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亂時期的「流調」

霍亂

文:羅布·鄧恩

1831 年歐洲爆發霍亂時,一名 23 歲的維也納女子染病前後的比較。根據原圖附註, 繪制第二幅圖像時,她染病僅一小時,而圖像完成四小時後她就撒手人寰。

因為新冠疫情常態化, 「與病毒共存」是現如今全球人類共同面對的課題。去逛街、吃飯,都免不了掃碼登記,一旦發現感染者,得益於大數據,「流調」變得簡單迅速。我們已經達成了共識:控制病毒傳播,流調是科學有效的。

追溯到一百多年前,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流調」,為了讓人們相信「流調」的準確性,一個名叫John Snow的醫生,卻花費了好幾年的時間。

以下文字摘選自[美]羅布·鄧恩 著《顯微鏡下的室友》內容有刪減&編輯

01 無處「安放」的糞便

19世紀中葉,被歷史學家稱為「霍亂年代」。

1816年首次霍亂爆發於印度,造成十幾萬亞洲人死亡。1829年霍亂在整個歐洲肆虐,到30年後疫情總體緩和時,從俄羅斯到美國紐約有幾十萬人被奪去生命。1854年,霍亂卷土重來,這一次是全球性的大流行。

霍亂的潛伏期很短,感染者會出現嘔吐、腹瀉等癥狀,如果不加以治療,可能在數小時內因嚴重脫水而死亡。

城市一個個地在霍亂中淪陷,出現了一家人同時被埋葬的慘狀。原本熱熱鬧鬧、人們工作和生活的住宅樓,變成了死氣沉沉的空殼。有些城市的死亡人口超過新生人口。 城市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洗碗池,無數生命順著管道被沖走,化為烏有。

維多利亞時代並非像影視劇中那樣流光溢彩、生機勃勃,事實上,擁有200萬以上人口的倫敦, 到處是污水和糞便、垃圾,有人諷刺倫敦是 「化糞池之城」。

泰晤士河水就是怪物湯(Monster Soup commonly called Thames Water 1828)

 

倫敦的公用下水道起初是用來排放雨水與污水的,普通家庭的使用化糞池,政府嚴禁二者相通,1815年,下水道委員會允許私人下水道與公用下水道相通,一時間,全倫敦的垃圾與糞便都通過下水道排入泰晤士河。更可怕的是,倫敦一部分人的飲用水也取自泰晤士河。

最開始,人們將霍亂的蔓延歸於「瘴氣」。瘴氣理論認為:包括霍亂在內的疾病是由臭氣(瘴氣),特別是夜晚的臭氣引起的。這種理論的荒謬性顯而易見,但人們對臭氣的厭惡不是毫無道理的。這反映出難聞的氣味常常和疾病有關。

演化生物學家們聲稱: 腐臭味與疾病有關,這種觀念從遠古就已經存在,它埋藏於我們的潛意識之中。在人類漫長的演化歷史中,避開那些難聞的氣味,可能確實提高了人類的存活率。對死屍腐臭味的嫌惡,減少了屍身病原體的傳播;對糞便臭味的避讓,減少了糞便中細菌致病的可能。

從這個角度看,瘴氣的概念竟然如此古老,仿佛它原本就存在一樣。不過,隨著城市的發展,難聞的氣味與疾病相關這一說法不再適用了。 城市中處處都是污濁之氣,要遠離臭氣,意味著你要離開城市,而這只有富人才能做到。

02  一塊尿布引起的霍亂

對霍亂真正病因的探索走了幾十年的彎路,科學家和民眾無法認真分析眼前的數據。不過,在19世紀中期的倫敦,終於出現了一位有心之士——約翰·斯諾(John Snow)。

他認為霍亂是由某種「病菌」引起的,它是通過沾染糞便入口,而非通過空氣傳播。他解釋說,盡管糞便有臭味,但病菌本身無味。這一觀點並不被大眾接受,因為它與臭氣理論相矛盾,而且這個說法還十分惡心。

約翰·斯諾(John Snow,1813-1858)

 

1854年,在亨利·懷特海牧師(Reverend Henry Whitehead)的工作的基礎上,斯諾搜集了倫敦蘇荷區(Soho)患病和未患病人口的分布情況, 當時蘇荷區的霍亂疫情尤其嚴重。

最後他發現,所有感染霍亂而死的人,都分布在一塊較大的區域內,他找出了其中的原因。 住在這一區域的人用的都是位於布羅德街(現在的布羅德威克街)水井裡的水。一些沒有飲用這些井水的家庭也有人染上霍亂,但後來人們發現,因為自己的水井也散發出臭氣,他們多多少少都喝了點這口井裡的水。

