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郎死後，潘金蓮能不能自由改嫁？

潘金蓮與西門慶通奸後，為什麼還要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毒殺了丈夫武大郎？因為受了王婆的蠱惑。王婆說：「大官人家裡取些砒霜來，卻教大娘子自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把這砒霜下在裡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火燒得干干淨淨的，沒了蹤跡，便是武二回來，待敢怎地？自古道：『嫂叔不通問』，『初嫁從親，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暗地裡來往半年一載，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娶了家去，這個不是長遠夫妻，諧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說「此計神妙」。潘金蓮雖是被拖著上了賊船，但還是親手給丈夫灌下了毒藥。

那麼潘金蓮在毒死丈夫之後，能不能如願以償改嫁給西門慶呢？故事有兩個版本。一個是《水滸傳》版本，二人尚未來得及成親，便給武松殺掉了。另一個是《金瓶梅》版本，西門慶果然用「一頂轎子，四個燈籠」將潘金蓮娶到家，做了幾年名副其實的夫妻。

不管是《水滸傳》，還是《金瓶梅》，當然都是小說家言。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按照宋代的法律（潘金蓮故事的背景設定是宋代），潘金蓮在丈夫去世之後，能不能自由地改嫁呢（這裡只討論宋代孀婦有無再嫁權利的民法問題，至於潘金蓮為嫁西門慶而毒殺了親夫，則是另外的刑法問題了）？

也許有人會說，宋王朝不是要求寡婦守節嗎？不是大肆鼓吹婦女「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嗎？怎麼可能允許潘金蓮自由改嫁？但我要告訴你，這樣的看法是一種基於對宋代社會一知半解的想象與成見。事實並非如此。

孀婦改嫁，在宋朝是很常見的事。宋朝女性改嫁的自由度，遠遠大於其他王朝，包括許多人想象中的奔放盛世——唐王朝。宋史學者張邦煒先生研究過宋朝女性再嫁現象，他發現，「單單一部《夷堅志》中所載宋代婦女改嫁的事竟達六十一例之多，其中再嫁者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這雖屬管中窺豹，但由此亦可想見其時社會風尚之一斑。」張先生的結論是：「宋代婦女再嫁者不是極少，而是極多」；「宋代對於婦女改嫁絕非愈禁愈嚴，相反倒是限制愈來愈小，越放越寬」。（參見張邦煒《宋代婦女再嫁問題探討》）

宋朝的法律並無任何壓制民間孀婦改嫁權利的條文，只是禁止居喪改嫁、強迫改嫁、背夫改嫁——這些行為在任何時代都是應該予以限制的。

整個兩宋時期，改嫁權利一度受到限制的女性群體，只有宗室女。北宋前期是禁止宗室女再嫁的，「宗婦少喪夫，雖無子不許更嫁」，但這一禁令很快就解除了，元符二年（1099），朝廷還下詔確認了宗室女改嫁的權利：「宗女夫亡服闋歸宮，改嫁者聽」。這個變化的過程，恰好與唐朝的相反，唐朝前期，宗室女再嫁相當普遍，但唐宣宗時，又對宗室女改嫁作出限制：「公主、縣主有子而寡，不得復嫁。」

按隋唐禮制，「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即五品以上官員的妻妾如果喪夫，是不允許改嫁的。但宋朝並無類似的禁制，官宦之家的孀婦也可以自由改嫁，改嫁也不影響她們受封，據《慶元條法事類》所載封贈令，「諸母被出若改嫁，非曾受後夫封贈者，聽封贈。」可知再適的宋朝女性可憑後夫或兒子的官職、功勳而獲封「誥命夫人」。

既然宗室女與官宦家庭的女性都可以改嫁，按「禮不下庶人」的禮法習慣，民間孀婦再嫁，就更不是問題了。當然，按宋朝立法，孀婦在居喪期內不可以議嫁，我們不要認為這是「封建禮法」，即使從夫妻情分、人倫底線的角度來看，丈夫新亡、妻子急不可耐地改嫁，也是多數人難以接受的行為。不過，法律規定的居喪期有點長，「夫亡六年改嫁」，這麼長的守孝期對孀婦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元祐八年（1093）又作出了修改：「女居父母喪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孀婦守夫孝百日便可議嫁娶。

