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賢：一個導演只能拍「一部電影」

「一個導演只能拍一部電影，關注的方法可以變化，但是角度就是那一個。王家衛的上海情結是從小養成的，這個沒人拍得過他，楊德昌離開台灣去美國那麼多年又回來，他的記憶跟他對當下看法的對比。我是台灣南部鄉下長大的，我看的是古典的書，自然的成長和生活這就是我的眼光，我只有這一塊，其他的也不行。」

　　——今天是導演侯孝賢的74歲生日

　　台灣導演侯孝賢

　　侯孝賢說，自己的思維方式像女人。他對此的解釋是，男人的腦袋上應該只有一個地方發亮，談到自己感興趣的話題就會興奮不已；但是女人卻會有很多地方發亮，所以女人總是跳躍性的思維。採訪侯孝賢的時候我徹底感受到了他思維的這種跳躍，他經常說著說著停下來問我，我們剛才要說的問題是什麼？不過，聽他說話就像看他的電影一樣，全聽下來才發現他的思路縝密，而且客觀而深刻。於是在整理採訪錄音的時候，侯大師的語言精采度讓我無法刪減文字，最終成為了這篇採訪占用了四個版面的理由。

　　關於侯孝賢的電影這裡已不用多說，被他打動的人自然都能找到最準確的契合點。而在這篇採訪中你將會得知他無惡不作的童年經歷對他的創作產生的深遠影響，聽到他「為何我拍出的電影都如此蒼涼」的自問，還有他對張藝謀中肯的評價，以及與商人和政客之間的博弈。之後你會發現，躲在監視器後面一直著保持清醒冷靜的國際電影大師，竟然是一個熱血沖天、重江湖義氣的「兄弟」，而他的自覺、自醒，在瞬間收放自如的能力，竟是常人之所不及。

　　——採訪手記

　　我是在利用演員的狀態而不是帶入演員進入狀態

　　問：與您合作的演員中有像梁朝偉、劉嘉玲、李嘉欣、舒淇、張震等這樣的大明星，很多導演都認為應該帶入演員進入狀態，但您卻表示您在拍戲時是利用演員的狀態。

　　侯孝賢：這些明星裡伊能靜給我的印象最為深刻，我找她拍《好男好女》的時候，伊能靜唱歌已經到了瓶頸，她想轉變，釋放的能量很大，我當時就是利用她的這種狀態，讓她早介入，參與討論劇本。我安排她和與美術師黃文英一起討論劇本和造型。黃小姐畢業於清華中文系，之後到美國念了兩個舞台監督和美術服裝設計的碩士，是少有的在百老匯上很成功的華人。到伊能靜定妝的時候，她一穿上那身衣服，從她流露出的神情我就知道她已經完全進入了角色。所以我就先拍了她見到了先生的屍體知道要與先生訣別的那場戲，結果她一哭整個人就厥過去了。實際上在影片最後呈現出來的時候我並不要她那麼「過」，但是在當時我不會打斷她，因為到後期我可以剪掉。

　　拿最近的《最好的時光》來說，這是我和舒淇的第二次合作。她與我第一次合作拍《千禧曼波》的時候，全身上下都憋著一股勁，很希望通過這次表演讓自己進入到一個高度。第一次合作的新鮮感讓我們之間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張力。但是到第二次合作的時候，我很清楚這種張力已經不存在了，所以我基本都是在觀察她的狀態，然後利用她如今的這種狀態來詮釋片子裡的角色。對我來說利用比帶入更為真實。

　　問：那麼您在與非職業演員合作的時候又是如何利用他們的狀態的？

　　侯孝賢：比如說找小孩子拍戲，大家都覺得拍小孩子的戲很難，其實那是因為我們大人的想法不夠簡單。如果是因為小孩演得不好需要重拍，那我就不會針對他，而是對身邊的大人說說，跟身邊的工作人員說說，然後告訴他你表現的最好，但是因為大人沒做好所以需要重拍。你這樣說他就會一下子飛起來，怎麼演都是他小孩子的樣子，非常準確。

　　《最好的時光》劇照

　　問：那您在開拍之前花費在準確把握演員狀態上的時間長嗎？

　　侯孝賢：很少，我通常會和他們聊天，問他們你爸媽是做什麼工作的，你有幾個兄弟姐妹啊，你排行老幾，你在哪念書，都學過什麼課程，都做過什麼事，懂得什麼，會什麼，喜歡什麼，討厭什麼之類。看似閒聊，問這種東西他們對你的戒心就會降低，但實際上從他們的回答中最能了解到他們現在的狀態，然後你就可以根據他的狀態在現場進行調整。但是前面的這種準備非常重要，你沒有前面的預知，就不會有後面的超脫。

