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生咳血，女生閉經，軍墾農場強勞動「 後遺症」

文：曹小莉

1969年秋天到了內蒙古軍墾農場之後，突然發現我們這些中學生得自生自滅了。

內蒙古高原白天天氣炎熱，夜晚要穿大衣，在水渠和水塘邊大蚊子嗡嗡亂飛，迎面撲來，我臉上一個包都沒長過的，現在是被蚊子叮的血裡麻花的，埋頭乾活突然覺得不對勁，蟲子喜歡臉上的汗水，成群地襲擊過來，防不勝防，一巴掌下去足有十五隻，一半飛掉，一半屍體。

我這樣下去前途岌岌可危，到時變成麻子怎麼辦？學著別人，用稀釋的「 敵敵畏」殺蟲劑擦在臉上手上，弄得皮膚很難受。

沒有水，也沒有電，住的地方冬天靠燒煤和其他找來的干柴乾草，附近挖了一個大池塘蓄水，用完就要去很遠的地方挑水，只能節約再節約，有一次全連都得了痢疾，因為大家用同一大鍋蒸鍋水洗碗，吃完飯就把飯盒和勺子放在裡面涮涮。冬天缺水，女生們用同一盆水洗臉。很多男生累的咳嗽咳血，磚窯裡塵灰瀰漫，沒有人能戴口罩，那時沒有任何環保意識保健意識，這都是資產階級的東西。

比起以前在北京郊區的農村幫著夏收秋收，這是完全不同的環境。鄉下農民不會用不怕死不怕苦的口號壓迫你，這裡一切軍事化。屯墾戍邊，準備和蘇聯打戰，是我們來此的戰略目的，不是來繡花的。要準備隨時為國捐軀，這點苦算什麼。我們的勞動強度遠遠超過我們年齡承受極限。

第一年剛到，男生燒磚窯，我們打土坯。新年時十幾位男生都開始咳血吐血。我從來沒有經受如此強力勞動，身體自然保護，出現停經，連別的女生每月都能享受的一兩天輕勞動我都不能享受。結果是惡性循環，半年多都是強勞動，直到1970年春天推沙子改造鹽鹼地摔傷住院。

我的心區在勞動中幾次劇痛，心裡對自己說：「 大廈將傾，大廈將傾」，我曾是中學田徑隊主力，又是體校業餘乒乓運動員，體力不算差的，但也支撐不下來了，終於有一天駕著兩百多斤的沙石車在下坡時連人帶車摔到路邊去了，原因是車子太重，直衝下去，我是駕轅的，兩個扶車的女孩沒辦法鬆了手，如若不是少年時期的體育舞蹈田徑訓練，我從沉重的沙石車跳開倒到另一邊，避開大禍，今天我可能會留下殘疾。

連部衛生員為我紮了幾針銀針，並帶領我學習《毛主席語錄》，鼓舞鬥志。應該是活學活用，立竿見影的，可我那不爭氣的腳部立即血腫起來，嚇壞了在場的人。

他們用驢車把我推到團部醫院，當晚沒有外科醫生和設備作檢查，只好住在簡陋寒冷的招待所裡，用止疼片。陪我的副班長哭了起來，我覺得腿好像沒有斷，只是疼了一夜。不能睡覺，還得安慰她，她比我還小一歲。

小腿腕血腫得怕人，第二天醫生看了直搖頭，說扎針簡直是胡鬧，韌帶撕裂，肌肉受傷要立刻住院。醫院裡的病號餐量太少，把我餓得要死，又不好意思說，生病怎能吃那麼多飯。我旁邊的北京女同學是胃出血，慘白的臉和慘白的嘴唇，看著小米粥和軟餅吃不下去，就讓給我。

在團部醫院住院的那幾天，我目睹了兵團的另一面生活圖景，一些穿著嶄新軍裝的文藝宣傳隊員，在團部禮堂演出「 樣板戲」，春風得意，鬥志昂揚，歌聲嘹亮，跳著舉國上下格式一樣的革命舞蹈，活脫脫把文革期間街頭紅衛兵的「 忠字舞」帶上了簡陋的舞台。

還有團裡舉行了一場批鬥流氓的大會，據說北京某個中學來的一對男女，行為不軌。會場上人頭攢動，我瘸著腿也去參加了這場政治學習，遠遠看見幾個低頭受批的男女流氓們，聽著他們的檢查，無非就是下工後在某處私會，被抓了個現行，好像是六九屆的，年齡應該在十六歲左右。

我所在連隊的連長在我們報到第一天，就嚴格規定男女戰士不許單獨見面說話，至少要有三人或以上才能說話，這樣就不會在他眼皮底下「 亂愛」。他說這是軍隊紀律，他就是家長，就是上級，就是領導，代表毛主席來管理我們這些小知識分子。後來知道他不但是現役軍人，還苦大仇深，貧農出身，而且有初小學歷，娶了一個山西太原的1964年下鄉的老知青，生了三個女兒，還在盼望生兒子接家中香火，無論在家在外，都是一切要服從他聽他的。

