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出一本書可以連累多少人,你絕對想不到

文: 余少鐳

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初九,江蘇松江府,年過七十的老文人蔡顯捧著自己寫的一本書,顫顫巍巍來到知府衙門投案自首。

松江府即今上海市,管轄華亭縣和婁縣。蔡顯是華亭縣人(即今松江區),生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雍正己酉科中舉時33歲,案發時都71歲了,依然是舉人,說明這38年一直在候補,從未被任命。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文人長時間不被朝廷青睞,自然會產生怨婦心態,滿腹詩書便會變成滿腹牢騷,最終發洩到紙上。蔡顯就是這樣,以“閒漁”為筆名,自費刊刻了七本書,將幾十年的鬱鬱不得志都寫在書裡。案發前兩月,《閒漁閒閒錄》剛由湖州書客(出版商)吳建千刷印了120部,其中20部​​給蔡顯“償抵板價”,用現在的話說,當版費——那時候出書沒錢賺,給20本當版費,就是寫書人的報酬了。

跟現在的很多老幹部自費出書一樣,蔡顯拿到這20部書,第一時間就“分送親友”。

這一分送,就出事了。

據《清代文字獄檔》載:“松江鄉人見其語涉狂悖,且多訐發他人陰私之處,遂投帖公揭欲行舉報。”松江區群眾的眼睛比朝陽區群眾還雪亮,看到蔡顯的書中有敏感內容,唱衰康乾盛世,就在華亭縣街頭貼大字報批鬥蔡顯,號召群眾聯名公開舉報。

真是有什麼樣的皇帝,就有什麼樣的群眾。

蔡顯得知消息,慌了,雖然覺得自己的書“並無不法語句”,還是越想越怕,主動投案。

松江知府鍾光豫接過蔡顯的書,仔細一翻看,立馬發現“書內所載多有不法之語”,即命有關部門將蔡顯全家嚴加看守,然後親自帶上書,趕赴當時的江蘇首府蘇州,向更高一級匯報。

這個時候,剛好兩江總督高晉到蘇州跟江蘇巡撫聯合辦公——管轄江蘇、安徽和江西的兩江總督,可是一品大員,江蘇巡撫也是一省的軍政一把手,權力比今天的省長大多了。這樣的兩位高官,接到下面知府報案,一聽說事關思想罪,立即放下其他政務,將書“逐一詳細檢閱”,又發現“其中詭詐悖逆語句甚多”。事態嚴重,即命松江知府帶人馬趕回,將蔡顯及家屬全部押到蘇州審問;同時查抄蔡家,搜搜看還有沒有“不法書籍”,並查明有沒有黨羽。

專案組成員趕到松江,從獄中提了蔡顯出來,將他家中所有的書籍、印書用的板片打包,並將他的兒子還有書中開列的五位門生、以及為書寫序的兩位文友一起押到蘇州。

人證物證到案,兩江總督和江蘇巡撫親自將板片逐字逐句地摳,遂發現蔡顯所有的書都“語含誹謗,意多悖逆,其餘紕謬之處不堪枚舉”,就是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的內容舉不勝舉。

案情越來越嚴重,兩江總督+江蘇巡撫雙配置都不夠,專案組又加入藩司(民政)、臬司(政法)、糧道(物資)、揚巡道(司法巡視)四位官員,聯合審訊。

悲催的蔡顯,本以為他的書“並無不法語句”,且是主動投案,應該會從輕發落,但他錯了,乾隆治下,思想戰線無小事,聯合專案組將他書中有問題的語句“逐條嚴加鞫訊”,酷刑之下,蔡顯“不能置辯,惟稱草野無知,原有寓意,今天奪其魄,自行敗露,罪該萬死,實無可辭”。

一句話,我腦殘,我活該,我放棄辯護。

人到了這個時候,只求速死。

問題是,這麼大的案子,揪一個主犯怎麼夠,專案組早就懷疑了,這極有可能是有計劃有組織的作案。

從哪裡看出來?專案組發現,蔡顯書中列有負責校對的學生、子侄名單;另有一個叫劉朝棟的學生,給蔡顯講過一件社會新聞,被蔡顯寫成一篇時評,這不是同黨是什麼?兩位給他的書作序的,當然也是同黨;還有,他將得到的20本書送給誰,誰“必亦係同黨”——不是志同道合,他送你書幹嘛?書才20本,珍貴得很。

這些人,全抓起來,“嚴加究訊”。

“究訊”二字看起來輕飄飄,滿清十大酷刑了解一下。

這一審,五位學生都表示太冤了,蔡老師寫逆書,他們見都沒見過,平時偶爾跟老師講些社會新聞,也完全想不到他會寫進書裡。

而給書作序的兩位,一個也是蔡顯學生,叫聞人倓(tán),但他只是給蔡顯的《閒漁剩稿》寫序,這書本身“亦無悖逆之詞”;有問題的那本《閒閒錄》蔡顯也曾送給他,他一看,發現書中“語多狂悖”,趕緊把書送回,並勸老師將書板銷毀。另一位是蔡顯的朋友,叫胡鳴玉,他更冤,當時已八十三歲了,並沒有給蔡顯書作序,完全是蔡顯“自作借名刊刻”,就是自己寫了序,然後署上朋友的名字。

專案組再跟蔡顯對質,蔡顯承認,他自視頗高,寫書時“不屑與人商訂,眾人實不知情”。他這麼幹,是為了顯示自己門生眾多,其實被列名的,有的已經死了,有的是名和號重複列入,純屬為了湊數,他們確實不知情。

至於負責校對的,蔡顯承認,他大兒子才十七歲,字都識不得幾個;他弟弟早死了,根本沒有子嗣,這是當地人都知道的。所以,校對也是他自己負責的。現在他已身患重罪,自知難逃一死,怎麼可能為別人開脫。

