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壇的同性戀大清洗

1950年2月9日，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在林肯紀念日晚宴上發表演講，聲稱手握一份205人的美國國務院間諜名單，在美國的反共運動中又添了一把柴火。

（中間為麥卡錫）

這出大戲，已被後世談論多次，但其中一條支線，卻較少被人提及。

時任副國務次卿的約翰·佩利福伊，在麥卡錫的演講後不久便發表聲明，否認了國務院存在間諜的指控，並透露說，一些被視為存在安全隱患的人員早已被清退，其中包括91名同性戀者。

（約翰·佩利福伊）

佩利福伊此番話，本意是想平息猜忌，實際卻起到了反效果。

許多議員想知道這91人當初是被誰招募的、他們後來是否在政府其他部門又找到了工作、其他政府部門是否也存在同性戀，等等。

全美各地的恐懼和憤怒被點燃了。

國會就此展開了激烈辯論，國會委員會進行了多番調查，媒體報道鋪天蓋地，許多政府官員把抓捕和解僱同性戀當成了一場互相攀比的競賽。很多政客、媒體乃至民眾都認為，同性戀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危害，比共產主義者更大。

以往鮮少出現在主流媒體筆下的同性戀群體，突然成了一個全國性的政治問題。

這場被稱為「薰衣草恐慌」的鬧劇，影嚮了一代人的生活。它起初只是國會裡的一個黨派鬥爭工具，後來成了20世紀50年代滲透在美國政壇恐慌情緒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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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鬧劇中，只有一件事是對的，那就是華盛頓確實有許多同性戀，而這一現象是歷史的產物。

30年代的大蕭條期間，聯邦政府為應對經濟危機，頒布了諸多政策，眾多新的聯邦機構應運而生。隨之而來的，是許多新增的行政崗位（聯邦職工人數在1930年至1942年間，從7萬增加到27萬）。

這些職位空缺吸引了許多外地年輕人，每月都有數千名年輕人來到華盛頓。大蕭條期間，美國各大城市的人口都在減少，唯有華盛頓的人口增加了36%。

「新政」創造了一個年輕人的世界。每天傍晚時分，年輕的男男女女如潮水般，從各個政府大樓裡湧出。

華盛頓不僅工作崗位多，選拔制度和工作類型也特別適合弱勢群體。

在那個白領工作由男性壟斷的時代，聯邦政府為節省成本，招聘了許多女性負責文職工作。在一些行政工作高度集中的部門，女員工占比高達60%。到40年代時，為聯邦政府工作的女性人數達約15萬人。

這些行政類工作，也吸引了許多男同性戀者。他們與傳統的男性主導的職業環境格格不入，而華盛頓的文職工作則與他們十分契合。

這樣的人口構成，為性少數群體造就了一個非常友好的環境。盡管在官方層面上，同性戀仍是一種「不道德行為」，但同性戀者在日常生活中無需避諱自己的性取向。

而這種寬容的環境，反過來又吸引了更多同性戀來到華盛頓，成為這股繁盛亞文化的一部分。拉菲特廣場及其周邊的社區、餐廳和文化機構，成了同性戀交友的熱門地點。一種強烈的社區意識形成了。

（拉菲特廣場）

二戰期間，這種發展到了頂峰。隨著更多的年輕人來到華盛頓，住房緊缺的狀況進一步惡化，五六名陌生人同租一間臥室的情況比比皆是，華盛頓的性環境一度變得非常開放。

到了1948年，伴隨著「新政」以及二戰結束帶來的種種變化，美國主流人群開始察覺到，傳統道德規範正在全國範圍內產生松動。

那一年，性學專家金賽的《人類男性性行為》一書出版，並連續六個月位居暢銷書榜首。書中寫道，37%的男性受訪者表示有過至少一次同性性行為。

（《人類男性性行為》封面）

這一數據引起軒然大波。許多人將金賽這本書中的內容，視為美國道德滑坡的標志。許多家長惶恐不已。作家約翰·契弗把1948年稱為「每個美國人都擔心同性戀的一年」。

這種情緒也傳遞到了文藝界。1948年上映的、傳奇導演希區柯克的電影《奪魂索》，便講述了兩個同性戀人謀殺另一男子的故事。雖然因審核條例所限，該片無法直白地明說二人的性取向，但人物設定中的種種細節已隱晦地說明了一切。

