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張作霖的兒媳婦

張學思

作者:朱洪海       口述:謝學萍      紀錄時間:2017年

1938年9月18日,我到達延安,那年18歲。

延安,就是為了奔生活。

我還不記事,父親就過世,被過繼給親戚。沒幾年,親戚家男人也死了,養母要把我嫁給人家做小老婆。我那時候十三四歲,於是從廣西跑到廣州,到廣東紡織廠打工。

這時候就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謝雪萍,為什麼叫雪萍呢?就是我不在這裡待著了,我要遠走,像浮萍一樣漂泊異鄉,去改變生活、改變命運。

1938年日軍轟炸廣州,把我們工廠給炸了,被炸時我就在工廠裡面。工廠被炸停工了,我沒地方去,到哪去生活呢?

就想起一本進步雜誌,刊登過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招生的廣告。當時國共已經合作抗日了。

我拿著雜誌去一問,說你只要有路費,自己到那以後,又管吃又管住,又管學習。哎喲,我一聽高興死了,就報名了。

當時我們一行去了6個人,先是坐車到武漢、西安。以後就沒車了,只能走路。那時我身著旗袍,腳穿皮鞋,還提著一個藤箱子,腳走得疼得不得了,就這樣一路走到延安。

到延安以後,我被分到抗大二大隊。沒過多久,同去的幾個人因為生活太苦,受不了就走了。我因為沒有其他地方可去,就留下來了。

廣東住板床,延安住窯洞,廣東吃大米,延安吃小米。對那些家庭條件比較好的大學生、大小姐,這個條件很艱苦,對我無所謂,什麼情況都能過。

到1939年八九月份,延安成立了中國女子大學,我們就成了女大的學生,不再是抗大學生。

毛主席、周總理都給我們上過課。因為我不會普通話,聽課都是糊聽。女大的學生聽課,延安的幹部也可以隨便去聽,當時延安單身的幹部很多。

有些是去聽課的,有些就是去找對象了,說白了就這麼回事。

但是像我們這樣的傻瓜,當時不明白這事。

1

有一天,我們班一個叫顧紅的同學問我,說你想不想去新市場?

我說去,星期天去吧,正好我本子沒有了。

我們下了山,剛剛要過延水河的時候,就看見從延安城的北門那邊,跑過來一匹馬,馬上的人穿灰軍裝過來了就跟顧紅招手,說你們上哪去?

顧紅說上新市場去,他倆一問一答的我也沒在意,那個人聽到後騎著馬掉頭就飛奔走了。

到新市場了,我正在那看東西呢,一扭頭,呦,後面有個人牽著匹馬,挺年輕的一個軍人,穿得很整齊。

他在後面一站,也不說話,仔細一看,就是剛才那個騎馬的人。

我那同學一回頭,啊,張昉,叫他一聲,他倆人說上話了。顧紅就介紹,說這是我同學,這是張昉。

我也不知道張昉是誰,就點點頭。

他就問你們幹嘛來啊?我同學一指我,她要買本子。

我要買本子?呵!是她問我去不去,現在變成了我要買本子了。

張昉說不用買,他窯洞裡有的是。我就愣了,怎麼回事啊。再一說我才知道,這個張昉是抗大東干隊的隊長。

我這個同學就說,哎呀,去啊,去啊,他就住在山上。於是不由分說,把我拉上了他的馬,讓我和他一起騎一匹馬,就到他窯洞去了。

他是幹部有一個自己的窯洞,去了也沒事,瞎聊一陣子,拿了倆本子走人了,都不知道怎麼回事。

過了一個星期,我有天從山上下來去吃飯,去食堂的路上必須經過總務處的門口。走到那就看見一個人在門框那翹著腳往山上看,我仔細一看,呦,這不是那天那個姓張的人。

他一看到我就使勁叫我,幹嗎去啊?我說吃飯去啊。他說不要去,咱們出去吃。

那會兒人挺饞的,有飯就吃唄,管他什麼事兒呢,就吃飯去了,就去離學校不遠的一個小飯鋪。他說第一次請你吃飯,你是廣東人愛吃什麼?

