倫多合租,家裡每個月都會向她卡裡匯「房租」。

  甚至,在潘漢輝從槍擊中清醒過來後,珍妮弗依然厚顏無恥地問他要了1200加元(約6000元人民幣)。

  除此之外,潘漢輝夫婦曾和珍妮弗與弟弟交代過家產,談過當他們去世後,他們希望如何分配遺產(姐弟平分)。

  因此,珍妮弗知道家裡的房產值大約50萬加元(約260萬人民幣),以及潘漢輝夫婦每人都有價值17萬加元(約90萬人民幣)的人身保險,會在去世後生效。

  但如果珍妮弗選擇了黃志光,而不是回家,她肯定會失去繼承權。

  珍妮弗因為錢而選擇回家,但當家不再對她有吸引力後,錢也成為了她謀殺的動機之一。

  動機二

  除了父母的經濟支持外,我推測,珍妮弗也許有討好型人格,而這可能是她選擇家庭的另一原因。

  因為珍妮弗沒有認罪,也未接受過心理分析,因此並沒有專業材料能向我們解釋珍妮弗的想法,以下只是我對她心理狀況的推測。

  從珍妮弗的生活經历裡,我們能看出,潘漢輝夫婦為珍妮弗制定的生活計劃,對大部分成年人來說都是沉重與勞累的。

  憑一個孩子對生活的認知,我認為珍妮弗不可能是自願接受這些繁重的任務的。

  她難道不渴望玩耍、渴望休息嗎?

  在這些需求得不到滿足後,她難道不會憤怒、生氣、怨恨並反抗嗎?

  奇怪的是,珍妮弗從小就很聽話。在我看來,這種聽話很可能是因為她從小就有討好型人格。

  當兒童的正常需求與情緒長時間被忽視、否定或得不到恰當回應時,他們就有可能發展出這種人格。

  比如孩子很傷心卻沒有人安慰他(忽視),很高興卻找不到人分享自己的喜悅(忽視),又或者,比如到了飯點,孩子很餓,催促父母吃飯,父母卻因為工作尚未結束,就否定了他需求的合理性,批評他不知道體諒自己工作辛苦(否定、不恰當)。

  因為情緒與內在需求長時間得不到恰當回應,孩子會認為自己並不重要,自己的需求也不值得被回應。

  當發現滿足他人的需求能為他們帶來肯定與關愛後,他們很容易壓抑自己的真實情緒與需求,甚至是關閉自己對自身情緒的覺察,同時把他人的需求視為自己的需求。

  與此同時,他們很容易陷入這樣的思維方式:只有滿足他人需要的我才會被愛,我本身不值得被愛,我的需求也不重要。

  從珍妮弗壓抑的童年生活出發,我認為潘漢輝夫婦顯然很少留意過或恰當地回應過,珍妮弗作為兒童的天性與需求。

  他們的文化與成長背景(潘漢輝與梁碧霞都在越戰時期長大)可能讓他們覺得自己的做法並沒有甚麼不恰當的地方。

  而作為需要為了生計奔波的第一代移民,也許他們也很難有精力恰當地回應珍妮弗的需求。

  除此之外,還有甚麼證據支持我的推測嗎?

  有討好型人格的人經常會主動犧牲自己的需求,來照顧其他人,而珍妮弗小時候就對費利克斯很照顧。

  在上學期間,珍妮弗還會經常犧牲課間時間,主動幫老師照看低年級學生,檢查他們的作業,或輔導他們的課外閱讀。

  除此之外,她八年級時的老師也提到過,珍妮弗有許多聽話、討老師開心的行為,比如老師布置作業的時候,她會在老師開口前就打開作業登記本。

  這位老師還提到過,珍妮弗是個極端的完美主義者,到了讓她有些擔憂的地步。而恐懼犯錯、對小失誤都充滿自責,正是討好型人格另一個心理特徵。

  討好型人格的人還會盡力避免沖突,而即便是在痛苦萬分的軟禁時期,珍妮弗也很少反抗父母。

  有討好型人格的人就像是戴著一張假面具生活,面具戴得越久,他們越看不清自己的感受與需求。慢慢地,面具取代了他們原本的自我,成為了他們生活的主導,而在面具背後,是他們幾乎死亡的自我和空洞的精神世界。

