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閉店產業鏈」：一家門店是如何「金蟬脫殼」的

受訪專家們認為，當下，猖狂的預付費商家跑路已經影嚮了行業健康。許多想好好經營的預付費商家，因為閉店分子的瘋狂低價營銷，獲客成本陡然升高，最終不得不倒閉。這個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

文丨新京報記者 隋坤編輯丨胡傑校對丨劉越

 一家擁有成百上千會員的預付制連鎖商家，如何在一夜之內「金蟬脫殼」？

 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多地商家「連夜跑路」背後，是一個被稱為「跑路產業鏈」的灰產。早在2019年，上述產業鏈就已經在健身、早教等預付制商戶之間悄然孵化。產業鏈的核心就是所謂的「職業閉店人」：通過一系列手段，讓企業法定代表人支付一小部分資金，甩清企業絕大部分債務。

 而在這些商家瘋狂跑路的背後，是無數會員「退費無門，投訴更無門」。

 中國法學會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研究會副祕書長陳音江說，職業閉店人團夥與不怕當老賴的「職業背債人」勾連，通過轉移法定代表人的方式幫助原企業主「賴賬」。

 「職業閉店人的出現，直接破壞了某些行業的生態，形成了劣幣驅逐良幣。」陳音江說，其背後反映了一個多年懸而未決的問題——預付制監管缺失。目前當務之急是明確「責任劃分不明」的監管問題，完善預付式消費管理的頂層制度設計。

 「職業閉店人」浮出水面

4月18日，成都卡樂吉親子游泳藍潤置地廣場店突然歇業，理由是「鍋爐損壞」。一天後，店鋪所在商場貼出公告，從3月開始拒交房租。

 卡樂吉會員李大偉(化名)告訴新京報記者，「卡樂吉在成都有5家店，前一段時間突然關閉了3家，只留了藍潤置地廣場和西辰天街兩家店。但因為當時能把課程轉到剩餘的兩家店，很多家長的維權不了了之。如今，剩下的兩家店也『跑路』了。現在維權群已經有200多位受害者，有人損失上萬元，但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在這個維權群裡，新京報記者註意到，有多位會員提及了「職業閉店人」。

新京報記者嘗試與卡樂吉相關人士聯繫，一直未果。

 在此前的4月10日，珠海金寶貝早教店也徹底閉店。少兒老師劉靚(化名)回憶，4月9日當晚，店鋪管理層突然通知所有同事前去開會，因為之前剛換了老板，當晚會議由一個自己並不熟悉的中年女子主持。「會議主持人宣布了閉店的消息，這讓我猝不及防，因為該店前段時間還在促銷，完全沒有歇業的跡象。」

 劉靚回憶，那位中年女子要求大家簽署自願離職協議，以補發工資的日期為要挾，要求大家「自願」離職。劉靚仍記得對方在會上說的那句話：工資甚麼時候給不是你們決定的，是我來決定的。我不是帶著誠意來的，是帶著方案來的。

今年3月，南京金寶貝早教店閉店的消息登上了熱搜，也讓職業閉店人浮出水面。受訪者供圖

第二天，珠海金寶貝早教店徹底閉店。店鋪門口圍滿了無法接受事實的會員。會員王豔霞(化名)對新京報記者透露，閉店之前珠海金寶貝曾給自己打電話推銷課程。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自己為孩子購買了6000元的課程。然而，這筆錢目前「大概率打了水漂」。

2024年以來，金寶貝在全國上演閉店潮。深圳2024年1月23日連關4家，上海1月24日連關5家，北京1月25日連關8家，廣州1月26日連關3家。其中，3家位於南京的金寶貝早教店在3月19日同時關閉的消息登上了熱搜。3月28日，風口浪尖上的金寶貝總部發布公告，稱「南京市3家門店均由南京加盟商獨立運營，公司負責人在未與總部溝通確認的情況下，擅自引入第三方閉店」。

 據央廣網報道，北京金寶貝、天津金寶貝、上海金寶貝的主體公司都在今年1月陸續把法定代表人變更為廣東惠州惠東縣某邨52歲男子陳雄生。

 相關知情人士告訴記者，陳雄生就是所謂的「職業背債人」，而所謂第三方就是「職業閉店人」，原公司老板、「職業背債人」、「職業閉店人」相互勾結，已形成了一條灰色產業鏈。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鄧峰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近年來，預付費式商家接連暴雷，教育培訓機構、健身房、理發店等成為重災區。負責人憑空消失、消費者申訴無門、員工無處討薪已屢見不鮮，就連高知名度的連鎖店也頻頻中招。此前，號稱「早教第一股」的上市公司美吉姆也連續閉店，背後疑似也有職業閉店人的影子。