（《奪魂索》劇照）

針對同性戀群體的打擊行動開始了。

以上文提到的拉菲特廣場為例，截至1950年2月，警方已在這裡逮捕了數百人。一個男人只要在那些知名的同性戀聚集區閑逛，都會被警察攔下、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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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背景下，由麥卡錫間接引爆的政壇同性戀抓捕活動，無異於火上澆油。

麥卡錫的反共活動，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投機，反誰不是重點，重點是刷足存在感、積累政治資本。

反同性戀，對他來說，更是純粹的政治工具。不過他在反同這件事上，沒有像他在反共上那麼高調和投入。個中原因說來也頗有趣：麥卡錫本人常年被人懷疑是同性戀，後來成為他頭號屬下的羅伊·科恩，更是半公開的同性戀。

（羅伊·科恩與麥卡錫）

這種狀況下，麥卡錫的幾個政治盟友——參議員斯泰爾絲·布裡奇斯、肯尼斯·威利、克萊德·霍伊——接過了這個任務。他們認為，反同運動可以令麥卡錫的反共運動更可信，進而可以鞏固他們的政治地位。

（斯泰爾絲·布裡奇斯）

布裡奇斯呼籲調查是誰讓那91名同性戀進入國務院的，並表示同性戀者是美國的邪惡敵人，還堅稱這些人出現在國務院絕非偶然，而是一個巨大陰謀的一部分，「他們進入國務院，是因為蘇聯想讓他們進去」。布裡奇斯要求參議院「找出那個間諜大師」。

共和黨高層看不上麥卡錫，但他們在同性戀問題上卻同樣持相同立場。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蓋伊·加布裡爾森對媒體表示，對國務院進行「清理」非常必要。

（蓋伊·加布裡爾森）

同性戀問題被上升為國家安全問題。

國會、媒體、民間要求調查同性戀的聲浪越發強烈。時任美國總統的杜魯門，收到了來自三名助手的聯合備忘錄，其中對同性戀事件進行了重點強調。

就在杜魯門尚未做出實質性應對時，共和黨這廂已迫不及待了。相關議員提出禁止部分政府機構僱傭同性戀的議案，並抨擊民主黨對同性戀過於縱容，媒體也煽風點火，將民主黨塑造為窩藏危險分子的源頭。

在1950年的美國，關於政治話題的公共討論中，同性戀問題一度成了比共產主義更危險的存在，一些美國人甚至將二者混為一談。

一些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例如同性戀蘇聯特工惠特克·錢伯斯、前總統羅斯福的副國務卿薩姆納·威爾斯等人的故事，更是加深了普羅大眾的刻板印象。

一時間，「在國務院上班」成了同性戀的代名詞。《毒蛇一代》這樣的暢銷書，也把冒頭指向了同性戀。

（《毒蛇一代》封面）

國務院的男員工們開始刻意避免成群結隊走在一起。為爭取議員支持、扭轉刻板印象，國務院還舉辦了一系列由其員工和國會議員出席的非正式聚會，以進行公關。

此外，國務院還加強了內部自審，對與同性戀者打過交道的員工進行了調查。截至1950年年底，已有約3000人接受了審查。

國務院還對外派往全美乃至全球各地的員工，進行了「揭露同性戀者的方法」特別培訓。人事部門也收到了類似簡報，被要求「盡一切可能找出有同性戀傾向的人」。

種種措施之下，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間，約有1000人因同性戀相關原因被開除出國務院。到了60年代末，國務院官員出席每年的國會撥款委員會例行聽證會前，都要先匯報一下前一年國務院開除的同性戀人數。這幾乎成了安撫撥款委員會以便獲得撥款的必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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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股蔓延的火勢，很快就燒出了國務院以外的地方。

中尉羅伊·布裡克在一次祕密庭審中表示，華盛頓有約5000名同性戀，其中四分之三都在聯邦政府上班。

這場庭審本應保密，且這番話是布裡克為給自己所在的警隊增加預算而做的隨意猜測，不僅不準確，而且很容易反駁，但這段話依然被迅速傳開。

流行文化裡不斷重複、強化著這一錯誤認知，諸如《華盛頓機密》等暢銷書都以此為題材。人們要求徹查那些被開除出國務院的同性戀，都是在哪裡再就業的。

（《華盛頓機密》封面）

調查結果加深了很多人的恐懼。以佩利福伊最初提到的91人為例，這些人裡有22人後來在聯邦政府的其他部門找到了新工作。公務員委員會火速下手，將這些人重新開除出政府部門。