斯諾繪制了近期霍亂導致的死亡案例分布圖,直觀顯示了霍亂源於布羅德街的水井。

這張是現代人重新繪制的斯諾用於展示 1854 年倫敦蘇荷區霍亂死亡情況的地圖。黑色小長條代表死亡病例,P 代表水井的位置。通過這張地圖,斯諾形象地說明了大部分死者都住在布羅德街水井附近,或從這口水井中獲取飲用水[約翰·麥肯齊(John Mackenzie)仿斯諾原圖所畫的地圖,有修改]

基於這張分布圖,斯諾指出布羅德街水井污染是導致疾病的源頭,只要取下井口的把手(井就無法使用),疫情就會得到控制。

事情果真如他所說,但他說服周圍的人花去了幾年時間。同時,蘇荷區的疫情也自然緩和下來。

用來紀念約翰·斯諾水泵,沒有把手,不遠處是以約翰·斯諾命名的酒吧。

後來,調查表明, 井水被附近廢棄污水坑中一塊陳年尿布所污染了。

幾年後,結核桿菌的發現者、微生物學家羅伯特·科赫(Robert Koch)終於找到了霍亂的元兇——霍亂弧菌。 這種細菌來自印度,19世紀早期隨著貿易被帶到倫敦,繼而被傳播到了全世界。

這幅彩色版畫描繪「約翰牛」(John Bull,統稱英國人)抵抗霍亂侵襲英國,並將霍亂擬人化為印度移民,順帶諷刺 1832 年的《改革法案》。

人們花費了幾十年來尋找重建城市並抵禦污染的辦法。

因為水污染引發了霍亂,倫敦開始從受污染較少的遠處水源取水,再運到城市。

在斯諾的發現為人所熟知後,包括倫敦在內的大城市開始更加積極地處理人類生活垃圾。有些城市甚至開始進行水源處理。

「沉默的強盜」(1858 年)。死神游船於被污染的泰晤士河之上。

1858年發生的倫敦 「大惡臭」(The Great Stink)事件,也終於讓英國人忍無可忍,開始改善下水道系統。被譽為七大工程奇跡之一的倫敦下水道,現在依然發揮著它的作用。

03  城市幹淨,也會得病?

繼斯諾之後,用病例分布圖來反映疾病的擴散成為流行病學專業的常用方法。

一般而言,使用分布圖是為顯示特定病原體出現的時間、地點並推導出原因。雖然分布圖反映的僅僅是相關性,但它有助於流行病學家分析因果關系,分析疾病為何發生、如何發生。

在斯諾醫生發現倫敦霍亂源頭的一百年後——20世紀50年代——一系列新疾病的出現,卻顛覆了我們對流行病傳播的認知。

克羅恩氏病、炎癥性腸炎、哮喘、過敏甚至多發性硬化都在此列,它們影嚮了我們的正常生活,帶來痛苦。所有這些疾病都和某種慢性炎癥有關。但炎癥反應又是如何產生的呢?

這些疾病的歷史太短,不大可能來自基因,而且和倫敦的霍亂疫情一樣,它們具有一定的 地域性。倫敦霍亂的地域性比較特殊,與它不同,這些疾病在公共衞生系統和基礎設施更完善的地區更常見。 一個地區越富裕,人們得這些病的可能性就越大。這和我們從斯諾以來逐漸形成的對「病菌」及其分布的理解是相抵觸的。

為甚麼一個「越幹淨」的城市反而會產生這些疾病?

我們仍可以用斯諾的方法來研究這些疾病的分布圖,分析它們的地域性和其他相關因素。

左:伊爾卡·漢斯基(Ilkka Hanski)右:塔裡·哈赫泰拉(Tari Haahtela)

最開始研究屎殼郎(蜣螂)的生態學家 伊爾卡·漢斯基(Ilkka Hanski)在一次偶然中,把研究領域轉向慢性炎癥性疾病。

2010年,漢斯基聽了芬蘭著名流行病學家 塔裡·哈赫泰拉(Tari Haahtela)做的關於慢性炎癥性疾病的報告。

一系列數據讓漢斯基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從 1950 年以來,這些疾病的發生率每 20 年就翻一番, 在發達國家更明顯。而這一上升過程仍在繼續。例如,過去 20 年, 美國的過敏發生率上升了 50%,哮喘上升了 1/3 ;而隨著不發達國家城建投入的增加,慢性炎癥性疾病的發病率也出現了上升。