　　我小時候基本是打出來的，是個無惡不作的「小混混」

　　問：據說你小時候非常能打架？

　　侯孝賢：不只打架，其實就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小混混」。小時候我很能打，不管是單挑還是群架都參與過，常常是一出手對方眼睛就花了，基本是打出來的。不過我一般都是去幫朋友的忙，有求必應。又或者有朋友說提我的名字不好使，我便帶著他一同找回去同人家打。在家人的眼裡我絕對是個壞孩子，從小就偷錢是不用講的了，我什麼錢都敢用，還偷過維持全家生計的存摺。這些錢主要都花在賭博上，所以我的賭博也是非常厲害的，而且非常狠，只玩賭賠比率最大的。

　　問：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什麼時候？

　　侯孝賢：20歲。以我的成績根本考不上大學，我20歲的時候兵役單就來了，我本來是可以延期的，但是我毫不猶豫地選擇去當兵，當時就是很自覺的想要與過去那段生活決斷。

　　問：但是你之後根據童年這段經歷拍攝的自傳影片《童年往事》卻並不像你說的這麼殘忍。

　　侯孝賢：回頭再拍是很理智的。我退伍之後回到家，但是只待了七天就走了。因為我弟弟從他的同學那裡得知，根據我以前的記錄，他同學的父親們正在談，準備在我退伍之後把我送去管訓。我聽完之後就離開家來到了台北，應聘到一家工廠去做裝配員。那種工作就是像一個小螺絲釘，把這個東西從一個地方拿到另一個地方，而且人工是很便宜的。但是我當時還是去參加了考試，結果就順利的考上了報考的第一志願國立藝專。在讀書期間，我就用日記的形式把家裡小時候的記憶都寫了下來。最後拍的時候是1985年，離我畢業整整13年。

　　《童年往事》劇照

　　對我來說《童年往事》其實是在我童年時代對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三個眼光。第一個眼光就是我母親生病從台北回來，因為我亂花錢，姐姐在家裡根本管不住我。我媽媽當時得的是喉癌，她又不想開刀，基本不能說話。結果她回來的那天晚上，她正在整理東西，我就問她你在幹嗎，她就看了我一眼，這一眼的意思就是責備，你怎麼可以在家裡亂花錢。

　　第二個眼神就是在我父親去世的時候。我母親是基督徒，所以她的校友就來家裡站在棺材旁邊唱聖歌，「祝你安睡」（侯孝賢輕唱著），當時也有一些親人在旁邊，我當時站在哥哥後面，唱歌的時候我就哭，結果我哥哥就回頭看了我一眼，這一眼神是在問我，你也會哭啊？他的想法就是我在家壞到這個程度竟然也會哭？

　　最後一個眼神是在我祖母去世的時候。當時我祖母大小便失禁，常常躺在床上，她已經87歲了，醫生說她太老了，器官的功能已經沒有了。當時我哥哥姐姐都因為家裡窮考取了不收學費的師範學校，他們成績都比我好，畢業後都留在外面教書，家裡只有我和弟弟照顧祖母。我記得那時我經常買些豬肝回來把它剁碎，給祖母熬豬肝粥，但是我弟弟餵祖母的時候總是會不小心把她嗆到。我們能做的就是幫她擦一擦，看看她氣息怎樣之類的事情。這種狀況之下，你不可能去非常周到的、有條不理地去處理祖母的事情。直到有一天我發現螞蟻爬到了她的身上，才知道她已經去世了。我們小孩子哪敢動，就去找幫忙清理屍體放入棺材的這些人。他們掀開祖母的身體，發現身下已經流出了血水。當時收屍的人就回頭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神就是不孝的子孫。其實我心裡非常清楚，大人都不在了，我們小孩子如何能處理這種事情。所以我當時非常冷靜，我知道這就是現實。