其他政府部門亦紛紛跟進。以商務部為例，他們在幾個月時間裡提報了49名同性戀者，並對其進行了開除等處理。

共和黨參議員肯尼斯·威利是煽動這股浪潮的關鍵人物之一。在反同、反共的旗幟下，這些共和黨人的更大目的，是將同性戀、共產主義等美國人抵觸的標簽，與羅斯福「新政」牢牢捆綁在一起，暗示是由於民主黨的領導，才把美國變成了一個不道德、物質主義、官僚主義的國家。

（肯尼斯·威利）

由民主黨人掌權的白宮，對此進行的應對，是將同性戀「淡化」為一種精神疾病，而非國家安全問題。白宮發起了一系列研討會，主持這些會議的是美國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精神病學負責人羅伯特·菲利克斯。他表示，同性戀者應該被排除在敏感職位之外，但除此之外，只要同性戀者行為謹慎，就可以擔任政府職位。

民主黨內部並非鐵板一塊。很多人表示，當務之急是取得國會議員的認可，而不是讓精神科醫生滿意。

1950年12月，負責調查政府同性戀事務的霍伊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報告。這份名為《關於政府對同性戀及其他性變態者的聘用》的報告，得出了同性戀不適合在政府工作，否則會危害公共安全的結論。

（《關於政府對同性戀及其他性變態者的聘用》）

直到多年後，人們才發現，這份報告毫無任何可靠證據材料，但這未能阻止該報告產生的深遠影嚮：

因為這份報告，「同性戀威脅國家安全」的概念得到了美國國會的正式認可，「薰衣草恐慌」超越了黨派之爭，得到兩黨一致認可；隨後，該報告成為聯邦安全手冊的一部分，被送到美國駐世界各地的大使館和情報機構，並被美國政府及其盟友引用多年，成為將同性戀排除出公職機構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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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的總統競選中，同性戀話題自然是極有存在感。共和黨的競選口號是「讓我們清理房間」，承諾要清除聯邦機構的一系列問題，包括共產主義、腐敗、「性變態」等等。

共和黨強調其候選人埃森豪威爾是普通人，是崇尚道德、敬畏上帝的人。整個競選過程中，埃森豪威爾經常攜妻子一起露面，隱晦地攻擊對手阿德萊·斯蒂文森的離異身份。

（埃森豪威爾夫婦）

為了幫埃森豪威爾贏得選舉，FBI局長胡佛大量散布斯蒂文森因「同性戀罪」在紐約被捕的消息。由於此事純屬捏造，因此沒有正規媒體刊登，但這個聳動的消息還是在民眾間流傳開了。

胡佛

埃森豪威爾入主白宮不到三個月，就頒布了一個行政命令，稱「任何觸犯法律的、臭名昭著的、不誠實的、不道德的、可恥的、過量使用麻醉品的、吸毒成癮的或性變態的」行為，在政府僱員中都將被嚴厲禁止。

在埃森豪威爾的首次電視講話上，他亦隱晦地給「同性戀問題」定了調：「政府員工可能會帶來安全風險。他們不會有任何叛國的想法，但他們的個人習慣可能會（使他們）成為那些試圖破壞我們國家安全的人的勒索對象。」

在他後來的回憶錄裡，則表達得更直白：「許多忠誠的美國人，由於不穩定、酗酒、同性戀或先前傾向於與共產主義陣線團體聯繫，而無意中成了安全隱患。」

在埃森豪威爾負責相關事務的，是助理國務卿斯科特·麥克勞德。他對同性戀事務極激進，在上任後僅僅十天內，就開除了21名「有道德偏差」的職員。

（斯科特·麥克勞德）

麥克勞德手下有一個專門負責此類工作的小組，在1953年，該小組開除了99個同性戀員工。為加速進程，他們使用了許多手段，最常用的包括測謊儀和個人訪談。

政府對同性戀的強硬態度，不僅引起了公眾的關註，還造成了洶湧的民間舉報熱潮。大量匿名信湧入麥克勞德的辦公室，信中內容要麼舉報某人是同性戀，要麼給辦公室提供尋找同性戀的建議。

除了自查外，麥克勞德的辦公室還向國際組織施壓，要求這些組織進行同樣的內部清洗。

另外，國務院還發起了一場廣泛的游說活動，以確保將同性戀者從所有美國所在的國際組織中驅逐出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亨利·卡博特·洛奇，向聯合國祕書長特雷格韋·賴伊傳達了這一資訊。賴伊同意了，並解僱了美國要求的27人中的19人。雖證據不足，但美方堅持要求將剩下的8人也一並解僱。