吃飯時就要這個要那個,我都不懂。他說,哎,要一個法國麵包。我一聽這名字,什麼叫法國麵包?

不明白,等端上來一看,什麼法國麵包啊,就是饅頭片裹雞蛋炸了一下。

我就笑了,哎喲,這就叫法國麵包?這個挺好做的嘛。

他就開玩笑說,哎,挺好做的?那你天天給我做啊?我一聽這個人怎麼這麼說話呢。吃完飯,我就走了。

第二個星期他還在那等著,還去那吃飯去,這麼一來二去,我說這怎麼一回事啊?不明白了,我就去問我那個同學顧紅,到底啥意思?

顧紅就告訴我了。

原來他去聽大課的時候,就看見我了,跟我說過話,但我愛理不理的。後來他每次聽課都去那裡等我,結果我每次都沒坐固定的位子, 他就再沒等到我。

直到後來他找東北老鄉顧紅問,才知道顧紅就和我住一個窯洞,於是求她幫介紹。那次邀我去新市場,原來是他們設的局。

張昉就是張學思的化名,我和張學思就是這麼認識了,這時候是1940年,我20歲。

2

我對這個張學思印象很好的,覺得他是個挺英俊的人,又很美,又很直,一副非常正派的軍人架勢。

面且人家很誠心,從第一次見面就一直追你下來,你還怎麼說?這麼一來二去就聊出感情了。

直到結婚了我才知道他是張作霖的兒子,以前根本不知道。他給我看他母親從香港來的信,我都沒有回味過來他是誰。

人家都跟我說你知道他是誰嗎?我說我知道他是共產黨員就行了,別的不知道了。

到後來知道了,也不用問了,反正共產黨員一切就交給黨組織,知道不知道沒有什麼區別,所以乾脆就不問。

張學思的母親,是張作霖的四姨太許夫人。人非常能,對大帥府裡的好多事情都是非常反感,從張學思打小起,她不許他沾的,要他學會自立,說張家的產業都是大哥張學良的。

張學思四個同母兄妹,他17歲在老師的介紹下就加入共產黨,後來到了部隊,是周恩來介紹去延安的。他的哥哥姐姐都在國外,母親也去了香港。

以前對大哥張學良的印象不好。張學良其實很孝順,對父親的姨太太們都是媽媽長媽媽短,也很關心弟弟妹妹的成長情況。

西安事變之後,張學良被扣押。張學思去溪口見過他一次。沒有單獨講話的機會,只能用筆寫字交流。張學良告訴他,要抗戰到底,跟著共產黨。

這之後,他覺得大哥還行,不是以前想像中的那種大軍閥。

當時,張學良的不少部下也到了延安。於是根據組織要求,張學思在延安組建了80多人的東干隊,準備打回東北去,隊裡都是東北人。

1940年年中,我和五個女同學也一起調到了東干隊,都是幹部愛人。9月6號下午,張學思叫我和他去見幾個人,這時同去的還有高存信和白竟凡。

吃飯的時候,一個幹部說這次是給你們送行了,也是為你們祝賀了,你們的婚姻中央已經批准了。

飯後在回隊的路上,張、高二人就議論道:組織上已經批准了,我們今晚就正式結婚吧,把事辦了。

說是「辦事」也就把我和白竟凡的被褥分別搬到他們各自的宿舍。當時他們一個是隊長一個是指導員,都有單獨的窯洞。

我們兩位女同志都聽他們的,搬過去就完事了。

到了第二天,隊裡同學聽說我們結婚的消息,都向我們起鬨,說隊長、指導員結婚,不請客怎麼行啊。

乾脆五對新人一起辦理集體婚禮吧。

結婚的地方就是我們東干隊平時出操點名的地方,我們自已動手製作的桌椅圍成一個長方形的大圈。

買了些花生,9月正好是秋天,棗子、海棠,花紅果都熟了,有很多東西都是我們自己種的。還讓炊事班的去買了些豬肉,改善一下伙食。大家都非常高興,一起拉歌、講故事。

婚禮非常儉樸,但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3

1940年9月14號,東干隊從延安出發,準備打回東北。誰知中途卻留在了冀中。

沒有車,全都是步行。第一天剛開始走,走不到幾里就得停一停,累得不行不行了,有腳上起泡的、有走不動的、有掉隊的。

開始那一段路,走得特別特別慢,走不動,什麼洋相都有。都唉聲嘆氣,到冀中多遠呢?也說不明白有多遠,這路怎麼走啊?