　　問：在《童年往事》裡，父親的形象在熟悉之中又透露著遙遠。

　　侯孝賢：拍《童年往事》主要就是表現三個眼神，而這三個眼神又都與死亡有關。但是我回頭再拍的時候卻沒有表現過頭，因為過頭以前我在外面更狠。我只是把父親對我無形的影響表現出來。我父親以前是縣教育局長，後來他同學叫他來台中做主任祕書，他也覺得在台中有事情做，想換換環境。所以就在就任後回來接我們過去。我父親不習慣政治，後來就回到本行教育做督學，常常出差到各地學校視察。

　　《童年往事》劇照

　　我的父親有氣喘病，而且我們家有氣喘病史，幾個兄弟都有氣喘病，我也是。小時候我們兄弟幾個常常在一起比賽，像拉風箱一樣，看誰的聲音大。由於父親身體不好後來又到高雄縣作合作社做主任，還寫了一本合作社的書而且出版。父親平時從來不責罵我們，他生氣時會握拳用中指突出的關節敲我們的頭。所以他平時留給我的印象就是只要在家就看書寫字，上班就是中山裝、圓帽子，出門騎著腳踏車，褲腳還要用夾子夾住，怕被機油打到。後來氣喘轉為肺病，就住在療養院很長時間。療養院離家有一百多公里，我媽媽那時要坐火車去看他，有時還會睡著了坐過了頭。後來我姐姐對我說，那時我父親寧可住療養院也不和我們說話是因為怕把肺病傳染給我們。

　　問：是什麼促使你決定與過去的生活訣別？

　　侯孝賢：除了受父親的影響，我還看了很多武俠小說、線裝小說，還有很有戲曲，電影，都給了我很大的影響。不過當時還有一件事情對我觸動很大。我的一個朋友，就是前面說的提我名字沒用的那個，他在那時又惹出了禍讓我去幫忙。那時的單車有一個杆子是可以拆的，我就隨手拆下來一個跑去幫他打。打完之後去他家，他母親是黃浦新村小學的校長。她就問起我父親，提及我父親就表示出對他的非常尊敬。你知道當我打完架立刻又聽到朋友的母親對我父親的讚譽的時候，對我的那種衝擊有多麼強烈嗎？

　　我當時就明白其實我不可能變壞，家裡父母對你的影響加上從小看過的這些書一定會在無形之中帶給你影響，就像我每次去打假都是被別人拉去幫忙，我沒有辦法無緣無故打人一樣。

　　我告訴你打架的感覺，你打過一次大的，所有周遭的人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樣了，包括別的區域來這裡玩的，這就是一種名聲。但是我打架是從來沒有做到頂的，所以還有一點情結在我的電影中呈現。

　　我是這麼熱的一個人，為何拍出的電影會如此蒼涼？

　　問：與您聊天，感覺您應該是一個血氣十足的人，但為何拍出的電影卻如此冷靜和客觀？

　　侯孝賢：我告訴你，我之所以能這樣子，是因為我有很強的控制力。拍戲，馬上就可以把這段丟掉，腦子一轉回來拍，我可以做到。其實我有兩塊，沒有這兩塊你根本沒辦法拍戲。其實所有的情緒就是一個念頭而已。你想想看，我以前那麼壞，我會自覺跟我以前的生活斷絕，其實還是有一種自覺在。我拍《千禧曼波》之前在Disco Pub待過很久，我跟年輕人一起玩，和他們一起瘋，但是所有人的狀態都在我腦子裡，我會照顧到所有人。如果你做不到，那麼你做導演只能一時，而不能長久。

　　《千禧曼波之薔薇的名字》劇照

　　問：我覺得您的作品表面看起來平淡無奇，但卻總能觸動人心的最深處。就好像靜靜地接招之後，出手卻是殺人於無形。

　　侯孝賢：冰山一角，拍的是表面的一種狀態，其實所有的情緒都在下面流動，是暗流，舉重若輕。我的電影內容跟形式是反的，有外國的評論家對我電影的評語是：從來不拍事情發生的當下，而只拍事情的前因和後果。其實暗流是怎麼形成的誰也不知道，可能與一個人的經歷有關。我的電影你看完後一直過來，結局不是悲傷，而是一種人世的蒼涼。