我們學生來之前，這裡是勞改犯農場，連長已經養成了統治他人的習慣。他還是一個打老婆的硬漢，這些都是其他連隊傳來的，聽了後絕對不能亂說的，弄不好就是反革命謠言，和別人不一樣，他不但自己特別吃苦耐勞，在他手下，一定要帶出鐵打的兵。像這樣「 亂愛」的狗男女，在我們連長的控制下，是不會出現的。這幾個受批的男女學生，據說後來被分開送到很遠的連隊去了。

我們軍墾沉悶之極，學《毛主席語錄》和讀《人民日報》社論，不許讀小說，天天「 一幫一，一對紅」，穿著軍裝，男女生不能接觸，更別說像很多插隊男女知青那樣一起做飯一起幹活了，用連長的話就是，「 男的女的怎麼能在一起，那不’亂愛’了。」 到現在我都沒弄清，他想說新名詞「 戀愛」，還是他壓根就斷定男女一說話就是「 亂愛」。有人糾正說是戀愛，不是「 亂愛」，他眼睛一瞪，斬釘截鐵，沒得到批准沒到年齡，就是「 亂愛」，要絕對禁止，絕對根除！

從醫院裡回到連里，不能出工，閒下來我就一拐一瘸地為同室洗衣裳，得到表揚幹得更歡，要求帶傷出工，最後被評為「 五好戰士」。副班長告訴大家，小曹看起來嬌氣，其實特別堅強，那一整夜，我在衛生所吃了幾次止疼藥也不能睡，她很感動。她的話有些分量，因為已是候補黨員。 （天哪，當年流血犧牲的先烈不知作何感想，什麼也不懂的半文盲們，在僅識幾百個大字的領導下紛紛加入到先鋒隊的行列中。）

我們連長的口號是幾年內要班班有黨員，人人應入團。連長對我教導說：「 小曹呀小曹，你表現得很好，要繼續接受考驗，早日成為共青團員。」

若干年後，在北京和朋友們談起這一類的鼓勵，我們命名為「 青草逗驢」，遠遠地，遠遠地拿著一把青草，逗得驢們奮勇向前向前。到了兵團不久，我們每班都有幾個長期病號，可憐我和一些人從不生病，就總得不到休息。我們天天批判劉少奇「 鍾愛自己」哲學，要「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學河南焦裕祿「 小車不倒只管推」，得了肝癌疼得出冷汗還要堅守戰鬥不下崗。

有一天，某個剛入黨的五大三粗的班長小伙子現身說法，狠批「 私」字一閃念，哭著說毛主席家中死了六位親人，馬上改為是犧牲了六位親人，為什麼我們不能為革命犧牲一點個人安逸？台下出現了一些抽泣，哭聲漸大，不知是誰帶頭喊出口號，「 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最後全體舉手一致通過下個月定作「 紅心獻黨月」，向毛主席老人家宣誓，一個月不休息，超額完成燒磚任務。

我們班的張姓女班長不甘示弱，說男女平等，我們也要去背磚，馬上很多聲音響應，口號聲此起彼伏。結果我就目睹和親歷了背磚上坡進火窯的艱苦勞動，一兩天后被制止了，因為女生摔破了不少的土磚坯，得不償失。

話說這位六九屆的張班長，要是沒有「 文革」發生，可能勉強能上初中，是考不上高中的，字寫得像狗爬，錯別字滿篇，頭腦記憶都很差，小學四年級差點留級，唯一優點就是唯命是從，服從一切上級的命令，隨時向他們報告。她非常享受她的班長稱號，我就不懂怎麼就會有一幫女孩子，口口聲聲班長排長地稱呼著一同乘火車來的同班同學，不才幾個月嗎，怎麼就到了另一個世界。北京哪有這樣的事？這種既無才也無德更無貌的女生，不知仗著什麼馬上就成了連長依靠重點對象，幾十年過後，我看到一張漫畫，武大郎開店，伙計必須比他更矮的心理需求，才恍然大悟。

結果是我們連​​長在師裡成為模範現役軍人領導，幾位知青戰士「 火線入黨」，包括這位念報紙經常念別字的張班長，第一批成為候補共產黨員。 （柬埔寨領導施里馬達，她念成拖里馬達，誰也不敢笑她，憋著不做聲，不願得罪連長的大紅人。）

今天看起來，這種兵團強制性勞動是非常不人道的。多年後，問到兵團戰友，才知很多女孩子都有閉經現象。現在從醫學資料裡讀到，這種情況發生在大饑荒年代，發生在用身體極限拼搏的女運動員身上，發生在集中營極度缺乏營養的女猶太人身上。

三四十年後，我的內蒙古兵團戰友有不少人患病或者死亡，只是五十多歲的年齡，比例遠遠超過去工廠或農村的知青，這和十六、十七、十八歲時所受的超強度的壓力和勞動是息息相關的。比如背磚燒窯的勞動強度，遠遠超過農民的田間勞動，一個個十六歲發育尚未健全的男孩子累得吐血和咳血。可是在革命的名義下，這一切都是他們應該的奉獻，既不能喊苦，更不能歇工。連隊裡動不動就批斗說怪話的小男生，有的長得很矮小，還未發育成熟，看上去只有十四歲。