 公開資料顯示，此前北京美吉姆一些門店的運營方將法定代表人更換成了一個名為李震的人，身份資料顯示，其為遼寧沈陽某邨70多歲的老人。

 「閉店期間你能關行動電話出去旅游」

 知情人士介紹，職業閉店人和其背後的「跑路產業鏈」，在健身房、早教店等預付費行業內已不是祕密。他們往往會按負債、虧損的比例向企業主收取費用，然後代企業進行「惡意閉店」，將企業虧損轉嫁至消費者身上。

 2024年4月，新京報記者以早教店經營者的名義聯繫到自稱「職業閉店人」的李某，表示負債較多，希望引入對方幫忙閉店。

 李某先向記者詢問了「早教店」的各類運營數據，然後介紹了兩套「閉店套餐」，價格分別為企業負債的25%和20%。

 第一種是團隊力推的「低風險閉店套餐」，分為3個步驟。

 首先，團隊會提前兩個月接手店鋪運營，並與會員重新簽訂服務合同。這一步的主要目的是讓會員意識到店已經換了老板。「所謂提前兩個月運營」，對方表示其實是「正常營業、促銷之類的」，並且促銷收入也是閉店團隊收入的一部分。

 介入店鋪運營後，團隊會主動去相關部門辦理各類變更手續，將企業法定代表人進行更替。新的法定代表人往往是 「職業背債人」。「這是較為核心的一步，能從法理上將企業虧損與實際運營者剝離。至此，無論是在客戶眼裡還是相關部門眼裡，你都跟企業債務沒關系了。」

 當上述兩步完成後，他們會執行最後步驟：一夜之間完成閉店，處理會員投訴。

成都卡樂吉親子店會員維權群聊天截圖。網路截圖

李某還向新京報記者保證「售後服務」。「我們團隊會盡一切辦法降低會員投訴率。」比如宣布閉店時，職業閉店人會負責在線下出面與「憤怒的會員們」溝通，對方將此稱為「就是替老板挨罵」。此後，他們會給出「賠償方案」，比如告訴會員能去往哪幾家同類店鋪繼續享受服務，或者分期退費。「如果別人在近期充了很多錢，怎麼也會退一些。但對一些人來說，分期退費是為了拖。」

第二種套餐與第一種差別不大，只是少了接手運營的步驟，流程較短，從換法定代表人到閉店能在20天內完成。「收費較前者更低，但具有一定風險。有關部門可能會以惡意轉移債務等名義，讓前企業主仍承擔部分責任。」

 李某自稱是「南京金寶貝和成都卡樂吉閉店的操盤團隊」。「南京金寶貝閉店選擇的是第二種套餐，從換法定代表人到閉店僅用了半個月。甚至連背債的新法定代表人都是金寶貝老板自己找的，我們還為此又作了優惠。成都卡樂吉閉店同樣選擇的第二種套餐。閉店之前，卡樂吉虧損已達1400萬元人民幣，一位前老板的員工主動聯繫了閉店團隊。後來，我們向卡樂吉前老板收取了百萬元傭金，幫助其完成閉店。」

 新京報記者表示對第一種套餐感興趣，李某稱，收費幾十萬後，可以保證「閉店期間你能關行動電話出去旅游」。

 此前，同樣聲稱是南京金寶貝閉店團隊的「職業閉店人」曾對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中國之聲說：「南京金寶貝的事，第一周的時候消費者可能比較激動，但我會不斷地告訴他們積極挽回損失，幫助他們降低了預期值。我們把消費者理解為一個群體，他們會因為利益而綁定在一起，也會因為利益而分開，也許有人能接受500元(賠償)，有人能接受300元(賠償)，那麼消費者的人群可能會被分成不同的團隊，你的風險也就不複存在了。」