　　蒼涼這個詞是我是看張愛玲的小說才得知的。蒼涼其實是你對人世的一種看法。我曾問過自己，我怎麼會？我是這麼熱的一個人，後來我想還是我小時候家裡的環境造成的。我的母親脖子上有一道疤，我小時候不敢問，後來我姐姐告訴我，母親曾經自殺過，這道疤就是用刀割的。後來我想很正常，我父親算是老家很有名望的人，到家裡求父親謀職的親戚朋友很多，我母親就一直照顧這些人，時間久了心理一定會有些疲憊。就像張愛玲會寫出這樣蒼涼的小說，她小時候父親娶了一個後母，她有被父親關起來之後又逃出來的經歷。其實從小對家庭的記憶，無形中會讓一個人對看人世形成一種角度。

　　問：所以生離死別在您的電影裡都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狀態了。

　　侯孝賢：我拍《風櫃來的人》的時候正好在看沈從文的自傳，他在書中有一個角度就是你說的這個問題。那時候我在報上刊登了一篇短文，這樣寫著：沈從文筆下的死是在陽光下的死，看起來是沒有一點悲傷的，但那其實就是一種蒼涼。

　　問：一路冷靜地走下來，成年之後再憤怒的時候如何去發洩？

　　侯孝賢：父親去世的時候我13歲，所以從父親那裡我基本沒有學會怎麼和我的兒子相處。我兒子小時候當他在家的時候我在工作，等他上學的時候我還在睡覺。所以他就在日記裡寫，「我爸爸像個大象，每天都在睡覺。脾氣不好，所有的門都被打了一個洞。」其實我脾氣很好，自從當了導演之後就絕不再打人。拍第一部電影《就是溜溜的她》的時候也曾經氣到不行，但一想我現在是導演了就忍下來了。（笑）現在脾氣上來的時候就會打牆什麼的。有一次在紐約人家對外國人特別好，對我們很刻薄。我氣得對著大理石櫃檯就「咣」的一拳，雖然面無表情其實疼得很厲害。我拍《兒子的大玩偶》是我兒子演的，有一場戲需要他哭，我就告訴抱他的演員掐他一下就ok了，可是他要掐不掐，弄得我兒子哭的Timing不對，哭得死去活來的，幾次都不成，我就急得衝著一個黑心木做的衣缽重重打了下去，結果打下去我就知道骨頭斷了，後來就打石膏了。

　　《兒子的大玩偶》劇照

　　千金散儘是一種氣魄

　　問：很多導演在成名之後都會在不自覺中膨脹，有時連自己都不知自己從何而來。但是從您的電影裡就可以感覺到，在榮譽的包裹之下，依然保持著一種清醒。

　　侯孝賢：一個民族或者一個人如何面對過去，你就會知道他的未來是什麼樣子，而所謂的未來其實就是現在。當導演最怕的就是虛榮，但是虛榮之心卻是人世間最難把握的。有時明明做不了的事也要盡力去頂住，但是為了挽回這個虛榮，就會做愚蠢的事，你就會想重新回頭用什麼來保有。現在很多導演都逃不了這種事，他們就是想Keep，你捨不得放怎麼會空，不空又怎麼去裝？古語說「千金散盡還復來。」千金散儘是一種氣魄，你在一個地方散盡千金，人家再有大的事情一定會回來找你，因為只有你才有這種氣魄和胸襟。

　　我有時看台灣與我同時期的一些副導演，他們總認為導演犯著這樣那樣的錯誤，但他們只是背後議論，從不當面提出，自認為這些都可以留著以後自己當導演時用。到後來等他們自己當上導演的時候，那東西早就過了，而且不見得當時就正確，因為你只是一個想像，從來沒有實際地執行。我在與新導演討論的時候我從來不忌諱把我所有的念頭、片斷全部提供給他們，因為等你腦子空了，自然就可以再裝。

　　你給得越多回報給你的就越多，有人在情感上說怕受傷，其實他承受不住是他，你給不給得出是另一回事。就好像中國的男女是男有剛強女性烈，兩人如果能匹配是要對等的，你給了他接不住就沒必要再跟他糾纏了。古人說「抱此不駐」，就是不要Keep，越往前就會越清楚。這話我已經很久沒講了。

　　問：之前在採訪張藝謀的時候他也說過類似的話。

　　侯孝賢：張藝謀在本質上比陳凱歌好，但是給我感覺他沒有甘於做一個農民。所以他會一次次地看形勢調整自己的位置，其實看他調到什麼位置你就知道他在想什麼。我之前說的虛榮包括權欲，因為大陸提供了權利這樣一個磁場，所以他可以從這裡跨越。我們已經太久太久沒見過了。以前在香港我們還有壯壯在一起真的非常交心。

