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精神病院被大規糢關閉後，許多病人因為無法像正常人那樣找到合適的工作來養活自己，很快變得無家可歸。而且精神病人的疾病，也經常與其他物質依賴同時發生，如吸毒、酗酒或兩者兼而有之。當病人不再由精神病院的護士和醫生負責照顧時，他們常常需要借助於藥物和酒精，來進行自我治療，但這只會惡化他們的病情，使他們更難獲得穩定的收入，並過上相當較好的生活。

不幸的是，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很大的改善。如今，約有20-25%的無家可歸者，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而精神疾病，是單身成年人無家可歸的第三大原因。

一些有破壞或犯罪傾向的人，則鋃鐺入獄

當大型州立精神病院仍在運營時，1880年患有精神疾病的囚犯人數，僅為1%左右。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州立精神病院開始關閉後，這個數字就開始顯著上升。

到20世紀80年代，大約10%的囚犯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2012年，《紐約每日新聞》稱洛杉磯縣監獄是「美國實際上最大的精神病院」，而紐約市的賴克斯島監獄排名第二。

問題是，對於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個人來說，監獄並不是正確的解決辦法。把他們放在那裡，給執法部門帶來了不必要的負擔，因為執法部門沒有接受過處理精神疾病患者的培訓。

嚴重精神病患者的公民權利，可能會受到侵犯

雖然大多數精神疾病患者並非都有暴力傾向，但一些事件的發生，還是導致立法要求他們接受治療。1999年，一名叫安德魯·戈爾茨坦的男子，將肯德拉·韋伯戴爾推到紐約地鐵前，殺害了她。之後，他被確定為當時沒有服用治療精神分裂癥的藥物。

事件發生後，《肯德拉法》生效，據《紐約每日新聞》報道，該法「賦予法院權力，迫使精神疾病患者接受治療，將其作為在社會生活的一種條件。」這項法律允許法官下令精神衞生系統，去治療那些嚴重的精神疾病患者，並有可能也讓這些人獲得心理健康方面的治療。

然而，像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這樣的團體，卻反對《肯德拉法》和類似的法律，因為該法律「違反憲法，擴大了國家可以強迫神經生物學障礙患者，接受違背其意願的治療」。

肯尼迪遇刺後，聯邦政府未能執行精神健康立法

1963年，約翰·肯尼迪簽署了《社區精神健康法案》。其實質上是把照顧精神疾病患者的責任，從州政府轉移到了聯邦政府，而聯邦政府開始依賴社區中心來照顧患者。目的是讓患者留在家中，並通過社區護理繼續參與社會活動，而不是通過大型機構。

這是一個理想主義的計劃，需要聯邦政府進行大量的跟進工作。但由於肯尼迪遇刺發生在他簽署該法案不到一個月之後。所以這個社區項目從未獲得穩定的資金支持，因此人們普遍認為，這項立法是失敗的。

精神病醫生過度推薦社區治療

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精神病學家推動了對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區護理。許多精神科醫生開始意識到，脫離或改革現有的系統可能太過困難，所以以社區為基礎的選擇，似乎是可行的方案。

幾十年後，立法制定者欣然承認該計劃存在許多缺陷。根據美國精神病學協會主席約翰·塔爾博特博士的說法：

當時參與決策的精神科醫生，一定是過度推銷社區治療，因而我們今天的信譽可能因此受損。

立法要求開設社區經營的精神健康中心，但精神科醫生認識到，當地缺乏承擔這一責任的資源，尤其是在州立醫院讓病人迅速出院的情況下。然而，盡管對該項目缺乏信心，官員們還是在1963年通過了《社區精神健康法案》。

現在精神疾病患者的狀況，與19世紀50年代以前相似

直到19世紀50年代，美國的精神疾病患者大多流落街頭或被關進監獄。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建造的設施，為他們中的許多人提供了居住的地方，盡管這套系統遠非理想。

如今，需要治療的美國精神疾病患者的生活條件，往往與19世紀50年代以前驚人地相似，許多人無家可歸或被關進監獄。

圍繞著廢棄精神病院的都市傳說，其中一個變成了現實

當州立精神病院開始關閉時，很多變成了學校或新的醫院，但許多則被廢棄仍未被使用。很快，這些破敗的建築激發了許多都市傳說的產生，比如紐約斯塔頓島的克羅普西的故事。孩子們講述了一個從關閉的威洛布魯克精神病院逃出來的病人，住在大樓下面隧道裡的故事。據說克羅普西會綁架鄰居的孩子。

這些故事有一點真實性。20世紀80年代，斯塔頓島有孩子失蹤。法庭判定威洛布魯克精神病院的一名名叫安德烈·蘭德的前護理員，與幾起綁架案嫌疑很大，其中大多涉及到精神殘疾的兒童。他還在威洛布魯克精神病院周圍的樹林裡，與以前的病人一起露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