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易方興
這些順義媽媽寧可讓孩子們學種地,或者花大錢學其他東西,也不願意讓孩子們刷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覺得這樣雞娃沒有意義。另一方面,想以這樣的方式不雞娃,需要一些前提,也要付出一些代價。
不雞娃的理由
周曉已經記不清是第幾次被女兒的老師叫到學校。下午4點半,北京朝陽區望京街道的一所小學剛剛放學,女兒的幾個同班同學認出了她,說:「玲玲媽媽,你又來了,玲玲今天又被老師留下了。」
在周曉看來,如果有甚麼事能列入成年人的十大尷尬時刻,那麼被孩子的老師叫去學校訓話絕對能排進前三。她今年44歲,是一家全球500強公司的中層,公司下屬工作出了錯,都是她批評別人,如今站在比自己小十幾歲的老師面前,還要一口一個「老師費心了」。
女兒還是老問題:在學校做不完作業。老師要求學生在學校做完家庭作業,但女兒說「既然是家庭作業,為甚麼不能回家再寫?」因為這件事,周曉幾乎每個星期都會被叫到學校去談話。
周曉把這形容為女兒「小小的反抗」。她跟老師商量過,女兒做作業慢,作業又那麼多,能不能回家以後再做?老師說不行,這樣就跟其他孩子不同了。但為甚麼非要跟其他孩子一樣呢?她很想這麼告訴女兒,你沒有錯,但話到了嘴邊總變成了,「沒辦法,學校就是這樣規定的」。
同樣為作業太多而苦惱的還有徐麗的兒子牛牛,牛牛也在望京讀小學三年級。在北京,三年級是個特殊的時期,因為要進行統考。 「學校和班級之間的成績會進行比較。」為了不讓班上的學生拖後腿,在三年級最後一個月,每個人都要刷卷子,一天做一張。有一回牛牛做了不及格,徐麗拿到卷子一看,這些題孩子是會做的呀,怎麼會錯呢。
牛牛是個敏感的男孩。 「壓力大,他會緊張,反而會出錯。如果讓孩子覺得學習沒有意思,陷入這種循環裡,就沒有太大意思了。」
作業和刷題,只是雞娃這個系統裡很小的一部分。更讓周曉、徐麗這些媽媽們擔心的是雞娃這個系統正試圖讓孩子們「變得越來越相似」。
「就像都要刷題爭排名,大家還要遵守相同的規定。」比如,下課之後要靠右邊走,走廊裡面不能大聲喧嘩,不能奔跑,否則就要罰抄作業。體育課也不能自由地跑跑跳跳,而是一遍遍程式化地做操和鍛煉。課間,老師會留一些課後作業,這樣就方便管理。而且更讓家長痛苦的是,有一部分孩子的作業都需要家長來完成,比如做手工之類。 「你甚至沒法讓孩子自己做,因為孩子做得不好看,輸給其他孩子,就是給班上丟臉。當所有孩子和家長都遵守這些規定,差異化就消失了。」
不遵守規定也會受懲罰。有天晚上睡覺前,牛牛問媽媽,「如果因為某個人的錯誤,老師就懲罰所有人這樣對嗎?」一問才知道,牛牛是被班上一個同學上課說話打擾,結果被連帶著懲罰了。
更讓徐麗警覺的是,在懲罰的措施之下,老師成了孩子心中的絕對權威。每次她的觀點跟學校教的不一樣,牛牛都會說「這是我們老師說的」。
她自己是不迷信權威的。當年從北大畢業之後,她和丈夫第一份工作都是在500強的外企。 「當時公司文化是,鼓勵挑戰權威,你的上司對你來說不是管理者,而是服務者,每個人的想法都應該被尊重。」這個理念一直延續至今,「老師應該是學生的朋友,而不是發號施令的角色」。
更重要的是,幾個媽媽同時發現,孩子回家後的笑容越來越少了。
「如果還在這種體系裡,孩子會很挫敗。周圍的環境裡大家都在拼,你不拼,就會被當成異類。」這些媽媽們想出的辦法,是把孩子送去一所不雞娃的學校。
▲ 圖 / 電視劇《小舍得》截圖
種地才是正經事
這些不想雞娃的媽媽們大多集中在北京的順義區。
劉菲的的兒子蘇陽今年11歲,上四年級,每天放學回家,其他孩子可能還要參加補習班,他已經直奔家裡的菜地了。他最近的興趣是種黃瓜。
他們家住在順義後沙峪的別墅裡,拉開一層餐廳的玻璃門,外面就是自家的院子。院子有70平方米,專門開墾出一半來給兒子種地用。今年夏天,蔬菜們長勢旺盛。幾十顆油麥菜到了可以吃的時候,西紅柿已經坐果,纏繞在架子上的黃色絲瓜花正在盛開。
他種地的興趣是在學校培養起來的。學校的操場上有一片地,會按照二十四節氣,組織學生們種植應季蔬菜,自己種菜自己吃。
「感知真實的世界是人生中的重要一課。」劉菲很認同學校的這個觀點,她覺得自己要培養的不是一個會刷題的孩子,「他的學習能力,應該是出自對這個世界的好奇心和熱愛」。