剛開始一天走40里、50里,一直走過一個星期,差不多走出來了,那就能走了。

但是一定要有人打前站,燒熱水燙腳,最關鍵的就是到晚上要燙腳,讓血脈運轉一下。

以後就能走到差不多1天100里了,我們後來還走過一天一夜240里的,而且不是一般行軍,是跑啊,敵人在後面追呢。

我這兩條腿現在不能走了,年輕時候能走著呢,沒有馬騎。

張學思有兩匹馬,一匹給病號了,一匹就他自己用。後來這兩匹馬都給隊員用了。有個很胖的女同志,走不動,走走就不行了,就給她一直騎著。

我沒騎過,還挺給我們老張長臉的,沒給他添過麻煩,一路上有時候還幫大家燒水呢。

我們是9月走的,走到十一二月,一到晉察冀就遇著敵人大「掃蕩」,敵人第一次實行「三光政策」。

我們天天白天行軍,晚上休息。跟敵人轉圈,敵人到東我們到西,他們到西我們再到東。

到了12月「掃蕩」基本結束,這時候中央來電報了,在冀中就地分配,不讓去東北了。

為什麼呢?當時日本人對東北控制得很厲害,過去了生存很困難,也活動不了。

分配工作時,男的全部分配到司令部,女的分配到政治部或者是衛生部。張學思被分配到司令部參謀處當參謀處處長,我和張學思這就分開了。

我和白竟凡兩個女同志,在路上就懷孕了,所以這一路非常慘。

4

女同志懷孕走路你說慘不慘,又不能吃又累得要命,一聞著什麼都吐。

而且那會兒還沒有油,都是吃羊油,還是山羊的,特別特別的膻,那個膻啊,一聞到就吐,難受極了。

路上全是沙子,非常難走,走一步好像要退回來一樣,而且又懷孕幾個月了,走得特別難,簡直要一步一哭的。

戰爭時代的女同志,特別是懷孕的女同志,非常痛苦,什麼都沒有不算,你自己吃的苦也不算、主要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敵人就來了。

一說有情況了,一律立馬都上山,得隱蔽起來。就在野地裡面,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生孩子,所以特別痛苦、特別困難。

第一個小孩生下來不到二十天,因為敵人來了有情況要轉移,就得過河,那個水很涼,所以我也是一身病,沒辦法。

大夫就給開了剪子。當時麻藥也沒有,動剪子就剪,非常疼,最後總算把孩子弄出來了。孩子能生出來算是很幸運,他要是橫個腿、弄個胳膊就更麻煩了。生完孩子以後,沒有三天,就又跑。