  因為厭學情緒,珍妮弗在高中時就放棄了學習,雖然多了許多空閑時間,但珍妮弗顯然從未認真規劃過自己的未來,思考自己除了做父母眼裡的「乖孩子」外,到底想成為甚麼樣的人,想要甚麼樣的生活。

  雖然珍妮弗一直在說謊,但她說謊並不是因為她有其他人生目標,無心繼續學習,更多的是因為她無力繼續學習,於是只能「假裝」在父母給她鋪好的鐵軌上滑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說謊成為了珍妮弗的人生目標。

  珍妮弗自己也承認,當時她完全是過一天算一天。

  在這種情況下,脫離家庭,擺脫父母控制的自由生活,對珍妮弗來說,同樣意味著她將完全失去人生的方向,失去行動的理由。這就像火車開到了半路,卻突然發現面前的鐵軌消失了。

  在我們旁觀者眼裡會給她帶來快樂的決定,在珍妮弗心裡,引發的也許更多的是失控感與恐懼。

  除此之外,就像前面提到的,珍妮弗的自我價值感非常低,可以說,她的自我價值感寄生在父母的滿意上。

  在這種情況下,脫離父母對珍妮弗來說,除了帶來愧疚感,一定也會帶來強烈的空虛感,就像是自己也要不存在了一樣。

  如果父母對珍妮弗如此重要,她為甚麼還會弒親呢?讓我們回顧一下案發前珍妮弗的生活。

  案發前,當珍妮弗自認為已經非常「努力」,卻依然未得到家人的接受時,她經历了精神崩潰,弒親的計劃也是在之後形成的。

  不知道這個過程,有沒有讓大家想起珍妮弗八年級時的打擊和她隨之而來的厭學情緒。

  在我眼裡,珍妮弗雖然一直在壓抑自己的需求與情緒,但這些情緒從未消失過,而珍妮弗需要持續從外界得到肯定與回報,來「封印」自己的真實感受。

  而一旦外界並沒有為她提供她期待中的回報,這些被壓抑的情緒就會吞噬珍妮弗。

  在珍妮弗成長的過程中,除了渴望得到潘漢輝夫婦的關心與肯定,她一定也對潘漢輝夫婦的教育方式積攢了很多憤怒、不滿與怨恨。

  而當有討好型人格的人壓抑的情緒爆發時,暴力正是可能出現的情況之一。

  在這些情緒爆發中,珍妮弗並沒有與自己達成和解,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為甚麼會戴著「假面具」,沒有意識到「假面具」滿足了自己甚麼樣的需求,而自己又有哪些其他需求。

  她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一個努力上進的學生,到一個逃課的高中肄業生,從一個孝順聽話的乖小孩,到冷血弒親的罪犯。

  當珍妮弗企圖自殺並最終放棄後,我想,她也一並放棄了對父母的情感。她憎恨他們,不再渴望從他們那裡得到愛,徹底將他們視為了僅供自己利用的道具。

  也許,在她心中,這也正是潘漢輝夫婦對待她的態度:一個可供他們實現階層越級的工具。

  尾聲

  在寫作珍妮弗·潘案的過程中,除了英文報道外,我還參考了《別人家的孩子》這本書。

  

  這是一本關於珍妮弗·潘案的非虛構書籍,作者傑裡米·格裡馬爾迪(Jeremy Grimaldi)是一名資深記者,當珍妮弗·潘案發生後,他曾跟蹤此案長達十餘月,並以法庭記者身份坐在法庭前排聽審。

  這本書詳細地記錄了此案從案發到庭審定罪的全過程。更可貴的是,作者還採訪了不少認識珍妮弗的人,並通過他們的講述和其他大量詳實的細節,還原了珍妮弗的人生經历。書中同時還收錄了兩位心理學家對此案的分析。

  

  礙於篇幅,在給大家介紹此案的過程中,省略了很多很多書中提到的細節,比如珍妮弗經历的情感變化,她在案發前後的行為,她與其他人的互動等等,我的結論與兩位心理學家的分析也並不完全重合。

  當我們把所有細節盡收眼底時,我的分析依然成立嗎?這一點,恐怕只能交給看過書的讀者們判斷了。

  親子關系和教育一直是受到許多人關心的話題,也是非常複雜的問題,畢竟,對於每個孩子和家長來說,他們都只有一次機會陪伴彼此成長。

  

  

更多閱讀 🦩

Translate 》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