剛到兵團沒有幾個月，我身邊就有為連隊開山土法自製火藥爆炸而死的，被爆破的冰塊擊中而亡的，還有受了批評想不開自殺的，套用一句今天的話，真是「 震撼」——文化震撼、生活震撼、革命震撼。

最近電話聯繫上一位三十幾年失去聯繫的同班戰友，驚喜之下又是大悲，才得知她患癌正在作化療。我印像中一個一米六七，瘦瘦高高的十六歲花季少女，現在卻終身未婚，生死難卜。

她一聽我的電話就叫了起來，往事歷歷，唏噓不已。她記得我們在油燈下，蠟燭光中渡過的第一個寒冷的塞外冬天。據她講，當年兵團戰友沒有幾個上成大學，她沉重而打趣地講：「 一輩子帶著知識青年的頭銜，我們就是高小未畢業生，半成品，怎麼和後來者競爭，認命吧。」

真想飛回去看看她，我只有淚流滿面。她還不錯，電話中有時抽泣，有時開著北京人的玩笑。我親愛的同時代朋友，祝你早日康復。

要說我自己，還算是幸運的，因為兄妹三人都在外地，媽媽生病，兩年後照顧回了京。我主要是想起連里的男同學，背著磚塊，滿面塵灰，沒有勞動保護，不敢談衛生常識，每天吸進那麼多的煙灰，大部分人是六九屆的，十六歲的年齡。

這個地方原本是勞改農場，解放軍現役軍人管理，他們當時可能沒有意識到中學生的生長需要，完全沿襲治理犯人的那一套方法，同時用《毛澤東語錄》來鼓勵大家拼命幹，爭取入團入黨。

這麼多年過去了，那種場景，還以最深刻，最震撼的感受留在腦海中，一方面草綠色嶄新的軍裝和軍帽使我們很自豪，另一方面勞累吐血的男同學們用瘦弱的軀乾和堅強的意志批判劉少奇的「 活命哲學」，那時誰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妥，覺得這就是革命，這就是光榮。

直到一兩年以後，1970年冬和1971年初，軍隊招兵，明顯開後門，幹部子女紛紛逃離兵團、不辭而別當兵去了，連長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才引起不平。當時連里傳著這樣的帶淚的調侃，他們是「 飛鴿牌」的，我們是「 永久牌」的，這是中國建國後自產的兩種名牌自行車的名字。

每跑掉一個乾部子弟，普通老百姓兒女心中對保衛邊疆、屯墾戍邊的光榮口號就產生一點動搖。

在我走後的幾年，有推薦去大學讀書的，有走後門回城的，軍心大亂。特權和關係從那時就開始腐蝕我們那一代人的心靈，摧毀我們社會平等的夢想。

我們的連長在介紹某個戰士（當年就這麼個稱呼，聽著都可笑）時，一定先介紹他爸爸是乾什麼的，是幾級幹部，是哪年入黨，是哪裡任職，是什麼職務。這在北京是很可笑的，在「 文革」中，爸爸媽媽幹什麼是一個人的身份證，但也沒有這麼沒文化沒水平，在全連大會上一個個點名宣布。我其實不是那麼怕苦怕累，別人能受的，我也能忍受，但我無法忍受這種愚昧作為，這種文盲作風，這種獻媚作法。

我在北京的工廠又經歷了七年另一種生活，那是知青的另一部分生活狀態，起碼遠離了愚昧，靠近了親人，白天受政治桎梏，晚上和家人朋友們還能享受心靈的自由，可以悄悄地閱讀書籍，讓思想忘情地沉浸在中外古今的遨遊中。當年的中國人都過著雙重的生活，在家裡是一套，在外面是另一套，美其名曰：內外有別，其實是人格的扭曲。

精神上的追求使我們漠視生活上的貧困，對未來的夢想讓我們忘卻周邊的限制。但沒有另一段生活能像內蒙古兵團那樣的震撼，它緊緊地窒息著你的人生，奪走你的自由和賴以生存的空間，讓你感到無所不在的一雙毫無人性的眼睛，直透你的靈魂，每天在控制著你的呼吸。

如果有一天，我寫出一部故事，毫無疑問，我必定會寫出我二十歲之前在內蒙古兵團的生活和呼之欲出的幾個人物，在我們「 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時期，這是一批帶有鮮明特色的年輕人，這是一段永銘心頭的夢魘。

作者簡歷
曹小莉，出生1950年代，「 文革」中斷學業，當過農場工人、工廠工人、解說員、英文資料員。 77級畢業後任大學英語教師。 1984年移民加拿大，先進B.C.大學英語翻譯創作系學習，後跟隨葉嘉瑩導師在東亞系碩士班攻讀唐詩宋詞以及其他導師作中詩英譯。溫哥華自由撰稿人，從事工商法律公證契約合同的中英文翻譯，酷愛體育舞蹈。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秘書長，著有自選集《嫁接的樹——從東方到西方》等。

來源   新三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