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信芳女兒:有些傷痛,其實是永遠抹不掉的

周信芳女兒:有些傷痛,其實是永遠抹不掉的

文:周採茨

當年的上海灘,大名鼎鼎的京劇名角周信芳與上海上流社會的千金小姐裘麗琳,從私訂終身,到生死相隨,成就了一個流傳甚廣的愛情傳奇。裘麗琳用她的智慧與強幹,扶持著周信芳走上京劇大師的地位;後來她把家裡的5個孩子一個個「趕」了出去,直至生死相隔都未再相見,卻讓他們成功地避開了那場災難。

作為周信芳最小的女兒,13歲時周採茨就開始了一個人闖蕩世界的生活,諸多苦楚與辛酸,從母親那裡繼承來的基因讓她從不輕易屈服。後來成為香港資深電視制作人的周採茨現在定居上海,熱心於慈善事業。「我們和父母都被傷害過,但我們不做受害者,這也許就是家訓吧!」周採茨說。

周信芳之女周採茨

最後的告別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總想起媽媽當時最愛念叨的一句話:「遲早有個大的擱頭。」這是上海話,也就是遲早有個過不了的坎的意思。媽媽總覺得會一個大風波來,把我們全淹掉。我後來想,媽媽真的很怪,她怎麼就有那麼敏感的直覺呢?

1959年再普通不過的一天,媽媽通知我:一周後我將踏上到香港的火車。那一周,媽媽開始考驗我的禮儀規矩,比如怎麼使用刀叉,怎麼待人接物……跟往常一樣,爸爸也是在我出發前才知道這個消息的:媽媽把我領到他的書房,說:「採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爸爸聽了,也沒甚麼特別的表情,只是摸了摸我的頭叮囑一句:「乖一點,要好好讀書。」

我想媽媽那時已經從越來越頻繁的政治運動中有了不祥之感了。那時我們家的生活條件可以說非常優裕:家裡兩輛車子,一輛是專門給我大哥開的,另一輛由專門的司機開,我上學時有一段時間還用這個車送我,被同學貼了大字報之後就不敢了。我家的生活條件,在上海也是數得著的,媽媽總是擔心有一天被鬥上門來,後來的事情也證明,她的擔心沒有錯。

離開家那一天,也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覺得自己像哥哥姐姐一樣,遲早要出去讀書的。媽媽派了家裡一個祕書陪我坐火車從上海到了廣州,再轉車到深圳。從深圳出關到香港的時候,海關的工作人員把媽媽給我頭頂上掛著的一大堆珠寶全部扣了下來,轉寄回上海,而只允許帶3元港幣進入香港。

1966年初夏,我對已經呼嘯而至的一場政治大風暴毫無預感,有一天,我突然心血來潮,想回上海看看爸爸、媽媽。之前我並沒有提前通知他們,我坐著三輪車到了家門口,按了門鈴。開門的驚訝地大叫一聲:「四小姐,你回來了!」當時媽媽正在樓上睡覺,聽到這話嚇了一大跳,趕緊下來看我。媽媽把我安頓在他們的房間,在他們的牀腳邊弄了張帆布牀,這也是我一生中最溫暖的回憶。而時隔7年再見到父親,他還是那個樣子,只是仿佛更加沉默不語。

可是這一次回家,感覺媽媽有點「怪」。她吩咐我不能下樓,不讓我出門。可是有一天,我媽媽先拆看了我來自香港的信,才把信交給我,我生氣了,在我的一再追問下,媽媽說,她是怕沒有經驗的我,在外面受騙上當,被別人利用當了特務。有一種直覺告訴我,這裡的氣氛已經變得令人不安。

3個星期後,上海京劇院的黨委書記找上門來,勸我馬上離開上海。她可能覺得我是從香港回來的,運動來了,多一個人比較麻煩。於是我像一只驚恐不安的小鳥,在大暴雨來臨之前慌忙飛走。