 新京報記者了解到，職業閉店人還會跟法務團隊合作。多個職業閉店人都對新京報記者證實了「團隊裡確實有法務人員」。這些法務人員往往會幫助職業閉店人規避法律風險。李某告訴記者，「在接生意之前，會由我們的法務團隊對對方進行評估。若發現對方不是因為經營不善閉店，而是從一開始就想跑路圈錢的話，我們是不會接的。因為這涉及詐騙，會招來刑事責任。」

農邨孤寡老人成「職業背債人」

相關知情人士告訴記者，整條「閉店產業鏈」中，職業閉店人通過運作，將原店鋪的法定代表人更換為「職業背債人」是核心步驟。「職業背債人」多為不怕限高或當「老賴」的人，名下也沒有可執行的資產，幾乎沒有還債能力。

 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職業背債人與職業閉店人分為兩個團隊。企業主支付定金後，閉店人團隊會尋找職業背債人。某閉店人團隊介紹，雙方實為互相獨立的合作關系，「一個閉店項目的一半收入都要支付給背債人。」背債人還可以配合閉店團隊完成閉店前的運營，比如到閉店企業上班、到有關部門出面辦理更換法定代表人手續等。如有必要，背債人也可以作為老板，在閉店後出面承受會員的指責和怒火。

 2024年4月14日，新京報記者以「職業閉店人」身份輾轉聯繫到某職業背債人團夥負責人黃某。

2024年4月，卡樂吉閉店後，有會員聚在成都印象城店址門口討要說法。受訪者供圖

黃某自稱來自湖北某鄉鎮，團夥成員有「欠了賭債還不起的朋友」「想一夜暴富的光棍」「農邨孤寡老人」等，年齡多為40歲以上。黃某聲稱，成員多為同邨老鄉，「知根知底，徵信絕對沒問題」。據黃某介紹，變更法定代表人的條件並不複雜，背債人只要「不癡不傻，沒有犯罪記錄，沒有大額債務到期未還」即可。

隨後，黃某向新京報記者推薦兩組背債人，分別是一位農邨大齡單身男子，以及一對在外地打工的夫妻。「如果是幾十萬到一百萬左右的債務，可以讓那個光棍來背。那對夫妻的徵信和債務情況是我這兒最幹淨的，太小的單他們不接，畢竟一輩子就幹這麼一票。」

談及費用問題，黃某表示，「根據總債務情況收十萬到幾十萬不等」。他強調，背債人只接受談好的固定價格收入，不接受「視運營情況分賬」。黃某稱，入行4年以來，「從未出問題」，並且團隊不只接閉店業務，房企等企業暴雷時也可以提供法定代表人變更服務。

上海市浩信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梅心介紹，我國現行法律對法定代表人資格沒有過於細分的規定，比如讓一個實際沒有還債能力的偏遠地區農邨老人擔任某大型企業法定代表人，若雙方配合，法律很難監管。「許多法律界人士正在呼籲完善企業法人以及法定代表人變更監管，加強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聯動機制。但是，在保障企業自主權和市場經濟活力的前提下，如何監管法定代表人更換需要慎重。比如虧損企業要換法定代表人，相關部門應該如何評估對方是想跑路，還是想換老板力挽狂瀾?」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鄧峰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發表過類似觀點：「有人認為，一個80歲的老人被更換為新的企業法定代表人做法可疑，但沒有法律法規要求80歲老人不能做法定代表人，那麼監管部門就沒有擅自取消這類人群成為法定代表人的權利。並且，我們鼓勵各類群體成為市場主體，活躍市場經濟，所以監管部門很難甄別『法定代表人更換』和『職業背債人頂包』。」

舉證是一大難題

李麗(化名)是成都的一名執業律師，同時也是卡樂吉閉店的受害者。卡樂吉一夜閉店之前，其在店內仍有6000元的預付餘額。

 整個4月，李麗一直在查閱法律條款，想辦法維權。她嘗試過許多辦法，但最後還是選擇在網路上呼籲「受害人團結起來維權」。李麗對新京報記者說：「卡樂吉的主體公司已經提前變更了法定代表人，這在事實層面是沒有法律爭議的。即便現法定代表人同意賠償，但如果沒有償還能力，我們也拿他沒辦法。」

 無獨有偶，北京多家金寶貝陸續閉店後，一些家長將主體公司訴至法院。一位李姓受害家長接受央廣網採訪時表示，開庭前，店方一位工作人員直接告知維權者，「不用提供證據，肯定是你們贏，我們確實是違約了，但是我們沒有錢。」

