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蘭胖子：我決不陪跪！

有讀者來問我：你怎麼看小崔說假如所謂的方方跪像真的立在某處，他會自費雕一尊自己的像陪方方跪的事兒？我回答：理解小崔，但不會陪跪。讀者問：為什麼？我回答：我為什麼要陪跪？我憑什麼跪？

方方這件事發展到現在這個地步，其實，已經觸及到所有人的底線了。方方的日子每一篇我都讀過，個別文章我甚至讀過兩遍。可以這樣講，方方是一個極其溫和的批評者，她的文章跟我們經常見到的一些人的犀利比起來，可謂是溫和的再都不能溫和了。她記錄苦難，她提出追責，這有問題嗎？沒有。

但為什麼她會遭到如此洶湧的圍攻？其實就只這個社會現在已經不能容忍最溫和的批評的典型事例。方方受到攻擊的重點就是沒有謳歌。而給西方人「遞刀子」的帽子，其內在邏輯則是她的日記可能被客觀上被西方利用。注意：是客觀而不是主觀。如果是主觀那就更是大逆不道了。

說實話，她的遭遇不由得讓我想起《日瓦戈醫生》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蘇聯的愛國者們高呼「猶大——從蘇聯滾出去」的口號，要求將這位作家驅逐出境的往事。歷史就是如此弔詭，方方目前的遭遇跟當年帕斯捷爾納克何其相像？

當年我讀《日瓦戈醫生》的時候，正值我經歷了人生中一次重大的失敗，我一個人從東北來到深圳，在龍崗羅瑞合一個寒冷的出租屋中，讀著這本我從廢品收購站買來的書，作為一個剛剛離婚，經濟窘迫的三十三歲的男人，在那種心境下，拉拉和日瓦戈醫生之間的那種高尚的受到壓抑的愛情，給我一種溫暖。我一直在想：作者不過是在緩慢地書寫那個時代下的愛情與人性，這本書怎麼就成了大逆不道？

其實，現在方方的日記也一樣。她不過是敘述了一下民間疾苦而已，怎麼就變的大逆不道了。我在泰國那段時間，我根本得不到武漢的真實信息，所以，我每天必須看方方的日記。儘管我心裡非常清楚她有很多事不能寫也不敢寫，但是，我還是想從她那種絮絮叨叨中偷窺到一點真實。而這些現在居然成了所謂的「家醜外揚」，這種邏輯其實就是在消滅了尖銳的批評之後，溫和的批評就成了最刺耳的聲音的必然結果。

那天，我看見胡錫進居然說：「你被『打倒』了嗎？你不是都好好的嗎？……你總體上應當算是我們社會每一個時期的幸運兒。」這讓我一下子就想起某人的名言：「你們能活著，已顯出XX的包容。」這內在的邏輯啊簡直是一模一樣啊。

我現在能體會到方方心裡所承受的壓力。那天，她居然說要把稿費捐了，其實也是這種壓力的所致。一個作家，連自己的勞動成果換來的稿費都必須得捐，憑啥啊？其實這就是被逼的，這絕對不是方方高尚，有時候高尚是避免授人以柄的不得已行為。當然，她還是幸運的，可以在海外出版。像我這樣的，《頂級商人3之製造之觴》早已寫完卻不能出版，我能去國外出版嗎？我要是去國外出版，大概率就是傅志彬和熊飛駿的下場。所以，我只能將其束之高閣。或許，這本書永遠都不能與讀者見面。

所以，面對小崔要陪跪的表態，我的回應就是：我絕不陪跪，更不跪。我為什麼不跪？因為我絕不向權力和烏合之眾下跪，如果說未來有一天我必須跪倒，那也是向真理彎下雙膝。可問題是，實際上有絕對的真理嗎？

在這個時代，我們只能單獨地探求真理，只有這樣，才能擺脫那些歪曲真理的人對我們的影響；這個時代，生活的洪流將一切變得渾濁，人們日復一日地被他人的思想所裹挾，被切身的利害所趨使，我們怎麼才能做不到不同流合污？

《日瓦戈醫生》裡有這樣一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深：「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也不能絕望。懷著希望去行動，這是我們遇到不幸時的責任。無所作為的絕望，就是忘記和背棄責任。」所以，無論未來會變成什麼樣，我也不跪。愛咋咋地。