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對好萊塢和新聞界的操控史:明星合作、影劇合寫、喉舌培養

CIA對好萊塢和新聞界的操控史:明星合作、影劇合寫、喉舌培養

CIA(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中央情報局)自1947年成立伊始,便開始了與好萊塢和媒體界的深度合作,持續至今。

與好萊塢的合作與「旋轉門」

1954年上映的電影《動物莊園》,是由CIA指派其特工霍華德(Howard Hunt)出面購買版權,該片的監製是CIA挑選的製片人羅捨蒙特(Louis de Rochemont),片中完全隱去了原著中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負面看法。1958年的電影《安靜的美國人》(The Quiet American)也是又一部在CIA操控下,被賦予了美式愛國主義宣傳作用的電影。

(左:CIA特工霍華德;右:《動物莊園》海報)

到了70年代後,隨著「水門事件」等醜聞發生,受牽連的CIA氣勢大減,好萊塢進入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獨立期」。這種情況到80年代末期發生改變。步入90年代後,CIA重新將其對好萊塢的控制戰略提升到了新高度,1996年,他們甚至安排祕密特工蔡司(Chase Brandon)專門負責直接與好萊塢各大製片廠合作,以提升中情局的形象。

(CIA特工蔡司)

暢銷書作者克蘭西(Tom Clancy)也成了CIA的重要宣傳人物,他的小說改編成了多部電影,其中包括《愛國者遊戲》《燃眉追擊》《驚天核網》等等,而哈里森·福特、本·阿弗萊克這些電影明星,則成了CIA的宣傳門面。

(左至右:《愛國者遊戲》《燃眉追擊》《驚天核網》海報)

2001年的「911事件」後,好萊塢與CIA的關係越來越密切,特工們經常能看到CIA負責公共事務的同事們帶著明星進行參觀。前CIA特工科裡亞科(John Kiriakou)說,他曾撞見多位明星查看絕密設施。

這些明星裡,本·阿弗萊克和CIA的合作長期且密切。拍攝《驚天核網》時,他便受邀前往CIA總部參觀,而CIA也安排專人在拍攝現場坐鎮。

(本·阿弗萊克)

阿弗萊克執導的電影《逃離德黑蘭》,也是雙方又一次成功的合作,該片贏得三項奧斯卡大獎及數億美元票房,為CIA做了次極佳的宣傳。然而這個電影在美國以外的地區卻爭議不斷:加拿大外交官抗議該片省略了加拿大大使館在幫助片中人質逃跑時起的重要作用,過度誇大了CIA的能力;伊朗文藝部門認為該片醜化了伊朗人民和革命者。

(《逃離德黑蘭》海報)

阿弗萊克的前妻詹妮佛·加納和CIA也有過一段”緣份”。她主演的《雙面女間諜》也是有CIA特工長期駐守片場的劇集。2004年3月,她還為CIA錄製了招聘視頻。

(2004年3月加納為CIA錄製的招聘視頻)

美劇《國土安全》是CIA在電視劇領域的成功案例。劇組主創照例受邀參觀了CIA總部,並和數十名情報人員進行了溝通,該劇演員帕廷金(Mandy Patinkin)還獲准進入局長辦公室。

(《國土安全》海報)

該劇編劇甘撒(Alex Gansa)還說了一件參觀過程中的細節:劇組人員按照出生地,被劃分為美國出生和非美國出生兩類,非美國出生的人員不得進入部分敏感區域。

好萊塢和CIA之間也有「旋轉門」。以《國土安全》來說,該劇自第三季開始便越來越多地影射真實事件,於是主創甘撒邀請前CIA高官麥加芬(John MacGaffin)為顧問,麥加芬的表親布隆梅爾(Henry Bromell)是該劇編劇之一,而布隆梅爾的父親李昂(Leon Bromell)曾在開羅、德黑蘭、科威特等地任職CIA官員。

(《國土安全》編劇之一布隆梅爾)