1950—2000 年免疫紊亂導致的疾病發病率穩步升高,且至今還在增加(包括多發性硬化、哮喘、克羅恩氏病、1 型糖尿病。資料來源 :《新英格蘭醫學期刊》,作者讓—弗朗索瓦·巴赫,略有修改)

哈赫泰拉認為,這些病不是由病原體引起的,和病菌學說無關,甚至可以說恰恰相反, 人們之所以患病,是因為他們沒有接觸到對人體健康而言不可或缺的生物。

長期關註生物多樣性變化的漢斯基發現,哈赫泰拉顯示的分布圖和曲線圖就像是把他自己要展示的關於古生林和相關的屎殼郎、蝴蝶、鳥類等生物多樣性減少的圖表翻過來。 即生物多樣性減少,慢性炎癥性疾病似乎越來越常見。

而且,在生物多樣性 (特別是人們日常室內生活中接觸的)已經大大減少的發達地區, 這些疾病最為常見。他猜想,或許人們生活中缺失並引發疾病的, 不是一種生物,而是多種生物,缺的是一整個生物系統。

04    少一種蝴蝶,患病幾率會更高

從2003年開始,哈赫泰拉與微生物學家 萊納·馮·赫爾岑(Leena von Hertzen)花了近十年的的時間進行 「卡累利亞計劃」項目

二戰前,位於芬蘭和俄羅斯交界處的卡累利亞是統一地區, 歸芬蘭管轄。戰後,兩國重新劃界,卡累利亞被一分為二。

如今,因為交通事故、酗酒、抽煙或者三者共同作用,俄羅斯的卡累利亞人的壽命要相對短一些,而在芬蘭的卡累利亞人中,這些死亡原因都更少。從大多數方面來看,俄羅斯的卡累利亞人的健康狀況似乎更糟。

但是, 芬蘭的卡累利亞人更容易患上俄羅斯同胞不容易得的病——慢性炎癥性疾病。在芬蘭,哮喘、花粉癥、濕疹和鼻炎的發病率一直是俄羅斯的3-10 倍。但花粉癥和花生過敏在俄羅斯的卡累利亞人當中完全無跡可尋。

芬蘭的卡累利亞人,是全世界日趨龐大的慢性炎癥性疾病患者的縮影。自二戰以來,每一代芬蘭的卡累利亞人都比上一代更容易患炎癥性疾病,他們大多居住在城鎮;而在國境線另一邊,俄羅斯的卡累利亞人住在農邨,幹著農活,患炎癥性疾病的概率幾乎沒有變化。

哈赫泰拉和赫爾岑在嚴密的觀察和對血液中與過敏有關的 IgE 濃度的檢測結果基礎上,他們證明了兩者過敏的發生率確實有差別。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確信芬蘭卡累利亞人的患病,是由於跟環境中的微生物接觸不夠多。

電影《海蒂和爺爺》

隨著漢斯基的加入,他們打通了證據鏈,提出: 外部世界生物多樣性(無論是蝴蝶、植物還是其 他生物)的減少,會引起室內生物多樣性的減少,這會導致人體免疫系統失調,產生大量嗜酸性粒細胞,從而引發慢性炎癥性疾病。

最終,他們選擇了芬蘭的一個地區,以青少年(14-18歲)作為研究對象,驗證了他們的猜想:那些自家後院裡稀有本土植物種類較豐富的青少年,其皮膚上的細菌種類和其他人不同。他們皮膚上的細菌更多樣,尤其是那些和土壤相關的細菌種類更多。這些細菌或許是在孩子們在後院玩耍時附著到皮膚上的,或通過打開的門窗進到室內,在孩子們活動甚至睡覺時附著在身上的。而且,後院稀有本土植物種類較多、皮膚上細菌的種類也較多的孩子患過敏的風險更小,甚至患任何過敏的風險都更小。

電影《蝴蝶》

哈赫泰拉是一個狂熱的蝴蝶愛好者,2009年,他曾專門撰寫過相關論文, 呼籲「保護蝴蝶」,保護周圍的生物多樣性。漢斯基的研究從屎殼郎種群逐步轉向慢性炎癥性疾病,都是基於他對大自然運作方式的癡迷。

為了人類自身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必須保護蝴蝶。蝴蝶的種類越多,意味著微生物也更豐富,而那些還有待研究的有益健康的生物也更多樣。盡管蝴蝶扇動翅膀不會改變天氣,但是蝴蝶的滅絕、蝴蝶和其他生物賴以為生的植物的消失,會導致我們的健康問題。

来源   理想國imagi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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