以後就把孩子托給老鄉了,等過了一年再回去一看,孩子沒有了,老鄉沒有了,那個村也沒有了,叫敵人全給燒了,「三光政策」嘛,燒光搶光殺光。

所以我的第一個孩子叫敵人給殺了,這是1941年。所以後來我對日本人的恨,很長時間都過不來。

我們有個女幹部,她有對雙胞胎男孩,幾個月大,那天就遇到敵情,敵人進村了,沒辦法,大人出去躲了,孩子在炕上。

等敵人走了,回來了一看,孩子被劈了,煮到鍋裡去了。媽回來看到差點死了。

遭遇敵人的情況經常發生,敵人到跟前了,哨兵已經跟敵人接觸上,槍響了才知道。

那次是我們在山坡上休息,敵人老遠都知道我們在這個地方了,我們連望遠鏡都沒有,附近情況也不了解。

敵人一個隊過來了,等看見了就到跟前了,下邊的哨兵與日本鬼子接上火了。

當時是兩座山,我們要鑽山才能隱蔽,從這邊山轉到那邊山,必須經過一條小路,敵人跑得快,很快就封了那條小路。

要過路就非常危險,我和白竟凡就坐在這邊山坡上的一棵大樹下,聽到下邊槍聲一響我們立刻起來就跑,我們跑得快,很快就上山了。

那機關槍「嗒嗒嗒嗒」,他總是要換子彈吧,就在他間歇的時候,就是「嗒」停的時候,「喇」就過去了。沒過去,第二次「嗒嗒嗒」一打,就倒了。

現在說起來好像是笑話一樣,實際當時就是那麼殘酷,那麼一下子,你過了就過了,過不了就完事。

那種情況下還知道什麼怕?你跑了就是跑了,跑不了就死了。

我們只有手榴彈、只有步槍。那會兒一個人發兩個手榴彈,放腰這兒,一個給敵人,一個給自己。

兩個手榴彈的任務就是這個,只能有兩個手榴彈,多一個還沒有。

沒有想回家的想法,家敵人也在那占著呢,那是全國抗戰啊,沒有什麼安全的地方。那時候腦子特簡單,一門心思打日本。

活著,就是你能逃過這一劫,下面還有希望,接著走。

5

因為沒糧食,冀中有一段很難的時候,反「掃蕩」整天走走走,又沒有吃的又沒有喝的。

有時候用什麼解渴呢,渴得不得了了,就拿地裡的高梁稈、玉米稈嚼吧嚼吧水,那渣子咽不下去,吐了。

沒得吃了,餓得不得了了,揪一個棒子,咬兩口,都是生的,慢慢嚼著,那是實在餓得不行了,真是沒招了。

有時候餓了挺難受,但是渴了比餓了還難受,各種滋味我都挨過。

有一次我們轉移,臨出發了領這一天的口糧,我就領到一個玉米粒。一個玉米粒怎麼吃啊,餓了只能含著,還不敢咽。

我懷孕時吃的那東西,現在想都不敢想,蔓菁,長得像蘿蔔似的,但是它那味很嗆,用羊油炒蔓菁,那個難吃啊簡直沒法說,特別特別難吃。

行軍的時候,背一張被子,手榴彈兩個,再就是一個乾糧袋。

裝乾糧的時候裡面是什麼東西呢?炒麵。有時候是磨的小米炒麵,再好是白面炒麵。到時候有點水和裡頭吃了。

有時候行軍,一個星期根本生不了火,也沒法煮飯,就吃乾糧。

你背著糧食,但糧食不是歸你自己的,是歸這個集體的。到哪把糧袋都拿出來,走的時候有新糧灌上,一個個都背上。伙夫背得了那麼多糧食嗎?他只能背個鍋。

這些加一起能多少斤哪?起碼有三十來斤。一天走一百來裡。

6

走到平原就更難了。平原沒辦法,他給你封鎖了,那你就等著吧,一鍋煮了。

為什麼有地道呢?為什麼有交通壕呢?沒辦法啊,人要活著,就得想辦法活著,有時到了再沒辦法的時候,就鑽梯田。

什麼叫鑽梯田呢,就是一個梯田,下面掏空了,上面種的莊稼,人從下面鑽進去,外面人把你封死了。

我懷第二個孩子時就是鑽的梯田,鑽了一個反「掃蕩」,敵人要來了我們就進去了。

那裡面能裝幾個人呢,最大的梯田能裝三個人,最多四個人。進去以後不能坐下來,要坐下來就是曲著腿、彎著腰那種,梯田嘛,一梯一梯上去的,上下很矮的嘛,上面種莊稼呢。