　　問：您的意思是現在就不再交心了嗎？

　　侯孝賢：張藝謀在電影學院學的是攝影，是年齡最大的，所以他會有一種能力，就是看明白人的臉色。他對所有的人和事情都會看得清清楚楚。他可以做到現在這個位置，其實也沒那麼容易。但是換成我就做不到，因為我不是那塊料，而且對我來講也沒有意義。如果我就像他這樣做，可能也可以做到，因為我也夠聰明，對人際種種也會應付得來，但是我不喜歡，沒辦法。

　　香港製片人文雋（左）、台灣導演侯孝賢（中）與內地導演田壯壯（右）

　　其實他很怕跟我碰，我不騙你，我是直言。我在東京看到他我感覺他就像一個政治局的常委。其實我曾經勸他，只有政治人物才會在乎毀譽，但是你要純歸心，這個就很難。因為政治本來就是這樣的，他是犧牲少數成全多數。那你就不能成全個體，你不能私用，這樣你才會做得很好。這是氣度的問題，你既然要做就要做得徹底。你有這樣的一個理想方向的時候，最後你就不會在乎所謂的「是非功過於春秋，取經造反同一人。」

　　問：在拍完《英雄》和《十面埋伏》之後，張藝謀又拍攝了《千里走單騎》，有人認為他選擇了一種回歸，您對此怎麼看？

　　侯孝賢：張藝謀選擇走這條路其實是創造力的瓶頸，他在拍完商業大片之後現在又回來拍較為擅長的題材，一方面是想突破，一方面他也是在回裝，尋求平衡。可是已經能看到他的那種消耗了。當你有目的地想去做一件事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他的視野和情感已經不在這上頭了，已經耗掉了。筆啊，寫久了就禿了，所以你下筆的時候無論什麼樣的文章都要嚴格地過自己，這樣筆就永遠都不會禿。就像書法，寫久了你要回來重新臨帖，筆描紅都難，想回來卻已經回不來了。

　　問：張藝謀在得知您這次能來時能感覺到他很高興。

　　侯孝賢：我好久沒和他碰了，可能是他也覺得和我沒什麼好聊的了，即使聊也不會和我聊電影。他每次看我的電影，我感覺他都會有很多想法，但是這種東西是沒法聊的。他也絕對不敢和我聊他的電影，但這並不是強勢之間的競爭，他也會很快平衡回來。這就是政治人物的厲害，也是政治人物的一個分寸。只是我苦於沒有機會碰他，其實像這種場合他是不會來的，凱歌也不會來的，壯壯沒來我懷疑是與他的身體問題狀況有關。但是他這種個性是不會說的，他不接受別人的眼光。他不像我，我無所謂，就算有什麼狀況都會很坦然。

　　人是什麼呢，人只不過是來回，何不瀟灑一些，沒什麼的。傷不了我，我只怕傷了別人。以前很多小事都會上我心，我會去處理，因為我怕傷到別人。有時一個突然闖進你生活的人，往往會受到你的呵斥，這會對別人產生很大的傷害。不過人生當然也有遺憾，每個人都會想假使當初我那麼做，可能就不會怎樣怎樣。

　　我對物質的慾望小到又小，我最多就是買鞋，買我現在穿的這種白鞋，因為已經很難買到了。我這件衣服已經買了五年了，當初是打折就買了，很久也捨不得扔。現在老了不得不注意身體，你看我這次來北京就配備齊全。

　　《千里走單騎》劇照

　　問：感覺您像是一把剛韌自如的劍。

　　侯孝賢：其實身體要保持一種韌勁，整個人才不會過早進入衰老，這就像做人一樣。遇到事情只有你面對他的時候，他才會過。久而久之你的思考方式和人生態度就會狀態越來越好。有些事情即使你無法解決但至少你處理過，解決不了就只能認。但是這種認不是消極的，而是理性的。最有福氣的人就是一直往前什麼都不知道，這樣什麼事都不會傷到他，但這種人太難了。

　　在那個時候，他在我面前就矮了一截

　　問：您成名之後的投資人邱復生、監製楊登魁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作為一個創作者，是如何與這些商人兼政客打交道的？

