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2000:最真實的台灣

文:副舍長 

五一假期進行時,今年的五一可算是真正的五一,難得遇見呀,因為五天中四天實屬調休。在旅途中的朋友,祝一路順風;宅家裡的,我推薦下我最喜歡的電影(略補下我沒有去過台灣旅行的遺憾)。

侯孝賢,不可做尋常觀。我認為他是華語世界最好的導演,沒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國,更了解台灣。

1993年法國戛納電影節,兩部華語電影《戲夢人生》和《霸王別姬》競選最佳影片,最終《霸王別姬》勝出。專業的評審之外,《霸王別姬》在中國也擁有更多的觀眾。

但這些並不是衡量電影優劣的真正標準。

做這麼個假設:如果能將評審的專業與國人的情感互補,再為兩者補上台灣歷史,那就會發現,《戲夢人生》無疑是華語電影中最偉大的作品。

像位悲憐的旁觀者緩緩敘述,冷峻地將宏大歷史融入人物場景當中,每個鏡頭停下來都是一幅藝術畫作,這是侯孝賢電影的獨特魅力所在。而再次提及「 歷史 」,就能解釋觀眾遭遇的障礙:外國人肯定看不懂白蛇傳在台灣的異化;大陸人也難體會日本民歌《紅蜻蜓》的憂傷;台灣學校「 禮義廉恥 」的銘牌,別說外國人,就算我們大多數國人,也相去甚遠。

文化距離不會產生美,只會產生隔閡與誤解。這就是今天推薦侯孝賢電影的初衷,他的四部電影串聯起來,可以讓人感受到近代(1895-2000)台灣的氣息,感受到祖國的寶島上,生活著幾千萬和我們一樣流淌著中國血液的同胞。

一、戲夢人生

1895年甲午戰爭爆發,清朝戰敗,台灣及澎湖列島被迫割讓給日本,直至1945年日本二戰投降。五十年的日治時間雖然只有清治的四分之一,但日本留下的烙印非常深刻,像場仲夏夜之夢。 《戲夢人生》演繹的就是這段記憶。

整部影片可以分為戲、夢、人生這三個維度來看:

「戲」。故事主人公李天祿和他父親都是台灣布袋木偶戲藝術家,木偶戲也蘊含了本土宗教和宿命論,因為它的第一觀眾是護佑台灣百姓的神靈,通俗地說,主要是表演給神看的;

「夢」。日治下隱匿的百姓情感,像被傳統道德譴責的異國之戀。日本明治維新後,西化的先進制度正在台灣推行,相比清朝統治,百姓能夠享受更多的權益,例如參政議政、工業建設、通水通電等等;

「人生」。侯孝賢透過大銀幕,為觀眾精心構建了中國式美學。影片裡學童跟著先生朗讀《夜泊楓橋》雖然短暫即逝,但全片仍遵循古詩結構來詮釋人生變幻,情節縝密,開合自然,就像「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分開看是兩種不相干的場景,但合在一處,情感立即湧現。這是國人熟知的,也暗合侯孝賢給自己的定位:台灣導演,中國人。

「 戲、夢、人生 」合在一處,即變成打開全片「 隱喻 」的鑰匙。也只有意會這些隱喻,才能發現「 置身其中難以察覺,退而再看即豁然開朗 」的大美。

李天祿與父親相同的入贅經歷,隱喻了平民的政治身份:城牆易主,但山河尚在;父子間由融洽親情到矛盾再到和解,隱喻平民對待日治的心理波動,父子兩代對待日治的態度大相庭徑。

李天祿的父親許夢冬從一開始就拒絕「 日本人為鼓勵剪掉辮髮而贈送的戲票 」,雖然無力公開抵抗,但他可以用「 不用你們剪,我自己來剪就好 」來表達;後來更是放棄在日本監管下的藝術表演,頹廢度日,臨終前才歸於平和,將木偶道具傳給兒子。

相比之下,李天祿就溫和很多。成長於日治環境,他最強烈的需求是存活下去,為家人帶來物質上的滿足,對於國恨,幾乎沒有。為了生存,他還多了一份狡黠,毆打日本監事的時候,原本是出於對神的敬畏,無法容忍別人在神旁邊撒尿,但在日本長官面前卻能解釋為「 這個人在戒嚴時期酗酒,面對著婦女撒尿 」,這種細微的心理,不了解台灣宗教文化,就無法感受。

事實上,台灣人對日本並不反感;日本人對台灣也抱有充實的好感,稱之為第二故鄉。這種情愫,大陸人理解不了,更嗤之以鼻。日治下「 水源治理、小魚不能釣 」的環境條例,台灣人都很贊同;日本兵投降後因燒毀大米被痛打,但當知道「 大米發霉,人不能吃 」才燒,隨即就諒解了。日常糾紛,兩地人都是按照規則來解決,不會摻雜民族情緒。