蔡顯的供詞,應該是可信的。出書時拉大旗作虎皮,這樣的騷操作現在也很多,只是可憐了那些被列名的。當然,更無辜的,還是那些被他送書的,確認收到的共十三人,也全被抓捕審問。

甚至連幫寄書的快遞小哥,也難逃干係。最後查到那人叫朱駝子,已死,不用受刑,也算因死而逃過一劫了。

至此,案情明朗,專案組最後給出的定刑建議是:主犯蔡顯“身為舉人,享國家太平之福”,居然“存心詭詐,造作逆書,任意謗毀,喪心病狂,罪大惡極”。也就是說,你一個體制內知識分子,享受著國家的好處,不歌功頌德,居然還寫誹謗文章,砍頭都是輕的。所以,應按大逆罪凌遲處死。至於蔡顯長子,年已十七,按律應判斬立決;二兒子和小兒子年紀小,應該跟他的妾還有未出嫁的女兒一起,給官家為奴。而蔡顯的所有財產,包括房屋等,估價拍賣充公,所有書籍及板片全部銷毀。

那些“從犯”呢?學生聞人倓作序的《閒漁剩稿》雖無敏感詞句,但看到老師的《閒閒錄》有問題時,只是勸他銷毀,並沒主動舉報,按知情不報定罪:打一百杖,流放三千里。其他學生實不知情,可無罪釋放。湖州出版商吳建千印了一百本逆書,賣出多少,賣給了什麼人,剩下的在哪裡,現在分別在查,已發告示,讓買書者自首上交。

以上內容出自《高晉等奏查蔡顯呈首審擬折》,上折的時間,是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廿一日,距離蔡主動投案不到半個月,可見特案特辦,效率槓槓的。

奏摺送到乾隆手上,他第一時間批轉刑部,要求盡快處理。刑部的處理意見如何?不得而知,《清代文字獄檔》在本案有個編者註:“本案缺刑部議復一件、議奏一件、供單一件。”但可以猜想,刑部基本是按照專案組的意見批复的,因為乾隆在幾天后,六月初五,又玩了一把皇恩浩蕩的戲碼,下旨詔曰:

蔡顯刊刻書詞恣行怨誹,情罪深屬可惡,第核其情節尚與詆謗肆逆者有間,著從寬改為斬決,伊子蔡必照亦著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也就是說,乾隆將蔡顯案的定性調低了一點,由“詭詐悖逆”改為“恣行怨誹”,沒有了“逆”字,性質不同,所以,千刀萬剮也減刑為一刀咔嚓,並讓他兒子多活幾個月。

此旨一下,可以想像,從主犯蔡顯,到所有被株連的從犯,包括專案組,都鬆了一口氣。

可是,當蔡顯頭上那把刀即將砍下時,同一天,又一道聖旨到了,劇情開始反轉。

反轉並不是要赦免蔡顯的罪,恰恰相反,下從寬諭之後,多疑成性的乾隆不放心,親自將涉案書“細檢各處”,再細摳字眼,這一看,就覺得被兩江總督為首的專案組忽悠了,龍顏大怒。

原來,專案組在將涉案書送呈御覽時,細心將敏感詞句一一標出,所以乾隆一開始只看那些,才作出“恣行怨誹”的定性。可是,當他再細看全書時,就發現了更嚴重的問題:蔡顯在書中提到康熙朝的戴名世文字獄,又提到雍正朝的錢名世文字獄,乾隆認為,這是蔡顯“甘與惡逆之人為伍”;書中還有一些詩句,如“風雨從所好,南北杳難分”等,則明顯是影射、諷刺我皇清,可這些悖逆語句,專案組並沒有標出來。

於是,乾隆遷怒於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明德等,認為這些官員“意存姑息,仍不免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之陋習”,並高屋建瓴地指出,高晉等平時沒有發覺轄區內的思想動向,本來就失責,蔡顯的罪行敗露後,你們又想著“苟且完事”,這麼幹,怎麼能以儆效尤?

來自皇帝的指責,不可謂不嚴重,高晉、明德等人真的嚇尿,立即再上奏摺,先歌頌乾隆“至聖至明,訓示周祥……臣等跪讀之下惶愧無地”。然後承認平日失察,案發後又不夠細心,實在有負聖恩;最後表示,一定要再細審所有相關案犯,並建議乾隆“將臣等交部嚴加議處,以為辦事率忽者戒” 。

其實,乾隆的目的,不外是慣性顯示自己的“聖明”,並敲打官員,讓他們不敢有一絲懈怠。見“嚇雞儆猴”的目的已達到,就又再次上演皇恩浩蕩的戲碼了,在高晉請罪的奏摺上批:“若應議處早交部矣。”

我要是想收拾你們,早將你們交刑部處治了。

這麼一來,這些官員能不怕嗎?能不將任何思想罪的苗頭消滅在萌芽狀態嗎?

此案最後的處理結果是:蔡顯既已聖批斬立決,不宜再改,十七歲的兒子也維持斬監候原判。本來可以無罪釋放的幾位學生,顧及師生之情而不舉報老師,除秀才之名,按知情不報罪杖責一百,再發配新疆伊犁當苦差;所有收到蔡顯贈書的,也按知情不報杖打一百,發配三千里;其中有幾個是不識字的,只是拿書跟蔡顯換書去賣,也被杖打八十;出版商吳建千,判處徒刑。

看到沒有,一本書出問題,寫書的、作序的、印書的、看書的、被列名腰封的、被送書的、幫寄書的,一個都逃不了。包括處理手段不夠狠的官員,也差點栽在此案上。

要是事先知道會這樣,你還敢出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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