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耳光那些事兒

 作者：宋石男

前陣子，一記耳光引發輿論熱議。打人者是濟源市市委書記，被打者是該市市政府祕書長，最終，打耳光的書記被免去職務。關於此事，分析者甚眾，無非外來空降幹部與地方實力派之爭、官場站隊與利益糾葛雲雲，差不多也就是這麼些破事了，姑且不談。我們今天要談的，是知識分子之間打耳光的那些事兒。

別看知識分子溫爾文雅，打起耳光來可一點也不輸市委書記。所謂「猩猩之火，可以撩猿」，文人之間因輕衊或異見而燃起的怒火，極可能化文鬥為武鬥。

晚明有個大才子，叫陳子龍，是名妓柳如是一生的靈魂伴侶，不過最後沒能修成正果，柳如是還是嫁給了一代名宿、大她三十幾歲的老頭子錢謙益。

這個大才子陳子龍，有次與另一個才子艾南英，在書齋中辯論朱熹與王陽明的異同，話不投機，陳子龍竟「以手批艾之頰」，也就是打了艾南英一記響亮的耳光。結果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他們都是布衣身分，組織也沒有來調查處理。

打耳光不算厲害的，還有推人下河的！

清代學者汪中，恃才傲物、桀驁不馴，是揚州大才子，有次他與著名公共知識分子洪亮吉——也就是比馬爾薩斯更早撰文討論人口危機的那位——他倆在船上論學，爭辯漢學與宋學的優劣得失，汪中口才不如洪亮吉，性子又急，一冒火，竟將洪亮吉推下江去，幸好舟子救得及時，洪亮吉才沒被淹死。辯論學術而幾乎鬧出人命，真是讓人瞠目結舌。

再如清代兩位版本目錄學名家，黃蕘圃與顧千裡，清代藏書界有句話叫「黃跋顧校」，說的就是這倆哥們。啥意思呢？就是黃蕘圃的書跋與顧千裡的校對，都是版本目錄中第一流的東東，那是一字千金、價值連城。這兩位名聲相當，力氣也相當，他倆也曾因為一件小事而打架，可能是買賣善本鬧了矛盾，那是打得古本翻飛，紙屑四濺，完事後，書齋現場就像拖拉機開過後的廢品收購站。

文人相輕而訴諸武力，在晚清和民國就更為風行了。

戊戌變法之前，由康有為幕後策劃、梁啟超任總主筆的《時務報》，請來章太炎擔任撰述。章太炎為人極狂傲，可以從死掉的學者一直罵到在職的大總統。在時務報館，康派極強勢，自然招來章太炎的強力反彈，加上雙方從學術思想到政治觀點均有分歧，於是就大罵出口。章斥康派為「教匪」，後者則罵章為「陋儒」。罵架升級，竟成打架。康派一群人由梁啟超帶隊到報館，拳擊章太炎；章也不是木頭人，立即動手還擊。在章太炎《自訂年譜》中，只記有打架之事，未說梁啟超親與，也未詳述戰果。金宏達《太炎先生》中則說，梁啟超被章太炎狠抽了一個大嘴巴。喏，您看，耳光又出來了！

鬥毆事件後，章太炎立即離開上海去了杭州。不過，好漢難敵四手，報仇不晚三年。日後《民報》與《新民叢報》論戰，章氏出語極狠，也可部分看作是那次鬥毆的回聲。

章太炎的弟子黃侃，也是個狠角色，不但繼承了老師的小學，也繼承了老師的怒火。那時候，黃侃與詞曲名家吳梅都在中央大學中文系任教，有一天，中文系在一個酒樓聚會，席間，黃侃與吳梅一言不合，遂至激辯。抬槓抬到高潮，黃侃忽然挽起袖子，一記黑砂掌襲向吳梅臉蛋。吳梅反應也不慢，一個淩波微步閃開，嘿，這耳光沒打中。緊接著，吳梅又回敬黃侃一拳，這下子不可收拾了，兩人都起身離席，準備在滿血狀態下PK一場，還好被同事們拉住，沒分出勝負。在《黃侃日記》「癸酉年五月」條下，有此次衝突的記載。

後來這倆還打過一架，起因是在教師休息室搶沙發。當時吳梅端坐沙髮小憩，黃侃進來就發飆，對吳梅大吼：「你個瓜娃子，憑啥子坐這裡？」吳梅答：「憑詞曲。」雙方就又幹起來了，不過都只受了點兒皮肉小傷，不嚴重。依照我的經驗，學者打架多是婆娘架，必殺技是指甲、摟抱和拉拉扯扯。而此後，教務處便把兩人的課錯開日子排，以成牛郎織女隔河相望之勢，好消減摩擦。

