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3元旅店的川南民工:他們的等待通常沒有回應

民工

文:張雅麗   編輯:高心碧   圖片:王子怡

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它真實存在,不必非要隱藏。

黝黑皸裂的皮膚,碩大的指關節托著消瘦的下巴,空洞的目光,在王子怡的鏡頭中,川南青年民工的形象令人難忘。

在第七屆侯登科紀實攝影獎中,王子怡的作品《勞動力市場》獲得提名。王子怡曾是一名中學教師,2007年起,他持續拍攝攀枝花勞動力市場,記錄了大量到此尋找生計的下崗工人、大涼山的彝族人和周邊鄉縣的農民。他們吃著烤洋芋,住著3元一晚的旅店,每日靠雙手的力氣做工度日。

四川是全國社會勞動力最多的內陸大省,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大規模出川務工,吃苦耐勞,樸實樂觀成為了他們的集體形象。攀枝花位於川南,是許多少數民族的聚居地。王子怡記得,2009年左右,這片狹小的廣場上曾擠滿上千人,他們的等待通常沒有回應。 2013年後,在中西部人口回流等趨勢影響下,勞務市場漸漸清冷,一鋪難求的「 三元旅店 」 也倒閉了。

在長達近十年的拍攝過程中,王子怡經歷了四川攀枝花勞動力市場的擁擠與蕭索。

跟著爸爸來打工 2009年12月

以下是王子怡的自述:

一、礦泉水是奢侈品

現在人散了,沒法拍了。

上次去攀枝花渡口大橋勞務市場時,我只轉了一圈,嘆口氣就走了。負二層那十幾家職介所原來特別火爆,現在都快停業了。廣場邊上零星地站一些年紀大的勞工,看上去(無精打采),也是沒什麼指望的樣子。我掛著相機過去,他們就都警惕起來。

這個勞務市場被樓梯連接成三層,頂層廣場是人群聚集的地方,下面兩層有職介所,飯店,旅館,還有長途汽車臨時站點。它緊靠著渡口大橋,在一個五路岔口的交通要道上,與攀鋼的廠區對望。

2009年我來這裡拍攝時,數千勞工擠滿了廣場的空地。涼山的彝族人和攀枝花周邊村鎮上的農民,攀鋼下了崗的工人,都來這裡找工作,討生活。


剛下班又來找活兒的裝修工 2009年12月


招工介紹所內 2010年1月

白天,長途汽車往馬路邊一停,一車一車的男女,扛著編織袋從上面湧下來。他們大多找個角落,把行李往地下一堆,等機會;也有十幾二十歲的小年輕,還沒弄清楚行情,著急忙慌地擠進職介所,花20塊登個記,這幾乎是要背一整天水泥才能掙到的價錢。

中午,人們到馬路邊上的流水攤上買洋芋、苞米充飢。 3塊錢一斤的烤洋芋頗受歡迎,5塊錢一碗的涼麵很少有人吃。在這裡,礦泉水是奢侈品,剛結了工錢的人才會買。人們通常到樓下飯店的水龍頭上,接自來水喝,或者自己拎一寶特瓶來。


攀鋼下崗工人 2010年6月

四五點鐘的時候,人群陸續散去。經濟富裕點的,回到自己的出租屋裡;條件不好的,會被帶到旁邊山坡上的旅店裡,睡大通舖,三塊錢一晚;再沒錢的,就到橋下面,展開鋪蓋睡。

我在當地的一所高中教政治,沒課時就來這裡拍攝,每周少則兩次,多則四五次。直到鏡頭里出現的人越來越少。


蹲在狹小的職介所裡的彝族人 2010年1月


穿西裝的已婚彝族婦女 2010年3月

二、「 像把餌料投進池裡 」

在這裡,每個人都寄希望於自己的雙手,靠力氣謀生。但多數時間裡,他們只能將雙手交叉在胸前,等待。

我能見到招工老闆的次數極少。那輛載著老闆的麵包車在廣場旁的馬路邊停下,只用喊一句,「 八個人! 」 工人們就像魚群一樣湧過去,像把餌料投進池裡。


三名年輕的打工者 2009年12月

幸運的人被挑走,剩下的繼續把手叉在胸前,開始下一天的等待。也有運氣特別好的,被老闆選上,送到新疆等比較遠的工廠裡,一天給兩百,長年不回來。人們都羨慕這種活兒,穩定,不用愁明天。

在這個廣場上,待遇相對可觀的,是有技術又年輕力壯的男人們。年紀稍大的,往往只能去下蠻力,活兒累,錢少。十幾歲的孩子也有很多,胳膊還細細的,眼神怯怯的,多數一整天都不說一句話,蹲在角落裡,照一面就看不見了。


廣場邊緣的一群青年 2010年11月

在距離渡口大橋勞務市場幾站的地方,是竹湖園勞務市場。那裡的打工者更年輕,女孩們可以進城做家政,小伙子們去做餐飲,比體力活輕鬆一些。彝族的女人們最弱勢,她們沒有技能,打扮也不時髦,只能去背水泥。

攀鋼的下崗工人在這裡待得最久。他們成群結隊,大著嗓門扎堆擺龍門陣,天熱的時候,敞開勞保服,露出肚皮。他們要么聊昨晚又只用一碗麵的價格「 快活 」 了,要么聊哪個運氣好的,又找到了二百一天的活兒,沒有人聊起自己的家庭和對明天的擔憂。關於生活的艱難,他們心照不宣。