正是這種大環境對平民影響甚微,才能讓台灣人延續自己的生活方式。本土宗教與中國式的宿命論,依然完整地保留在他們的基因裡,與大陸不同的地方,可能只是清朝的辮髮早剪了十年。

李天祿和他的家人相信神和宿命。出生後,家人按算命先生說法為他改命,只能把父親叫成叔叔,母親叫成阿姨。然而命運還是不濟,他的母親死後,父親對他的態度就突然轉變,認定是他克死了愛妻。

相信命運,才會接受命運的安排。這種無法用科學闡述的心理,唯有隱喻能夠容納,情境中的「 暗示 」轉承讓玄學變得合乎情理——

李天祿命硬,才有家人請「 福祿壽三星賀壽 」為他消災;許夢冬拒絕日本人的戲票,那場戲剛好是京劇《三岔口》的武鬥;許夢冬演繹《白蛇傳》,妻子已亡故,人鬼殊途陰陽兩隔,而妻子結拜的姐妹,也要將女兒帶回廈門,不再做他們家的童養媳。

李天祿被繼母虐待,負氣離家做了布袋戲頭手,劇中就念唱道: 」一天不在家感覺像一百天一樣,像只孤單的野鴨,我迷失在森林裡。此地風景雖然好,思念家鄉一片心「 ;

長成為青年才俊之後,他熱情唱出,「 高山顛峰真宏偉,讓悲傷逝去,讓思緒延伸 」,這時候談婚論嫁就順理成章;遇見情人麗姝的時候,劇中唱得正是應景的「 五彩蝴蝶,蝴蝶知花蔭,哪有野貓,哪個野貓它不吃魚。 」

侯孝賢採用的暗色調拍攝也與「 隱喻 」相襯,穿插著紀錄片式的旁白,固定機位拍出遠視、旁觀的距離感,將觀眾帶入「 真實歷史 」的情境裡,契合閩南語風味,一部台灣的、中國的大片就定格在宿命之中。這就是李天祿劇團取名「也像生活」的原因;幼子染病夭折後,他還能平靜地安慰妻子,「 這是他的命運,他只是不想再和我們一起吃飯了。 」

影片末尾,台灣民眾在烈日下,把日本飛機上的鋁塊敲下來拿去賣,賣得錢財他們拿去請神看戲,因為他們始終相信:「 我們的神會給我們答案。 」

二、悲情城市

1970年4月,蔣經國訪美,期間幸運躲過台進分子的行刺。翌年,民國被聯合國註銷成員席位,這是蔣氏政權自退守大陸後的第一次失敗。

一項浩大的變革計劃在蔣經國心中成型,直至1986年10月,他在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時,透露台灣即將解除戒嚴令。時任機要秘書的馬英九听完,內心激動如同觸電一般,心想:我們正在改寫台灣歷史!

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布台灣地區解嚴,結束國民黨在台灣長達40年的高壓統治。解嚴令剛剛頒布,侯孝賢立即構思《悲情城市》劇本,作家陳映真聽完他的思路,勸他不要拍:「 你會劃不來,到時候一定會遇上很多想像不到的問題。 」

陳映真因激進寫作被重判過十年監禁,深諳「 很多想像不到的問題 」有多麼恐怖。但侯孝賢決定要拍,他說:因為我是這樣的人,我就是不喜歡威權。

《悲情城市》的背景在台灣二二八事件下,四十年的戒嚴期內,這個話題是台灣人的禁忌,記錄在案的文獻幾乎沒有,想要還原這段歷史,只能收集大量的訪談資料。侯孝賢想乾就乾了。

《悲情城市》延續了《戲夢人生》的歷史時間,公眾情緒卻截然不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專制的行政手腕激起了台灣省人民的血性反抗。電影敘述手法直接明了,除了「 黑夜停電點蠟燭,林家長孫取名光明;林家次子在銀幕上的失踪;林家四子後天性聾啞 」這三個隱喻之外,整體結構鮮明,邏輯嚴謹,悲情四溢,堪稱史詩級別的電影。

1945年8月15日之後,台灣人面臨的現實就像林家長子說的,「 日本人走了,可是中國人又來了。說是去奴化,但清朝賣掉台灣也沒有問過我們。 」

民國政府的腐敗統治是整個悲情的起源。日治時代,台灣本土人佔會議要員的一半,而國民黨立即裁減得只剩十分之一,機關內裙帶關係龐雜,重要的民生物資一律管控,方便調入大陸支持內戰。

如果局勢不是如此惡劣,那麼一切就會像寬美日記裡期待的:

