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晚年為何淪落為無恥惡霸？

文：張嶔

如果要在明代的「文化名流」裡，找一位「承包各類書畫輝煌成就」的傑出人物，那必須有董其昌。

這位窮秀才家庭出身，早年曾屢試不第的文化巨匠，其藝術道路堪稱勵志。早年參加科考的他，曾因一筆爛字遭到惡評。但此後經過多年勤學苦練，他的書法就自成一家，其飄逸空靈的風格，享譽後世數百年，就連百年後的乾隆皇帝，都是他墨寶的鐵粉。他的繪畫更是驚豔，作為「松江派」的領袖，他將禪宗思想帶入山水畫中，傳統的中國山水畫在他筆下從此煥發新生。可以說，或詩或畫，他隨便幾筆，都足令後人高山仰止。

更叫好些後世書畫愛好者眼熱的是，比起許多古代大師們寒苦一生的悲情命運來，董其昌卻著實好命。雖說前半輩子科考受了點挫折，後半輩子仕途也幾次起落，卻總算是高官厚祿，還一度貴為帝師。其藝術生涯更是名利雙收，書畫作品在明代的「文化市場」上，常年價格飆升，哪怕是「尺素短紮」，都惹得粉絲們加價搶購。《明史》裡形容說，他家成天門庭若市，還有人專門從外國跑來重金求畫。簡直是躺著有錢花，妥妥的人生贏家。

不過，就是這麼一位「人生贏家」「文化大師」，人生裡卻還有著另一副嘴臉：惡霸。比如一些史料裡就形容他「淫奢如董卓……以文巨惡」，簡直就是「淫棍」加「惡棍」。十多年前一部火遍全國的「白話寫史」讀物裡，對董其昌的這幅嘴臉，也有過生動概括：「比如董其昌先生，雖然被稱為明代最偉大的天才畫家，但人品極壞，平日欺男霸女，魚肉百姓，鬧得當地老百姓都受不了。」

對如此辣眼睛的形象，幾百年裡，也不停有「鐵粉」為董其昌喊冤，今天也有「文藝愛好者」考證說，董其昌之所以被稱為「惡霸」，完全是因為他為人正直得罪了人，遭到了政敵的煽動攻擊。那歷史上真實的董其昌大師，真的有這麼冤？其實，導致他「變惡霸」的事件並不複雜，即明朝萬歷四十三年，發生在松江地區的「民抄董宦」事件。

那年的董其昌，辭官回家已經9年，但其書畫已經享譽海內外，還曾給太子做過老師，正是事業人生的黃金期。光環下的董其昌，全家因此也越發膨脹，其子董祖常看上了秀才陸兆芳家的使女綠英，竟直接派狗腿子上門搶人，沒搶著就把陸秀才家砸了個稀巴爛，成了當地大新聞。

如果說這事兒，還可以推給董其昌的寶貝兒子，那麼接下來的事兒，董其昌就樣樣甩不了鍋：陸秀才家被砸後，當地流傳著一部名叫《黑白傳》的說唱曲本，暗諷董家橫行霸道。董其昌懷疑此事是另一個秀才範昶所為，竟把範昶抓進府裡嚴刑拷打，導致範昶被折磨致死。範家的寡婦隨後也遭到董家惡奴的欺淩。範家「走法律程序」告到了衙門，董其昌竟又托關系一頓運作，把案子給「拖」了下去。這一系列操作，全是「惡霸套路」。

但橫慣了的董其昌，這次顯然「作」過了頭，由於這次犯了眾怒，所以松江當地很快有了「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的民謠，受夠董家欺壓的百姓們很快付諸行動，憤怒包圍了董其昌的宅院，這次可不是為「求畫」，而是要有仇報仇。饒是董其昌僱了一群兇惡保鏢，可還是分分鐘被打成了戰五渣，連宅院也被一把火燒精光，董其昌多年來的藏品作品都燒成了灰，他本人也狼狽逃到蘇州避難，半年多以後才敢回來。