劉菲出身於湖北一個小縣城,從小到大一步一步考進當地最好的初中、高中,又經過兩次高考,最終上了人大。高中每天除了考試就是刷題,直到她上了大學才面臨「自我」的拷問。印象最深的一次,她大一時參加辯論,討論人生的意義,才覺得自己從小學到高中,「所有的時間都用在怎麼考第一這件事上了」。但是,大學裡優秀的同學太多,她連「考第一「也做不到了。 「我當時就下決心,以後要是有了孩子,不要讓我的孩子再過一遍這樣的人生。」
正是為了滿足這部分「覺醒「後的父母對孩子的教育需求,一些反對雞娃的私立學校誕生了。
蘇陽上的學校就是其中一所。這個學校已經創辦7年,起因是創辦人謝康為自己的孩子找不到一所最合適的學校。她的孩子本來可以上清華附小,也放棄了,因為不願意把孩子培養得「千篇一律」,就自己辦一所。
她辦的學校跟很多學校的授課內容截然不同,比如,孩子們小學三年級才開始學漢語拼音,所有的漢字都從字的起源,比如象形文字開始學起。與此同時,在學校裡還要學紡織、刺繡、種菜,還有影子課,每天要外出量影子的長度,通過影子的長度算出現在的時間。
教室也不同。拿一年級來說,一年級一整個學年都圍繞植物這個主題來教學,光教室裡就擺了幾十種學生們採集回來的植物標本;窗臺上還有學生們種的幾十盆植物,有滿天星、迷迭香、荊芥等等,每個學生都要寫植物生長的觀察記錄。牆壁上,還貼著「春雨驚春清穀天」等二十四節氣的照片,這些也是教學的內容之一。
在這裡,學科類的課程是次要的,認識世界是主要的。課表上,每天只有一節英文課,剩下的是國文經典晨讀課、體能課、思維課,每周三還有半天的「外出學習」時間,會去一些植物園之類。至於音樂欣賞課,聽的是勃拉姆斯《搖籃曲》、貝多芬《小步舞曲》,等等。
教室裡還有一面問題牆,列出了孩子們的問題:玉米為甚麼是黃色的?為甚麼有植物?世界上的物品是根據甚麼來取的名字?
▲ 穀雨前後,北京門頭溝某幼兒園小朋友們種下萵筍苗。圖 / 視覺中國
不雞娃的代價和前提
在北京,想以這樣的方式不雞娃,也是要付出代價的。
首當其沖的代價就是金錢。在順義,私立學校一年的學費普遍都在20萬元以上,還不包括參加各種活動、聚會和餐費之類。以另一所就讀於私立學校的順義媽媽劉荷為例,她給兒子報的馬術夏令營,10天時間就要2萬塊錢。這樣的夏令營,她兒子已經參加了4次。
比起參加奧數等各種培訓班,以這種方式支持孩子的興趣需要強大的經濟實力。為了讓兒子能夠在騎馬這項愛好上有所成績,她在京郊的馬場裡養了兩匹馬,每匹馬每年飼料和管理要花18萬元。
最近他的兒子對騎馬的興趣有所減弱,新的興趣是經商賺錢。一次私立學校組織出國游學,兒子專門帶了一書包的故事書,到了國外租給同學們看,每本書收1塊錢租金。她覺得挺有成就感,因為兒子才12歲,「就已經開始嘗試這麼多的可能性」。
這些順義媽媽寧可讓孩子們學種地,或者花大錢學其他東西,也不願意讓孩子們刷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覺得這樣雞娃沒有意義。
順義後沙峪,號稱是中國「財富濃度」最高的地方之一。根據統計,從機場高速到火沙路,約10公裡的溫榆河北岸別墅帶,聚集了大大小小約14個別墅盤,如果算上距離河岸1公裡左右的別墅盤,更是超過20個。
「我也想過,雞娃拼的是甚麼,我想很多家長拼的是上個好的小學,然後上個好的中學,最後考個好的大學,找個好的工作。那找個好工作的目的是甚麼?是過上好日子。」劉荷說,「對於我們來說,過好日子這事不是已經實現了嗎?我們不用在這個領域拼了,我們首先是要學習如何做一個人。」
一名學校老師說,學校目前有幾十名學生,近一半都是全職媽媽在帶,「你要給孩子持續的關愛和關註,肯定要犧牲自己的時間」。在這樣的家庭裡,夫妻雙方往往都是高學歷、高收入,但為了培養孩子,通常妻子一方會放棄自己的事業。聽起來,這或許是一種犧牲,但其中一個清華畢業的媽媽說:「我不會把我的全部生活寄托在孩子身上,每天孩子上學的時候,我會安排自己的生活,社交、騎馬、做瑜伽,我自己的圈子也很忙的。」
為了不雞娃,謝康也辭掉了外界看起來光鮮的高管職位,拿出積蓄辦學校。學校一年學費定價20萬左右,有人質疑過她學費不便宜,她回答說:「在中國,你就在這個內卷化的社會中,你沒有辦法,只有收入到了這一層的人,才有可能跳出來。」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順義媽媽們追求的「不雞娃」,似乎也是「特權」。
▲ 北京某馬術俱樂部,小會員們正在學習騎馬。圖 / 視覺中國
真能跳出那個筐嗎?
