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維爾:移民政策以及移民的同化

索維爾

按:索維爾(Thomas Sowell,1930-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守派評論家。本文節選自索維爾《移民與文化》(劉學軍 譯)第一章,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版。

移民政策

很少有哪個國家會長期保持一貫的移民政策,在歷史上,只有日本從未改變過其拒收移民的政策。1991年,日本本土有1.24億人口,另外有120萬合法居住的外國人,這個數字不足其本國人口的1%。更重要的是,在這些外國人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來自巴西或其他國家的日本裔移民。另外,還有大概10萬非法移民在日本工作和生活。很少或者幾乎沒有哪個現代化工業國家會像日本那樣拒絕移民,並保持自己民族的一貫性。即便澳大利亞的歷史上出現過「白澳政策」,但是在這個政策之前和之後,澳大利亞都引入很多非白人移民,並且在這個政策實施期間也引入各種各樣的非英國歐洲移民。20世紀晚期,澳大利亞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仍保持相對開放的移民政策的國家。相對於現有人口來說,澳大利亞接收移民的比例是歐洲接收移民的比例的兩到三倍。

多數國家都有不同的政策來定義它們想要接收什麼樣的移民,一些國家還有不同的政策來定義它們在什麼情況下允許什麼樣的人離開。中國和日本都曾經在幾個世紀裡以死亡為代價禁止任何移民行為。英國曾經試圖阻止攜帶工業革命技術的移民到可能成為對手的國家去。在中世紀的歐洲,那些試圖離開自己在法律規定的土地上的農奴將會受到懲罰。有時這種懲罰可能會是殘忍的折磨或肉刑。準備開戰的國家禁止服役年齡的男性移民其他國家。然而,更多的禁令還是針對試圖入境的移民的。有一些禁令簡直令人揪心,比如剛剛逃離死亡風險的難民在國界或碼頭被另一個國家拒絕,承載著從納粹殘害中逃離出來的歐洲猶太難民的船隻在一個又一個港口被拒絕。

我們這裡並不想在政治或道德上評價這些移民政策,我們只想看看這些政策在歷史上是怎樣變化的,而這些變化的起因和結果又是什麼。19世紀很多國家曾經積極招募移民,甚至對移民的旅行和定居進行補貼。而在20世紀,很多歷史上曾經這樣做的國家開始收緊移民政策,有的國家收緊的幅度還非常大,這就是19世紀到20世紀的重要變化之一。而西半球的一些新興國家曾經補貼移民的定居,藉此促進其國內廣闊的未使用土地和自然資源的開發,比如加拿大、阿根廷和巴西。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輸入國並不需要做這些,但是美國的宅地法鼓勵所有要在土地上定居的人,不論是移民還是本地人。

然而,歡迎移民的政策不僅限於邊緣國家。東歐中世紀的統治者通常都很歡迎德國農民,因為這些農民的生產力能夠為他們帶來益處。一方面他們可以通過直接徵稅得益,另一方面他們也希望這些農民的農業生產技能擴散到其他區域的其他農民那裡。18世紀中期,俄國的葉卡捷琳娜二世基於同樣的目的將德國農民引入俄羅斯。奧斯曼帝國為1492年被西班牙驅逐的猶太人提供避難所並不是出於人道主義精神,而是希望這些猶太人能夠從經濟上為帝國做出貢獻,並且在軍事上為帝國帶來先進的技術。事實證明,這兩個預期都是正確的。

並不是所有的移民政策都基於這種對國家利益的理性計算,有些政策僅僅是應對當前公共情緒的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很多對有生產力的群體的驅逐都是這種滿足公共情緒但是損害經濟利益的行為。比如,中世紀的歐洲對猶太人的驅逐,緬甸對印度齊智種姓的驅逐,西班牙對摩里斯科人的驅逐,以及烏干達對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的驅逐。

20世紀,西半球國家對於移民的管控越來越嚴格,這體現了幾個因素的影響。沿海已經完全得到開發,新的土地已經住滿人,繼續沒有限制地移民就會帶來一些問題和危險。因此美國和加拿大開始限定移民的數量和輸出國,拉丁美洲的其他國家也漸漸加入這個陣營。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廣泛失業讓大家不再歡迎更多的來尋找工作的人。

二戰後,對移民的輸出國或民族進行限定的做法陷入了廣泛的爭議。反對者將這些政策與希特勒和納粹德國的種族主義教條相提並論。白澳政策和美國對亞洲移民的嚴格限定都遭到這種批評。澳大利亞在二戰中意識到人口少的劣勢會讓它無法抵禦侵略,所以在戰後積極鼓勵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並且對一些移民進行資助。1965年美國通過一個新的移民法,取消了對亞洲移民的限制。所以亞洲成了美國移民的主要輸出地,而拉丁美洲緊隨其後。20世紀80年代,亞洲移民和拉丁美洲移民構成了這個10年裡到達美國的移民總數的3/4。