　　侯孝賢：我告訴你一件事情。台灣歌手蔡振南是我的朋友，他因為吸毒需要四百萬還債，而我當時只有一百萬，然後就去找楊登魁借三百萬。楊登魁是一個看起來很不顯眼的人，但是他很特別，他的眼神照顧得到每一個人。我說明來意後，他問我這三百萬用來幹什麼，我一聽就說算了，不要借了。他就拉住我叫我講，我就說是為了蔡振南的事情。他後來才問我說支票行嗎，我說太慢了。兄弟之間我跟你要三百萬你還問我是用來幹嗎，前提是我知道他的能力是做得到的。後來我就把錢還給他了，而且絕不再欠他的錢。雖然他年紀比我長，是大哥，在台灣也是很有分量的人，但在那個時候他在我面前就矮了一截。

　　問：但是既然你把他當朋友，他必定有讓你欣賞的一面。

　　侯孝賢：我後來跟日本拍攝《好男好女》、《南國再見，南國》時，監製我都掛著楊登魁的名字。其實他那時不好，又被抓了進去。但我賺的錢還是和他對分一半。後來我們見面我就告訴他這件事，他愣了一下，我就知道這筆錢被他手底下一個跟了他很久的老裴給獨吞了。但是他並沒有開除老裴，他對我說，因為當我關在裡面的時候他不領薪水幫我繼續做事。其實從很細微的事情的處理上就可以看出他有這個氣度，所以我也很佩服他。

　　問：那麼邱復生呢？他當初投拍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您也是該片的監製。

　　侯孝賢：當時邱復生想找張藝謀拍，我就介紹他們認識。邱復生說他不懂電影，要約我在王府井飯店見面討論劇本。我說我們是沒得討論的。因為我做導演的時候，監製要來和我說劇本，那對不起，我沒得說。第二點，我說你的世界和我是兩個世界，假如我拍《大紅燈籠高高掛》，我會拍成像《紅樓夢》那樣大家族的運作，跟你這種形式是完全不一樣的。你就照你的做，很簡單的道理。

　　台灣導演侯孝賢

　　邱復生話說得很漂亮，但他的心胸太窄小。我拍《悲情城市》的時候，把預算做好給他，他就打電話問我，說朱延平搭景才1100萬的預算，你怎麼會打出1700萬的預算呢。我聽後就決定不拍了。他女朋友無意間在一個月後知道我不拍了就告訴他，結果他就打電話約我去他辦公室，此時楊登魁正坐在他的辦公室。我當時和楊登魁並不熟，只是知道他的名聲。我立刻就明白邱復生的用意是想拿監製來壓我。那好，我就當著監製的面說他心眼小，婆婆媽媽的，我就看到邱復生一面的腮幫子一直咬著，楊登魁就在一邊笑。然後楊登魁就開車送我走。

　　問：之後他不會就此罷休吧？

　　侯孝賢：拍攝後眼看預算就要超過1700萬，這是就有很多關於我們吞錢了的傳聞。這其中我們製片和陳國富合夥買的卡車，邱復生就以為我們是黑錢買的，就告訴了楊登魁。我的製片也是我的一個兄弟，但是他的格局比較小。有一次他去找楊登魁領錢，楊登魁不在，但旁邊就有兩個人對他講一些難聽話。然後我就親自去了，不過他們對我還是很恭敬，很快就領著錢出來了。回來之後我的兄弟就非常生氣，我說你這個笨蛋，這兩個人分明就是楊登魁安排的，他利用這種方式多政治多厲害。

　　於是我就打電話給楊登魁說我有事跟你談，他說他在家，就到他家見面。我走到他家巷口，巷子很長，他出來接我，並且伸手想要來挽我，我擋開了。走的過程中我就對他說我這個製片所有的開銷我都清清楚楚。他說我知道了。我進去他家，他家裡的客人說你們要談話我們就先走了，這時楊登魁說，我們已經談好了。

　　這部戲最後一共投資了2400萬，結果賺了一億多。我本來占有35％，但邱復生只分給我500萬。最後這個帳單我不簽，不過我也沒跟他討。我說台灣缺製片人，看在你有這個眼光找我的份上，我就成全你。我和他簽了三部約，但最後只拍了兩部。到拍《戲夢人生》的時候，我就跟他說，不羅嗦，你給我五千萬，但你不要管我拍什麼。然後他就給了我五千萬，因為他賺太多錢了。不但賺到錢，還賺了好名聲。所以邵氏才會跟他合作，在台灣開了TVBS。

　　本文原載新京報 《侯孝賢專訪：張藝謀的筆禿了，想回也回不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