為了回報這些顧問服務,該劇自然也需要為支持CIA的立場而做出讓步。比如第五季中,有一個明顯在影射斯諾登的新聞搭檔勞拉(Laura Poitras)的角色,就被描繪成對「黑客主義」極為狂熱、使柏林置於嚴重風險中的人。片中的中東人物也被表現成內心扭曲的好戰分子,而他們的合理不滿卻未被提及。

電影《獵殺本·拉登》也是好萊塢和CIA的一次成功牽手。該片的導演和編劇為曾因《拆彈部隊》而得到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畢格羅(Kathryn Bigelow)和鮑爾(Mark Boal)。為助力該片的籌拍,時任CIA局長的帕內塔(Leon Panetta)曾邀請鮑爾在2011年6月參加一次不對媒體開放的CIA內部會議。

(《獵殺本·拉登》海報)

(《獵殺本·拉登》導演畢格羅)

《獵殺本·拉登》上映後,為CIA帶來巨大回報,該片將CIA實施的酷刑合理化,傳遞了「如果不進行刑訊逼供,就無法取得情報、本·拉登就無法被抓」的觀念。但這一點引發了巨大爭議。參議員麥凱恩猛烈抨擊該片,作為曾在越南被俘的酷刑親歷者,他認為刑訊逼供對獲取情報並無作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看了此片十幾分鐘後便離場,直言「我受不了了,太假了」。

(左至右:麥凱恩、范斯坦)

2015年9月,調查記者李奧帕德(Jason Leopold)發表了一篇報道,揭露了CIA和《獵殺本·拉登》劇組的更多私下往來:劇組主創不僅高價宴請CIA高管,還向部分官員贈送禮物。

對於這些現象,前CIA特工貝爾(Robert Baer)總結道,好萊塢以間諜和士兵為主角的冒險電影都是胡扯。他以根據同名原著改編的電影《孤獨的倖存者》為例,實際上主角所屬部隊只和十幾個敵方人員對峙,卻在書和電影裡被誇大成近兩百人;片中主角差點被斬首,後被戰友冒著敵人激烈火力送到安全地帶,但實際上,是阿富汗當地村民保護了他,雙方也並無交火。這些虛構都是為了讓美軍顯得英勇。

(《孤獨的倖存者》海報)

對媒體的操控、「飼養」、暗殺

CIA與媒體界的接觸更加直接,像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這樣的傳奇間諜,經常直接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時代週刊》《新聞週刊》等紐約和華盛頓的媒體人一起喝酒吃飯。

(杜勒斯)

CIA不僅只和媒體交朋友,還私下監督那些「不聽話」的記者。1971年,時任CIA局長的赫爾姆斯(Richard Helms)為了監視記者蓋特勒(Michael Getler),下令在他辦公樓對面的酒店設立觀察哨;1972年2月至4月間,CIA在其位於希爾頓酒店的間諜駐點裡,監視專欄作者安德森(Jack Anderson)等人,以便確認其信息來源。

(赫爾姆斯)

上文提到,70年代「水門事件」的爆發,令CIA在操控媒體方面消沉了一段時間,報道該事件的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名聲大噪、成了一代新聞偶像。然而到了80年代末CIA重新掌控勢力後,媒體界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伍德沃德這樣的名記者亦隨波逐流。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後,名主持拉里·金問他,如美國在伊拉克找不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會怎麼樣,伍德沃德和當時所有的美國主流媒體一樣,表態說:「我認為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為零。」

(伍德沃德接受拉里·金採訪)

1977年,前《華盛頓郵報》記者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揭露了一個CIA重磅新聞:他公開了許多在過去三十年裡與CIA密切合作、甚至祕密領取CIA工資的媒體界高管和記者的名字,其中包括時代公司創始人魯斯(Henry Luce)、CBS董事長佩里(William Paley)、《紐約時報》出版商蘇茲伯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等一大批震撼新聞界的名字。他們與CIA高管關係緊密,不僅安排手下記者充當代理線人,有時還為間諜的海外行動提供媒體掩護。

(伯恩斯坦)