這一次告別,他們依然沒有遠送,只是在房門口和我道了別。爸爸還是沉默不語。我心中已充滿了不祥的感覺。幾天前,媽媽把家裡好多東西都燒掉了。那時已是6月份了,天氣很熱,但媽媽還是點起火爐,我們倆整整燒了一晚上。媽媽又跟我說,她怕火葬,要我們給她買木頭棺材。她又怕家裡的錢將來全沒收了,所以要我們存好這一筆錢,到時給她買好一點的木頭--沒想到,這一次,真的是最後的告別。

短暫的安寧

爸爸經常說,媽媽就像個老貓一樣,把小貓一個個地含著出去的。大姐採藻是家裡第一個走的孩子,1947年她到美國讀大學;之後是三姐採芹和小哥哥英華。到上世紀50年代末,就慢慢走光了,曾經熱鬧又幸福的一個大家庭其實永遠成了過去。

對爸爸來說,50年代也是他一生最好的時光。新中國成立後,爸爸曾任上海市文化局戲曲改進處處長、華東戲曲研究院院長,1955年起,又擔任上海京劇院院長。新中國成立前他雖有事業,但唱戲的是沒地位的。他有事業有地位有權力後,也有揚眉吐氣之感。

其實,爸爸很早就與左翼人士和共產黨地下組織多有往來,他與田漢、歐陽予倩等都是好朋友;爸爸並不僅是一個京劇演員,他是一個非常有思想的才子,編和導都非常出色,對很多社會問題也有自己的思考,所以爸爸也一直被視為文藝界進步力量的代表。

上海解放前,中共地下黨組織派熊佛西跟爸爸聯繫,他們兩人一起去做梅蘭芳等人的工作,要他們留在大陸,爸爸本人則堅決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爸爸還有一個非常樸素的理由:作為一名京劇演員,觀眾在這邊,他就要留在這裡。1949年10月1日那天,他還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開國大典,這幾乎也是整個文藝界的最高榮譽。

爸爸是發自內心地擁護共產黨的新政權。1953年冬,他任中國人民第三屆赴朝慰問團副總團長,1956年,率上海京劇院訪蘇演出團赴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地演出,忙得不亦樂乎,但他整個的心境,都是非常愉悅的。

對年幼的我來說,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寫入黨申請報告那段時間。這對他是一件非常神聖的事。他很真誠地要向組織交代他的過去,為了鄭重起見,還請了專門助理來寫。我們家樓下的客廳,平常很少有人去,爸爸和他的助理就搬到客廳裡整理材料,我印象中兩個人一起寫了很久。我媽媽唯一關心的是,爸爸交代裡有沒有其他女人,爸爸的助理就抱著文件,不給媽媽看,想起來也蠻好笑的。

我印象中的爸爸平時不怎麼愛說話。在屋後汽車間上面,有個很大的房間,是爸爸的書房,如果家裡來客人,他就帶到書房,在裡面舞文弄墨,談論戲藝,我印象中還見過巴金和田漢。爸爸只讀過兩年私塾,但是他非常刻苦,他的很多知識都是靠讀劇本一點點積累起來的。我記得小時候我還特地拿出一本字典考他,很多特別難的字他都認得,這也是他一個字一個字「摳」出來的。

在舞臺上,任何事情爸爸都要想盡辦法做得比別人難度更高,他的靴子比人家高,袍子比人家長。其實我爸爸後來的聲音有一些沙啞,但是他卻把這個缺點,變成自己的特點。在我看來,這是他最有能耐的一點。

所以在當時的社會裡,爸爸能紅是靠真本事。放在今天,以他的性格,其實根本就紅不了的。爸爸有時顯得比較木訥,他本人並不能言善道,又非常清高,從不收紅包——那個年代,這樣的演員極少。爸爸在舞臺上非常有魅力,那時候看上他的貴婦人很多,甚至有人把金剛鑽戒指丟到臺上,但是爸爸想盡一切辦法躲得遠遠的。這種東西叫人家拿回,人家也會很難堪,爸爸就把它們全捐掉。這也是我媽媽很敬重爸爸為人的原因。