值得一提的是，哪怕在焚燒董家宅院時，這些誓言「先殺董其昌」的百姓，表現得也非常理性，只要發現火勢朝董其昌鄰居家蔓延，就立刻組織救火，全力確保大火只燒董其昌家。對這場「精準打擊」的行動，當地官府事後也處理得很「理性」，只隨便抓了幾個參與鬧事的地痞，稀裡糊塗就把案子結了。這場「民抄董宦」的折騰才總算落幕，並作為董其昌人生裡的重大污點，從此流傳數百年。

那麼問題來，董其昌為甚麼會在自己人生的黃金時期，鬧出這麼一場「洗不白」的活劇，徹底坐實了「惡霸」身份呢？除了他個人的道德問題外，卻還有兩個折射了明朝死因的重要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明代士大夫階層道德風氣的墮落。

在董其昌生活的晚明年間，經過一輪輪的逆淘汰，明朝士大夫的價值觀，早已徹底改變。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多是官員們嘴上說說，相反追求財富權位，則成了這些「精英」們心照不宣的事情。晚明的官場上，官員們除了拉幫結派，就是各種手段謀取私利。明末北京有諺語「改個號，娶個小」。即明末士子一旦科場中榜，就要先給自己取個別號，然後抓緊討一房小妾，這樣才能在官場裡「合群」。

這樣一群「做官為享受」的「精英」，心中又裝著幾分家國百姓？同樣是董其昌被燒光宅院的萬歷年間，山東諸城舉人陳其猷進京趕考，與同伴們親眼目睹了沿途饑荒裡餓殍遍野的景象，以至於「毛骨凜凜」。然而待到進入京城花花世界後，當他還為慘烈的災區現場痛心不已時，他那些同樣目睹慘景的同學們，卻早已出入京城的名利場裡，天天沉浸花天酒地中，之前慘痛一幕，已是「若憶若忘」。這，就是大明朝的「天子門生」。

浸泡在這樣一口大醬缸裡的「明朝大師」董其昌，自然也沒有免俗。他是個怎樣的人，單從他的「財產狀況」裡就可以看出。發跡前的董其昌，家中只有幾十畝薄田，算是讀書人裡的窮人。但在入仕為官後，他對官場上的撈錢套路，也很快駕輕就熟，竟然僅支付了四分之一的地價，就占有了十幾萬畝豐腴良田，轉眼間就「富冠三吳」。這樣的人有了錢，自然也要抓緊享受，所謂「搶男霸女」「驕奢淫逸」，於他都是正常表現。

有這樣「正常表現」的，當然也不止一個董其昌，明末崇禎年間時，有位武生員就給崇禎進言說：「縉紳富豪之家，大者家產千百萬，中者百十萬」，嚇得崇禎都不敢信。不過崇禎不信不要緊，李自成真信了。所以那麼多「士大夫」們，統統被農民軍「追贓助餉」，多次給瀕死的農民軍大補血。

而比這更嚴重的原因，則是明末江南士大夫的「畸形膨脹」。

雖然明末士大夫的墮落，是個全國性問題，但放在董其昌所在的江南地區，情況卻更特殊：由於明王朝對官員的「優免」政策不斷修正，江南士大夫們得到了大量「免稅免賦役」的特權，外加江南商品經濟的發展，更令他們憑著手中的特權聚斂財富。清代的學者就常感慨明末「江南多富家」。明朝嘉靖年間時，大貪官嚴世蕃還認為「家產五十萬兩白銀」是富豪標準，但放在明末江南，這都小兒科了。

所以，雖然董其昌能「富冠三吳」，但他絕不是當時唯一的有錢人。比如無錫的鄒家，明末時就有田產三十萬畝，蘇州的錢家，每年僅地租收入就有九十七萬兩白銀。顧炎武估算說，明末蘇州地區的士大夫家族，有的僅家奴就養了一二千人，可以說家家富可敵國。這群人不但相互勾搭連環，更在江南修起豪宅大院，壟斷各種生意。如此一來，江南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矛盾激化，明王朝更是財稅銳減，舉步維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