著名專欄作家艾爾索普(Joseph Alsop)也在伯恩斯坦的爆料名單中。他喬治敦的家是間諜、政客、媒體的長期據點。他1970年左右前往西貢時,當地CIA分局局長甚至會親自向艾爾索普匯報工作。

(艾爾索普)

80年代時,所有報道CIA在尼加拉瓜發動的非法戰爭、美國支持的中美洲軍事政權濫殺無辜平民新聞的記者,都遭到了里根政府的恐嚇和誹謗,並丟掉飯碗,而CIA在當地樹立的傀儡查莫羅(Edgar Chamorro)在事成後通過一家空殼公司,收到了CIA總價值30萬美元的合同;90年代的波斯灣戰爭期間,美國記者已作為政府的附屬通信部門隨軍工作;等到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這種媒體工作模式被進一步加固。

90年代,CIA與媒體間最可怖卻又一直被壓制的案件,莫過於《水星新聞》(Mercury News)的記者加裡·韋伯(Gary Webb)案。90年代中期起,他發布系列文章,揭發了CIA利用自己資助的拉丁美洲反政府組織,走私可卡因到美國販賣,再將從中謀取的暴利,用來服務其在拉丁美洲挑起的戰事的驚天醜聞。

(加裡·韋伯)

這一系列報道引發了大量關注,CIA馬上安排了包括《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在內的大量媒體盟友,發布了海量的抨擊加裡·韋伯的文章。後來,頂不住壓力的《水星新聞》公開與韋伯的系列報道劃清界限,很快韋伯也便從《水星新聞》辭職。

然而CIA沒想放過他。2004年12月10日,韋伯被人發現死在家中,身中兩槍。當地警方卻火速將這起命案判定為自殺。

在如今的社交媒體格局下,CIA想像以往那樣徹底掌控媒體已不現實,像斯諾登這樣的爆料人難以預防和控制,The Intercept這類網站也被CIA視為眼中釘。部分有操守的記者也拒絕被美國官方機構同化,上文提到的調查記者李奧帕德就曾表示:「在華盛頓待上一週,你就會完全被官僚作風吞噬,並和別人變得很親密,而我想保持距離。」

從事美國國安事務報道工作十多年的記者本德(Bryan Bender)也同意這種看法,他說:「如果你是一名報道國安事務的記者,你不能只是給CIA打電話,說『我在寫一篇報道,請回答我的問題』。進入(這個圈子)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本德)

而他所謂的「代價」,便是失去對報道內容的掌控權。大多數該領域記者願意配合CIA的規定,他們在發布新聞前一天,會與CIA公共事務辦公室就內容和發布時間進行確認。而CIA不希望發表某篇文章時,最常用的一句答覆是:「這篇報道會危及特工(或某涉事人)的生命安全。」不明所以的記者要麼放棄發表,要麼延遲發表,進而錯失最佳發布時機。

記者斯坦(Jeff Stein)便因此吃過虧。他調查發現刺殺真主黨成員馬尼亞(Imad Mugniyah)的人,並不是美國主流媒體報道的以色列情報組織摩薩德,而是CIA後,便第一時間聯絡了CIA,得到的答覆是,這篇報道會讓CIA的海外特工面臨危險。斯坦聽信了該說法,結果耐心等了一年多之後,他發現《華盛頓郵報》在2015年1月30日搶在他前面發表了同題材新聞。

(斯坦)

2014年底,The Intercept網站公布了CIA與多名記者之間的數百封郵件往來,揭示了許多美國最知名記者本質上是在為CIA工作的真相。這些郵件裡,牽涉最多的是一個名叫格曼(Siobhan Gorman)的前《華爾街日報》記者。她與時任CIA局長的皮楚思(David Petraeus)約定去CIA總部參觀,並在2012年3月與皮楚思進行了一次非公開晚宴。

(左至右:皮楚思、格曼)

不過皮楚思的局長之位沒能坐太久,因為幾個月後,他的傳記作者兼情婦布洛威爾(Paula Broadwell)便出書爆料了二人的不正當關係。

(左至右:皮楚思、布洛威爾)

來源   八卦沉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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