周末,我會去看爸爸演戲。新中國成立後,爸爸唱過的很多傳統的京戲,比如《斬經堂》、《徽欽二帝》都不能再演了。那時流行的是有很強政治意義的《十五貫》,全國都在演,爸爸也不例外。還有一部是《義責王魁》,他演家丁王中,斥責那個負心漢狀元王魁,這部戲可能比較符合當時的政治要求,也是爸爸後來常演的戲之一。

一般人都喜歡看花旦青衣,但我從小就喜歡看老生,喜歡大嗓子的戲。對麒派這些演員,上海人從30年代起就很追捧他們,爸爸的戲也很普及,那時候拉黃包車的人都會唱。對麒派的熱愛一直持續到50年代都沒有停過,那時候每逢有爸爸的演出,還是場場爆滿。便宜的票有便宜票的觀眾,前面的票子有前面票子的觀眾,大家坐在一起看戲。大約我10歲那年,有一次看爸爸演的《清風亭》,雖然我小,但我也能看得懂了。因為入戲太深,我在臺下嗚嗚大哭起來,哭得臺上的師傅鼓都打不下去了,最後還是我自覺地走了出去。

傳奇之戀

平時很沉默寡言的爸爸偶爾喜歡開個玩笑,他說,曾經幻想娶個外國女人,做個官,結果是娶了半個外國女人,做了半個官。

我對媽媽記憶最深的就是她的美。我懂事起,每當媽媽牽著我的手,走在路上的時候,還是會經常吸引不少行人的目光。1961年她到英國探望三姐採芹,跟著姐姐一起出席了一個晚會,很多見到她的人都被她流利的英語和典雅的舉止所傾倒。超級大明星加利·格蘭特當時也在,他第二天專門打電話來,邀請媽媽去參加他主演的新電影的首映式。

爸爸與媽媽的戀情,當年曾轟動一時,後來還有人以此為藍本拍了電視劇。是的,他們的愛情故事即便在今天看來,依然是個傳奇。

我的媽媽裘麗琳生於一個大戶人家。外公裘仰山是浙江紹興人,後來在上海專門與洋人做茶葉生意。媽媽8歲那年,外公就去世了。據說當時他的墓地建得特別大,長500米、寬60米,墓前還有兩個專供人祭拜的區域,不過後來被毀掉了。我從小就聽媽媽念叨外公的墓地有多大,但我對此一直將信將疑。幾年前我到紹興,問起一位60多歲的老人,他說:我小時候也見過裘仰山的墳,有1裡多長。

我的外婆瑪麗·羅絲,是一個蘇格蘭裔海關官員娶了松江一金姓女子之後生下的混血兒。外婆雖然有一半的蘇格蘭血統,鼻子又高又尖,但在我的童年記憶裡,裹著小腳、穿著棉袍子的外婆完全是一個中國老人的形象。

蘇格蘭太外公死了之後,外婆繼承了一筆不小的遺產。因為她從小自己有錢,而不是靠夫家來的錢,用今天的話來講,我覺得我的外婆是一個很闊又很有性格的人。她結婚後,夫家的錢她用在兒子身上,她自己從娘家繼承的錢她全用在兩個女兒身上,我姨媽家的表姐後來到牛津去讀大學,都是用外婆給的錢。

媽媽是裘家的第三個孩子,也是最小的女兒,非常受寵。小時候在鄉下,除了一個洋娃娃是她從外面自己帶回來的之外,其他的玩具,她想要玩甚麼,就叫木匠給她做甚麼樣的。她甚至還設計圖紙,讓木匠給她做了個小馬桶。媽媽後來到教會學校住讀。

長大後,媽媽被外婆送到上海一個天主教的寄宿學校讀書。學校中的課程以英文為主,中文和法文不過是作為第二和第三語言。在教會學校讀書也要學會很多規矩,媽媽的自理能力很強,也很有主見,在學校裡有時候跟嬤嬤、修女吵架,她也都會占上風。

用古今的眼光看,媽媽都是當時上海社交圈裡名副其實的名流,後來也有人說她是「首席名媛」。她穿著時髦,燙著最流行的發型,跟著她的哥哥裘劍飛參加城裡有錢人和外國大班舉辦的聚會,出入各種社會場所。不過,那時的社交跟現在不一樣,出門的時候不可能是自己一個人出去,而是有兩個丫頭隨時跟在身邊的。