在那裡面待著。敵人路過,我們能聽到外面響,他不知道裡面是有人的。

在冀中衛生部的時候,他們就做了好多這樣的梯田,都是為傷兵做的,重傷員動不了,就送梯田裡去。

唉,抗戰的時候,什麼土辦法都想了,還不都是為著活命。你說怎麼辦。吃飯就是乾糧。上廁所那就憋著吧。外面沒什麼動靜了,就摳開石頭出來了。

我告訴你,什麼事,人到什麼時候,他總有辦法。我現在想著沒辦法、絕望了,到時候了全有辦法。

這一進去,那起碼得五六個小時,或者十來個小時。你得聽聽周圍有動靜沒有,敵人要在這叮叮哐哐總有響聲。

我們那兒的梯田離村不太遠,村裡狗叫、貓叫基本聽得見。外面太安靜了,你可別出來,不了解情況。

當時不害怕,現在想想那個日子真不知道怎麼過的,多難,我那時帶著個孩子。

有孩子的很麻煩,不能讓他哭。一哭把奶塞過去,堵他的嘴。實在堵不了就掐死他,都得很下這個心。

那時候都有規矩,孩子哭了,你實在堵不了了,而且外面實在有敵人,你只好把他掐死,都是這麼安排的,做起來非常殘酷。

真要把孩子掐死,怎麼下得去手啊。可是來了敵人真沒辦法,他站到旁邊了,你那孩子真哭了,那你只能下手。

你下不了手別人就遭殃,到時候你就得下手,你把大家都毀了,實際上孩子也得毀了,也不可能讓你活著,所以說戰爭很殘酷的。

我們有一個女同志,剛生完孩子,就遇到敵人「掃蕩」,也進梯田了,孩子沒弄好就死了。死了怎麼辦,就扔到溝裡去了,半夜狼就來了,叨那孩子來了,嚎的聲音那個慘哪。

狼的叫聲聽得非常慘,嗷敷叫,我們那個同志哭得不得了,你有什麼辦法。

7

翼中大掃蕩非常艱苦,我印象最深的是掌史戰鬥。

我看有一些回憶錄裡面他們記得很清楚,哪天哪個時辰,到的哪個地兒,但是我確實不記得了。

但有一個地兒,我還記得,因為我在平原裡面轉來轉去,就參加這次戰鬥了。後來中央也認可這是一個比較突出的戰例。

因為什麼那一仗我記得呢?因為那次我掉到溝裡去了,受傷了,起不來。

我們走路的時候都不能走上面的路,是走路邊挖下去的交通壕就是走地下。

因為我帶著民運部的章,所以就規定我可以有匹馬,經常是強行軍啊,機關裡沒有別的女同志,就我一個。

那天晚上轉了那麼一夜。轉到天快亮、大概三四點鐘的時候,我騎的這個馬,走著走著突然從壕底下跳上來了,一下子把我摔得好遠,摔了個半死。

那會年輕啊,二十一二歲,自己還能爬起來,他們別人把馬抓回來了。

天亮了,也就是12號了,到了掌史村住下了。走了一夜又摔這麼一下子,進了老鄉家,我倒到炕上就什麼也不知道了,就睡了。

我倒在炕上一下什麼也不知道了,那炮咣當咣當老打進來,牆上的灰都震下來了,我也不醒。

他們兩個就奇怪,這炮都打到跟前了她還不醒?其實他們也不知道我還摔了一下,因為我也沒說。摔都摔得半死了嘛,還知道什麼事。

到晚上突圍了,人家就說了,你們這路從這突圍,前面有個溝,溝上過去就是平地,突圍出去在什麼地方集合,都說好了。

三個人小組,互相幫助,因為白天打仗看不清楚地形,晚上突圍時有溝有坎的,三個人可以互相幫助一下。

誰知道掌史村的溝一下子就下去得很深,晚上稀裡糊塗地走,我這一腳踩下去就不知道了。

我摔下去後肯定是暈了,可能就掉在邊上,那人就一個挨一個叭叭全都下來,人家身體好的個子又高的,下去以後能起來,三步兩步就跑到前面那個口從那上頭出去了。

過去了多少人也不知道,等我醒來爬起來一看,什麼都沒有了,人家全跑光了。

就看著人乒乒乓乓地打槍,不知道哪是方向,打多久了也不知道,不時有敵人打的照明燈,可就是不知道別人都哪去了。

看對面好像有豁口似的,讓人走得已經有點斜著了,那就往對面走吧,我也跟著上去了。

