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的十塊錢在飯店能吃些什麼?

文:張嶔

上世紀70年代,十塊錢人民幣放飯店裡,究竟是什麼分量?得先看看十塊錢在當時,到底有多值錢。

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城鄉工資,漲幅一直都很慢。哪怕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工作二三十年的職工,工資水平通常在四五十元左右。也只有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廣東等省,城鎮居民平均月工資能達到五十元。

當時還在煤礦工作的作家周梅森回憶說,青年工人月工資也就二十多元。 1977年演員張鐵林在西安做裝卸工時,一個月工資18塊錢。同時期的作家阿來在工程隊開拖拉機,工資比張鐵林要高些,以他自己話說「 我當工人的時候拿五十來塊錢 」,幾年後他考取大學,畢業後做了老師,月工資卻只有三十多塊。

而放在農村,十塊錢的分量更是不得了。到1978年時,中國農村人均年收入也只有133元,每月也就剛到十塊錢多一點。很多農村地區甚至根本達不到這標準。 1977年,安徽省一位領導對農民收入進行調研,得出了觸目驚心的結論:安徽全省28萬個生產隊,近百分之七十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不到六十元,更有四分之一的生產隊,年收入在四十元以下。這位領導不禁痛苦自責說:「 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麼低啊。 」

對比下來,對於當時的城鄉群眾來說,別說十塊錢,一塊錢的分量都是極重。 1977年恢復高考時,考生報名費本想定在一元錢,結果引起了各方反對,認為定得太高,最後降到了五毛錢。就這今天看上去沒啥的幾毛錢,卻足以讓當時多少考生做出抉擇,改變命運。

甚至當時城里人結婚,男方的聘禮通常是100元現金,來賓送的紅包,極少有10元錢。以學者陳煜的話說:「 在當時,上了10元可都是重禮,是自家至親好友才捨得送的。 」

在那個時代裡,「 去飯店吃飯 」也被稱為「 下館子 」,屬於中國家庭難得有一次的奢侈事。那如果拿10元錢去「 下館子 」,又能吃到啥呢?如果參考《天津物價志》的話,天津特產的狗不理包子,1970年的價格是每斤一塊一,1976年的價格升到了每斤一塊七,單是買包子,就能買不少。

而以《鄭州物價志》做參考的話,上世紀70年代,在鄭州飯館裡吃一盤大碗合記燴麵,要花六毛錢。一碗雞絲渾沌兩毛五,七寸盤的炒肉絲和炒肉片都是六毛五,最貴的燒海參是三塊二。拿十塊錢下個館子,真能吃得很豐盛。

如果照這麼看,揣著十塊錢在上世紀70年代下館子,確實是件很讓人嚮往的事。但實事求是說,如果只拿著十塊錢下館子,那也很可能啥都吃不著——因為在那時代,吃飯也好採購也罷,不止要有錢,更要有糧票。

就以買早點來說,如果在當時的天津買早點,一個五分錢的饅頭要收2兩糧票,三分錢的花卷收一兩糧票。去飯店吃飯,沒糧票大多數情況是寸步難行。

當然也有「 小部分情況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只有少數高檔飯店不收糧票,比如大同酒家、東來順、萃華樓飯莊、曲園酒樓等十八家飯店,都可以不用糧票。但如果想去這裡用餐,就得提前一天預約,領取號牌後第二天光顧,每天號牌數量都是有限的。雖說不用糧票,但這裡實行的是「 高價銷售 」制度。如果只揣著10元錢來光顧?那真可能吃不到啥。

在那時,每家每戶的糧票、肉票、油票等票據,都是定量供應,每月買糧買菜,除了錢還要票。在很多時候,糧票比錢更金貴。如果我們拿著10元錢「 穿越 」到那個年代,就算找個飯店吃十個包子,也得交一斤糧票。買一斤紅薯需要二兩糧票,不開玩笑說,身上沒有糧票,大多數情況下身上再有錢,最多也只能在飯店裡喝幾碗湯。

也同樣是「 下館子能不能只用錢 」這事兒,最終推動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國糧票制度的變革:1982年4月,深圳的一些飯店就遇到了糧票難題,作為特區的深圳,經濟發展迅速增長快,飯店客流量增大,但「 沒糧票的客人來了點不了飯 」成了常態。於是一邊是飯店掙不到錢,一邊是大批「 闖特區 」的弄潮兒有錢吃不上飯。當時的深圳市政府,就先在一些國營飯店試點「 取消糧票 」,結果「 沒糧票能吃飯,大家都說好。 」

這個政策推廣後,很快產生了各種連鎖反應:市場經濟更活躍,人口也更多,兩年以後,深圳市政府決定徹底取消糧票,這個改革,也成了改革開放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1992年起,以糧票為代表的「 憑票供應 」制度,也陸續在全國各地取消。拿錢下館子,也終於可以敞開吃了。

10塊錢能吃到啥的話題,見證的,就是這其實並不遙遠,卻已讓現代年輕人有些陌生的變革。

 

參考資料:

陳煜《中國生活記憶》

徐德霞《兒童文學五十年最精粹》

王擁軍《路遙新傳》

《少年優秀作文選:第十屆「 小紅花 」獲獎徵文選評》

《圍觀名人故事:魯豫有約》

項飚《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 浙江村 」的生活史》

武愛民《當前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的形勢分析及對策研究》

黃寧斌《十元錢改變了我的命運》

 

來源    朝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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