媽媽是在看爸爸的戲時,一眼看上他的。那年她才18歲,從這第一眼起,她的心裡從此便只有這一個男人的影子。媽媽煞費苦心地在學校裡搞了一個慈善籌款會,用這種方式把爸爸冠冕堂皇地請了過來。那時候,文藝界人是不被邀請到這種地方的。媽媽愛得很執著。

他們的阻力當然非常大。從社會地位上講,媽媽是屬於「上流社會」的;盡管「麒麟童」名聲再大,但他終究不過是一個「戲子」,媽媽的地位遠遠高於爸爸的。而且那時爸爸還有一位原配妻子,為了避人耳目,他們有時候會選擇在墳場約會。

但是他們的戀愛最終還是被小報記者發現了。外婆非常生氣,她一方面把最寵愛的小女兒軟禁在家。一方面馬上張羅給她做媒,在天津相中了一個大戶人家,還收了人家的聘禮。

有一天晚上,趁著家人看管懈怠,媽媽穿著睡衣趿著拖鞋溜出了家門,她坐上黃包車先去了她的好朋友家,好朋友找到了爸爸。當天晚上,爸爸帶著媽媽逃到了蘇州。後來的很多事情我都是聽姨媽的女兒告訴我的,她說你媽媽真厲害,跑出家那天一個包裹兩個丫頭,私奔還帶著丫頭。

裘家發現「三小姐」不見了,有說法是我的舅舅裘劍飛馬上拿了一支手槍帶人四處尋找。他後來在火車站偶然聽說周信芳帶人去了蘇州,他又帶著人馬連夜趕往蘇州。據說當天晚上真的是翻遍蘇州城各大旅館,但一無所獲。原來爸爸把媽媽藏在一個僻靜幹淨的小客棧,登記時用的是假名。然後爸爸當夜又趕回上海,因為第二天還有他的戲--我後來經常想,我爸有些時候真的很「木」,可在關鍵時刻又很機靈。

裘家勃然大怒,他們登報公開聲明和裘麗琳脫離關系。媽媽給外婆寫了好幾封請求寬恕的信,但毫無回音。另一方面,裘劍飛又四處揚言絕不放過周信芳。媽媽只好用另一種方式尋求保護,幾天後,上海的好幾家大報在同一天登出了某著名律師的啓事:本律師受聘於裘麗琳小姐擔任其法律顧問,本律師的當事人已經成年,依法享有公民權利,任何人無權限制其人身自由和侵犯其合法權益,否則本律師將依法提起訴訟。這樣事情才慢慢平息下來。

外婆後來還是原諒了我媽媽。我記得我6歲左右,外婆有一次到我們家裡。那時候很流行租公寓,媽媽就在現在的衡山賓館租了兩套打通的公寓。媽媽跟爸爸住一個主臥,我跟外婆住另一套連衞生間的主臥。房間裡有一臺收音機,她要聽說書,我要聽兒童故事,我們兩個就為了這臺收音機吵架。

相依相伴

我後來聽表姐說,其實在蘇州躲了兩個星期後,媽媽就回來了,他們在上海租了弄堂房子住了下來。

上海灘上魚龍混雜,唱戲的人地位低,又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本是大戶小姐的媽媽從此跟著爸爸過上這種生活。媽媽經常跟著爸爸到戲院,她很快就對戲班子的財務制度產生質疑。爸爸雖然很紅,唱戲場場滿座,可是他自己卻拿不到幾個錢。因為那時候是包銀制度,也就是說,戲院給你一筆錢,需要錢的時候,就去戲院支錢。那時候奶奶喜歡賭錢,她經常去戲劇支錢。爸爸又很孝順,錢被我奶奶支走了,沒錢怎麼辦?他就當東西,爸爸還有一個班底,揭不開鍋了,跟我爸一說,爸爸回答:錢我沒有,這個行頭箱子裡,晚上我要穿一套演出,其他的你隨便拿一套去當好了,當票拿來。所以媽媽後來跟我說:「我跟你爸的時候,他袋袋裡甚麼都沒有,就是當票。」所以媽媽要慢慢地把他的當票全部贖回來。