「昭和二十年十一月初八。好天,有云。帶著父親寫的​​介紹信,上山來金瓜石的礦工醫院做事。哥哥教書沒空,叫他的好朋友文清來接我。山上已經有秋天的涼意,沿路風景很好。想到以後每天都能看到這麼美的景色,心裡有種幸福的感覺。」

現實卻異常殘酷,由貪官與黑幫勾結的走私引爆了二二八事件。在醫院,她見證了林家三子因戰爭引發的瘋癲,見證了大量受傷的義士,能夠想像背後的鎮壓多麼血腥。同樣做為清純女子,靜子可以唱著《紅蜻蜓》悲傷地回到日本,但寬美知道台灣才是自己的家鄉,根本沒有其它選擇。

寬美和文清相同,一心想過上平凡的生活,在朋友們對政局高談闊論的時候,他們默契地選擇用「 文字聊天、聽古典音樂 」來迴避。

然而你躲開政治,政治卻在時刻籠罩你。本省人與外省人到了水火不容、省政府特意請求大陸調兵增援的時候,哪怕像文清這樣的聾啞人,也能被指控為亂台分子。監獄里處決「 犯人 」的槍聲他聽不到,一群台灣人臨死前悲哀地唱日本《幌馬車之歌》的歌聲他也聽不到,唯有別人託他帶出來的血書「 你們要尊嚴的活著。父親沒罪。 」才能喚醒他的抵抗。

那是一種為了生存而平靜面對死亡的抵抗。不同於林家長子以黑制黑的抵抗,更不同於林家三子為了私慾進行的抵抗。似乎平靜地享受台灣人原本應該享有的生活就是抵抗。在文清被抓走的那天,他平靜地完成了手頭的攝影工作,當他被帶走,轉身望向寬美的那一刻,可以想像整個台灣都裝不下他們的悲傷。

寬美內心平靜之後才敢寫信告訴阿雪她叔叔被抓的事實。信中還寫到:

「我去過台北四處打聽,可是都沒消息。阿謙已經長牙了,笑的神情很好,眼睛很像你四叔,有空來這裡走走。九月份開始冷了,芒花開了,滿山白茫茫,像雪。」

阿雪讀到信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倖存的人圍著桌子吃晚飯,他們還活著,但看不見的悲傷仍在繼續。

1949年12月,民國政府選定台北為臨時「 首都 」。

三、童年往事

《童年往事》是侯孝賢真實的人生經歷,作品完成於1985年,是其電影風格的奠基之作。不少影迷感覺他與小津安二郎相似,這是典型的外觀誤解。與小津安二郎並駕齊驅的黑澤明,對侯孝賢的評價能夠供作參考:他的作品總是令人想到景框以外的世界。我拍不出來。

任何一部傑出的電影作品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侯孝賢用鏡頭語言對人性進行探討的時候,對社會與政治的批判會自然地流露出來。甚至這些批判在出現的同時,它又是隱匿的。就像人與深淵相互注視,不動聲色,卻有迴響。

隨著記憶流拍攝的童年,延伸到18歲,輕狂叛逆的青少時期被他囊括在童年的時間段內,最後因為母親的死亡嘎然而止,彷彿成人這種漫長懶散的禮儀,他是一夜之間完成的。

1947年4月,侯孝賢出生於廣東梅縣,《童年往事》大約講述他11歲到18歲的家庭生活片斷,三輩人對待台灣有著不同的感情。

祖母年老,語言不通,台灣永遠都是她的異鄉,問當地人「 梅縣的梅江橋在哪 」,沒有人聽得懂;對於父母,台灣只是臨時的工作地,並且氣候潮濕,父親的身體很不適應;他們無時不刻都在想著回到故鄉;孩子們則不同,父母在哪,哪裡就是家。

一個大的時代背景是1958年大陸炮打金門,台灣反攻無望,年少的他並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騎兵飛奔的場景,路面被坦克輾壓過的痕跡,只能引起他父親的憂慮。

侯孝賢在電影外極力回想父親的形象,結果卻是這種精神符號的缺失。記憶中,他靜靜站在父親的書桌邊等待撕下的郵票,兩個人都沒有說話;就算他考上重點中學,告訴父親桌上被打了個勾就是考上了,父親只是淡淡地說,「 你以後要好好讀。 」

父親給過他的家庭教育可能還沒有學校銘牌上「 禮義廉恥 」這四個字多。當母親抱著父親的遺體慟哭,他茫然回望,再轉過來已是青蔥少年,父親的缺席讓他恣意生長,混跡街頭,毆打同學,賭錢,嫖妓,似乎是時間給予了少年對抗死亡的辦法。