女兒的笑容回來了,這讓周曉覺得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
「孩子的笑容多,是她自信的表現。我們成年人也是一樣,要是沒有自信,也會懷疑這件事我是不是不適合做。」到了新的學校,周曉感觸最深的,是老師承認孩子的差異,並且鼓勵孩子去做自己堅持的一些事情。
「在得知自己要轉學的時候,我女兒還哭了,她說還挺喜歡原來班上的同學,等到了新的學校,遇到了陌生的人、陌生的老師,一開始玲玲處於自我保護或是甚麼,比如說小朋友之間碰了一下椅子,或是拿了一塊橡皮之類的,她會發脾氣大喊大叫。」
讓周曉覺得安慰的是,新學校的老師並沒有第一時間遏制住玲玲,「老師跟我說,要允許孩子有自己的情緒表達,他釋放出這個情緒以後,慢慢找到冷靜下來的方式,正確看待新的環境和新的同學」。
一些改變並不意味著,在不雞娃的路上就會一帆風順。這些家長們不得不踏上另一個新的戰場。這個新戰場充滿不確定性,只能靠摸索和嘗試。
直接的導火索,是孩子作文中的錯別字。劉菲發現已經升入四年級的蘇陽寫作文錯別字太多。他們先學漢字的起源,從象形文字的演變學起,到了三年級才學漢語拼音。同時,他們也不會被要求反複練字,寫字的基本功不行。
這些不雞娃的媽媽們,專門討論過「到底應不應該練字」。劉菲說,自己和孩子父親都是北大、清華畢業的,要面對「孩子的字寫得很難看,錯別字還多」這種尷尬,還是要過自己心裡的那一關。
尷尬的同時,劉菲也為自己孩子作文的立意「感慨」。 「寫作水平比我當年強多了,作文裡有對這個世界的思考。」
這正是她矛盾的一點:一方面,她覺得自己不雞娃,培養出來的孩子有獨立的自我,能夠用自己的眼光認知這個世界,是遠超同齡孩子的;另一方面,寫字的準確率、美觀度,又不如經過反複訓練的的孩子。
劉菲的困惑也是媽媽們的集體困惑。最後她們得出的結論是,獨立的思想和字的美觀只能選一個,因為孩子的時間是有限的,「就看你覺得哪個更重要了」。
她們一致覺得,「獨立的思想」更重要。
只不過,在如今,同行人並不多。 「有時候走這條路,你會覺得孤獨,所以需要一幫家長們報團取暖。」一組數字是,在劉菲的孩子所上的學校裡,初一學生只有7人,初二學生一共只有3人,至於初三——學校還沒有初三學生。他們共同要面對的問題是,未來是讓孩子出國,還是在國內參加高考,或者另有選擇。 「說實話,我不知道。」劉菲說。
這像是一場人生實驗,究竟不雞娃到甚麼程度?該拼的又是甚麼?這些集合到一起,構成了不確定的未來。就連這所不雞娃的校長謝康,面對自己的孩子時,也會遇到類似的困擾。在她家,洗衣機旁邊有一個衣服筐,最近,她的女兒總是不把衣服丟到筐裡。她反複說過多次都沒有用。
後來她問自己:「我為甚麼非要女兒把衣服丟到那個筐裡呢?如果以後女兒長大了,回想起來,自己有一個容許自己把衣服丟到筐外的媽媽,不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嗎?」
▲ 圖 / 電視劇《小歡喜》截圖
来源 每日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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