媽媽找到戲院老板,跟他們「談判」,要求從票房裡提成,要分紅--媽媽後來跟我說,「和戲院三七分賬,就是我發明的」。媽媽還直接告訴對方,錢的事情以後我裘麗琳管,你有甚麼事情都要經過我。

其實媽媽的這股沖勁當初也惹惱了不少老板。媽媽後來學得聰明了,私下裡跟方方面面的「老大」磕頭賠罪,等麻煩都了結了以後才把這事告訴爸爸。而爸爸還真的領到了劇院的分紅--不再是紙票,而是金條。後來,他們還租下了自己的劇院,爸爸是主演兼經理,媽媽負責財務。媽媽,這位大小姐,後來變成了特別精明的一個女人。外界喊她「鐵算盤」。

現在想起來,我仍為媽媽那份愛的執著而感動。一直等到了我的三姐周採芹出生以後,他們的婚姻才被世俗承認。他們的婚禮在上海最著名的一個飯店裡舉行。媽媽終於披上了她渴望已久的婚紗。為了配合媽媽,爸爸在婚禮那天也穿了一件燕尾服。媽媽後來說:「我那天早上在婚禮上走出來的時候,四下裡尋找你父親卻不見他的身影。原來他混在客人們中間像個沒事人一樣在嗑瓜子!」

在外人想象中,爸爸當時的名氣已經那麼大了,很多事情肯定是他出面搞定。但恰恰相反,這些事情爸爸一點都應付不來,他的性格是寧肯餓死都不會開口的。所以更多的時候,是媽媽扮演了「保護神」的角色。媽媽曾隨身帶著一支槍,陪爸爸時常在外埠跑碼頭唱戲。媽媽後來告訴我:「盡管我現在記不住怎麼使這支槍,可是我覺得如果你爸爸遇到甚麼危險,那些動作我都會在一瞬間記起來的,也會毫不遲疑地對準那些沖過來的人開槍。」

上海淪陷後,當時汪偽的特務機關「76號」找爸爸去演出。爸爸历來就不喜歡唱堂會,他覺得你要看戲,就到戲院裡來看。把演員叫到家裡來演,在他眼裡是對演員的污辱。給漢姦演堂會,那就更不可能了。爸爸找了借口推辭未去。有一天,吳四寶開了輛車到家裡請爸爸去吃飯,之後別有用意地請爸爸去參觀他們的行刑室,這也是外界聞之膽寒的地方。回到家後,媽媽立即把爸爸送到一個外國朋友家裡,然後她去找吳四寶的太太佘愛珍,送了她很多珠寶首飾,包括爸爸給她的一個很名貴的首飾,最後終於過了這一劫。

爸爸和媽媽共同生活了45年,這45年裡,爸爸一直是媽媽生活的全部重心。爸爸有一個生活習慣:只吃肉不吃菜。一個領導近年告訴我,三年自然災害時,他和我爸爸一起在北京參加全國人大的會議,在一個桌上吃飯。各代表吃的都是素的為主。服務生單獨給我爸拿出一個小砂鍋的蹄髈,他說:各位不客氣了,我吃飯了。那時已是非常困難時期,在家,媽媽還能想辦法為爸爸每天準備個蹄髈。為了讓他多補充些營養,媽媽也費了一番心思。那時候衞生條件不好,媽媽每天拿火酒洗過所有的東西,然後親手給爸爸榨西瓜汁喝。

各自飄零

從某種意義上講,從13歲起,我就是「孤兒」了,從此沒有爸爸、媽媽的庇護,一個人闖蕩,面對外面世界的風風雨雨。也感謝媽媽,她用她的精明在最後時刻保護了我。

1966年6月,我像一只驚恐不安的小鳥,從上海回到了香港;然後又一路陰差陽錯地逃到了羅馬。羅馬的景色固然好,可是生計問題怎麼辦呢?我靈機一動,想起了黃頁。打開一看,上面有4家中國餐廳,第一個就是一家名字叫「上海」的中國餐廳。餐廳恰好需要個會說英文的服務生,就這樣,我在餐廳當上了服務生。