而被特殊時代裹挾的長輩們回歸大陸的期望,在家中早就變得不可言說,每個人按部就班地活著,很少有過真正的交流。

祖母總是獨自坐人力車回大陸,然後在小小的鳳山迷路,再打車回來,剩餘的時間不停地包銀紙錢,想留到死後花;父親在世時也總是沉默,看信件,讀報紙,想從中猜測大的時局走向;他對著雨天想著初戀唱情歌,姐姐阻止他,別唱了,賣銅賣鐵,太難聽了;哥哥發現他花錢厲害,也不說他,只寫信告訴母親。

而母親只是眼睛恨向他。等他明白這種恨意,卻只能在母親的葬禮上痛哭不已。成長向他索取的代價太大了。

清點母親的遺物,他才發現原來藏著巨大的秘密:父親有肺病,怕傳染給孩子們,所以才盡量不和他們親近;家中很少添家具,只使用便宜的竹製品,並非出於吝嗇,而是因為父親覺得全家隨時都可能離開台灣;母親遇上父親前,有過一段戀情,因為家人反對才作罷,她後悔嫁給父親,因為嫁給他二十年,就服侍了他二十年;更讓孩子們感到意外的是,父親死後,母親不堪家庭重壓,竟然有過幾次自殺未遂。

這些後知後覺,迫使他心智成長,也讓他有勇氣將情書送給暗戀的女生。去替母親收生前的債款,發現對方比他家更窮的時候,坦然放棄了。最後面對祖母的死亡,他直覺浮現出曾跟著祖母一起走在回大陸的路上,那是一條荒誕的,也曾是一條支撐祖母在異鄉活下去的路。

祖母生前最愛他,這是一種有償的愛,因為小時候給他算過命,將來會當大官。而能激起他奮發的卻是初戀的一句,「 等你考上大學再說 」。不久她全家搬到高雄,他高考也失敗了。然後就沒有然後。

如果生離死別無法避免,那麼回憶會是最好的紀念。

四、南國再見,南國

上世紀90年代的台灣省,處於60-90年代新工業化末期,社會意識開放,但經濟上行開始遇到阻力。全台灣兩千多萬人,有70%的人圍繞在台北,餘下的人迷失在台南,頹廢又空乏。

《南國再見,南國》在這種時代背景裡面,描述了一個幫派大哥分裂的江湖夢。主人公小高雖然將自己當做大哥,但他無論對幫派還是對台灣的見解,都透著傳統眼光,顯得與現實極不協調。

小高上面有個喜哥,下面有個小弟扁頭,確切地說,他只是身處幫派勢力的中層。而幫派又必須臣服在權力下面求生存。這種生存法則,他始終沒有看明白。

替扁頭女朋友還錢,想靠作弊變賣生豬獲利,開個餐廳還要過五關斬六將似的陪酒到吐,提到去上海打拼的時候,也只是為了完成父親的遺志。

最快意恩仇的時候,他帶著扁頭騎著摩托車,像現代俠客一樣穿梭在公路上,兩旁的樹木青翠茂盛,空氣中瀰漫著生機。但回到有人的江湖,哪怕他重情義,講道義,想幹出一番事業,結果卻是處處失利,陷入任何一個中年人都可能遇上的尷尬境地。

無論身處社會還是幫派,明白自己身份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扁頭借槍再次被他當刑警的堂哥抓捕扣押後,兩邊勢力談判就是很好的證明。權力掌握在議員和警察手裡,對於這場終極談判,小高連說話的權力都沒有。

救出扁頭之後,車子行駛在昏暗中,扁頭點煙分神把車撞進田地裡。倖存下來的兩個人會走向哪種歸宿。影片留了懸念。對於小高來說,上海,美國,或者台灣?

他曾說一定要去上海開餐廳,再找機會干大事,但這只是理想。真去到上海,他也能立即發現無法適應那裡的規則。

至於美國,更不可能。哪怕他女朋友暗示他可以過去。但他需要面子,除非能帶上一大筆錢,以此表示成功。

留在台灣才是他唯一的選擇。只要扁頭還跟在身邊,他就能享受到做大哥的尊嚴,只要一天還在道上,他就會整天想著如何翻本,出人頭地。然而出人頭地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根本沒有意識到,做為祖籍在大陸的台灣人,大環境已漸漸在削減他期待掌握的權力。

當然,他會有滿足的一天,應該是這樣的場景:

他在院子裡喝著茶,光著膀子對著同齡人講述年輕時的江湖。所有的想像和過往混在一起,讓他完成大哥能完成的大事。他也不需多解釋,露出的紋身就是最好的證據。

能夠耐心讀到這裡的朋友,希望在內心中會有個收穫。台灣離我們很近,侯孝賢也是一樣,比如當你看《戲夢人生》時,就會驚喜地發現,閩南語的白素貞嚼著檳榔,像跨越時空一樣,也會喜歡哼唱五條人的歌… …因為我們的情感是可以想通的!

 

來源     有間訴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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