宋代貧富差距很大，一部分人口沒有田產，只能租佃地主之田，依附地主而食，稱為「客戶」。有一些客戶不幸亡故，地主往往會阻撓其妻子改嫁，因為改嫁意味著原來的租佃關系中斷了。針對這一阻撓客戶亡妻改嫁的現象，宋政府作出特別立法：「凡客戶身故，其妻改嫁者，聽其自便，女聽其自嫁。」申明客戶亡妻有自由改嫁的權利。

法律甚至承認父母具有要求守寡之女兒改嫁的特權：「婦人夫喪服除，誓心守志，唯祖父母、父母得奪而嫁之。」以人之常情，我們相信很少有為人父母者會願意看到自己的女兒守寡。所以，國家固然通過旌表節婦的方式勉勵女性守節，但旌表的效用肯定會被法律的反向效應沖淡。

總而言之，從法律層面說，假如武大郎為自然死亡，潘金蓮守滿百日夫孝後改嫁給西門慶，是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礙的。故事裡的王婆提過一個觀點：潘金蓮要不要再嫁，改嫁給哪位，作為小叔子的武松並無半點權利加以干涉。這話倒符合宋朝的法律精神，恰好這裡有一個案例可以佐證：

南宋末，有一個叫阿區的婦女，在丈夫李孝標去世後，先後改嫁李從龍、梁肅。李孝標之弟李孝德到官府控告嫂子「背兄」，審判這個案子的法官叫胡穎，是一位理學家，他雖認為阿區「以一婦人而三易其夫，失節固已甚矣」，卻不能不承認，「其夫既死之後，或嫁或不嫁，惟阿區之自擇」，這是阿區的合法權利。最後胡頻維護了阿區改嫁的自由，並斥責誣告的李孝德：「小人不守本分，不務正業，專好論訴。」

再就社會風氣而言，宋人也不以再嫁為恥，對再嫁婦女絕無歧視之意，范仲淹訂立的《義莊規矩》規定：「嫁女支錢三十貫，再嫁二十貫；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對再嫁女子的資助優於男子再娶。范仲淹的母親、兒媳，都有改嫁的經歷。北宋河間府的風俗，對守寡的女性，「父母兄弟恐其貧窮不能終志，多勸其改節」，哪有什麼「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觀念？

到了明清時期，士大夫開始對宋代女性的改嫁之風感到不可理解，一名清朝文人說：「宋世士大夫最講禮法，然有不可解者二：仕宦卒葬，終身不歸其鄉，一也；閥閱名家，不以再嫁為恥，如范文正（范仲淹）幼隨其母改適朱氏，遂居長山，名朱說，既貴，凡遇推恩，多予朱姓子弟，其長子純佑與王陶為僚婿（同襟），純佑卒，陶妻亦亡，陶遂再婚范氏長姨（即純佑之妻），忠宣（范仲淹次子）但疏之而已，文正輒聽其改適，不為之禁，尤不可解也。」時代精神之變遷由此可見一斑，寡婦守節成了盛行於明清時期的社會風氣，有學者統計了《古今圖書集成》收錄的歷代節婦烈女名單，發現「有明一代節婦烈女多達35829人，年平均約130人，較宋代年平均1人猛增了129倍」（參見蔡凌虹《明代節婦烈女旌表初探》）。

但我們也需要注意，官府對節婦烈女的旌表，只是表明當局倡導女性守節的價值觀，並不表示對民間改嫁行為的禁制。事實上，明清時期的法律也沒有禁止民間孀婦再嫁，《大清律》倒是有一條前所未有的禁令：孀婦「夫喪服滿，果願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強嫁之者，杖八十」，顯示國家立法的價值取向已向鼓勵守寡傾斜，但也不是直接禁止改嫁，而是通過取消娘家人強迫女兒改嫁的特權來支持女性守節。

不過，從元朝開始，命婦改嫁的權利就被剝奪了，按元朝法律，「婦人因得夫子得封郡縣之號，即與庶民妻室不同，即受朝命之後，若夫子不幸亡歿，不許本婦再醮，立為定式。如不尊式，即將所受宣敕追奪，斷罪離異」。按明清法律，「若命婦夫亡再嫁者」，杖一百，追奪誥命，並離異。但這一立法只適用於命婦，並不是針對社會一般女性的改嫁。

因此，明清時期固然湧現了數以萬計的節婦烈女，但民間，改嫁的孀婦恐怕更多，只不過她們默默無聞，被修訂史志的人忽略掉了。

來源    我們都愛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