大約過了一星期,有一天快11點了,趁客人來之前,我和另外一個意大利服務生在餐廳吃工作飯。這時身後有人用英文問:「Winnie在嗎?」我扭過頭看了一眼問話的人,回了一句:「Winnie晚上才會來,白天不在這兒。」他說:「噢,那我晚上來吧。」

我心裡突然一動,說:「等一下!」我問他:「你叫Michael嗎?」他奇怪地說:「是啊!」我又問:「你是Michael Chow?嗎」他說:「對啊。」我說:「你知道我是誰嗎?」他滿臉疑惑地說:「不知道。」我說:「我是你妹妹。」

他大吃一驚:「啊,No,No!」他當然認不出我來了,他離家的時候只有13歲,我才6歲,他怎麼會知道我14年後的樣子呢?我能一眼認出小哥哥來,是因為之前他在香港拍過一個打桌球的飲料廣告。如果我沒有看過那個廣告,我也根本不知道他長大後的樣子,我們走在街上,也許擦肩而過也認不出來。

我和小哥哥就這樣戲劇性地相遇了。當時小哥哥正在羅馬度假,之後連續3天我就在他住的酒店裡,不停地講。那時候小哥哥也好久沒有同爸爸、媽媽聯繫了。他剛離家的時候,會在給爸爸、媽媽的信中約好時間,打國際長途回來。那時,在國內很難打到海外去,所以只有等著小哥哥往回打,而他的錢又不多,所以資訊越來越少。關於父母的情況,關於大陸的情況,我的消息是最新的。所以我們倆人不停地講,又不停地哭,哭得要命。

最後的「團聚」

1966年9月的一天,我記得我和我二哥兩個人下午去看電影。回來時,他當時的女朋友走上來,拿了晚上的報紙,上面的頭條說:「中國動亂,採芹的父親周信芳自殺!」我們都獃住了,但是直覺讓我不相信爸爸會自殺,我跟二哥說,爸爸不是那種人。可是那時候我們也沒有別的辦法核實這個消息,我們在英國打電話給在美國的大姐、二姐,大家通了很多電話,但沒甚麼結果。我們幾個孩子按中國方式,在胳膊上戴了個繡著「孝」字的黑紗。

不管是死是活,爸爸總算有了消息,但是媽媽呢?誰也不知道。1972年,二姐到香港定居,她試著用另外一個名字,往我們家的地址--長樂路188號寫了封信,還寄了點錢。沒想到不久從另外一個地址回了一封信,信是一個親戚寫的,信上說媽媽4年前已經過世了,爸爸還可以。從那時候起我們開始寄錢,一直寄到1975年。

我們後來才知道,讓爸爸卷入災難的,還是他的戲。1959年,周揚建議爸爸演一本以海瑞為主角的京劇,「要鼓勵大家敢於說真話」。一向嚮應號召的爸爸很快在上海京劇院編排了《海瑞上疏》。一年後,在北京的馬連良也演了《海瑞罷官》。誰也不會料到,幾年後,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文章批《評新編历史劇〈海瑞罷官〉》,從而成為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上海的爸爸也不能幸免,有人在《解放日報》發表文章,公開點了爸爸的名字,說《海瑞上疏》是「配合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向社會主義瘋狂進攻」。不久,爸爸很快被隔離、抄家、遭批鬥,還被押上高架軌線修理車,胸前掛著牌子游街示眾,後來幹脆被投入監獄。

媽媽也必然受到了牽連。我想一開始他們兩個人肯定是想不通。但是以他們兩個人的智慧,他們很快就想出應對之策。爸爸就是裝聾作啞,鬥他甚麼,他都是聽不見,眼睛又看不見;媽媽則是不管被問甚麼,她是一問百不知,所以就被別人打。