 維權成本高是職業閉店受害者的普遍境遇。李麗表示，「我作為法律工作者，清楚類似的民事訴訟流程短則幾個月，長達幾年，最後還不一定能拿到賠償。大部分家長都覺得為幾千塊錢『不值得那樣跑』。」

 即便有受害者可以忍受時間成本，堅持走法律程序，舉證也是一大難題。

 「可以確認的是，職業閉店人宣傳的『沒有任何違法風險』是錯誤的。只是在現有法律框架下，舉證證明其違法犯罪十分困難。」梅心說，「在已知經營困難的情況下，仍然大規糢促銷、售賣會員卡的商家，其實是涉嫌合同詐騙的。但你不是企業真正經營者，拿不到具體的運營數據，如何證明當時企業已經事實運營困難呢?」

 梅心說，也有專家認為閉店人團隊涉嫌妨礙清算罪，他也同意這種看法，但最起碼要證明企業是進入清算程序時做了手腳才行。「現在閉店團隊往往會提前布局，比如更換法定代表人、股東幾個月後才閉店，要證明其妨礙清算並不容易。」

 那麼，遭遇職業閉店人後，消費者究竟該如何提高維權成功率?

 梅心建議盡快提起訴訟，不一定要等其他受害者抱團起訴。「這麼做的目的是盡快形成一個未了結案件，此後受害者可以迅速向法院申請行為保全或者可以致函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要求限制相關公司股權變更和法定代表人變更，盡快預防限制對方進一步做出逃廢債的惡意布局，損害自己權益的行為。」

 除此之外，梅心還建議，如果職業閉店人已經變更企業原法人，受害者在起訴時可以考慮以原法人對涉案債務的履行負有直接責任為由，將企業原法人同時列為被告。

 「與你簽訂合同的是前老板，職業閉店人引導你更改合同後，合同上的法定代表人也已經變更，這種變更痕跡可以保留作證據。之後，你向法院舉證，證明債務是前老板留下的，且新老板沒有償還能力，盡量說服法院追究前老板的責任。近幾年，北京上海等地方在企業申請變更法定代表人時，出現過考慮到償還能力而拒絕變更的事例。基於這種情況，我認為上述方法值得一試。」

預付制監管缺失

陳音江和梅心都認為，職業閉店人的出現，背後反映了一個多年懸而未決的問題——預付制監管缺失。

 「即便沒有職業閉店人，企業老板依然能低成本『跑路』。」陳音江說，某些預付制的企業主會虛增運營成本，將企業會員的預付款「洗」成運營費用，然後制造資不抵債的假象申請破產，將虧損轉移到會員身上。「比如員工實發工資為1000元，卻串通員工在合同上體現為1萬元;器材費用實付500元，卻串通器材商開出5000元發票……企業如此虛增成本後，賬面上往往會呈現出負債累累、經營不善的假象。申請破產時，會員的預付款已經以『企業虧損』的理由蒸發。」

 陳音江認為，預付制監管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缺少全國性立法層面的頂層設計。2020年，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相關負責人接受中新社採訪時也承認，需要進一步完善預付式消費的相關立法，完善預付式消費管理的頂層制度設計。

 目前針對預付式消費企業作出全國性專門規範的，僅有2012年9月27日商務部發布的《單用途商業預付卡管理辦法(試行)》(以下簡稱為《辦法》)，發布至今已有12年，「許多條款已不能適應當下出現的新情況。」梅心說，如健身、校外培訓教育等目前存在較多投訴的領域，其實並沒有被納入到《辦法》法定監管範圍內。

預付制監管還存在「責任劃分不明」的問題。

目前，多地出臺了地方性監管條例和辦法，但各地對監管責任的落實主體規定並不統一。「在同一個城市，面對教培店倒閉，可能一個區規定由市場監管部門處理，另一個區規定由教育部門處理，還有區規定由多部門一起聯合處理。這樣的情況讓有關部門處理預付制商家問題變得複雜，某些部門間甚至出現了互相推諉的現象。」陳音江說。

4月19日下午，新京報記者撥通西南地區某市的區級市場監管部門電話，詢問教培行業職業閉店人的相關情況，對方回覆「不掌握職業閉店人的情況，需要詢問業務部門」，並建議記者「去找一下教育部門」。隨後記者聯繫了該區教育部門，對方表示「語文、數學等學科類培訓班閉店確實是我們在管，但早教類的培訓班並不歸我們管。」