上去一看完了,茫茫一片也不知道哪是哪,找人找不著,不過後來向遠處看去,哦,在月亮的照耀下,前面天上有堆土飄著,肯定是很多人往前面走,路上塵土飄起來。

學過軍事的都會看風向,一看就知道這人是往哪個方向走。當時你沒別的辦法,琢磨吧。

唉,那我就看著這堆土跟著跑,跑了好久,路也不是正經路,坑坑窪窪的惹人煩。走到一個樹林子裡,人家正在那裡集合查人數,査說丟了一個,把我丟了。

那時候丟了人是很平常的事,等我找著了我那個隊,人家說正往上報把你丟了呢。

這個事我從來沒給張學思講過,反正我也找回來了。

8

在冀中,睡覺時是不脫衣服不脫鞋,一有情況起身就走,情況嚴重時甚至不解背包、不進村莊、不進房屋。

在太行山區,大家終於不用三天兩頭轉移,甚至一天轉移幾個地方,也可以脫光衣服、蓋上被子睡覺了。

調到平西後,安排我做審查委員會的祕書工作,負責審查帳目,怎麼審查自己都鬧不明白,反正給你個工作你就做吧,連帶孩子帶工作。

我和張學思經常是分開的,結婚了還是各人做各人的事,各有各的單位,結婚歸結婚,生活歸生活,能夠碰到一起就在一起了,一轉就不知道轉哪去了。

打仗就是這樣,你白天還在這呢,沒準晚上人沒有了呢,戰爭啊。

但是一見面就有孩子,這才倒楣呢,非常倒楣,就恨自已這是怎麼回事。那會兒還不懂得什麼叫避孕,現在咱們有的是辦法,過去不明白。

我倆經常在一塊是從平西開始的,雖然在一塊,也都在一個司令部裡面,但是他呢,經常在外面打仗。

那個時候,他經常領人打碉堡啊。

打仗的事他很少說,他回來了就說好或者不好,繳獲了什麼戰利品。

我在平西沒有遇到遭遇戰,我們到了平西以後,我基本上不跟部隊走了,在平西的機關工作帶著孩子,都是住在比較偏僻的地方。

一有情況我們就鑽山溝,上山了,躲開敵人。敵人要到這來了,我們老早以前就跑掉了。敵人把這地方占了,就再往遠了走。

機關一下令家屬鑽山,全鑽山了。事先山上都有一些預防,像存的糧食了,日用東西了,存的咸鹽啦,老早以前後勤給你安排好啦。

那時候吃咸鹽最要緊,沒有鹽吃。

平西比冀中好多了,那有山哪,有山就可以藏起來,在山裡最好辦,敵人怎麼多也占不了所有的山,山連山,你封鎖得了嗎?敵人也沒什麼辦法,所以山地比平原好在這。

冀中的武工隊,不是打仗的組織,是專門做開闢工作的,但是它有武裝,所以叫武裝工作隊。

遇著情況就打,一般就是發動群眾,教育群眾,或者收集公糧啊,做這些工作。做政治宣傳工作比較多,講講政策啊,有些老百姓不知道共產黨什麼政策啊。

張學思不會給我講打仗的那種殘酷,講了讓我多操心啊,他不講,要難了就告訴我很難打。

說一千道一萬,人家就是武器比你厲害,你想怎麼打,只有手榴彈頂什麼用啊,就是土炮也不頂用。人家是機關槍,「突」一下你們什麼都沒有了。

我打過槍,但不是打得太准。步槍也用過,手槍也用過。

我前面倆孩子都沒了,頭一個叫敵人給搶光殺光燒光了。第二個得了小兒肺炎,沒有藥死了,非常可惜。也是個女孩,很漂亮,她那眼睛太漂亮了。

那老百姓一看就說你這孩子活不成了,我不相信,結果後來真是活不成,一歲多吧。那時也不懂,要是現在的話呢,可以吃點芥子,用點蘿蔔槳水,給她弄弄。

兩個孩子,一個是1941年生的,一個1943年生的,兩個都沒有了。所以戰爭時代的女同志,她們是很慘的。

到1945年「8·15」那天,已經半夜了,高鵬先到院裡喊:「哎喲,大家起來起來。」

大家睡得糊裡糊塗的,半夜呢,什麼事呀,以為敵情來啦,立馬起來。那都習慣了,反正有敵情立馬就轉移了,以為敵人圍圈來了。

大家起來起來,大家起來,好消息好消息!什麼好消息?說日本投降了!