盯著鏡頭的下崗工人們 2010年6月

習慣蹲在地上的彝族求職者 2010年1月

山里來的彝族人很好辨認,他們習慣蹲著,縮起肩膀,惶恐地打量四周。他們多數穿著廉價西裝,盡量讓自己看起來體面,去做體力活時,那件僅有的西裝很快被油漆潑滿。

在這片廣場上,無論男女老少、彝族還是漢族,都像是等待被挑選的商品。


手上帶有彝族刺青的勞工 2010年6月

三、遇見羅英

遇見羅英的那個中午,我的鏡頭里第一次出現這些勞工的身影。

2007年冬天,我在街上碰見了八個彝族女人,她們迎面過來,有老有少,個個身後都背了個背簍,有半米高。最年長的那個,擤了把鼻涕,差點甩到我身上。就是這一把鼻涕,引起了我的注意。


木質撐桿是彝族勞工婦女用來休息的工具。 2014年8月

羅英吸引了我。她在中間年紀最小,皮膚黝黑粗糙,臉上全是雀斑,我以為起碼有二十多了,結果一問,才15歲,跟我課堂上的學生們差不多大。

她們停在一輛卡車前面,用磚土裝滿身後那隻巨大的背簍,一趟一趟地背,兩個小時才把卡車裝完。中間,有三個人被磚塊割傷,有一個口子很大,需要縫針。她們翻出來準備好的舊衣服,扯下一條就往上裹,動作熟練。幹完這一趟,八個人分一百塊工錢,沒人捨得去醫院。我跑去買了雙氧水和紗布,那紗布裹在她腳上,白得扎眼。

背著背簍的彝族婦女 2010年6月

隔了幾天,找了四趟,我才打聽到羅英家。站在那個廢棄的防空洞前,我不禁疑惑,這地方真的可以住人?

一條細細的地下水溝從洞裡伸出來,洞口釘了一排木頭,那就是門。羅英一家三口住在裡面,房租一個月200塊。收租人在洞口扯了條電線,是這裡唯一的電源。他們的家具只有兩張床,父母一張,羅英一張,擺在走不到頭的隧道裡。吃飯,洗碗,全用洞裡那條溝裡流淌的水。洞裡又黑又潮濕,一見光,蜈蚣在地上爬來爬去。

羅英在防空洞的水溝裡洗碗。 2007年11月

那晚,一菜一湯。幾片肥肉,不超過二兩,加了些從洞口拔來的紅薯藤。湯用從他們老家帶來的干白菜水煮,沒油,只加了一點鹽,我覺得難以下嚥。羅英卻很高興,「 我們今天有肉! 」

飯後已經八點鐘,羅英和她的母親不見踪影。問她父親,才知道娘倆又去幹活了,凌晨三四點回來。羅英的父親則在跟朋友一起喝酒,他每天都要喝一瓶啤酒,那幾乎是羅英搬磚酬勞的三分之一。


打短工的女人 2010年1月

那天我得知,羅英已經被定了「 娃娃親 」 ,男方只有11歲,跟我上小學的女兒一樣大。我告訴她,這不合理,應該去退婚。她並沒有什麼反應,只說那要賠4萬。除了吃飯,幹活兒,她幾乎不說話,看上去甚至有些麻木。被別人決定命運,對她來說,似乎就像受傷後用髒衣服包紮一樣自然。

晚上回了家,我翻看照片,看到她們席地坐在路邊,搬完磚頭的手黑黢黢的,手裡縫著衣服,臉色卻看不出愁苦。我不得不承認,她們需要溫飽,而我在意的是平等,事實上,我們無法達成真正的溝通。


裂開的袖子 2010年1月

四、一米的距離

告別羅英之後,我沒有再介入任何一個拍攝對象的生活。

在將近十年的拍攝中,我的鏡頭離他們不足一米,心理上,卻有意地保持了距離,甚至沒有問過他們的名字。我把相機掛在胸前,經過他們身邊,等他們不經意地看向鏡頭的時候,我就按下快門。我去過兩次「 三元旅店 」 ,拍到過吸毒者和妓女,看到他們,我也本能地感到害怕。

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它真實存在,不必非要隱藏。

抱團取暖 2010年1月

時髦的年輕女工 2010年6月

2014年前後,我又遇見了羅英,她仍然在背水泥,看上去衰老了許多。她的孩子坐在一旁,鼻涕亂糟糟地弄了一臉,她也空不出手來管他。像當年羅英的父親從來沒出現在工地一樣,在這裡,我也沒看到她的丈夫。

這些年來,每次想起這個跟我女兒年紀相當的女孩,想起她粗糙的皮膚,早早被嫁人的命運,看到她的孩子依然陷在同樣的生活軌跡裡,我便陷入迷茫。這些境遇不是我為她拍一組照片,或者給她一些物質的幫助就能改變。我能做到的只是持續記錄,讓更多像我一樣在城市裡生活的人看得見他們。


成群的彝族打工者 2010年1月

抽煙的下崗工人 2010年9月

精心打理過髮型的年輕人 2010年6月

臉熟的打工者饒有興趣地看著鏡頭。 2010年9月

2013年後,招工人數減少,廣場逐漸變得空蕩。 2014年7月

烤洋芋攤 2014年3月

拍攝十年間,勞工的衣著打扮悄然變化。 2017年2月

來源       極晝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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