 作為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執法部門，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相關負責人曾在中新社的採訪中表示，將依法履職，認真受理消費者投訴舉報，大力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執法，適時發布消費警示提示。市場監管部門將進一步加強部門間協作，積極推動預付式消費立法表現，共同營造安全放心的消費環境。

 但是，因為預付制的特殊性，也讓各方出臺監管辦法時十分謹慎。

 有業內人士表示，預付制的融資屬性對於某些小微企業來說「非常重要」。比如開一家理發店成本為100萬元，但店主手裡只有60萬元啓動資金。此時，賣卡的預付制收入就能讓他補齊剩餘的啓動成本。

 陳音江表示，如果監管合理，預付制能降低小微企業的創業難度，緩解頭疼的融資難問題;但如果監管政策出臺得不合理，無疑會影嚮部分企業的運營成本問題。

 受訪專家們認為，當下，猖狂的預付費商家跑路已經影嚮了行業健康。許多想好好經營的預付費商家，因為閉店分子的瘋狂低價營銷，獲客成本陡然升高，最終不得不倒閉。這個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

如何更好地監管和規範

近年來，業內呼籲建立預付制資金監管賬戶，以防微杜漸的呼聲越來越高。

 梅心介紹，所謂預付制資金監管賬戶，指的是消費者先將費用交至某第三方監管賬戶，企業完成約定的服務後，再由監管賬戶將錢交給企業。「將資金交給第三方，然後按服務完成度轉賬可以極大保障預付制消費者的資金安全，也能讓商家為了盡早拿到報酬提高服務質量。」

 2023年4月18日，北京市體育局、北京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等聯合多部門印發了《北京市體育行業預付式消費領域資金監管實施細則(試行)》，明確了預收金存管制度，預存比例最高可達100%，這被認為是「健身領域內公認的最嚴格監管細則」。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細則》實施後，有職業閉店人團隊表明「不再接北京地區的業務」。

 據都市快報報道，2024年初，杭州市體育休閑行業協會發起成立了「清流聯盟」。消費者在「清流聯盟」成員企業旗下的健身房購買相應產品，會有20%資金進入監管賬戶，等服務完成或合同到期，商家可以申請從監管賬戶中提取資金，協會核實確認後，與銀行聯繫，商家完成資金提取。

 據新京報報道，2020年，北京市石景山區搭建了「預付式消費監管和服務平臺」，該平臺的資金監管比例同為20%。截至2023年底，全區1270餘家預付式經營商戶入駐該平臺，記錄發卡交易137萬張，資金交易9.6億元，存管資金1800餘萬元，通過平臺成功化解退費糾紛800餘起，為消費者挽回損失200餘萬元。

 陳音江還呼籲從立法層面出臺「專門針對預付制監管」「帶有強制性」「在全國統一生效」的專項法律。「目前雖有多地探索預付制資金監管平臺，但鮮有強制要求商家入駐相關監管平臺的法律法規，多數時候還是憑商家意願，自行選擇是否加入。」

 即將於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則有專門條款規定了對預付費服務的要求，更是對預收費用後卷款跑路行為明確了罰則。

 其中規定，以收取預付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務的經營者出現重大經營風險，有可能影嚮經營者按照合同約定或者交易習慣正常提供商品或者服務的，應當停止收取預付款。經營者決定停業或者遷移服務場所的，應當提前告知消費者，提前30日在其經營場所、網站、網店首頁等的醒目位置公告經營者的有效聯繫方式等資訊。

 預付費經營者有圈錢跑路等行為的，由有關行政部門責令改正，可以根據情節單處或者並處警告、沒收違法所得、處以違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處以50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責令停業整頓、吊銷營業執照。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教授、消費者保護法研究中心主任蘇號朋對新京報記者說，此前職業閉店人背後的相關問題，確實屬於法律上的灰色地帶。但《條例》實施後，作為帶有全國性、強制性的法律條款，可能會對職業閉店人產生影嚮。比如，《條例》規定經營者出現重大經營風險時，應當停止收取預付款。「這限制了閉店之前瘋狂促銷的行為。」其次，《條例》還規定經營者決定停業或者遷移服務場所時，應該提前30天公告。「新規實施後，不管是企業主還是職業閉店人，一夜閉店都將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