「哇——」大家之間鬧啊。

9

就這樣,我們這才到了瀋陽,張學思的老家。

張學思是先到的,他一到就是接了遼寧的省主席職務,非常忙。我臭哄哄到瀋陽時,他穿著西裝、戴著禮帽,都快不認識了。

沒多久,國民黨就打過來。我們就從瀋陽撤出去了。

謝雪萍和孩子在一起

1949年了,我又有了一個孩子,這個是老三。生完不久,正好這時重慶艦起義,這是國民黨最大的一個軍艦。

我也不知道怎麼想的,忽然間就跟學思說,哎喲,將來別給你調那,幹這個海軍去。當時倆人隨口一說,後來他成了海軍參謀長。

1955年授銜他少將的時候,我當時在念書。33歲,重新從中學讀起,之前文化基礎太差呀。

要授予他少將的事我根本不知道,那天我們吃早飯,七點鐘聽廣播、都是拿著碗一邊吃飯一邊聽廣播,一聽,呦,張學思評上少將了,大家的眼晴瞪著我,我也覺得挺奇怪的。

到了「文革」,一大批人倒了,不知怎麼就把他攪進去了。到死也不知是什麼罪名。

那天一大早,早晨四點來電話,天都沒亮。我們床頭有兩部電話,一部紅色的,那是直接通到海軍的,一部普通的。

紅機子響了,說有急事馬上去開會,平時他們軍務繁忙的時候,就是一個電話就走了。他就立馬起來,趕緊安排司機去開會,結果到了就被扣住了。

等天亮了,一大群人就來了,抄家。我有點蒙了,也談不上蒙,已經見多了。

抄家時把桌上的四節電池也抄走了,我說完了,這就是懷疑他是特務了。那幾節電池是前幾天學思剛買回來的,新的,放在桌上還沒用呢。

張學思被關後不理解,想不通,頂得很厲害,很生氣,一根一根地抽菸。

1970年3月通知我去醫院看他,小女兒和我一起去,女兒都認不出他了,很慘。

醫院不給什麼吃的,只有鹹菜和一點黃豆。我問是怎麼回事,病人不該只吃這些東西。醫生說不能浪費。

張學思去世的時候,大夫給他最後下的結論是極度營養不良,是播散性肺結核。實際上那是把他折磨得夠嗆。

1970年5月29日去世,54歲,他是1916年生人。

要火化了,我去309醫院看他遺體。我圍著他轉圈,轉了半天。以前不能講他。因為我一講就受不了,人整個就要瘋了。今天我向你們講一講吧!

什麼樣子呢?他兩個眼晴半睜著,面頻上留下了兩滴血淚,是血淚呀!口是半張著的,是有話要說的……

我圍著他的遺體轉了好幾圈,轉了半天。我回家後心裡特別難過,無法安睡,一閉眼就是那個形象。兩眼半睜著,面頰上有兩滴血淚!

現在提起來,仍然都很難過。想想他的一生。他一生為什麼?他從沒有為過自已,他一生忠於黨,忠於人民,他也忠於家庭,這點是很難得。

在我來看,我跟他不是很匹配。當時同學裡有人反對,說我配不上他,我也覺得人家說得對。

他是什麼人,我又是什麼人,來撬槓的也大有人在。可是,他從來沒有動過歪心。

我現在已經100歲了,跟我同時代的人,從延安一塊走出來的,沒有幾個活著的了。我要替學思活著,替他看看一生為之奮鬥的事業,正在變成現實。

祖國變化有多大,特別是海軍有了我們自己的航母,這是他做夢都在想的事。

我這一輩子,非常豐富,也非常艱苦,這期間變化太大。命運給你帶到哪,你就走到哪,隨著浪潮發展跟著浪潮走,覺得奮鬥挺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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