（特雷格韋·賴伊）

美國向國際組織施壓解僱同性戀職工的行為，一直持續至1972年。

在1954年的國情咨文中，埃森豪威爾宣布了他「清理工作」的初步成果：共有2200個「安全隱患」被開除出聯邦工作人員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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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調查的深入化和廣泛化，民間對「清理工作」產生了抵觸心理，但這並非出於對弱勢群體的同情，而是因為許多異性戀者也成了被調查對象，被騷擾得煩不勝煩。

當時，為了推進這項工作，政府特設了名為安全官的崗位，招募了約900人。這些人沒有任何法學、社會學、心理學素養，基本都是被安插進來的關系戶。他們唯一的工作，就是抓捕同性戀。

在外界施壓下，埃森豪威爾適度放松了以往一刀切的嚴厲舉措，但他並不想放棄清洗行動。他與內閣達成一致，即當務之急是要開展「公眾理解運動」，說服大眾意識到清洗的必要性。

於是，不久後，由埃森豪威爾團隊操刀的文章在《讀者文摘》等暢銷雜志上刊出，文中以各種事例，向讀者傳達清洗運動的必要性。

不過，一件意外的發生，放緩了他們的步調。

1953年10月，參議員萊斯特·亨特的兒子小萊斯特，因進行同性戀活動在拉菲特廣場被捕。因此背負了巨大壓力的老萊斯特，在1954年6月自殺身亡。

（萊斯特·亨特）

此事成了1959年的暢銷小說《建議與同意》的靈感來源。書中不僅描寫了一個因對手威脅揭發其同性戀情，而被迫自殺的參議員的故事，還揭露了同性戀只是美國政客權力鬥爭工具的本質（後被拍成電影《華府千秋》）。

（《華府千秋》海報）

此書熱銷一時，肯尼迪、尼克松都曾被拍到閱讀這本書。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要求對埃森豪威爾的清洗運動進行審查。

激進的反共頭子麥卡錫在1957年就已病故，生前臭名昭著，這無疑也給埃森豪威爾間接增加了新一重壓力。

不過他被另一件大新聞救了：

1960年9月，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分析師伯農·米切爾，攜友人威廉·馬丁，一起叛逃到蘇聯，並因此成了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叛逃者之一。

（米切爾和威廉·馬丁）

這樁新聞，重新點燃了全美的「薰衣草恐慌」。事件發生後，國安局審查了所有員工記錄，並開除了26名同性戀員工。

同性戀群體的生存環境，變得艱難異常。很多人不敢在職場上有任何表現，生怕因太過出挑而被別人盯上。負責審訊的政府官員鼓勵被訪者彼此揭發。同性戀者的自殺案件接連發生。

這種充滿恐懼和不安的環境，影嚮的不僅是同性戀群體，而是那個時期的整個華盛頓。公交車上的乘客們異常安靜，許多政府官員的妻子，都被丈夫告知不要和未得到安全許可的人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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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各類民權運動席卷全美。肯尼迪上任總統後，簽署了一項總統令，要求不分性別地僱傭員工。公務員委員會（下文簡稱CSC）主席約翰·梅西在公開聲明中表示，政府拒絕採用種族、信仰、膚色、性別或其他歧視性標準，以確保所有群體有平等的入職和晉升機會。

（約翰·梅西）

但CSC對民權的理解並沒有延伸到同性戀。約翰·梅西甚至多次拒絕了華盛頓當地同性戀權益組織面談的請求。

直到60年代末，CSC才開始意識到，由於社會道德認知的變化，外加司法機關方面的壓力，隨意解僱同性戀員工已不像以往那樣輕松。

其他地方的政府實體正悄悄松動著政策。比如，紐約政府從1966年開始，便低調地僱傭起了同性戀者。

第一個轉折，發生在1969年的「克利福德·諾頓案」上。

克利福德·諾頓因在拉菲特公園有「不當行為」而失去了美國宇航局的工作。但在1969年7月的判決上，法院判定諾頓勝訴，聯邦公務員不能僅因其性取向而被開除。

雖然該案有裡程碑式的意義，但同性戀群體爭取權益的過程絕非一蹴而就。在之後的數年裡，仍有因性取向而被解僱的人打輸了官司。

直到1975年7月，CSC才在官方新聞稿中表示，將對所有員工採取同樣的評價標準，而不再考慮其性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