我和媽媽最後的告別前,媽媽還叮囑我一件事:「以後但凡收到我給你寫的信,無論我寫了甚麼,都不要去做。」果不其然,母親幾個月後就有一封信,信上說要我把她在香港一家銀行的保險箱裡的所有東西都取出來、寄回去。我後來才知道,媽媽那時被鬥得很厲害,那些人說她把金銀珠寶全拿到香港去了,精明的媽媽事先早就預料到了這一點。而這保險箱我只在香港稅務局和律師的監督下開過一次,只看了一眼,到今天再也沒動過。

我後來聽說是媽媽被別人用車拉到一個學校去打,真的是被活活打死的。她的腎髒被打破了,躺在爸爸的書房裡整整3天,疼得透不過氣來。她後來被送到華山醫院,但因為是「反革命」家屬,不能進病房,只能躺在急診觀察室外的走廊上。就這樣在走廊裡丟了兩三天,就去了。那是1968年3月27日,她才63歲。

我們後來才知道,爸爸是1969年「獲釋」回家的,那時爸爸已經74歲了。從監獄回來,一進家門,有人就告訴他媽媽去世的消息。他聽到之後並沒有哭,也沒甚麼過多的感情流露。雖然是回到自己的家,但每天還會有一個人在固定看守他,其實是軟禁。

1974年秋天,「上海市革委會」宣布開除周信芳黨籍,又給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爸爸拒不接受。後來又將結論改為: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後來,有親戚可以到家裡來,給爸爸讀讀報紙陪陪他,但是他已失去了媽媽的陪伴,我們又都不在身邊,在生命的最後幾年,我知道爸爸的內心一定是非常孤獨的。

爸爸是在上海華山醫院病逝的。我後來看有人寫文章說,當父親的遺體被推出病房,當人們知道這是周信芳的時候,所有能下牀的人都下牀默默站立目送。別忘了那時候父親身上還貼著「反革命」的標簽啊,足以說明人心還沒有泯滅。

爸爸去世的時候,我還在英國,我記得那天我在辦公室,二哥打電話給我:「你別哭,爸去了……」這麼多年來,時間和空間似乎把傷痛漸漸沖淡了,但是父親去世的消息傳來,我才意識到,那些傷痛,其實是永遠抹不掉的。

1978年8月13日,已在香港工作的我突然收到一封電報,告知8月16日將為爸爸舉行平反昭雪大會和骨灰安放儀式。我清楚地記得,接到電報那天是個星期五,而平反大會的時間是下周一,給我的時間只有不到3天,而那時香港和內地之間的聯繫還不是很暢通。但我沒有半點的猶豫,心裡只有一個念頭:這是爸爸的追悼會啊,我一定要趕回去!

我直接找到了中國旅行社的香港副總經理,我說我一定要趕回上海參加父親的追悼會,但我只有一個英國護照。他先安慰了我一下,說:「你不要急,我現在就打電話到深圳去。」打完電話後,他說:「深圳那邊給你特批了一張紙,我叫人給你送到羅湖橋頭,但是你的護照不能帶進去,到了海關之後,會有人收走你的護照,換一張臨時通行證,3個星期後再用臨時通行證換回護照,你有膽子這樣做嗎?」我告訴他們:我不怕。

我就這樣進了深圳,再從深圳坐火車到廣州,換飛機,星期天晚上到了上海,親戚和上海京劇院的領導都來到機場接我。所有人都非常意外,他們沒想到48小時之內,我會想方設法趕回來。

追悼會當然很隆重,滿屋子全是花圈,擺在最中間的,是鄧小平送的花圈,而為爸爸致悼詞的是他曾經的好友巴金。看著爸爸掛在牆上的照片,既熟悉又陌生,我在心裡跟他說:爸爸,我終於趕回來,送你最後一程。

1995年,爸爸的骨灰被移放到上海萬國名人墓園,和媽媽同葬一墓。他們終於永遠地在一起了。而在各自飄零了幾十載之後,這一次,我們都到齊了,我們終於和父母「相聚」了。35年後的今天,聽爸爸的戲,我也終於不再掉眼淚了。我知道,總有一天,我們在天堂會再相遇的。

來源   北工大楊昌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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