黃侃一生好罵，中共首任總書記陳獨秀也被他痛罵過多次。不過陳獨秀似乎對黃侃頗有雅量，1920年陳在武漢高師演講時，還感嘆說：「黃侃學術淵邃，惜不為吾黨用！」啥意思呢？就是黃侃學問真好啊，可惜不為我黨所用……

但不要因此就認為陳獨秀是個好脾氣的總書記，他也喜歡打架。青年時代，陳獨秀與革命黨人吳樾爭奪刺殺晚清五大臣的機會，竟至於扭作一團，滿地打滾。打累了，吳樾問：「捨身一拼與艱難締造，孰易？」陳獨秀答：「自是前者易後者難。」吳樾對曰：「然則，我為易，留其難以待君。」兩人於是不打了，乃作易水之別。後來吳樾在炸彈行刺中當場殞身。

陳獨秀也是毒舌，據說有一次大貶湖北學人，讓「驕傲的湖北人」熊十力聽後「毛髮倒豎」，就此棄武從文，竟成一代新儒家。

熊十力早年曾入陸軍特別學堂習武，參加過武昌起義，任過軍政府參謀，在文心之外，猶裹有武氣。熊十力一生與人打架次數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與詩人廢名之戰。

湯一介《「真人」廢名》一文中記載，當年廢名和熊十力都研究佛學，常為此爭論，鄰居也習慣隔牆聽到兩人的高聲辯論。有一天辯論聲戛然而止，旁人好奇，過去一看，兩人竟打起來了，因為互相卡住對方的脖子，所以都發不出聲音。周作人《懷廢名》一文中也記載了二人打架之事：「一日廢名與熊翁論僧肇，大聲爭論，忽而靜止，則二人已扭打在一處，旋見廢名氣哄哄地走出，但至次日，乃見廢名又來，與熊翁在討論別的問題矣。」如此看來，知識分子打架畢竟比小流氓要強一點兒，皮肉或傷，但感情不傷。

學者伍立楊說：「清末民初的文武之間，距離和分野的痕跡都不大明顯，有的武人文採甚佳；相當數量的文人，也時時葆有武裝行事的氣質……甚至可以說攜有相當分量的暴力傾向。」學者楊國強則發現，在晚清民初的新學家中，「尚武」之風備受推崇。譬如後來做了文學家的周作人，當時在《紹興公報》上專論「軍人之尊貴」，鼓吹「國民尚武之心」；文化人楊集群也在《武學》雜誌上熱烈倡言：「兵乎，兵乎，為立國之本，為文明之標誌。」1905年，湖北新軍在黃陂募兵96人，其中廩生20人，秀才24人。楊國強對此評論說：「這些都是本來的讀書種子。秀才當兵，說明了文武之道此消彼長。由此折射出來的，是新舊代謝之下的價值易位和人心變動。」
如此看來，近現代知識分子喜歡打架，除了個人性格與文人相輕以外，或許也可放在上述背景中考察。

事實上，文人相輕，由來已久。三國時代的曹丕在《典論》中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大概是說，文人相輕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知識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知識分子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牛逼，而文化本是多元的，知識分子各有其擅長的東西，於是就各以所長，去輕視別人所短。

清人尚鎔在《書後》中進一步解說文人相輕的原因，主要有四：「一由相尚殊，一由相習久，一由相越遠，一由相形切。」用今天的話說，「相尚殊」，是審美口味不同而導致見解分歧；「相習久」，是長期廝混而造成輕視心理；「相越遠」，是政見不同而勢如水火；「相形切」，則是心胸狹窄而一味苛責他人。要之，無論相似還是相異，相近還是相遠，文人之間，容易彼此輕視，進而刺痛對方。

1935年6月，魯迅在《再論「文人相輕」》中說：「文人還是人，既然還是人，他心裡就仍然有是非，有愛憎；但又因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愛憎也愈熱烈。從聖賢一直敬到騙子屠夫，從美人香草一直愛到麻風菌的文人，在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見所是和所愛的，他就擁抱，遇見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撥。」不過魯迅與人論戰，基本靠筆，不靠手，即使與林語堂在南雲樓虎視眈眈，還是沒打起來，也算為「文人相輕」保留了非暴力的調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