移民的同化

除了要了解各種移民原來的文化演化背景,我們也有必要了解這些文化在其中發揮作用的新環境,兩者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特定種族和民族的歷史以及特定國家和文明的歷史,都會影響移民的文化表現。比如,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堅持原來的文化模式,現在生活在他們周圍的人又對他們產生了多大的影響。換言之,他們的命運在多大程度上被這個社會的其他人決定。這類問題的答案意義重大,不僅對於文化研究意義重大,對於世界各國的政策制定同樣意義重大。統計學上的不同往往和精神上的不平等相一致,因此,以一個人群在不同國家裡對自己文化的堅持作為一個經驗性的證據,不僅能夠回答經驗性的問題,而且能夠回答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問題。當我們研究在俄羅斯、巴拉圭、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生活的德國人的歷史時,我們在這些不同的社會里是不是發現了類似的職業規律、生活方式規律或其他規律?這些規律在不同的政治區域內得以保存,它們也能在不同的代際得到保存嗎?如果存在這種情況,我們怎麼解釋這個事實與我們通常的假設的矛盾呢?這個假設就是一個特定國家內部的統計學上的差異反映了這個國家的影響。

雖然我們不應過於極端,將移民的命運歸咎於他們在「社會」上受到的對待,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完全忽略兩者的關係。我們如果想了解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和歷史環境裡,到底是內在的文化模式起作用還是外部的社會和自然環境起作用,就必須對這個歷史時期和歷史環境進行研究。不論是移民文化還是社會甚至自然環境,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會在不同程度上被新的社會文化同化。德國文化相比之下非常頑強,但是蘇格蘭文化很快就會融入美國和澳大利亞的英語文化。而且,即便是一個給定的移民群體,它們要用多長時間才能融入新的群體也取決於它們被周圍文化吸引的程度。

比如19世紀美國的愛爾蘭天主教堂,它們一方面努力同化新的愛爾蘭移民,另一方面努力與來自阿根廷的愛爾蘭移民區分開。移民自有文化模式的頑強性既取決於移民群體自身,也取決於他們所生活的社會。在德國移民遷居俄國、阿根廷或澳大利亞一個世紀之後,德語仍舊是這些移民和他們的子孫的主要溝通語言和教育語言,這種案例並不少見。而德國人在美國的同化程度遠遠大於他們在其他國家的同化程度,原因就是他們認為其他文化不那麼有吸引力。同樣,海外華人更樂於融入美國文化而不是馬來西亞殖民地或後殖民地時代的馬來西亞文化。生活在斐濟的印度人和他們的後裔也並不努力融入斐濟人的生活,哪怕他們的文化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印度文化。

相比之下,19世紀晚期來到美國的印度移民非常快就融入了美國社會,以至人們根本不會意識到他們是不同的族群。雖然到1980年,生活在美國的印度人口已經超過生活在美國的韓國或越南人口。短時間內發生巨大的文化變化的例子要數遷移到美國的東歐和南歐人以及他們的後裔了。在大規模移民的時代,這些人因為受教育程度低和文盲率高而臭名昭著,而且他們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受教育。但是到了1980年,東歐和南歐移民受教育程度達到其他美國人的水平,在需要相當教育水平的專業崗位、技術崗位和管理崗位上,他們工作的比例也達到相當的水平。這說明,這些人在代際教育水平、職業領域和語言上都存在巨大的差異。這些族群的年輕成員有很多人具有不同民族的祖先,這說明不同民族之間通婚的事情很常見。而不同民族的通婚正是民族同化的一個重要指示劑。但是通婚資料不一定就是同化的證據,比如,二戰後有很多愛爾蘭移民娶了澳大利亞公民為妻,但是這些「通婚」資料通常包括很多愛爾蘭人和愛爾蘭裔澳大利亞公民的婚姻。

移民相關的文化交流也不總是單向的。包圍著這些移民的大的社會環境往往會影響這些移民自身的文化,同樣,移民的自身文化常常對他們生活其中的社會產生影響。比如,阿根廷的西班牙語夾雜了很多義大利詞語,這些詞語就是義大利移民帶來的。而美國文化中的幼稚園、聖誕節和漢堡包都來自德國移民。移民對其他人群的文化影響不僅包括直接影響,還包括間接影響。中世紀的馬札爾人入侵者大規模遷移到匈牙利平原,將斯拉夫人生活的廣闊的東歐地區分為兩半。在斯拉夫人分成兩群人之後,他們的文化發展方向也發生了不同的變化。一個重要的例子就是,不同地區的斯拉夫人說著不同的斯拉夫語。

本書接下來的幾章所講的移民群體並不能代表世界上所有的文化模式。但是,它們之間的不同足以為我們提供一些重要的見解,幫助我們理解文化對群體經濟和社會命運的作用。這些人可能生活在自己的祖國,也可能生活在他們移居的不同國家。這些人通常會定居在海外的相同國家,所以他們在這些國家的歷史中的巨大差異會為我們帶來另外一個思考維度,幫助我們理解文化在歷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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