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戰場上，戰友陣亡後果有多嚴重？

軍法者，軍事組織規範也。但凡一團體組織，必有上下應對之道、賞罰之道，遠自夏代，便用賞罰激勵人心向戰。雖軍法只在戰前才宣布，時效也僅限於戰時，但畢竟戰爭是生死存亡的搏鬥，不以法相逼，恐難以戰勝。

《司馬法·定爵第三》曰：「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可見軍法的不可或缺。賞、罰是軍法中的兩個重要課題：賞，使人心向戰、所向披靡；罰，使紀律整肅、令行禁止。

戰爭首先是軍事組織的行為，紀律是一切勝利的前提，故而如何以罰肅軍就顯得至關重要。

作戰時，那些被禁止的行為，可以大致歸納為四大類：上戰場不作戰，對領導不服從，在組織不團結，於行為不檢點。不作戰，很早就被列入軍法首要處置的行為。

《甘誓》——「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牧誓》——「爾所弗勖，其於爾躬有戮」，臨戰前不忘提醒下屬：大家要盡力作戰，仗打得好的有獎賞，不想努力作戰的人也沒關系，我就把你殺了。

時代在變，軍法也與時俱進，軍事組織的領導們漸漸地體會到，只禁止不作戰這項行為是不夠的。畢竟組織的目標是要打勝仗，平時還需要做好行為規範、心理建設。

為了從根本上將軍事組織的整體素質提高，各項行為的組織規範開始出現：「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懾，枝柱，遙，煩，肆，崩，緩，是謂戰患。驕驕，懾懾，吟曠，虞懼，事悔，是謂毀折。」一《司馬法口定爵第三》

對於這些作戰時所要避免的問題：不服從命令、不坦誠、不和睦、玩忽職守、多疑、厭倦懶散、畏懼、軍心散漫、頂撞長官、煩悶、太放肆、分崩離析、動作遲緩、驕傲、自危心態、亂抱怨、出爾反爾等，都要盡可能避免。

平日的訓練中，需要制定行為規範，以免打仗時士兵的紀律仍然亂七八糟。到了作戰時，則會有鼓勵軍心的臨時軍法。

「執戮禁顧，噪以先之。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一《司馬法·嚴位第四》

由此可見，對作戰時左顧右盼者要大聲喝令並立斬，然而如果將領發現有人畏敵太甚，則要去關心為何會有這種情形發生，並告訴其求生之道。

從此可知司馬法對於下屬採取的態度與後世的軍法相比，是非常寬大的，探其原因，或許與士兵為貴族出身且人數較少有關。

到了戰國時，徵兵的限制放寬，一般平民、「野人」也都可以參軍，然而這 些人當中的大部分，讀書較少，習慣、風俗也都相異，會來參軍也是被逼無奈。

先天上，這些人的素質比以前的貴族兵更差，但仗仍然得打。所以戰爭之前必須將「提高軍隊素質」當作第一要務，對於士兵的行為要求更多，制定更多的軍法：

「鼓失次者有誅，喧嘩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者有誅。」

「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逾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

「將軍入營，即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尉繚子·將令第十九》

高聲喧嘩者、實施管制時亂跑者、越級者、抗命者、對命令輕慢者、錯失命令者，通通都要處罰。

以前是規範個人有可能危及組織的行為，現在又進一步制定規範，對於可能危及將領威嚴的個人行為都要加以處罰，可見領導者的地位在軍事組織中持續上升。

面對日益增多的兵員，為了能有效管理軍隊，將領們實行了「什伍法」，將五個人分為一組，十人分為一隊。但如果僅僅是分組而已，那就浪費了如此激勵士氣的法令。

什伍法的配套法律：「束伍令」「伍制令」也就與「什伍法」相運而生。《尉 繚子·伍制令第十四》：「伍有幹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

為了使士兵們對於「伍」這種東西產生認同感，在同一伍當中，一個人犯錯，其他人都要受罰連坐。這使同一伍的士兵們平時行為更加戒慎。「束伍令」並不是只有平時才有效力，在戰時仍有效力。

甚至在戰爭時「束伍令」更成了維持戰鬥力最佳的利器：「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亡長得長當之，得長不亡有賞，亡長不得長，身死家殘，複戰得首長，除之。亡將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不得將，坐離地遁逃之法。」 ——《尉繚子·束伍令第十六》

「戰亡伍人，及伍人戰死不得其屍，同伍盡奪其功。得其屍，罪皆赦。」——《尉繚子·兵令下第二十四》

「束伍令」果然是不同凡嚮，將平時的軍隊制度與處罰制度相結合，使得軍營中人人必須監督同一個伍的人，但又必須信任同一個伍的人。戰時的「束伍令」鼓勵各伍士兵必須奮勇殺敵，並且最好不要陣亡，不然就苦了與你並肩作戰的戰友。

因為他們必須要多殺一人來相抵你這個名額，而且他們還要負責把你的屍體給帶回來，如果沒有帶回來，一天的戰鬥幾乎是徒勞。無論如何，「束伍令」的目的就是要你沒命地沖殺敵軍，否則就處刑。

 撰文 | 張巍譯、董哲

節選自知中ZHICHINA

特集書003《孫子兵法指南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